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形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共同構成“中國經驗”。在國外當代中國研究（Contemporary China Study）中，中國經驗在“北京共識”或“中國模式”的語境下，正在成為世界性的熱門話題。而國内理論界自1980年代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命題提出後，有關的文章和著作已不計其數。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的一個事實是，這其中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極為少見。根本原因恐怕在于，人們沒有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科學來研究。而以科學的态度對待中國經驗，提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的學術含量，是形成新概念、新範疇，進而形成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的前提。本文提出“中國經驗”的若幹學術研究途徑并作一些探讨。

 

一、确切描述中國道路的現實過程

 

對過程的描述方法，屬社會科學實證研究方法的一種，也是馬克思從事科學研究時采取的基本方法。《共産黨宣言》說：共産黨人的理論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鬥争、我們眼前的曆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i]列甯在談到《宣言》的這個思想時說：“馬克思一開始從事寫作活動和革命活動，就十分确切地表示過他對社會學（即社會科學——引者）理論的要求：社會學理論應當确切地描寫現實過程，如此而已。”[ii]

理論就是對現實過程中經驗事實（empirical facts）的客觀描述。科學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對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起的複雜過程作出描述，它是怎樣興起的，為什麼會有不同于蘇聯模式或其它模式的中國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如何來自這個過程，以及這個理論如何影響在中國發生的這個過程，等等。

無論是鄧小平理論，還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都是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過程中形成和發展出來的，都是對這個正在發生的過程的理論表述，離開了“中國道路”就不可能深刻理解這些理論。尤其是，鄧小平的理論探索，不是從觀念出發，不是為理論而理論，他的很多論斷，都沒有作出充分展開的論述，系統化、學理化的表述也不多，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的東西沒有什麼高深的語言，隻能說是對解決當前中國問題提出了一些見解。”[iii]要正确理解鄧小平的很多論斷，首要條件就是對解決“中國問題”的現實過程的描述。

鄧小平說：“我們幹的事業是全新的事業”[iv]。如果沒有改革開放的全新實踐，就不可能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突破和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首先是一種新的社會主義實踐，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過程中形成的方針政策不斷加以概括提煉和理論化，就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個理論各個部分的形成都經曆一個從不完全自覺到理論自覺的過程，都有其“實踐上的生長點”。某些新政策開始采用時，人們可能并沒有認識它的全部意義，甚至把它看作是形勢所迫而采取的臨時對策，但實踐中卻發生了原有理論所始料未及的新情況，從而生長出新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幾次重大突破，包括列甯的一國勝利理論和新經濟政策，毛澤東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和理論，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等，都經曆了這樣的過程。[v]這其中，廣大人民的實踐，包括自發的實踐，成為理論創新的主要源泉。

由于人們對自己社會活動意義的不自覺，從實踐上升到理論有一個時間差。理論突破的發生，來自那些越出原有理論觀點的新的實踐，這些實踐活動的後果在未被人們認識以前都帶有自發性，人們對這些實踐的認知都要經曆一個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蘇俄向新經濟政策轉變就不是按照某種預定的計劃進行的，它經曆了一個從不完全自覺（即自發）到自覺的轉變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列甯從此前限制、反對農民的“自發勢力”轉變到承認、尊重自發力量，于是，一個利用市場機制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混合經濟逐步形成。沒有這個轉變就不會有新經濟政策。鄧小平等領導人具有非凡的個人品質，但不是先知。改革之初，目标尚不明确，理論準備極不充分，又遇到姓“社”姓“資”意識形态争論的困擾，根本就沒有足夠的信息來制定完整的改革方案，隻能在“大膽地試”、“摸着石頭過河”的實踐中推動改革，從而不可能完全知道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觀要作哪些修正，不可能完全知道理論上會有哪些重大的突破。離開了具體的改革實踐就不可能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怎樣形成和發展的。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并不是說鄧小平一開始就為中國設計好了一套完整的改革藍圖，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些為前蘇聯東歐國家設計出幾百天私有化計劃的一攬子方案的人更有資格稱為“設計師”。鄧小平對中國改革的制度設計和理論概括，是在改革的實踐甚至是群衆自發的實踐中，通過對實踐經驗作歸納概括、加工和提高，才形成的。要深入理解鄧小平理論，就不能離開中國改革的實踐。要理解“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同樣如此。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既有領袖人物的理論創造，但更主要的是從人民群衆的實踐（包括自發的實踐）産生的新經驗中概括出來的。人民群衆的創造性實踐，孕育了黨的理論、方針和政策。農村家庭聯産責任制的首創、發現與推廣，即是這種良性互動關系的範例。鄧小平說：“農村搞家庭聯産承包，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農村改革中的好多東西，都是基層創造出來，我們把它拿來加工提高作為全國的指導。”[vi]江澤民說：推進改革和建設的好辦法，“歸根到底是來自于人民群衆創造曆史的豐富多彩的實踐”[vii]。胡錦濤說：“最廣大人民改造世界、創造幸福生活的偉大實踐是理論創新的動力和源泉，脫離了人民群衆的實踐，理論創新就會成為無源之水”。[viii]非公有制經濟從一開始沒有被立即認同、到最終被肯定和接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私營企業主等新社會階層從“體制外”到“體制内”、最終被定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中國農村村民自治由最初一些地區村民的自發行為、到被賦予法律地位、最後上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都是在實踐的推動下取得的。這些事實反映了自發實踐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設計和演進中的重要推動作用。而且，這也符合馬克思所揭示的法的起源的一般規律：法本來就是對既存經濟和社會關系的認可。

