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軍：論毛澤東領導方法
從總體上看，首先，毛澤東的領導方法論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緊密聯系在一起，毛澤東總是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來考察、分析、提煉領導經驗，使之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領導方法。因此，我們在學習、研究和運用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時，應當注意它的這一特點，把學習、研究和運用毛澤東領導方法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聯系起來。其次，毛澤東的領導方法論是一個開放的思想體系，它的一些基本方法具有普遍性特征，因而具有長久的指導意義。有的方法具有時代局限性，因而，需要我們根據實踐的發展，吸取新的思想，不斷完善它、發展它。
毛澤東是中國共産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他從青年時代起就投身社會運動，他一生從事過學生運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軍事鬥争以及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他長期擔任黨、軍隊和國家的領導職務，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是舉世公認的無産階級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理論家和詩人，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過程中，積累了十分豐富的領導經驗，他把這些領導經驗上升為理論，在人類思想上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領導理論和領導方法。這是毛澤東給我們留下的珍貴的精神财富。中國進入新時代，毛澤東的領導理論和領導方法，對于我們今天正在進行的各項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認真研究和學習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在新時代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 毛澤東領導方法的本質特征及其意義
（一）毛澤東領導方法：從實踐上升為理論
1936年，毛澤東在保安告訴斯諾：我在第二次訪問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并熱情地搜尋當時能找到的極少數共産主義文獻的中文本。有三本書特别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使我樹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而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曆史的正确解釋後，我對它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這三本書是：《共産黨宣言》、《階級鬥争》和《社會主義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經在理論上和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且從那時起，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1921年7月，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産黨的締造者之一出席中國共産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由此，毛澤東開始投身于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活動中，并長期擔任領導工作。作為一個領導者，毛澤東十分重視領導方法，并善于把領導經驗總結上升為領導理論。
早在“大革命時期”，毛澤東就寫出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等著作，出色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法對中國革命的對象、動力、性質和前途等問題做了科學的闡述。在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十分重視調查研究，寫出了一系列高質量的調查報告，諸如：《尋烏調查》(1930年5月)、《東塘等處調查》(1930年11月)、《興國調查》(1931年1月)、《長岡鄉調查》(1933年11月)《才溪鄉調查》(1931年11月)等，尤其是1930年5月，毛澤東寫出了《反對本本主義》，在這一著作中毛澤東從理論的高度強調調查研究的重要性，初步提出實事求是、群衆路線等基本領導方法，标志着毛澤東領導方法思想的初步形成。
1935年10月，毛澤東率領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到達陝北，從此，陝北成為中國革命的落腳點和出發點，1948年3月23日，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東渡黃河，前往西柏坡，毛主席和黨中央在陝北十三年。在這十三年的光輝曆程中，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第一次曆史性飛躍，成功實施了黨的建設的偉大工程，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曆史性轉折，培育了偉大的延安精神，造就了一大批傑出的領導人才。這是中國曆史上不平凡的十三年，這是中國共産黨不平凡的十三年，對于毛澤東來說也是不平凡的十三年。毛澤東思想在這裡走向了成熟，毛澤東的領導理論在這裡形成，他的領導方法在這裡從實踐到理論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産黨的主要領導人，正是在領導活動的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使之上升到理論，從而，形成自己頗具特色的領導方法。
毛澤東是一個非常注重領導方法的領導者。早在1934年，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就提出《關心群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們是革命戰争的領導者、組織者，我們是群衆生活的領導者、組織者。組織革命戰争，改良群衆生活，這是我們的兩大任務。在這裡，工作方法的問題，就嚴重地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隻是瞎說一頓。”[1]這是毛澤東較早時期将領導經驗上升為領導理論的一次概括和總結，将領導方法比喻為“橋”和“船”，把領導方法看作是領導者工作成敗的關鍵。1943年6月，毛澤東寫出了《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這是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所寫的決定。48年後即1991年，王任重同志在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七十周年時稱贊這篇文章為馬克思主義領導方法論的精髓，認為《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是一篇光輝的著作，它整整教育和哺育了幾代中國共産黨人，它是我們黨成功地領導全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一個重要的精神武器，是領導藝術的指南。這個評價是符合實際的，是實事求是的。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提出：“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随時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同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後者。主觀主義者和官僚主義者不知道領導和群衆想結合、一般和個别相結合的原則，極大地妨礙黨的工作的發展。為了反對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必須廣泛地深入地提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2]在這裡，毛澤東首次提出科學的領導方法、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并把馬克思主義的領導方法和科學的領導方法并用，提出了領導方法的基本原則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領導和群衆相結合，一般号召與個别指導相結合等。毛澤東的這些思想被中共中央接受，成為正式決定，這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建黨二十二年正反兩方面經驗積累的産物，是延安整風運動使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提高的成果，它标志着毛澤東領導方法已經成熟。在此之後，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解放戰争和新中國的建設中，十分注重領導方法，并适時總結新的領導經驗，不斷把它們上升為理論，從而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一套領導方法。
