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鴻君：主張私有制永世長存的人，不應該成為共産黨的一分子
核心要義
在各個時代，都不難找到反映勞動者不滿社會不公、向往美好生活、主張财産公有的思想火花，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馬克思主義認為，私有制導緻社會不公平，要徹底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消滅私有制是必要條件。中國共産黨在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時期，都始終注重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那些主張私有制永世長存的人，不應該成為共産黨的一分子。
消滅私有制才能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但這需要曆史條件——既需要生産力發展的客觀條件，也需要勞動者覺悟的主觀條件。當前中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方面，不僅不能消滅私有經濟，還要創造條件促進私有經濟的大力發展，另一方面，要在限制私有經濟消極後果的同時，特别要着力壯大公有制和國有經濟，才能确保逐步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世界社會主義的一部分。21世紀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要正面回應國際思想界和各國勞動人民對社會公平的渴望，就不能不鮮明地舉起壯大公有制的馬克思主義旗幟。
社會不公平問題，是一個世界範圍内都存在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各個時代各個派别思想家的熱烈探讨。這些思想家從各自的社會立場和理論前提出發，各有觀點，也有卓識。但是，在馬克思主義者和覺悟的勞動人民這裡，是有共識的：私有制導緻了社會不公平問題；緩解社會不公平問題，隻能從限制私有制入手；徹底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消滅私有制是必要條件。
人類進入私有制社會以來，總是剝削者不勞而獲，勞動者勞而不獲，于是社會不公平問題揮之不去。在各個時代，都不難找到反映勞動者不滿社會不公、向往美好生活、主張财産公有的思想火花，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中國古代有“大同社會”的理想：“大同”有消滅差别的意思，也包括通過消滅财産差别來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的思想傾向。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都實行主要生産資料即土地的私有制，這是導緻貧富差别反複擴大、農民一再起義以至社會動亂的經濟根源，也使得“大同社會”的古老理想曆經千年而薪火相傳。歐洲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出現之前，也有悠久的社會主義傳統。早期的空想社會主義者，例如莫爾、康帕内拉、摩萊裡、馬布利，都将私有制看作産生社會不公平問題的原因，同時也都将廢除私有制看作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的根本出路。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這三位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人物，同樣把當時嚴重的社會不公平問題歸因于私有制所造成的巨大社會差别。中西方思想史各有特色，但在私有制與社會不公平之間的關系問題上，卻表現出了相似的思路。這并不是巧合——這是與中西方都經曆了漫長的私有制社會聯系在一起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裡說：“共産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後來他們又把社會主義經濟改造的公式概括為一句話：生産資料歸社會占有。馬克思稱這種所有制為“社會所有制”。恩格斯對社會所有制的表述是：“使整個社會直接占有一切生産資料——土地、鐵路、礦山、機器等等，讓它們供全體和為了全體的利益而共同使用。” [1]通過消滅私有制實行公有制來建設一個公平的社會，這個結論他們始終堅持。他們和以前思想家的區别，不在于要不要消滅私有制，而在于如何消滅私有制：過去的思想家總是借助倫理的力量，他們卻借助于科學和技術發展的力量，借助于唯物史觀的力量。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科學，就在于它說明了為什麼私有制以及與之相伴随的社會不公平問題一定會産生，又為什麼一定會被消滅。如果不通過科技進步來縮短工作日，如果人們覺得勞動還是一種負擔而不是需要，那麼就存在一部分人通過掌握生産資料來轉嫁自己社會勞動義務的需要，私有制的基礎就總是存在。但如果無産階級和勞動群衆不掌握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不把縮短工作日的可能性變成現實性，社會主義也不會自動到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是劃時代的，它證明了：隻有通過消滅私有制才能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但這需要曆史條件——既需要生産力發展的客觀條件，也需要勞動者覺悟的主觀條件。
（圖：闖關東）民國熱背景下推崇的“才子佳人”，并不能反映解放前中國社會的真實面貌。更多的是饑荒、疾病、戰亂、流離失所以及中華民族英勇的抗争。
中國共産黨完全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共産就是共有财産的意思，就是消滅私有制的意思。隻要我們黨不改變名稱，就說明我們黨沒有改變最終消滅私有制來實現社會公平的目标。那些主張私有制永世長存的人，不應該成為共産黨的一分子。
當然，中國共産黨不僅僅在名稱上宣布自己要消滅财産差别和社會不公，在行動上也是這麼做的。
中國共産黨從一個幾十個人的小黨發展成一個擁有數千萬黨員、能夠奪取全國勝利的大黨，靠的是什麼？靠的是人民群衆的支持。群衆中大多數人是勞動者，主要的成分是農民。他們大多數在一開始不懂什麼是馬克思主義和共産主義，但是他們知道什麼是不公平，也知道是什麼造成了不公平。農民生活貧困、社會地位低下的原因，就是因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而農民很少甚至完全沒有土地。他們終年勞作，卻要把自己收成的大部分當作地租交給地主，自己入不敷出，最終破産。誰能夠為他們争取土地，給他們公平的生活，他們就會義無反顧地跟誰走。有了人民的支持，我們黨隻要不犯大的錯誤，勝利就隻是時間問題。
