2018年beat365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突出貢獻獎獲得者系列專題:林鋒教授談學術心路

林鋒,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就讀于廈門大學、beat365,獲哲學學士、哲學碩士、哲學博士學位。2008年起,任教于beat365官方网站,曆任講師、副教授、教授。2002年以來,在《光明日報》、《馬克思主義研究》、《馬克思主義與現實》、《學術月刊》、《哲學動态》、《教學與研究》等刊物發表文章六十餘篇。主持國家級或省部級課題多項。獲北京市第十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beat365第十二屆、第十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beat365“黃廷芳—信和青年傑出學者獎 ”等。博士期間,獲beat365研究生“學術十傑”稱号(全校文科組第1名)。

 
 
 

李楠(beat365官方网站訪問學者):林老師,您好。受學院委托,拟對您做一次專訪,請您談談學術研究的曆程及心得,不知是否方便?

 

林鋒:好的。我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我是2008年7月博士畢業,進入beat365官方网站任教的,之前就讀于beat365哲學系。我先後在兩個大學的哲學系讀過書,在廈門大學哲學系度過了本科階段,後來兩次進入beat365哲學系,均師從王東教授,攻讀碩士、博士學位。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在碩士、博士階段确立下來的,一是對馬克思晚年的“人類學筆記”的研究,二是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

在我的碩士階段,王東教授引導我關注并開展對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的研究。我學術生涯中完成的第一個較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就是以“人類學筆記”為研究對象寫成的碩士學位論文。碩士論文題為“馬克思晚年的國家和文明起源筆記新探”,8萬餘字。論文在王東教授的直接指導和啟發下,對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王老師稱之為馬克思的“國家和文明起源筆記”)展開了初步的研究。論文所作的研究,在今天看來,當然隻是初步的、不夠完善的,不過,這卻是我的學術研究的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後來認為,正是在碩士階段最後的幾個月裡,也就是在碩士論文的寫作時期,我開始進入學術的殿堂,對“如何做學問”有了最初的認識。這種認識雖然是初步的,但在我看來,卻是非常珍貴的。我開始意識到,學術研究(比如對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研究)要以強有力的事實、證據為基礎和出發點,依據清楚無誤的事實、證據進行推理,得出結論,而不能脫離事實、證據,依靠抽象的“思辨”來完成學術論證。這一治學理念後來被我自覺地堅持下來,在我的學術研究中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的碩士學位論文不僅論及了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還論及了與之緊密聯系的、晚年恩格斯的一部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值得一提的是,論文對《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的國家起源思想做了仔細的辨析,提出了一個大膽的、與主流見解截然相反的結論:恩格斯并未提出國家起源的“羅馬模式”,所謂的“國家起源三種模式論”不符合恩格斯思想的原意。論文中的相關内容後來經過補充、完善,發表于《教學與研究》2006年第5期。這是我在博士階段獨立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博士階段,我在導師王東教授的指導下,展開了對馬克思“人類學筆記”更具力度和深度的學術研究,發表了一些較有價值的學術論文(部分論文與王東教授合作)。我的博士論文仍以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為對象,不過論文的學術重點及所探讨的具體問題,與碩士論文相比,已有明顯的不同。值得一提的是,兩篇學位論文具體内容的重複率相當低,幾乎可以說是兩篇相對獨立的論文。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近18年來,馬克思的“人類學筆記”一直是我學術思考的重點之一。在“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研究”方面,我累計發表相關論文16篇,其中絕大多數文章由我獨立完成。

我對馬克思早期著作的深入研究,是從2005年開始的。與第一個研究方向不同,這個方向是我自己選擇的。當然,在學術傾向上,我同樣受到王東教授的深刻影響。當時,我對飽受争議、構成學界探讨之熱點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馬克思早期著作予以了高度的關注。為了合理地談論這些著作的是非得失,我深入地鑽研了這些著作。與導師一樣,我對它們作出了基本肯定的評價。從那時起,我通過十餘年的學術努力,試圖糾正以往學界對馬克思早期著作評價過低的傾向,在讀者心目中确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馬克思早期著作的“正面形象”。我為此作了大量學術工作,參與了學界的争鳴,與學界同行進行了學術對話。在“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方面,我出版了相關著作2部,累計發表了20篇相關論文(少數論文與王東教授合作發表)。這些文章在國内産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中10篇文章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複印報刊資料》轉載,1篇論文獲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2篇論文獲beat365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

這兩個研究方向上我所發表的30多篇論文,構成我的學術成果的主體部分。此外,我還在其他學術領域(比如對恩格斯晚年著作的研究、對“文明标志”問題的研究等)發表了若幹文章。2002年以來,我共發表文章60餘篇(少數文章與他人合作發表),其中18篇文章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人大複印報刊資料》轉載。

 

李楠:好的,謝謝。可否介紹一下您的學術代表作及觀點?