毛澤東的領導方法貫穿在他一生的實踐活動之中，體現在他的各個時期的光輝著作裡，這些著作主要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反對本本主義》、《關心群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們的學習》、《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黨委會的工作方法》、《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問題》和《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等論著中。毛澤東領導方法的産生和發展是與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分不開的，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形成的，是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發展的，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已被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所檢驗，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充分說明了毛澤東領導方法的科學性。
（二）毛澤東領導方法的本質特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領導方法
從領導學的角度看，所謂領導方法，是指在領導主體的領導活動中，為了實現一定的目标所運用的各種方式、手段、辦法和程序的總稱，它是領導主體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具體運用，是領導者盡其職責的行為方式。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從本質上講，它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這是毛澤東領導方法的本質特征，這一本質特征具體表現在：它是科學性與階級性(事實與價值)相統一的領導方法，是理論性與實踐性(理論與實踐、主觀與客觀)相統一的領導方法。
第一，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并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運用于領導科學中，從而形成自己的領導方法。毛澤東認為：唯物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認識世界的方法，是理論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觀。世界本來是發展的物質世界，這是世界觀;拿了這樣的世界觀轉過來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問題，去指導革命，去做工作，去從事生産，去指揮作戰，去議論人家的長短，這就是方法論，此外并沒有别的什麼單獨的方法論。因此，在馬克思主義者來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統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無産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世界觀，是無産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方法運用到領導活動實踐中，提出了實事求是的領導方法、群衆路線的領導方法、調查研究的領導方法、矛盾分析的領導方法、階級分析的領導方法、一般與個别相結合的領導方法等一系列領導方法的基本原則。這些基本領導方法都是以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理論為基礎，創造性地運用于領導活動過程中，并經過長期實踐的檢驗，具有科學的真理性。
第二，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具有鮮明的階級性。毛澤東領導方法的階級性首先是與它的理論基礎緊密聯系在一起，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無産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無産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它反映了勞動人民的願望和要求即他們的價值追求和理想目标，它本身具有鮮明的階級特征，毛澤東的領導方法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領導科學中的運用，沒有改變它的這一特征;其次是與它的實踐主體和實踐目标緊密聯系在一起，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從根本看是為了實現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采用的方式、手段。領導的對象是廣大勞動人民(實踐的主體是廣大勞動人民)，領導活動要實現的目标是為了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采用的方法不能背離它的目的，在此，方法是圍繞目的而展開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具有鮮明的階級特征。
第三，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具有理論性與實踐性相統一的特征。毛澤東是以革命家和理論家出現在中國二十世紀的曆史舞台上，作為一個理論家，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結合在一起，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革命家，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對中國社會實現了曆史性革命變革，建立了新中國，并領導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的一身二任的實踐活動反映在他的領導方法上，使其領導方法不僅具有理論特征，而且，更具有實踐特性。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中國共産黨領導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同時将這一領導方法運用于領導活動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其領導方法呈現出理論性和實踐性。
從總體上看，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本質上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它在領導方法實現了科學性與階級性的統一、理論性與實踐性的統一，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統一的科學方法。
（三）毛澤東領導方法的意義：走向成功與勝利的法寶
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中國共産黨在二十世紀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在這一曆史時期用血與火寫下的文字。對于生活在新世紀的人們，這些理論具有十分重要的曆史意義、理論意義和現實的指導意義。
首先，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曆史意義。毛澤東長期擔任黨、國家和軍隊的重要領導，是他領導着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反動統治，為中國人民的獨立、自由和解放進行了不屈的鬥争并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是他領導的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并對社會主義的建設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在這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一個十分突出的特點是，革命時期，革命的力量十分弱小，革命的對象十分強大，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須更加注意領導方法，隻有運用正确的領導方法，才能領導革命取得成功。由于革命是在東方落後的中國取得勝利，建設的任務十分艱巨而又困難，在建設新社會的實踐中，毛澤東依然面臨着探索和積累正确的領導方法。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正是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産生、發展和完善起來，并經過中國共産黨的實踐所檢驗。因此，在今天，毛澤東的領導方法首先具有重要的曆史意義。曆史雖然已經過去，但它并不會消失，作為一種曆史智慧，它永遠都值得後人汲取。每一代人都是在吸取前人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從而推動曆史發展。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二十世紀中國共産黨領導實踐的總結，作為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傳統，它永遠值得我們繼承。
