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由道路、理論體系、制度三位一體構成的。十八大報告闡明了三者的相互聯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實現途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行動指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與之相對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這“三個自信”也是有機聯系的整體，歸結起來就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貫穿其中的，則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理論以及所确立的制度的高度自信。

“自信”是一個心理學概念，表達的是一種對自己身份、能力、成就及價值的信心；從曆史唯物主義的視角來觀察，自信一定有其曆史條件和客觀基礎。當代中國共産黨人的自信，是對于中華民族厚重的曆史和文化、近現代中國現代化的曆史經驗、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成就，以及中國在全球體系中實現文明複興的明确意識與堅定信念。本文從我們為什麼可以自信，為什麼需要自信，以及自信何以保持三個維度，對此作出探讨。

 

一、何以自信：曆史之源與現實之基

 

自信是需要“家底”的，自我估量過高，是自大；過低，則成了自卑。執政黨和民衆是自信中的主體，“家底”則是自信中的客體。正确的自信包含兩層含義：一是主體的态度要不偏不倚、實事求是，既不自大，也不自卑；二是客體本身必須是真實存在的，即自信的“理”和“據”必須充足充分。

我們的自信從何而來？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體學習和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都指出：我們說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來源于實踐、來源于人民、來源于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中走出來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的持續探索中走出來的，是在對近代以來170多年中華民族發展曆程的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是在對中華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傳承中走出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适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具有深厚的曆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概括起來說，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源于中華民族悠久文明的文化傳承、對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經驗的深刻總結和對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心理認同。

第一，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是長時段中華民族文化傳承的結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具有深厚的曆史傳統和文化積澱，這是“三個自信”的曆史文化源泉。中國文化是一種内聚式發展的文化。所謂内聚式發展，指的是中國的農耕漢文化在遭遇周邊少數民族、特别是遊牧民族文化沖擊時，以包容的姿态吸收他們的先進之處，同時保留自己的核心内容，從而把外來文化都融合到同一文化體系之中，形成了共同的中華文明。因此，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具有強大的内部整合機制、向心力和凝聚力。“三個自信”之所以不是執政黨或部分民衆的自信，而是一種“全民共識”和“全國同心”的狀态，與其傳承了中華文明的内聚力直接相關。如果沒有内在的整合機制和凝合文化，這種普遍的自信也就無從談起。中國地域遼闊、多種民族共存，人口衆多，之所以能夠在人類曆史上長期處于世界前沿，是因為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包容性、開放性和融合性。與曆史上盛極一時的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奧斯曼帝國等世界大帝國不同，中國内聚式的發展道路及其相應的發展文化，能夠在吸納外來事物的過程中保存自己并不斷增強活力，最終形成民族凝聚力。正是因為5000年沉澱下來的内聚式文化的傳承，中華文明在近代資本主義殖民擴張的反複沖擊下并沒有消亡，而是在借鑒和吸收外來事物的過程中，反複“試驗”，最終通過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創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使中國走上了繁榮富強的複興之路。簡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和制度，正式這種内聚式發展模式的産物，因而可以在普遍範圍内獲得認同與支持。

第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是對中時段中國近代以來現代化發展曆程之深刻總結的結果。1840年鴉片戰争後，面對來自西方的挑戰，中國走上了一條曲折的現代化之路。從19世紀中期到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經曆了三次現代化的努力。洋務運動開啟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但當時的現代化限于器物層面，沒有推動制度層面和文化層面的革新，最終以失敗告終。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政府推動的現代化，其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是廣大民衆，加上日本的侵略戰争，中國的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最終流産。新中國成立後，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道路，但由于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不足，以及受蘇聯模式的影響，現代化進程中出現了一連串的失誤和挫折。洋務派的現代化，在英風美雨之中執着于船堅炮利的夢想，未能吸收西方制度和文化為中華文明所用，談不上“聚”因此更談不上“内聚”式發展；南京政府的現代化，得西方制度文化之形卻未得工業化之實，廣大民衆更是在現代化努力的範圍之外，有“内聚”之嘗試卻無“内聚”之成功；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現代化，過多借鑒蘇聯模式，在建設道路上沒有能夠與社會主義初級階級實際相結合，實際上沒有能夠“聚”他國社會主義經驗為我所用，因此也沒有完成對中華内聚式文明的傳承。隻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地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接過中華文明火炬的同時，探索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發展道路。習近平同志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承載着幾代中國共産黨人的理想和探索，寄托着無數仁人志士的夙願和期盼，凝聚着億萬人民的奮鬥和犧牲，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中國近代以來170多年的發展曆程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取得發展進步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必由之路。

第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是對短時段改革開放取得的偉大成就以及中國共産黨解決舊問題、處理新問題的能力之心理認同積累的結果。20世紀70年代末起，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産黨在深刻總結中國近現代以來現代化的經驗教訓并借鑒其他國家現代化經驗的基礎上，帶領人民在實踐中探索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總結和創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各層面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制度架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和制度，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既保留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内容，又吸收借鑒了各國發展的經驗教訓，最終升華了内聚式發展的中華文明。