 

林鋒:我剛才提到,對馬克思“人類學筆記”及早期著作的研究,構成我最近十多年學術研究的重點。這裡介紹幾部代表作(論文或著作)。

首先是我的兩部專著:《重估馬克思早期六部著作的價值與地位》,beat365出版社2016年版;《重讀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前沿問題新探》,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年版。這兩部著作均是我耗費大量心血寫成的、較有代表性的學術成果。兩部著作有共同的思想主旨,這就是為馬克思早期著作的哲學價值、曆史地位辯護。我明确反對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馬克思早期著作歸入所謂的馬克思“不成熟著作”或“不科學著作”的行列,主張對這些著作的哲學價值、曆史地位進行重新評估和認定,恢複其在馬克思主義史上應有之曆史地位。我認為,對于這些早期著作的曆史地位,既不必過度拔高,亦不可輕易貶低,客觀地說,它們是馬克思發動“哲學革命”、創建“新唯物主義”的思想曆程中取得的首批理論成果,屬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的範疇,這些著作代表了已成為“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馬克思的早期哲學成就、哲學成果。

我發表的學術論文中,有幾篇論文值得一提。其中之一,是題為“異化勞動學說是馬克思異化理論的惟一内容嗎?”(載《人文雜志》2014年第4期)的那篇文章。在該文中,我試圖突破學界對馬克思早期異化理論的片面闡釋,确立對馬克思這一著名理論的系統性闡釋。關于馬克思早期的異化理論,以往我國學界的主流解讀範式,是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勞動學說及其四個規定視為該理論的主要内容,甚至惟一内容。我認為,這種解讀範式過于簡單和狹窄,無法全面展現馬克思早期異化理論的思想體系與豐富内容。實際上,馬克思早期異化理論的思想内容絕不限于《手稿》的異化勞動學說,更不限于異化勞動的上述四規定。它不僅僅是一種經濟異化學說,而是一種廣泛涉及經濟、政治、社會關系、精神等領域的異化理論體系。經濟異化理論隻是其中的一個主要分支,并非全部重要内容。政治異化理論、社會關系異化理論、精神異化理論同樣是馬克思早期異化理論的基本内容。異化勞動學說不過是馬克思早期經濟異化理論的主要内容之一,并非後者的惟一内容。除異化勞動學說外,貨币異化理論同樣構成馬克思早期經濟異化理論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内容。澄清這些事實,有助于全面、準确理解馬克思的早期異化理論及其思想内容,消除長期以來學界的簡單化、片面化理解,還原青年馬克思思想的本來面目。在更早寫成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異化勞動理論的重新解讀》(載《江漢論壇》2012年第2期)一文中,我對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異化勞動學說同樣進行了系統化闡釋,将其闡釋為一個内容豐富、涉及異化勞動的前提、原因、表現形式、後果、曆史形态、是非功過、未來命運、消亡途徑等要點的較為嚴整的理論體系。

我要提到的第三篇文章,其主要内容,是對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勞動觀所作的辨析。相關論文,請參看林鋒:《<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勞動觀辨析》,《學術研究》2015年第2期。此文的主要觀點是: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自由自覺勞動”這一提法有其具體語境,馬克思系在分析人與動物的“生命活動”的差别時,在相對的意義上、有針對性地講勞動的“自由自覺”。“自由自覺勞動”不僅僅是馬克思當時關于人類勞動的一種“理想”,它還是一種“曾在人類史前時期真實存在的具體勞動形式”。《手稿》用其關于人類勞動的“理想”來批判私有制社會中人類勞動的“現狀”,譴責其“非正義性”,這本身并無不妥之處,并不構成所謂的“唯心主義”。還需澄清的是,《手稿》并未對私有制社會的現實勞動進行單純的“道德批判”或作簡單否定,而是采取“一分為二”的辯證科學态度,在批判其“不正義性”的同時,充分肯定其曆史功績。本文被人大複印報刊資料《馬克思列甯主義研究》2015年第4期全文轉載,并辛運地獲得了北京市第十四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獎。