其次，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以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基礎，是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在領導科學中的運用，是毛澤東自己在領導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實踐活動經驗的總結和概括。毛澤東将這一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形成毛澤東的領導方法，這是對馬克思主義領導方法的發展。在領導科學中增添了嶄新的内容，豐富了領導科學，增長了人類領導知識。因此，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最後，更為重要的是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2004年9月，中國共産黨召開了十六屆四中全會，并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全會認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是時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進入新世紀新階段，在機遇和挑戰并存的國内外條件下，我們黨要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繼續推進現代化建設、完成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與促進共同發展這三大曆史任務，必須大力加強執政能力建設。這是關系中國社會主義事業興衰成敗、關系中華民族前途命運、關系黨的生死存忘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課題。隻有不斷解決好這一課題，才能保證我們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曆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黨的執政能力，就是黨提出和運用正确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領導制定和實施憲法和法律，采取科學的領導制度和領導方式，動員和組織人民依法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有效治黨治國治軍，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本領。
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對于我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因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加強執政能力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讓各級領導幹部掌握科學的領導方法，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科學的領導方法，我們的各級幹部要掌握科學的領導方法，首先必須把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掌握住，在此基礎上，根據時代發展，不斷将其發展和完善，使我們黨的領導方法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從而提高我們黨的領導水平和領導能力，推動我們黨執政能力的不斷提高。
正是由于毛澤東的領導方法具有十分重要曆史意義、理論意義和現實的指導意義，我們認為在新世紀新階段，進一步學習和研究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必要的。曆史已經充分說明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我們走向成功和勝利的法寶，今天，它已經成為中國共産黨領導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下面，我們将對毛澤東的領導方法的進行闡述。
二 毛澤東領導方法的基本範式
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領導科學中的運用和發展，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說：所謂方法，無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相互結合的，思想方法不對頭，工作方法也就不對頭。他在其他講話中說，方法問題，第一是唯物論，第二是辯證法。我們要注意學習唯物辯證法，要提倡唯物辯證法。所謂工作方法，就是辯證法等等。領導方法是領導者在進行領導活動過程中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總稱，從某種意義講，領導方法也就是領導者的工作方法。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指領導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領導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都是領導方法。從這樣的視角看，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是一個相互聯系的系統，其基本原則或範式有實事求是的領導方法、群衆路線的領導方法、調查研究的領導方法、獨立自主的領導方法、矛盾分析的領導方法、階級分析的領導方法等等。這些領導方法是與世界觀和方法論緊密聯系的方法，它們構成了毛澤東領導方法的穩定内容，是毛澤東領導方法的一些基本原則。
（一）實事求是的領導方法
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澤東領導方法的一個基本原則，從領導方法的角度看，實事求是的領導方法屬于領導方法中的思想方法。毛澤東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化為領導方法、化為領導的德性，提出實事求是的領導方法。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大會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把“實事求是”這個中國古語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結合起來，對實事求是作了精辟闡述。他說：“‘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内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内外、省内外、縣内外、區内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内部聯系，作為我們行動的向導。而要這樣做，就須不憑主觀想象，不憑一時的熱情，不憑死的書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地占有材料，在馬克思列甯主義一般原理的指導下，從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濫調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态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衆取寵之心。這種态度，就是黨性的表現，就是理論和實際統一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作風。這是一個共産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态度。”[3]
實事求是這一古語最早見于東漢班固《漢書-河間獻王傳》。據記載，漢景帝的兒子劉德被封為河間王，谥号獻，他博覽群書，勤學好問，經常閱讀并收集很多先秦時代的古書。劉德探讨學問，注重學術研究和曆史考證工作，在閱讀和收集書籍時，認真地考證其真僞。因此，班固稱贊劉德是“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後來，唐代學者顔師古在注《漢書》時，把“實事求是”批注為“務得事實，每得真是也。”意思是說，做學問務必掌握充分的事實根據，然後從事實中找出真實的結論。近代梁啟超在京師大學堂的章程中提出：“本大學堂以實事求是為主。”1917年創立的，毛澤東青年時代曾在此處活動的湖南長沙工業專科學校，在講堂匾書上也有“實事求是”的字樣。中國古代和近代的人們從樸素唯物主義的角度，把實事求是理解為一種治學的态度或辦學的方針。毛澤東從現代唯物主義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對實事求是作了全新闡釋，從而形成了中國共産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也成為毛澤東領導方法的一個基本原則。這是對中國古代優秀哲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成果。
實事求是，是中國共産黨的思想路線，也是領導者必須堅持的一個基本的領導方法，作為一個領導者，怎樣才能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确地運用實事求是的領導方法。