1985年，鄧小平在回答美國時代公司總編輯的提問中充滿自信地說：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可喜的成果，“中國不走這條路，就沒有别的路可走。隻有這條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榮之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150頁）曆史是最好的證明。三十多年間，中國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迹，年均GDP增長率超過9%，綜合經濟實力躍居世界第二，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中國快速進入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在成績面前，中國共産黨也沒有回避改革與發展中遇到的矛盾和問題，始終保持憂患意識、危機意識和改革意識，不斷推進改革和發展模式的調整。1997年十五大把依法治國上升為政治發展方略，并明确提出尊重和保護人權。2006年十六屆六中全會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2007年十七大提出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2012年十八大把民主、自由、法治、公正等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要素，并且提出加強生态文明建設，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事實令人信服地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進步性和有效性，證明了中國共産黨以改革解決前進中出現的問題的決心和能力。而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理論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在世界産生日益增長的影響。近些年，國外不少專家學者、政治家都以“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奇迹”、“中國經驗”等命題探尋中國成就的秘訣和根源。據中國外文局對外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十八大期間，國外媒體共發表十八大的英文報道2516篇，比十六大期間的1410篇高出78%，比十七大期間的1473篇高出71%；發表十八大的中文報道2559篇，是十六大時1005篇的2.5倍，是十七大時1352篇的1.9倍。中國取得的成就令世界感到強烈震撼，中國黨和政府對新舊問題的解決既有決心又有辦法，我們應該從中獲得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的力量。

 

二、為什麼需要自信：實現文明複興與應對結構性壓力

 

面對當今世界體系及其産生的結構性壓力，中華民族要在本世紀中葉實現複興，必須要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

首先，中華文明的發展與複興必須建立在“自決能力”以及相應自信的基礎之上。湯因比通過對人類曆史上諸文明的研究得出結論，文明的衰落在于“自決能力的喪失”，并歸納了若幹“自決的失敗”之表現，如“模仿的機械性”、“對短命制度的崇拜”、“放縱和驕橫”、“對勝利的陶醉”等。（阿諾德·湯因比：《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而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将世界描繪成一個“中心－半邊緣－邊緣”結構，邊緣、半邊緣國家在發展道路、文化、制度等多個方面受到中心國家的結構性壓力。在這種壓力下，中國在從邊緣、半邊緣向中心運動的過程中，必然面臨“自決能力”的考驗。縱觀當下盛行于中國社會的各種思潮及其對應的社會治理方式和國家制度設計，如集權主義的計劃經濟、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激進自由主義觀念、安于現狀和自我滿足的極端“中國模式論”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未能正确應對世界體系結構性壓力的産物，和湯因比指出的自決失敗的種種表現如出一轍。

實際上，湯因比所謂的“自決”，本質上是在強調人、制度、社會機體等因素所具有的創造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的成就，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始于創新，并将改革精神一以貫之。解放思想，尊重實踐，鼓勵創造，尊重基層與群衆的首創，構成了中國改革獨特而鮮明的品格。改革沒有完成時，創新也就不能止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理論體系和制度設計，已為我們從中國國情出發，進一步大膽探索，不斷吸收和借鑒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留出了巨大的創新空間；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更為廣闊的發展前景，需要這種足夠大的空間。隻有牢固地樹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才能進一步提高“自決能力”，從而推進中華文明的發展與進步。

其次，中華文明不得不與其它文明碰撞的現實，使得對作為文明融合産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成為必要。亨廷頓認為，當今世界上存在着七種或八種主要文明，即西方文明、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并提出文明沖突論。文明的沖突固然在所難免，但不同文明之間的競争與融合卻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流。文明的多樣性，正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近代以前中華文明輝煌于世，正在于她能以廣闊的視野和博大的胸襟吸收借鑒其他文明成果，博采衆長，擇善而從，為我所用，形成内聚式發展的文化。改革開放後興起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本質上也是一種内聚式發展的文明，既吸納了人類文明中具有普适性的制度文明和發展模式，又結合中國國情進行了創新。例如，現代市場經濟是20世紀人類社會在經濟制度方面創造的最大文明成果之一，中國大膽吸取和借鑒這一制度文明成果，并與本國國情相結合，堅決地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才有了今天這樣的成就。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文明融合的産物，也是中國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即中華文明複興的必由之路。提出“三個自信”的必要性在于，在世界各種文明相互競争的背景下，隻有建立對實現文明共性與個性相統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和制度的自信，既不走盲目排外、因循守舊、保守落後，使文明“去共性化”的彎路，也不走照抄照搬他國經驗和模式，使文明“去個性化”的歪路，才能保留中華文明内聚式發展的優秀基因，才能在文明的沖突與融合中保存、發展和振興中華文明。沒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就沒有通過文明融合來複興中華文明的可能。