經濟學家科爾奈說：“中國發展最具吸引力、最具示範意義的特征之一就是它的試驗性。任何重大的改變通常都是先以地方性的創見出現，之後會得到較高層領導人的關注和支持，如果覺得它們真的行之有效，才會向全國推廣。”[ix]制度創新能否成功，既與正确的制度設計有關，但同樣重要的是能否尊重自發的力量、為自發的實踐提供較大的空間或機會。在未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給予人民實踐包括自發性實踐的空間越大，理論創新的空間就越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會越來越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才能越走越寬廣。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再理論化”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中，有一些基本的理論問題到現在也沒有得到很好解決。當人們在抱怨現在是“理論轟炸”（指中央的理論創新一個接一個），或理論與現實脫節、是“兩張皮”的時候，我卻認為，根本問題不在于理論太多或與現實脫節的問題，而是“理論稀缺”的問題，即我們理論界的整體理論素養不夠，學術研究水平不高，對一些最基本的理論問題都沒有搞清楚，更談不上有什麼創新，以緻回應不了國内外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關切或懷疑。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十七大報告說，這條道路“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征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也可作同樣的表述。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究竟是什麼，十七大報告沒有概括，十七大前後黨的文獻中也一直沒有明确概括。進一步的問題是，馬克思恩格斯界定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與十七大報告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可不可以劃等号？還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是什麼？這些都是我們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解決的基礎理論問題。

限于篇幅，在這裡隻能作簡略的回答：第一，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觀由方法論、價值目的、制度設計組成。馬克思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可稱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經典原則）可以從中明确概括出來。第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與馬克思提出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劃等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隻是科學社會主義經典原則在中國的具體實現形式，或者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造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具體實現形式。第三，“中國特色”不等于“中國特有”。在中國道路和理論中，既有中國自己創造的，也有從别國借鑒來的屬于經濟社會發展普遍規律的東西。因此，其一，隻有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基礎上形成的理論和道路創新，才是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求的“中國特色”。以中國國情的特殊性為由，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拒絕普遍規律和普适文明，不是真正地堅持“中國特色”。其二，如果離開科學社會主義原則與中國國情，哪怕是自己獨創的，是中國一國特有的，也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求。有些“土特産”或“中國制造”，即鄧小平所說的中國創造的很多“怪東西”[x]，既不符合科學社會主義，又不符合中國國情，因而是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要求的。其三，即使是從别國借鑒來的，隻要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就能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組成部分，甚至成為體現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借鑒别國創造的經驗并與社會主義中國的國情相結合的産物，但它是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内容。又如，依法治國、民主選舉、尊重和保障人權，也都是對人類文明成果的吸收和借鑒，但與中國國情相結合，就體現了政治文明的“中國特色”。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十七大報告指出，這個理論體系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在内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個說法隻講了這個理論體系包含的三個理論形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何以成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還需要進一步作出科學論證，并整理成内在邏輯結構比較嚴密的整體。現有的三個理論形态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相對獨立，不像經典馬克思主義、列甯主義、以及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整理得比較清晰。比如，恩格斯把馬克思主義整理成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相互聯系的主要部分；斯大林1924年在《論列甯主義基礎》中把列甯主義整理成曆史條件、方法、理論、無産階級專政、農民問題、民族問題、戰略和策略、黨、工作作風等九個部分；毛澤東把新民主主義理論整理成主要矛盾、革命對象、動力、策略，政治綱領、經濟綱領、文化綱領這樣一套體系。對于鄧小平理論，十三大概括成12條、十四大提煉為9條。以上這些整理雖各有所不足，比如恩格斯是為了回應杜林從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三個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把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簡約化為三個主要組成部分；斯大林闡釋的列甯主義體系，過于突出列甯主義是關于無産階級革命特别是無産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沒有反映十月革命後列甯的思想特别是關于從俄國實際出發建設社會主義的思想和理論。但總體上說，這些整理都遵循了理論形成的基本邏輯和規律，都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對于從整體上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理論界已有一些嘗試，或把它整理成若幹個要點，或整理成若幹層次，等等。但這些整理都不太成功。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面臨着“再理論化”的問題。怎樣整出一個内部邏輯結構嚴整又比較簡明的東西來，是目前的研究需要解決的問題。可以從恩格斯整理馬克思主義、斯大林整理列甯主義、毛澤東整理自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中，找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方法來，運用到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整理中。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十七大報告和胡錦濤在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同馬克思主義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要深刻認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真正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是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的科學理論，至少要研究以下兩點：