在井岡山時期，國民黨的軍隊封鎖我們，不允許食鹽運上井岡山，以為這樣就可以讓共産黨軍隊沒有鹽吃、沒有力氣打仗。農民知道這支軍隊是為窮苦人打仗的部隊，就想盡辦法運鹽上山。他們把棉衣裡的棉花拆下來，用鹽水打濕再放回去縫好穿在身上，然後穿過國民黨的封鎖線，找到紅軍把鹽水再熬成鹽。當年農民送給紅軍的鹽，有一些現在還陳列在井岡山的曆史紀念館，見證着那段共産黨和人民魚水相親的曆史。
新中國成立之後的前三十年，我們稱為建設時期。在建設時期，共産黨在農村進行了土地改革，獲得了億萬農民的熱烈擁護。随後推動了農業集體化并建立了集體所有制，這樣我們就有了在經濟上給予農民醫療、教育、養老保障以及防範農民面臨的其他社會風險的基礎。如果沒有公有制，在那個經濟水平落後的年代，讓農民公平地享受這些福利，是不可能的。我們還在城市進行了廣泛的社會主義改造，即對私有制的改造，這樣城市的工人才能享有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平等權益。和革命時期一樣，我們黨也深谙生存之道，以“民之所欲，常在我心”為心，在群衆中擁有很高的威信。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那時的生活水平都不高，但他們節衣縮食提供了國家工業化所需的資本積累，讓新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内，基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這和我們建設了一個舉世公認的基尼系數很低的公平社會是分不開的。沒有這個工業體系和社會體系作為基礎，就沒有後來改革開放的起步和偉大成就。“文化大革命”的初衷是希望群衆進一步改造自己頭腦中私有制觀念的殘餘，并監督黨的幹部不搞特殊化，維護社會公平。“文化大革命”的教訓需要認真吸取，但毛澤東改造私有制社會的良好初衷和警惕官僚特權膨脹以促進社會公平的戰略眼光，是非常有遠見的。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了公認的經濟發展成就，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但毋庸諱言，我們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不少社會問題，群衆不滿意的方面還很多。最突出的就是貪污腐敗、貧富差距、社會不公、道德滑坡等問題，一些人為了追逐自己的物質利益不顧社會公德，突破了社會倫理底線。應當承認，這些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同我們在一些領域利用私有制因素有關的。
當然，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産力發展水平不高，需要一定程度地利用私有制和市場機制來發展社會主義生産力。然而，利用私有制因素并不等于全面肯定私有制；恰恰相反，利用私有制必須要以認識和限制私有制的負面影響，特别是對社會公平的負面影響為前提。如果不認真解決這些社會不公平問題，以及一些人道德淪喪、為了經濟利益不擇手段的問題，那麼就違背了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解。在鄧小平看來，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不限制以至最終消滅私有制，怎麼能消滅剝削和消除兩極分化呢？如何能實現共同富裕呢？鄧小平同志也認為發展多種經濟成分、利用私有制是手段，最終目标是建立一個共富共享的公平的社會主義社會。習近平總書記也反複強調，公平正義、共享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2]
我們要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僅要注意預防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還特别要着力壯大公有制和國有經濟。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毫不動搖發展和壯大國有經濟，也要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3]國有經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私有經濟和國有經濟的占比反映和決定着經濟領域的投資方式和分配方式。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不僅不能消滅私有經濟，還要創造條件促進私有經濟的大力發展，在限制私有經濟消極後果的同時，大力促進國有經濟的發展和壯大，毫無疑問是我們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世界社會主義的一部分。21世紀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要正面回應國際思想界和各國勞動人民對社會公平的渴望，就不能不鮮明地舉起壯大公有制的馬克思主義旗幟。中國依靠共産黨領導，在一定程度發展私有制、堅決壯大公有制和實現社會公平的同時實現“兩個一百年”的願景，必将對整個世界産生巨大感召力，也會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産生重大影響。到那時，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将真正确立。如果實現這個目标，既解決了中國問題，又提出了解決人類問題的中國方案，将是中國道路對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是對人類探索理想社會做出的重大貢獻。
（于鴻君，beat365黨委常務副書記 ，兼任beat365官方网站院長，本文系作者在第七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上的發言，主辦單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承辦單位為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等。原文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3期）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90頁。
[2]《共享發展是實現社會主義公平正義的根本》，《光明日報》2016年8月3日
[3]《人民日報》2015年11月24日
原文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