一是要有正确的立場。所謂正确的立場，就是無産階級的立場，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實事求是是無産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概括，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是無産階級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無産階級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沒有無産階級的立場，不能代表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實事求是無從談起。動搖、喪失無産階級的立場，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就是一句空話，正确運用實事求是的領導方法也就無從談起。對此，陳雲同志說：“實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難以做到。”“有了堅定的立場，才能掌握這個方法。如果盡是為個人打算，一輩子也掌握不了這個方法。個人主義與馬列主義的矛盾就在這裡。真要做到實事求是，必須有無産階級的立場。大家如果都站在無産階級立場上，方法就容易一緻，對問題的看法就容易一緻，事情就好辦了。黨内隻應當有這種态度，這就是共産黨員的态度。”[4]
二是要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有了正确的立場，這隻是一個前提。此外還必須有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因為客觀實際複雜多變，而每個人的認識又總是有限的、片面的。隻有正确地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才能夠使我們的認識盡可能地全面的接近複雜多變的客觀實際，改正自己的錯誤，從而真正做到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從曆史上看，我們背離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往往是在勝利面前逐漸驕傲自大，不能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以至走向脫離實際，犯主觀主義的錯誤。因此，正如陳雲同志所說的“隻要有勇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一條，堅持真理，改正錯誤，我們共産黨就将無敵于天下。”[5]
三是要有民主作保證。這種民主就是黨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要有正确的立場，要能正确的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此外，還要有民主作為保證，沒有黨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黨員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證，人民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證，正确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就不能開展起來。所以，鄧小平才說：“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解放思想，開動腦筋，一個十分重要的條件就是要真正實行無産階級的民主集中制。”而“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實際相符合，使主觀和客觀相符合，就是實事求是。”[6]
四是要有一種勇氣，這種勇氣就是堅持真理的勇氣。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質在于通過調查研究，找出事物内部的規律，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在實踐中發展真理。對真理的認識，開始往往是少數人首先認識到，能否堅持真理，能否傳播真理，讓廣大人民群衆了解和掌握真理，這是需要勇氣的。沒有勇氣，屈服于習慣勢力，屈服于錯誤思想認識，那麼真理的火花将被黑暗勢力所吞沒。另外，真理問題是一個真與假的問題，是一個是與非的問題，是一個對與錯的問題。在人們的認識和實踐活動中，真與假、是與非、對與錯的問題，往往與善與惡的問題、美與醜的問題交織在一起，權力大于是非，利益大于是非，感情大于是非的事常常發生。因此，要講真理，不講面子，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必須有勇氣，有堅持真理的勇氣。
五是要提高領導主體自身的認識能力。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還必須不斷提高領導主體自身的認識能力，認識客觀世界，探求客觀規律，檢驗和發展真理，都要求領導主體不斷提高自身的能力。提高領導主體能力既要學習全人類積累起來的科學文化知識，又要不斷地投身到社會實踐中。提高領導主體認識能力，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關鍵的一條是深入持久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這就是毛澤東反複強調：方法問題，第一是唯物論，第二是辯證法，我們要注意學習唯物論辯證法，要提倡唯物論辯證法。
在毛澤東思想裡，實事求是不僅僅是一種領導方法，它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方法、根本觀點、根本态度和根本作風，它是共産黨員黨性的表現。在毛澤東看來，實事求是是領導者必須遵循的思想路線，也是領導者在領導活動中必須使用的最基本的領導方法。
（二）群衆路線的領導方法
在毛澤東看來，實事求是的領導方法主要是領導者的一種思想方法，是從思想方法的角度來講實事求是。對于領導方法中的工作方法，毛澤東提出了群衆路線的工作方法。群衆路線是中國共産黨的根本的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更是中國共産黨的根本的工作路線和根本的工作方法。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了唯物史觀，把唯心主義從它的最後一個避難所社會曆史領域驅逐出去，由此社會曆史已被唯物主義所說明。唯物史觀的創立證明英雄史觀是一種錯誤的曆史觀，毛澤東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化為我們黨的基本工作方法，提出了群衆路線的工作方法，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1943年6月，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所寫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幹問題》，科學闡述了群衆路線所包含的内容和實施的步驟，詳細分析了群衆路線這個領導方法的全過程及其各個環節，并從哲學的高度，把群衆路線的領導方法提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對其作了理論概括，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是一個創舉。黨的七大把群衆路線寫進了黨章，由此，群衆路線真正成為了中國共産黨的根本的工作路線和根本的工作方法，成為根本的領導方法。毛澤東将群衆路線稱為“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群衆路線的領導方法包括兩個方面的内容，即群衆路線觀點和群衆路線方法，群衆路線的領導方法是群衆觀點和群衆路線工作方法的統一。
群衆觀點是關于黨與人民群衆、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的關系的基本觀點。對此，劉少奇在黨的七大上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中說：“一切為了人民群衆的觀點，一切向人民群衆負責的觀點，相信群衆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向人民群衆學習的觀點，這一切，就是我們的群衆觀點。就是人民群衆的先進部隊對于人民群衆的觀點。我們的同志有了這些觀點，有了堅固的明确的這些群衆觀點，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衆路線，才能實行正确的領導。”[7]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一切為了群衆，一切依靠群衆，走群衆路線。
群衆路線的工作方法就是指：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方法。毛澤東說：“在我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确的領導，必須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這就是說，将群衆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衆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衆的意見，使群衆堅持下去，見之于行動，并在群衆運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确。然後再從群衆中集中起來，再到群衆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動、更豐富。”[8]毛澤東把群衆路線的工作方法提高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使群衆路線的領導方法有了堅實的理論基礎。走群衆路線，按照群衆路線的工作方法去做好領導工作，必須采用一般與個别、領導和群衆相結合的方法，正如毛澤東所指出：“我們共産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别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衆相結合。”[9]
