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作為中華文化的精髓，中華傳統美德蘊含着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不僅在曆史上對塑造中華民族精神、影響中華先民的思維方式與行為方式發揮了巨大作用，而且對我們今天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積極借鑒意義。“義以為上”的精神，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義以為上”是儒家義利觀的核心旨趣，主要包含以下四個方面的内容。

明确反對見利忘義。儒家有所謂“君子”與“小人”之别，兩者的分界線正在于是按照仁道的要求規範自己的言行還是隻顧謀取一己之私利。做有德君子，是儒家對人的基本要求。為此，儒家明确提倡“見得思義”、“見利思義”，反對見利忘義、“放于利而行”，即提倡面對利益時首先要想到道德的要求，想到究竟是否屬于自己“應當”得到的；反對見到利益就把道德置諸腦後，甚至把追求個人利益當作行事的基本準則。

肯定合理之利的正當性。在提倡“見得思義”而反對“放于利而行”的基礎上，儒家也肯定合理之利的正當性，強調“義然後取”，即隻要是合乎道德要求的、理當得到的利益，完全可以心安理得地取得。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

在動機上反對“以義求利”，但在結果上可以接受“因義得利”。也就是說，反對在主觀動機方面假仁義之名而行謀利之實，但并不反對在客觀效果上因為行義而得到正當的利益特别是公共的大利。這一點體現得最典型的就是“孟子見梁惠王”的故事。面對梁惠王“叟不遠千裡而來，亦将有以利吾國乎”的提問，孟子說：“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表面看來，孟子似乎是将道德與利益對立了起來，隻講義不講利。實際上在孟子認為，行仁義的結果是“王天下”即結束戰亂、走向統一。這不僅是當時黎民百姓最大的利益，而且是在行義的過程中得以實現的，在客觀效果上可以說是“義利雙成”。

在特殊情況下應犧牲利益而成就道義。最極端的情況，就是孔子所謂“殺身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義”。孔子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說：“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也就是說，當遇到義與利發生尖銳沖突而不可調和的特殊情況時，志士仁人決不為了苟活而做出損害仁義的事情，而是甯可犧牲自己也要成仁踐義。

“義以為上” 體現了以德性作為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追求。儒家認為，當道義與利益、德性與欲求發生沖突時，志士仁人理當超越利益的糾結與感性的欲求而緻力于對道義與德性的追求，并在其中得到精神的滿足與心靈的自由。由此，超越物欲與私利的誘惑，不斷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成就以德性精神為依歸的理想人格，就成為中華先民精神追求的一個重要特色。所謂“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安貧樂道”“淡泊明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等，都是這種精神境界的不同表述方式。

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是做一個孜孜以求利、“放于利而行”，無德性、無操守的小人，還是做一個“義以為上”、行仁踐義，行己有恥的君子，是關系到人能否異于禽獸的大問題。這無疑對現代人能起到相當程度的警醒作用。如果說儒家的義利觀在某種程度上存在對“利”注重不夠的偏頗，那麼，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人則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即片面求利甚至完全不顧“義”。在這方面，中華傳統美德中“義以為上”的精神無疑有着糾偏作用。同時，如何在“義以為上”的精神主導下尋求“義利雙成”，也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傳統義利觀的現代轉化所必須認真面對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