再次，世界體系的結構性壓力造成的國内外挑戰，也使得堅持“三個自信”成為必要。自冷戰結束以來，國際利益格局不斷調整，中國與世界的融合度不斷提高，同時國内的改革事業進入攻堅階段，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進一步發展所面臨的機遇和挑戰也前所未有。從國際上看，雖然全球合作向着多層次、寬領域和全方位的方向拓展，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相互依存、互惠互利進一步加深，但不利于中國發展的因素始終存在。中心國家的經濟科技優勢所帶來的經濟競争壓力以及由此外化出來的發展道路壓力、文化壓力和制度壓力長期存在，唱衰和遏制中國的聲音仍有較大市場，既增加了中國外部環境的不确定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民衆對未來發展的信心。從國内來看，30年來中國積極應對全球化并擺脫邊緣、半邊緣地位的努力，推動着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的大轉型。在轉型發展過程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日漸突出，社會利益分化持續加劇，網絡時代的到來對應對轉型時期的困難和問題提出更高要求，信息時代的國内輿情變得更加複雜多變，各種社會思潮的并存在促進社會多元化的同時也影響着人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識，否定或阻礙改革開放的“左”傾思潮和主張全盤西化的極右聲音始終存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質疑和诋毀之聲時有出現，部分民衆信心不足的問題始終沒有得到徹底解決。因此，面對國内外挑戰以及與之相應的困惑和質疑，更需要樹立對中國道路、中國理論和中國制度的自信心，繼續推進中國的發展進步。

 

三、自信何以保持：解放、自覺和中國夢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個自信”，既是現實的，也是必要的。怎樣保持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則是需要進一步回答的問題。

第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解放和增強社會創造活力。習近平在亞太經合組織的演講中提出的這“三個解放”，既是中國接下來深入推進改革和發展的要求，也是未來我們保持“三個自信”的必要條件。中國在21世紀的世界文明舞台上将扮演什麼角色？保羅·肯尼迪認為中國将是五大力量中心之一，亨廷頓預測中國将與歐盟一起充當主角，湯因比期望中國成為世界統一的中心，沃勒斯坦則期待中國在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和全球體系上發揮重大作用。這些理論和思想大家對中國的未來充滿信心，然而，我們自己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我國仍處于并将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夢想還沒有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已成為當代中國的旗幟，成為凝聚中國人民建設幸福美好生活的動力，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仍有待于進一步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還需進一步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還不是盡善盡美，尚需更加成熟和定型。面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實現中國夢的艱巨任務，我們必須自信而不自滿，繼續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推進改革開放，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解放和增強社會創造活力。對此，習近平同志反複強調：“中國要前進，就要全面深化改革開放。面對人民群衆新期待，我們必須堅定改革開放信心，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更有力的措施和辦法推進改革開放。”中國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這個時候就要一鼓作氣，瞻前顧後、畏葸不前不僅不能前進，而且可能前功盡棄。”要“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敢于向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開刀，切實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第二，在文化自覺的過程中認識和處理中國和西方發達國家的關系。在當今世界體系中，中心國家的強勢意識形态對中國的文化和制度形成了巨大壓力；随着中國越來越融入世界體系，西方理論和思潮也會更加洶湧地進入中國。能否正确認識和處理全球化條件下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間的關系，是能否保持文化自信和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的大問題。費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覺”的思路和“天下之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設想。他指出：“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曆、形成過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複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費孝通全集》第16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對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才會有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才能獲得在新時代條件下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覺首先要求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其他多種文化，這樣才能在多元文化的世界裡确立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地适應，和其他文化之間建立取長補短、和平共處、聯手發展的關系。文明多元并存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全球化不可能消除文明的多樣性。中國應堅持走适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同時積極借鑒人類文明的有益成果，為構建國際文明新秩序做出自己的貢獻。

第三，合理構建社會理想，凝聚中國力量。人類社會的曆史發展不能沒有社會理想的引導，用哲學人類學家米切爾·蘭德曼的話說，人的生命活動“需要一個指引方向的榜樣或理想以供參照”。黑格爾也強調對民族的認同感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民族精神”，決定着一個國家的獨特的曆史演進曆程，“每一個民族的國家制度總是取決于該民族的自我意識的性質和形成”，“一個民族的國家制度必須體現這一民族對自己權利和地位的感情”。（黑格爾：《法哲學原理》，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291—292頁）在當代中國，建構一個既“合目的性”，又“合規律性”的社會理想，對民族共識、民族精神、民族自信的凝聚以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進步有深遠意義。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和水平，人們對未來的關注以及關注的程度就會有所不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即實現“中國夢”，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大的社會理想。沒有社會理想，就不會有動力；同樣，找不到實現社會理想的途徑方式，就不會有自信。如何實現“中國夢”？習近平同志指出，“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必須凝聚中國力量。”這就清晰地描繪了中國人民的社會理想及其實現理想的現實路徑和精神力量，有利于保持和增強全體人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自信，堅定不移沿着正确的道路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