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場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大曆史事件，我這裡所講的五四運動的時空範疇具有更深廣的含義：指的是從1915至1920年代初期的中國現代文化運動和現代政治、社會活動，其突出的标志是以《新青年》為主陣地的新文化運動和1919年5月4日學生愛國事件。我想從四個方面來審視這段曆史，解讀其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

一、五四标志着新式精英知識群體開始整體主動走上中國社會舞台，以整體的自覺來承擔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任。自鴉片戰争至五四運動，  這80年間中國現代化的發展曆程中，參與其中的知識群體主要有三類：舊式仕紳文人、洋務派仕紳文人、新式知識群體。在近代中國現代化發展的初始階段，傳統的舊式文人如林則徐、魏源等個别人士出于傳統的家國憂患意識，開始了對西方世界的零星的探知，從而提出了“睜眼看世界”的天下觀。此類知識群體在當時不特人數稀少，其現代性的識見也很有限，對于社會現代化實踐的影響更為有限；從1860年代開始，經曆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鴉片戰争的磨難，從傳統的仕紳文人中進化出洋務派文人仕紳群體，這一知識群體最大的貢獻就是舉辦近代工商、軍事實業；新式知識群體是在洋務時期開始萌生，其突出的标志就是接受過新式教育，從骨子裡認同西方的文化價值，并積極主張以之來改造中國。這個群體主要以甲午戰後中國留日學生為及辛亥前後的留美學生群體為主，同時也包括晚清以後尤其是1905年廢科舉後設立新式學校裡的受教育群體，在1919年，全國的大學及專科生18429人。這些受過新式教育的人士，在五四時已經形成為一個具有共同價值取向、社會影響的社會群體。這些人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倡導者、支持者，也是1919年五月份反日愛國運動的積極倡導者支持者。這個新的知識群體在此前主要是以個體的身份零零星星地參與到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實踐當中，其産生的社會影響自然有限。通過新文化運動和反巴黎和會出賣中國利益的社會運動，這個新式知識群體精英整體地、主動地出現在中國社會現代化的舞台上，成為一支無法忽視的巨大的力量，這充分展現了他們改造中國的主動意識、集體意識。這個意義實在是太偉大了！我們檢視世界現代化的發展曆程，可以發現，那些現代化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在新知識群體的集體呐喊和帶頭示範下完成的。近代中國在五四之前雖有個别人在呐喊，但不特其理念欠缺，尤其沒有形成整體自覺，無法形成整體力量，這就極大地約束其了對中國現代化實踐成了中國現代化轉型中所必須的新知識群體，使得中國現代化有了一大批智力人才。所以在五四之後，中國現代化呈現出加速發展的态勢。

二、五四反帝活動的爆發充分的彰顯了中國人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程度，充分展示出中國建立近代民族國家的願望。世界現代化的曆史證明，後發現代化國家一般都要以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為前提，沒有整體的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其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就無法形成。古代中國向來隻有國家天下、華夷之觀念，隻知道有皇帝、官府，作為現代政治概念的民族國家，其時的中國人并不知曉。從鴉片戰争、甲午戰争直到義和團運動，在西方列強的不斷侵略打擊下，中國人的民族自覺、自尊意識被刺醒；在西方政治社會學說和現實政治圖景的影響下，中國知識群體逐漸地感受到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必要性。這種近代民族國家意識與傳統中國“天下”意識的最大區别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國家非天下、政府非朝廷、民族非臣民、中國非世界。1915年日本簽訂21條使得中國知識群體的民族國家意識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巴黎和會上列強們對于日本侵略中國的要求予以滿足的做法使得這些接受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知識群體終于忍無可忍、按捺不住，最終以火山的方式爆發出來。這一次運動與義和團運動的愛國不一樣的是，是出于現代民族國家的理念而形成的，它不具有盲目排外的因素。這個意識的形成對于後來中國的民族獨立是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的，如果沒有這個意識為前提保障，那麼後來中國遇到日本全面侵華這樣的空前民族危機，中國就不可能堅持下來，那樣的話中國就是既亡國又亡天下。但在舊的天下觀那裡，面對如此強大的侵略，在巨大的犧牲面前，中國人難免不會按照改朝換代似的亡國而不亡天下的政治邏輯而選擇忍受。抗戰時期，幸而中國有了現代性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産黨的領導和堅持，中國才克服了無法想象的困難，挺過了八年抗戰。國共兩黨為何能夠在那種困境中堅定不移？根本上說，就是他們都具有濃厚的近代民族國家意識，日本的侵略穿越了他們的底線，使得他們隻能血戰到底。

三、五四表明近代國人對中國現代化的探索從器物、制度轉到文化層次。這個論述本是梁任公對近代中國現代化進程反思的結果，雖然百年過去，但我以為對于中國現實的現代化發展依然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那就是中國現代化的成功最終要取決于文化的轉型。五四運動從根本上說是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其政治運動也是在近代思想文化的長期熏陶下而自然發酵出來的。如果沒有巴黎和會，可能沒有5月4日的行動，但是已然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不會熄滅，這場文化運動也不會是純文學的、純藝術的、純思想的，而必然反映到社會層面、政治層面。從文化角度思考中國現代化的最終成功的根源，是近代中國現代化曲折發展的曆史給予中國近代思想先驅們啟迪的結果，是從深層次思考中國現代化路徑的理性判斷，也可以說某種程度上是在當時中國現代化蹒跚不前的狀态下無可奈何的舉動。但五四新文化運動無論是提倡文學革命，還是提倡思想啟蒙，無論是提倡社會風俗變革，還是主張個性自由，都觸及到了西學東漸下的中國文化改造命題，這一命題雖然由于中國社會實踐主題的迅速轉換而被忽視，但中國現代化最終歸宿卻繞不開它。所以，在此後的曆史進程中每當中國現代化發展遇到坎坷時，我們總是提到五四、想到五四。五四的這種從文化更新的角度來探索中國現代化發展的終極路徑的方法可以說是其留給後人的重要遺産，其在當下中國的現實意義也是明顯的。

四、五四扭轉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自上而下的運作态勢，以學生運動為前驅的下層民衆的社會運動開始越來越發揮其對中國現代化的影響了。在整個近代中國被動現代化的進程中，總體的主導社會力量是官員、仕紳和精英知識群體，其推動的方式是自上而下，從洋務到維新，以至于革命，其推動中國現代化的方式都是如此。到了五四的愛國運動，情況大不相同了，雖然其主體還是精英知識分子，但其身份卻是在校大學生甚至中學生，其運行的方式是自下而上的，這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破天荒的意義。此後，以大學生為主體的社會運動每每出現在中國社會的關鍵時刻，學生運動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推手。它的根本意義不在于學生運動自身，而在于它激發了下層民衆式社會運動産生的激情——其它下層民衆往往借助學生運動而走上社會運動的舞台。無論這種狀況是好是壞，它是客觀存在的現象，它提醒我們的是如何從根源上防範這種運動的負面因素的發生，它體醒我們不要被動地在社會運動的推動下而亦步亦趨地開展現代化。同時，它也提醒我們不能輕易地制造社會運動，更不能一時的需求而随便地利用這種社會運動。當然，我們不能以此而對這段曆史進行簡單的價值評判。任何曆史對于後人都是遺産，我們都需要認真地學習之、檢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