一般号召與個别指導相結合的方法要求，一個領導者，不能隻發一般的号召，必須深入實際，幫助下級和群衆解決工作中的具體問題，進行個别指導，正如毛澤東所說：“任何工作任務，如果沒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動員廣大群衆行動起來。但如果隻限于一般号召，而領導人員沒有具體地直接地從若幹組織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實施，突破一點，取得經驗，然後利用這種經驗去指導其他單位，就無法考驗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無法充實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歸于落空的危險。”[10]
領導和群衆相結合的方法就是要充分發揮領導和群衆兩個積極性。領導既要相信群衆、依靠群衆，又要教育群衆和引導群衆，既要反對命令主義，又要反對尾巴主義。領導與群衆相結合的實質是密切聯系群衆，領導者不能脫離群衆，領導脫離群衆就什麼事也幹不成。毛澤東多次強調，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說來，隻是一個加工廠，這個加工廠所需要的原料或半成品隻能來自人民群衆的實踐中。而這個加工廠制出的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還得交由人民群衆去考驗。群衆路線的領導方法要求領導不能脫離群衆，必須實行領導與群衆相結合。
毛澤東創立的群衆路線的領導方法是毛澤東給我們黨留下的寶貴财富，是我們中國共産黨不斷取得成績的法寶，它也是關系到我們黨作為執政黨生死存亡的一個大問題。
（三）獨立自主的領導方法
獨立自主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基本觀點，也是一條基本的領導方法。1930年5月，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中國革命鬥争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11]這是毛澤東最早提出獨立自主的思想。後來，毛澤東把自己在《矛盾論》中創立内因和外因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并将這一原理運用到領導活動中，提出了獨立自主的領導方法。獨立自主的領導方法是說，任何國家的無産階級政黨要領導革命和建設事業取得成功，都必須從本國的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本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一條适合本國國情的正确道路。革命和建設都要依靠本國人民的力量為主，争取外援為輔。1958年，毛澤東在對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指示中說：“自力更生為主，争取外援為輔，破出迷信，獨立自主地幹工業、幹農業、幹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隸思想，埋葬教條主義，認真學習外國經驗，也一定研究外國的壞經驗——引以為戒，這就是我們的路線。”[12]在毛澤東的領導活動中，無論是革命時期還是建設時期，他從不迷信、不盲從、不屈服任何外來的壓力，他總是依靠革命本身的力量，依靠本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獨立自主地解決革命和建設中的問題，并取得了一個又一個的勝利，在中國二十世紀的曆史舞台樹立一座豐碑，成為中華民族的一個英雄。
獨立自主的領導方法，不僅适用于處理國家與國家、政黨與政黨之間的關系，而且适用于經濟工作、軍事工作、統戰工作等各項領導工作。獨立自主的領導方法要求領導者有獨立工作的能力，能夠正确認識和把握領導活動的客觀環境，确立正确的工作方針，獨立地處理各種問題;要求領導者正确認識和把握領導活動中統一性和獨立性的關系，把獨立性和統一性結合起來，創造性地解決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問題;要求領導者正确認識内因和外因的關系，把立足點放在内因上，善于利用外因，使外因通過内因發揮作用，推動工作順利進行。
今天，全球化進程發展迅猛，作為執政的中國共産黨，毛澤東的獨立自主的領導方法更加顯得重要，更具有現實的實踐意義。
（四）調查研究的領導方法
在領導活動中，要做到實事求是、群衆路線、獨立自主就離不開調查研究。調查研究的領導方法是領導機關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基礎，也是下級機關正确執行路線方針政策的基礎。毛澤東一生十分重視調查研究，他提出的“沒有調查就沒發言權”已成為至理名言。1941年毛澤東出版了1937年就已編好的《農村調查》文集，1941年8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寫了《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他說：“黨内許多同志，還不了解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個真理。還不了解系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還不知道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情況如不了解，則政策勢必錯誤。”我們黨是一個大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曆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内外、省内外、縣内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13]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推動下，在全黨興起調查研究之風，并使調查研究成為中國共産黨的一個基本領導方法。毛澤東反複強調：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了解情況，然後才有好的處理。隻有進行調查研究，才能作到情況明，才能決心大，方法對。
要做好調查研究，毛澤東認為要有實際的作風和科學的态度。做好調查研究，首先要有深入實際的作風，領導者作調查主要是向群衆作調查。因此要滿腔熱情，眼睛向下，甘當群衆的小學生，尊重群衆，與群衆交朋友，才能調查出實情來。其次要有科學的态度，不要自以為是，不可先入為主，不要事先定好“調子”、“框框”去限制調查的人或束縛自己，不要怕聽不同意見，經過調查來檢驗自己原來的判斷和決定。
毛澤東認為要做好調查研究，不僅要有深入實際的作風和科學的态度，還要有正确的方法。對此，他總結出來了“走馬看花”、“下馬看花”、開調查會等一系列的調查方法。1956年9月25日，毛澤東在《我們黨的一些曆史經驗》中說：“調查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走馬看花，一種是下馬看花。走馬看花，不深入，因為有那麼多花嘛。你們從拉丁美洲到亞洲來，是走馬看花的。你們國家有那麼多的花，看一看望一望就走，這是很不夠的，還必須用第二種方法，就是下馬看花，過細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個‘麻雀’。”[14]
在工作中要了解全局的情況，必須做面上的調查研究。“走馬觀花”的調查方法，就是一種面上調查，了解全局情況的方法。這種方法可以使調查者在較短時間内對事物的全局有一個粗略了解，做到從總體上對事物胸中有數。
“下馬看花”的調查方法，就是深入作典型調查的方法，毛澤東把這種方法又叫“解剖麻雀”。“麻雀雖小，肝膽俱全”，通過分析典型事例，把握事物的本質，從個别中總結出一般來，得到普遍性的結論。
開調查會是領導者深入群衆，面對面地聽取群衆的意見、要求和建議，通過調查會上的讨論，得出比較正确的結論。因此，毛澤東說：“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到很大的益處，這是比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15]毛澤東強調開調查會要注意調查技術，一是要定好調查的綱目，二是要選好到會的人，三是要采用讨論的方式等
今天，我們進行調查的手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可以更加迅速地進行調查研究。但是，毛澤東提倡的調查研究的領導方法仍然是我們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礎和基本的方法。
（五）矛盾分析的領導方法
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出版之際曾表示，他想用幾個印張把研究和闡述《資本論》的方法(唯物辯證法)寫出來，由于時間和精力的原因，馬克思的這個願望沒有實現。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列甯在瑞士潛心研究哲學，繼續馬克思未完成的工作，寫下了著名的《哲學筆記》，他認為：“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為關于對立面的統一的學說。這樣就會抓住辯證法的核心，可是這需要說明和發揮。”[16]戰争和革命，使列甯沒能完成“說明和發揮”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1937年8月，毛澤東在延安的窯洞裡寫下了《矛盾論》，将馬克思和列甯沒有實現的願望十分出色地完成了。在《矛盾論》中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對唯物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對立統一規律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闡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作為領袖的毛澤東把對立統一規律這個世界觀和方法論層面的理論運用到領導活動中，形成了毛澤東的矛盾分析的領導方法。