第四、五、六篇文章與我對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研究有關。2008年初,我發表了自己關于晚年馬克思的《<公社土地占有制>一書摘要》(這是馬克思“人類學筆記”中地位最重要的兩個筆記之一,以下簡稱《摘要》)的“主題”的第一篇學術論文(《“柯瓦列夫斯基筆記”主題新探》,載《人文雜志》2008年第1期),提出并詳細論證了一個不同于主流見解的學術觀點:馬克思《摘要》的主題并非探索“東方落後國家的發展道路、未來前景問題”,而是探索“原始社會、文明起源問題”。後來在《再論馬克思“柯瓦列夫斯基筆記”的主題》(載《東南學術》2014年第5期)一文中,我又提出了新的論據,進一步論證了《“柯瓦列夫斯基筆記”主題新探》一文的核心觀點。在《正确界定<<公社土地占有制>一書摘要>的曆史地位》(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6年第6期)一文中,我對學界關于《摘要》的一種值得注意的學術觀點提出了質疑,重申了自己的基本觀點。值得一提的是,對《<公社土地占有制>一書摘要》主題、曆史地位的辨析和認定,是我對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學術研究的重點,上述三篇文章在我的學術成果中占有重要地位。關于“人類學筆記”,我還有數篇較為重要的論文:一是最近發表的《“人類學筆記”與曆史唯物主義及<資本論>的關系》(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5期);二是發表于《江漢論壇》2009年第8期的論文《再論馬克思“人類學筆記”的主題》;三是發表于《東嶽論叢》2010年第1期的論文《馬克思“人類學筆記”曆史地位新界定》。我在圍繞馬克思“人類學筆記”寫成的系列論文中,力圖澄清一個重要事實:“人類學筆記”的主題是探索原始社會、文明起源問題,不應像蘇聯與我國學界的流行解讀範式(筆者稱之為“東方社會解讀範式”)那樣,将這些筆記與馬克思晚年大緻寫于同一時期的一些重要書信、手稿(特别是《給維•伊•查蘇利奇的複信》及其草稿、《給<祖國記事>雜志編輯部的信》等)混為一談,視為一個所謂的“思想整體”,筆記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研究志趣、學術重點。

 

李楠:林老師,您從事了多年的學術研究,對于治學、做學問,您最重要的心得是什麼?

 

林鋒:如果要談最重要的治學心得,那麼,我的回答就是:要做好學問,做出“真學問”來,最基本、最重要的前提是确立正确的學術價值觀。首先要明确,從事學術研究不是為了标新立異、引起學界同行的注意,不是為了達到學術以外的某種功利性目标(比如多發表幾篇文章、确立在人們心目中的權威形象等),而是要探求真理,發現并揭示真相,論證真理,這才是學術工作者的真正目标。沒有對真相、真理的“敬畏”,是絕不會有真正的“學術精神”的,也是做不成、做不好學問的。其次要明确,“真相隻有一個”,要堅定地反對學術研究中的“相對主義”。“相對主義”是學術研究的大敵。相對主義的盛行,意味着學術研究的失敗。須知,任何學術問題都是有“真相”、有“答案”的,不要拿學界學術研究一時的“困境”來論證相對主義的“真理性”。探求并揭示、論證這唯一的“真相”,是學術工作者最重要的職責。其三,要發現并論證這唯一的“真相”,必須從相關的事實、證據出發。學術研究必須建立在可靠的基礎之上,離開事實、證據,學術研究就失去了基礎。我還想強調的是,學術研究者要有高度的學術責任感、極度認真的學術态度。他要明白,他的職責、使命是什麼,為了履行職責、完成使命,他應當怎麼做。在我看來,學術工作者應當牢記,自己的終極使命是發現真相,論證真理,而不是依靠學術研究撈取學術以外的利益。在從事學術研究時,他應當全神貫注、全力以赴。道理非常淺顯,隻有“認真”才能做好學問,隻有“認真”才能解決學術疑難問題。他不但要在思考問題時保持專注性,還要經常認真地、自覺地反思自己過去表達的觀點是否完備或嚴謹,尤其是,是否存在根本性的“謬誤”之處。如果發現自己的觀點錯了,要勇于更正,不要擔憂自己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形象是否因此降低。我還認為,學術工作者不要為了發表文章而發表文章,這種功利心态會毀掉學術研究的質量。文章發表了固然是好事,但不要以為這就是“成功”。學術問題的“真相”未必掌握在這些所謂的“成功者”那裡。從根本上講,學術成果的質量取決于學術工作者是否敬畏學術宗旨,是否按照正确的治學路徑,嚴謹地推理、嚴謹地論證。此外,我贊同不少老一代學者的說法,一個好的學者,文風要樸實,要始終用通俗平實的語言去說明抽象、深奧的道理,這一點我們要向老前輩學習,要認真學習他們的優點,堅決拒斥華而不實、花哨的文風。我還主張,使用任何一個概念,語義要明确,概念内涵要清晰,避免模糊性,這對于學術研究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

 

李楠:林老師,您對自己未來的研究方向有何考慮或設計?

 

林鋒:我有一個遺憾,這就是從事了太久的哲學史研究,而忽略了哲學理論研究,我真正意義上的哲學論文不過兩三篇,哲學著作則根本沒有。哲學工作者當然不能滿足于僅僅诠釋已成為曆史人物的已故哲學家的著作及思想。對于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弄清經典作家的原意,又不能停留于此,要勇于發展馬克思主義。在将來的學術生涯中,我對馬克思哲學史、恩格斯著作的研究還會持續下去,不過,我想在力所能及的時候盡量增加哲學原理研究在我的學術研究中的比重,形成并表達自己的一些哲學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