第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承接”了馬克思主義的哪些“脈”。馬克思主義揭示的社會曆史發展的普遍規律，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同時，馬克思主義表達了以無産階級為代表的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和價值要求，具有鮮明的人民性。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真理性）和人民性（價值追求）是統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之所以可以被稱為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就在于它貫穿了馬克思主義之“脈”。“脈”即共同本質。首先，這個理論體系的三個組成部分都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其理論精髓都是實事求是，具有高度的科學性；同時，它們又反映了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例如，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理論，強調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同時把實現共同富裕作為價值目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進一步強調“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第一要義是發展”，同時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以人為本”、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和“社會和諧”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和本質要求加以強調，使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想更加貼近我們的生活，更好地同廣大群衆的利益直接緊密結合。社會主義追求的目标是“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産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産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xi]。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把經濟運動與社會主義價值目的統一起來，越來越體現出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經濟運動導向的人道目标，是向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觀的回歸。

第二，還要研究馬克思列甯和毛澤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提供了哪些理論上的“生長點”。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很多理論都是在馬克思、列甯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理論遺産中生長和發展出來的。鄧小平十分贊賞列甯的新經濟政策，說他的“思路比較好”[xii]。新經濟政策是建立社會主義混合經濟模式的創造性嘗試，為鄧小平的改革理論提供了出發點。1956—1957年，中國共産黨和毛澤東對适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作了初步理論探索，留下了豐富的理論遺産，為新時期中國共産黨人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提供了不少理論生長點。鄧小平說：“三中全會以後，……從許多方面來說，現在我們還是把毛澤東同志已經提出、但是沒有做的事情做起來，把他反對錯了的改正過來，把他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後相當長的時期，還是做這件事。當然，我們也有發展，而且還要繼續發展。”[xiii]

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馬克思主義兩個體系的理論聯結，有助于澄清國際國内對中國改革開放是否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懷疑和非議，為改革開放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意識形态的合法性”論證。今天，中國經驗已經産生了廣泛的國際關注和影響，但是，國際上一些傳統馬克思主義者、新馬克思主義者以及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學者對中國市場取向改革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标定位、實行對外開放和融入全球化産生疑慮，認為改革計劃經濟體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中國在社會制度上脫離了社會主義，而中國不斷融入全球化的發展取向背離了馬克思主義。[xiv]有些學者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黃亞生在《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和國家》一書中認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經曆了從企業家的，市場驅動的“農村中國”到國家引導的“城市中國”的變化，即從20世紀80年代在農村扶助私有經濟（如信貸政策大量向農村私有制經濟傾斜，向農民提供貸款以幫助他們興辦鄉鎮企業）的企業家資本主義（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轉入90年代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state-led capitalism）模式。後者的典型代表是上海模式，推崇發展國有企業，以及通過政府投資建設公共工程來拉動經濟增長，真正的民營企業十分稀缺，缺乏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并且刺激了腐敗的蔓延。與上海模式相反，浙江模式（特别是溫州模式）是中國最具有資本主義企業精神、市場化程度和個體化程度最高的發展模式。[xv]英國學者布拉莫爾也認為，在許多方面，中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所實施的發展之路暗示着對萊茵型資本主義（指德日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引者）的可行性的認可。這一萊茵型模式在1996年以後的十年裡被抛棄了。将城市和鄉鎮的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的決定以及中國加入WTO的決定，都表明了對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指英美市場經濟模式——引者）的轉型。他還認為，即使是在1996年之前，中國政府——當時為了促進增長遵循着萊茵型發展方案——在關鍵的教育和健康領域也忽視了萊茵型資本主義的福利維度。中國轉型之路并沒有為小康社會主義的發展留下任何空間。[xvi]