調查研究是毛澤東領導方法的一項基本原則，作好調查研究的工作離不開運用矛盾分析方法。矛盾分析的領導方法，就是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去觀察和分析領導活動中的一切現象和問題。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是領導的一項重要職責，問題就是矛盾，從某種程度講，領導活動就是發現矛盾，解決矛盾。毛澤東矛盾分析的領導方法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堅持兩點論、兩分法，反對片面性。毛澤東認為：事物(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等等)總是作為過程而向前發展的，任何一個過程，都是由矛盾着的兩個側面相互聯系又相互鬥争而得到發展。在領導活動中，領導者必須如實地看到事物的兩個方面，堅持兩點論，正确分析和看待，成績和缺點、正确與錯誤、先進和落後等，隻說一點，不說兩點，就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叫做片面性。
第二，抓主要矛盾、抓重點、抓中心工作。矛盾的兩個方面在事物發展過程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其中一個方面對事物的性質、對事物的發展起支配和決定作用，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對事物的性質和發展不起決定性作用的方面就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衆多的矛盾中，對事物的發展起決定作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不起決定作用的矛盾是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毛澤東認為，在領導活動在要抓主要矛盾，抓住了重要矛盾，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質。在領導工作中，要抓重點，圍繞中心工作推動工作發展。
第三，注意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它們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會發生相互轉化。因此，毛澤東提出，在領導活動中，一個時期有一種主要傾向，但又可能掩蓋着另一種傾向。在反對“左”傾時，可能出右傾，在反對右傾的時候，又可能出“左”傾。他要求領導要充分地看到和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同時也要逐一解決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要看到已經出現的問題，也要估計到我們還沒有覺察而可能出現的問題，既要看到現狀，又要預見到矛盾的轉化。
矛盾分析的領導方法是毛澤東領導方法的一個重要原則，毛澤東在其領導活動中十分出色的運用矛盾分析法去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問題，取得重要的成果。他的這一方法對于我們今天在複雜多變的國際國内形勢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要的意義。
（六）階級分析的領導方法
列甯說：“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态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鬥争理論。隻有研究某一社會或某幾種社會的全體成員的意想的總和，才能科學地确定這些意向的結果。其所以有各種矛盾的意向，是因為每個社會所分成的各階級的地位和生活條件不同。”[17]1941年9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對中央婦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聯合組成的婦女生活調查團的講話中說：“對立統一，階級鬥争，是我們辦事的兩個出發點。”“記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鬥争》，陳望道翻譯的《共産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鬥争，階級鬥争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并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隻取了它四個字‘階級鬥争’，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鬥争。”[18]
階級分析的方法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争理論到領導活動中，成為毛澤東領導方法的一項基本的領導方法。所謂的階級分析法，就是分析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政治态度，分析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及其發展，分析各種社會思潮的階級實質。階級分析方法要求領導者站在一定的階級立場上，對于我們來說，就是要站在無産階級立場上，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看問題，分析各種口号、綱領、政策代表哪個階級的利益，對誰有利等等。在革命年代，毛澤東成功地運用階級分析方法，為革命制定了正确路線、方針和政策，明确了革命的性質、對象和任務，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過程中，毛澤東在運用階級分析時出現了失誤，犯了階級鬥争擴大化的錯誤。毛澤東在運用階級分析法過程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值得我們汲取。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并存的今天，階級分析的領導方法仍然是領導活動中的一個基本方法，千萬不可因為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有失誤，我們輕易放棄馬克思主義這一銳利的分析方法。
實事求是的領導方法、群衆路線的領導方法、獨立自主的領導方法、調查研究的領導方法、矛盾分析的領導方法和階級分析的領導方法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革命和建設實踐活動，通過總結中國共産黨的領導經驗而形成的毛澤東的領導方法的一些基本原則和基本方法。這些領導方法與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聯系較為緊密，具有普遍的領導方法意義。
三 毛澤東具體領導方法的主要内容
毛澤東的領導方法除了與世界觀和方法論緊密聯系的基本領導方法外還有具體領導方法。基本領導方法和具體領導方法共同構成毛澤東領導方法思想體系，基本領導方法在現實領導活動中需要進一步的具體化，具體領導方法從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具體體現着基本領導方法，具體領導方法是對基本領導方法的補充和深化。毛澤東具體領導方法主要有：統籌兼顧的領導方法、“胸中有數”的領導方法、“彈鋼琴”的領導方法，波浪式前進的領導方法、總結經驗的領導方法等一系列方法。
（一）統籌兼顧的領導方法。
統籌兼顧的領導方法是毛澤東同志把辯證唯物主義的普遍聯系的基本原理運用到領導科學中形成的一個領導方法。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統籌兼顧，各得其所。這是我們曆來的方針。在延安的時候，就采取這個方針。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報作社論一篇，說什麼‘不要另起爐竈’。重慶談判期間，我對大公報的負責人講，你那個話我很贊成，但是蔣委員長要管飯，他不管我們的飯，我不另起爐竈怎麼辦?那個時候，我們向蔣介石提出的一個口号，就是各得其所。現在是我們管事了。我們的方針就是統籌兼顧，各得其所。”[19]毛澤東在《關于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又說：統籌兼顧“是指對于六億人口的統籌兼顧。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我們的方針是統籌兼顧，适當安排。無論糧食問題，災荒問題，就業，教育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各種愛國力量的統一戰線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以及其他各項問題，都要從對全體人民的統籌兼顧這個觀點出發”。[20]
（二）胸中有數的領導方法。
1949年3月，在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提出胸中有數的領導方法，他說：“胸中有‘數’。這是說，對情況和問題一定要注意到它們的數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數量的分析，任何質量都表現為一定的數量，沒有數量也就沒有質量。我們有許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數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統計、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決定事物質量的數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無‘數’，結果就不能不犯錯誤。”[21]
毛澤東提出的胸中有數的領導方法實質上就是在領導活動中一定要運用唯物辯證法的質量互變原理。領導同志要對事物和問題作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因為事物有質的規定性和量的規定性，是質和量的統一，量變引起質變，在質變的基礎上引起新的量變。在質量互變規律上，毛澤東提出的在量變中有質變，其表現是部分質變和階段性質變。這是毛澤東對唯物辯證法的又一個貢獻。正因為如此，在領導方法上，毛澤東重視對事物作定性和定量分析，提出胸中有數的領導方法。
