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19日上午8：30，由beat365官方网站主辦的“PKU-M學者對話會”第五期“生命政治學視角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以網絡視頻會議的方式如期舉辦。

本期學者對話會邀請到了南京大學哲學系藍江教授、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王慶豐教授、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吳冠軍教授和beat365官方网站陳培永研究員擔任主講人，beat365官方网站李旸老師擔任主持人。來自全國各地的老師和同學共300人，通過騰訊會議參加了本次對話會。

生命政治是政治權力直接作用于生物性生命所形成的一種治理技術。這裡的生物性生命與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和政治場合中所理解的生命，尤其是在藝術中所理解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它是醫學的、生命科學這種生物學意義上的。霍布斯按照人類醫學的方式，設定了一種國家醫學，如果說現代醫學的科學性建立在一種有機的組織和器官的組合上，那麼霍布斯的醫生旨在建立國家的解剖學和器官學，讓主權者可以像醫生一樣，采取強力的治療手段讓國家的機體恢複正常。醫生代表着對内的絕對權力，正如暴發疫情時，各個國家（無論何種制度）的封城和社會隔離措施就是一種懸置日常生活權利的絕對權力。巴斯德是微生物學的創始人，他将衛生且有利于防疫的生活習慣樹立為一種新的主體形式，推動了“衛生主體”的出現，這正是福柯的規訓主體的雛形。福柯則集中到不正常的人和正常的人的區分和隔離上，現代治理要保證絕大多數人安全就需要做這種健康者和感染者的區分。生命治理第一個原則是考慮整體安全，不要急于一開始就把生命政治認定為邪惡，而應在仔細研究機制機理之後做出判斷。如今生命政治治理與數字技術已經進行了高度的融合，不僅僅将活生生的生命變成了檔案和數據，也變成了受算法掌控和支配的行動者，将各種可預知的風險降低到了最低，從而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共同體和國家的“安全”和“穩定”。

生命政治是政治權力直接作用于生命，其目的在于規訓出馴順且有用的主體，但同時也把原有的有個性的、獨特的、奇異性的主體化去掉了。在某種意義上，生命政治就是主體化和去主體化相統一的過程。對于中國而言，儒家道德學說中的“修身”具有生命政治學治理術的内涵，并且這個傳統一直延續到現代，可以發展出一種不同于西方的生命政治學概念。對于西方而言，福柯認為人口是生命政治學關注的對象，“人口統計學”代表的統計技術可以對生命進行全方位把握，在今天的數字資本主義社會，它讓我們所有人都不約而同地從赤裸生命變成了透明生命。在新冠疫情下例外狀态的社會治理，西方社會主要采用了自由主義的放任的治理術，在應對新冠疫情時嚴格管控很難實現，無法收到良好的管理的效果。對于中國而言，治理手段背後都有一個集體主義的威權治理在起作用，正是有了這種威權治理在背後做支撐，疫情可以得到迅速管控。我們不能把生命政治學僅僅看做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治理術，它應該具有更高的形而上的價值，我們完全可以發展出類生命意義上的形而上的生命政治學。

各路哲學家們在新冠疫情中的出場并沒有如他們所想象的那麼好，甚至有人說這是哲學的至暗時刻。這場病毒的一個特殊性就在于它改變了我們議程設置、改變了幸存者偏差、甚至改變了整個學術研究，整個社會的官僚制度、等級體系全部失效，我們都面臨着生物性的最底層的平等。古典政治哲學所關注的不是生命政治而是卓越政治，而現代政治哲學已經跟那個時代沒有了關聯，其中的關鍵人物是就是作為文明聚焦點的霍布斯。阿甘本最擔心的正是當年霍布斯開啟的那個後門漏洞：至高的治理權力被賦予了利維坦式國家之後就不知道後者能幹出什麼。從此恐懼就成了生命治理術的核心内容，一切（包括古代的）主權者都在訴諸這種方式，在他的生命政治理論中，主權者的至高權力和神聖人的赤裸生命的共同體的結構在司法秩序之外便不再處于平等的狀态。總之，新冠疫情給生命政治的古今之争帶來了新的視差之見，在後新冠時代、後疫情時代作學問的、做哲學的或者做政治哲的，在作批判分析真的會面臨非常重大的前景。我們能看到有很多的、以前還隐藏在下面的邏輯都在崩塌。我們一直覺得新冠是一個壞消息，但是要有能力将其變成一個好消息。

生命政治是一個現代概念，其基本意涵是政治直接作用于生物性生命，但不一定是形成治理技術而一定是要使人活下來。将“生命政治”僅僅理解為治理技術，很容易使其成為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和政治權力邪惡性批判的範疇。新冠病毒是一個生命政治事件，促成了一種新型生命政治的出場或大行其道。有不同的生命政治事件，新冠病毒隻是一種，還有氣候變化、恐怖主義、暴亂、軍事侵略，還有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這一事件反映出生命政治其實是面對重大曆史事件的被逼無奈的政治行動。生命政治的大行其道，意味着政治或權力（超越經濟發展與民主法律）的大行其道，意味着客觀的、真實的例外狀态的開啟，意味着人類社會進入生物時刻，也意味着科學（尤其是醫學）具有了法律效力和政治效應。在今天，我們迫切需要擺脫“生命政治本身就是惡的”這一假設，努力構建一種建構性的或形而上的生命政治學，這要求我們必須放棄生命政治中存在的幾個設定。第一個是主權者必惡的設定。要認識到生命政治的進步性和無奈性，而不能隻強調政治權力的任意性。第二個是人的精神生命更重要的設定。生物性生命是基礎性的，是不應該以自由、人權之名而否定的。第三個是走向死亡政治的設定。生命政治不一定會走向死亡政治，但要防止生命政治走向死亡政治。第四個是威權政治的設定。如果我們實現了正常狀态下的民主法律秩序，我們就不用擔心進入例外狀态後會完全淪落為一個威權主義、極權主義的國家。

（發言人照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