黃亞生和布拉莫爾對90年代前後中國發展模式變化的描述和結論并不相同，但都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是在向資本主義轉型。事實是，我們以前照搬的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理論脫離和淡化了馬克思社會主義觀中的科學體系和價值目的，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真正“回到”了馬克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行進在科學社會主義和人類文明發展大道上的，本質上是一種以科學社會主義為基本原則、又吸納了人類文明中具有普适性的制度文明和發展模式并結合中國國情的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至今生命力不竭，就在于它堅持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征相結合，是紮根于當代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其經驗總結，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被概括為“十個結合”。

 

三、中國經驗研究的“大曆史”視野

 

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應當隻局限于中國，而應有“大曆史”眼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時代發展和蘇聯模式走向衰敗的大背景下興起的。時代主題的轉換和蘇聯模式的衰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起的條件。在鄧小平的語義中，中國之所以要改革，是為了要“趕上時代”[xvii]；而所謂“中國特色”就是相對于“蘇聯模式”而言的，就是“去蘇聯模式化”。鄧小平說：“我們過去滿腦袋框框，現在就突破了。……我們過去照搬蘇聯搞社會主義的模式，帶來很多問題。我們很早就發現了，但沒有解決好。我們現在要解決好這個問題，我們要建設的是具有中國自己特色的社會主義。”[xviii]

改革開放30多年，正是我國從蘇聯模式走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模式的過程，中國改革取得的成就，很多都和我們吸取蘇聯模式的弊端和蘇東劇變的教訓有關。當然，時代在發展，世界在變化，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也處在不斷發展之中。“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基于國情、黨情和“世情”的變化，在深刻總結了包括蘇共在内的世界上一些大黨、老黨執政失敗下台的教訓，科學把握新的曆史條件下政黨執政規律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中國共産黨朝向建構具有普适意義的執政理念的轉變和創新。科學發展觀也是站在曆史和時代的高度，順應國内外形勢的發展變化，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經驗并“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國家在發展進程中的經驗教訓”而提出的[xix]。科學發展觀強調的以人為中心的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經濟社會永續發展，也是西方發達國家進入後工業社會以後基于對“發展主義”的反省而形成的主流發展觀。從科學發展觀兼具的現代和“後現代”的發展理念中，我們可以理解科學發展觀不僅對處于現代化過程之中的中國具有指導意義，而且對中國的未來發展也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理論體系，都隻有在世界曆史進程的大背景下，才能深刻理解。

 

四、“危機—回應”研究途徑

 

危機引發改革，在危機中推動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一條基本線索，也是一條重要經驗。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危機都扮演了推手的重要角色。“文化大革命”帶來和嚴重危機，推動鄧小平等提出改革開放政策，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開辟和新理論的形成。鄧小平說：“那件事，看起來是壞事，但歸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們思考，促使人們認識我們的弊端在那裡。……善于總結‘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提出一些改革措施，從政治上、經濟上改變我們的面貌，這樣壞事就變成了好事。為什麼我們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了現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總結了‘文化大革命’的經驗和教訓。”[xx]“沒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訓，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思想、政治、組織路線和一系列政策。”[xxi]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發生的蘇東劇變和蘇共垮台，是社會主義由理想變為現實以來最嚴重、最深刻的危機，正是這場危機及形成的危機意識，使鄧小平在蘇聯解體20多天之後發表的南方談話中提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xxii]這場由蘇聯模式失敗促發的危機，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發展，例如确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标，深化對外開放，确立執政黨意識和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等等。美國學者布蘭特利·沃馬克認為：“‘三個代表’的目的是通過提供一個包容的、有效的和反應迅速的政治領導層，從而把共産黨塑造成能夠無限地維持當前黨政體制的執政黨。”[xxiii]俄羅斯學者認為，中國領導人從蘇共垮台和蘇聯解體的教訓中受到了啟發，“中國對造成蘇共垮台和蘇聯解體的原因和條件進行了自己的非常認真的分析。這種分析的結果是中國國内政策、對待少數民族的政策以及中共的一些意識形态提法都開始得到了一定的糾正。1991—1992年中國切實深化了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而同時又保持了國家對經濟領域各種變化的有效控制。蘇共垮台和蘇聯解體還加速了中國黨政領導幹部培養和更新體制的形成。”[xxiv]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不減，但各種矛盾和問題也日益凸顯，影響可持續發展和社會和諧的問題增多，如資源和環境壓力增大、區域和城鄉發展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會事業發展滞後、消極腐敗現象滋長、社會抗議事件增多等。面對這些複雜的矛盾、問題或危機，十六大以來中國共産黨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要思想，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