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同志對毛澤東的這一思想十分重視，他結合着毛澤東的其他思想以及當今複雜性科學發展狀況，提出“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法”。錢學森認為：“複雜性的問題，現在要特别重視。因為我們講國家的建設，社會的建設，都是複雜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科學技術就将會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發展。我們要跳出從幾個世紀以前開始的一些方法的局限性。我們既反對唯心主義，也反對機械唯物主義。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在這方面，我們是居于優勢，千萬不要妄自菲薄。實際上，毛澤東思想的核心是從整體上來認識問題，把握住它的要害。我想這也可以說是我們黨這麼多年來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所積累的經驗。也可以說，中國革命所取得的這樣一個巨大的成績确實是了不起的。我們這些經驗，經過老一代革命家的總結，集中成為毛澤東思想，這是我們最寶貴的财富。而這樣一個哲學思想恰恰正是指我們研究複雜問題所必需的。”[22]錢學森以此為指導，創立了“從定性到定量綜合集成法”，綜合集成的實質是專家經驗、統計數據和信息資料、計算機技術三者的有機結合，構成一個以人為主，人—機結合的高度智慧化的系統，發揮這一系統的整體優勢，去解決複雜性問題。錢學森同志提出的“綜合集成法”是對毛澤東領導方法的發展，對于我們今天從事領導活動具有重要意義。
（三）學會“彈鋼琴”的領導方法。
學會“彈鋼琴”的領導方法是毛澤東在《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中提出的。他說：“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但是，十個指頭同時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産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相互配合。黨委要抓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們現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軍、各部門的工作，都要照顧到，不能隻注意一部分問題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問題的地方都要點一下，這個方法我們一定要學會。”[23]學會彈鋼琴的領導方法含義就是，其一領導工作要注意節奏;其二，圍繞中心工作，全面推動工作展開。
毛澤東提出的學會彈鋼琴的領導方法實質上就是我們今天經常講的系統方法，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統性，把對象放在系統中加以考察，從系統中要素與要素，系統與環境等方面進行系統分析的科學方法。
（四）波浪式前進的領導方法。
波浪式前進的領導方法是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否定之否定規律于領導活動中形成的一個領導方法。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世界上事物，因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對立統一的，所以它們的運動、發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陽的光射來叫光波，無線電台發出的叫電波，聲音的傳播叫聲波，熱有熱浪。在一定意義上講，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戲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沒有一口氣唱七八句的。寫字也起波，寫完一個字再寫一個字，不能一筆寫幾百個字。這是事物矛盾一定的曲折性。1959年4月，毛澤東又進一步說：我們做工作，定計劃，也要照顧到這一點。波浪式前進是客觀的法則，客觀規律，是一個工作的方法。
波浪式前進的領導方法有兩個表現：一是，工作有進有退、有起有伏、有快有慢、有張有弛;二是，領導做工作總是由點到面、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不斷展開的過程。波浪式前進的領導方法實質上體現了事物發展過程中前進性與曲折性統一的原理。領導者不要急于求成，欲速不達，正确看待事業上的挫折，正如毛澤東所說：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領導者在領導活動中遇到挫折時，要看到前途的光明，鼓足勇氣，勇往直前，争取勝利。
（五）抓典型、樹榜樣的領導方法。
抓典型、樹榜樣是毛澤東同志把唯物辯證法關于事物發展不平衡性原理與領導活動的實際經驗結合起來所提出的一個領導方法。在領導工作中總會存在落後、中間和先進的工作情況，作為領導者要深入調查研究，找出先進經驗，并把它作為典型經驗加以推廣，以此帶動中間、促進落後向先進方向發展。列甯曾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領導者為了實現領導目标，将被領導者中的先進或典型樹立為榜樣，引領群衆為實現領導目标而努力奮鬥。抓典型、樹榜樣是毛澤東領導活動中的一個生動具體方法。1948年3月12日，毛澤東說：“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領導同志們，在對自己領導的各項重要工作發出決議或指示之後，應當注意收集和傳播經過選擇的典型性的經驗，使自己領導的群衆運動按照正确的路線向前發展。現在是成千萬的人民群衆依照黨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買辦的反動制度展開進攻的時候，領導者的責任，就是不但指出鬥争的方向，規定鬥争的任務，而且必須總結具體的經驗，向群衆迅速傳播這些經驗，使正确的獲得推廣，錯誤的不緻重犯。”[24]
在毛澤東的領導活動中，他較為注重抓典型和樹榜樣的領導工作。比如為中國人民所熟悉的：毛澤東1939年12月21日寫的《紀念白求恩》的白求恩大夫“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25]1944年9月8日，毛澤東寫的《為人民服務》，他說：“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26]解放戰争時期的劉胡蘭，毛澤東為她的壯麗犧牲題詞“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普通戰士雷鋒，毛澤東發出“向雷鋒同志學習”的偉大号召，我國石油工業的先進大慶及其鐵人王進喜等等。這一系列的典型和先進幾乎成為毛澤東時代的符号和象征，他們激勵過無數中國人民和國際友人，直到今天這些英雄人物和典型事例仍然在激勵着我們為實現現代化而努力奮鬥。
（六）總結經驗的領導方法。
總結經驗是領導者提高自身素質的重要方法，也是領導者作好領導工作的重要方法。毛澤東非常重視總結經驗，并把它作為一個具體的領導方法。1941年8月22日。毛澤東在《關于總結财經工作經驗給謝覺哉的信》中說：“凡人(包括共産黨員)都隻能根據自己的見聞即經驗作為說話、做事、打注意，定計劃的出發點或方法論，故注意吸收新經驗甚為重要，未見未問的，連夢都不會作。-----善于總結經驗，就是領導者的任務。”[27]領導者隻有總結好經驗，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1942年4月20日，毛澤東在《關于整頓三風》的報告中強調：什麼事都需要經驗，什麼好的政策都是經驗之總結。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又說：“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的工作，都應當好好總結經驗，制定一整套的方針、政策和辦法，使它們在正确的軌道上前進。”[28]
總結經驗不僅是制定正确的方針、政策的領導方法，它還是領導者取得勝利的領導方法之一。正如，1948年9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中說：“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問題都講了，沒有那一次的總結，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後的大進步。我們黨現在與抗日時期不同了。那時，在一九四零年以前，就别扭的很，在軍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衆運動、減租減息，許多地方都不一緻，對黨的曆史上前兩個時期都沒有總結。七大作了總結，這才有了抗戰勝利後這三年解放戰争的勝利。”[29]
對于怎樣總結經驗，毛澤東認為，經驗很豐富，但是不能羅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點，從實際出發，根據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總結。這樣總結，會給我們全黨一個推動力，使我們的工作比過去做得更好。總結經驗，毛澤東認為不僅要總結成功的經驗，錯誤的經驗也要總結。這樣可以使有益的經驗得到推廣，從錯誤的經驗中取得教訓。
總結經驗是提高領導者素質，是領導者制定正确的政策，是實現領導目标的一個有效方法，毛澤東将總結經驗看作是一個具體的領導方法。
（七）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領導方法。
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對立統一規律觀察和分析革命勝利後國家建設的重大問題，把矛盾的統一性原理與國家建設的實際結合起來，提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領導方法。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了《論十大關系》，他說：“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着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内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過去為了結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我們就實行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方針。現在為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國家，同樣實行這個方針。”“什麼是國内外的積極因素?在國内，工人和農民是基本力量。中間勢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動勢力雖是一種消極因素，但是我們仍然要作好工作，盡量争取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國際上，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都要團結，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動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總之，我們要調動一切直接的和間接的力量，為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30]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這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遵循的基本方針，是毛澤東領導黨和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領導方法。
矛盾具有普遍性，事物即矛盾，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時時有矛盾，處處有矛盾。矛盾的雙方既對立又統一，矛盾具有鬥争性和統一性。矛盾的統一性使對立的雙方相互聯系在一起，使對立的雙方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矛盾的統一性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為事物發展提供了前提條件，使對立的雙方可以相互利用，并規定了對立雙方轉化的基本形式。在領導活動中，領導者要充分利用矛盾統一性在事物發展中的作用，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調動一切積極因素，以便順利實現領導目标。
在毛澤東的領導活動中，他還提出過許多具體的領導方法，諸如：試驗的方法、蹲點的方法、開好會議的領導方法等等，我們就不再一一叙述。
毛澤東在其領導活動中，把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創立了較為完整的領導方法思想體系，形成毛澤東的領導方法論。在他的領導方法論中，基本領導方法處于核心的地位，具體生動的領導方法是對基本方法的進一步補充、說明和完善。從總體上看，首先，毛澤東的領導方法論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緊密聯系在一起，毛澤東總是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來考察、分析、提煉領導經驗，使之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領導方法。因此，我們在學習、研究和運用毛澤東的領導方法時，應當注意它的這一特點，把學習、研究和運用毛澤東領導方法和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聯系起來。其次，毛澤東的領導方法論是一個開放的思想體系，它的一些基本方法具有普遍性特征，因而具有長久的指導意義。有的方法具有時代局限性，因而，需要我們根據實踐的發展，吸取新的思想，不斷完善它、發展它。
注釋：
[1]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9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0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0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陳雲文選》第1卷，第34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陳雲文選》第3卷，第187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44頁，364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 《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54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9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7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7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15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273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
[13] 《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60-361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
[14]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08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5]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790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 《列甯選集》第55卷，第192頁，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
[17]《列甯選集》第26卷，第60頁，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
[18]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第21-23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39-340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
[20]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87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
[21]〈〈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2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
[22]錢學森：《要從整體上考慮并解決問題》載《人民日報》1990年12月31日，第三版。
[23] 《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42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4] 《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80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5] 《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1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6] 《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04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7] 《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36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8] 《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99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9] 《毛澤東文集》第5卷，第141頁，人民出版社，1996年 版。
[30] 《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67-268頁，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李少軍，察網專欄學者，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
原文發表于 2018-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