改革開放的30年也是中國大轉型的年代：一是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的轉型，一是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這兩大轉型都必然與“轉型的危機”相伴随。就現代化轉型來說，任何國家的現代化進程，都是一個充滿許多矛盾、問題和危機的過程。“通往現代性的航道上到處是沉舟漏船”[xxv]。這些危機和問題與現代化帶來的經濟—社會的重大結構性變遷相聯系，具有曆史的必然性。中國現階段面臨的大量的經濟和社會矛盾及沖突，就是在這個曆史背景下發生的必然現象。體制轉型也是一個痛苦的過程。西方國家從自由市場經濟向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過渡，曾經曆過兩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危機，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劇變後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也經曆一個痛苦的過程。

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是史無前例的，是創造性的。對于這種轉型，我們在很多方面的知識都是非常缺乏的，如同鄧小平所說：“因為改革是新事物，而我們的知識還不夠，鼻子不通，信息不靈。”[xxvi]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經有了幾百年的曆史，對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如何運作，西方經濟學家也不敢說已經搞清楚了，更不要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理查得·弗裡曼說：“關于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制度設計，經濟學并沒有提供令人足夠信服的理論或經驗知識，至于經濟轉型的知識就更少了。”[xxvii]基辛格曾對鄧小平說：“像中國這樣大規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沒有嘗試過的，世界上還沒有别的國家嘗試過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如果你們成功了，就将從哲學上同時向計劃經濟國家和市場經濟國家提出問題。”[xxviii]

中國是在一個有十多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進行這兩大曆史轉型的，更有特殊的難度。美國《華爾街日報》2009年10月10日在題為《中國的新文化革命》的文章中指出：“中國發展所面臨的挑戰是多麼引人注目和令人畏縮。美國農業的就業人口僅占總人口的4%。而有近60%的中國人以農業為生。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廣州周邊或許看上去在某些方面像是第一世界。但農村、内陸和西部才處于發展起步階段”，“中國的政治和經濟嘗試是人類曆史上獨一無二的。其重要性是大多數西方領導人無法理解的，其複雜性應該得到認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就是在兩大轉型的進程中形成的。為了完成第一個轉型，中國共産黨提出了以現代化建設為中心、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建設創新型國家以應對信息化的挑戰等；為了實現第二個轉型，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人為本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這個視角還有助于我們理性認識改革以來取得的成就和當前面臨的各種深層次矛盾和危機。

中國的兩大轉型還沒有完成，容易發生諸多危機和問題的階段還遠未越過，未來必将面對很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挑戰。如何喚起全民族的危機意識，仍然是一個需要不斷解決的重大課題，關系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未來。

[i]《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5頁。

[ii]《列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4頁。

[iii]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24頁。

[iv]《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3頁。

[v]參見孫代堯、薛漢偉：《與時俱進的科學社會主義》，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

[vi]《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頁。

[vii]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637—638頁。

[viii]胡錦濤：《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讨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頁。

[ix]馬國川：《科爾奈：中國改革再建言》，《财經》雜志 2010年第7期。

[x]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7頁。

[xi]《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2頁。

[xii]《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頁。

[xiii]《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00頁。

[xiv]衛華：《美國左右翼學者對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看法》，《國外理論動态》2001年第9期。王雲芳：《“中國背離論”辨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年第4期。

[xv]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xvi][英]克裡斯·布拉莫爾：《走出黑暗——中國轉型之路》，《國外理論動态》2010年第5期。

[xvii]《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2頁。

[xviii]《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頁。

[xix]胡錦濤：《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850頁。

[xx]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2頁。

[xxi] 《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頁。

[xxii]《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頁。

[xxiii][美]布蘭特利·沃馬克：《黨政民主與“三個代表”：一種理論透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年第1期。

[xxiv][俄]М.Л.季塔連科：《行進中的中國：論中國的成就及其21 世紀發展前景》，《遠東問題》2009 年第5 期。引自徐元宮：《俄羅斯學者關于新中國60年發展經驗教訓評價之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0年第2期。

[xxv][美]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段小光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28頁。

[xxvi]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45頁。

[xxvii]錢穎一：《中國市場化過渡的制度基礎》，胡鞍鋼主編：《中國走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8頁。

[xxviii]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第10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