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90年代，前蘇聯、東歐以及中國等衆多國家先後走上了體制轉軌的道路。這場在經濟制度變遷史上史無前例的大轉型為國際學術界提供了豐富的研究素材，也催生了一門以經濟轉型為研究對象的轉型經濟學。轉型經濟學發展至今，形成了新自由主義、演化經濟學、制度主義和新比較經濟學等多種研究範式，其共同點是研究經濟轉型的動因、路徑演化和績效，并探尋所謂“轉型規律”。不過，不僅原社會主義國家轉型的路徑和績效差異甚大，似乎也歸納不出所謂共同的轉型模式或規律。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耐心觀察各國的轉型道路和真實效果，并進行深入的學術探讨。這在轉型國家邁向轉型深化後，顯得尤為必要。

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選擇了不同于中國的激進式改革道路，其中，大規模的私有化運動最為引人矚目。20多年過去了，俄羅斯私有化的效果究竟怎樣？給社會和民衆帶來了怎樣的影響？這些問題直到現在還是有極大争議的問題。對俄羅斯私有化改革的成敗得失作出科學的結論可能為時尚早，但這并不妨礙我們通過對俄羅斯私有化過程的研究，了解私有化改革的真實效果和俄羅斯民衆對私有化改革的真實評價，藉以總結其中的經驗和教訓，裨益我們自身的改革與發展。

本書正嘗試緻力于此。作為李紅霞的博士論文指導教師，我與她幾乎同時體驗這項研究的思考過程和寫作過程。在考察俄羅斯私有化效果時，作者最初曾試圖從公平和效率兩大視角進行審視，畢竟二者一直是人類社會永恒追求的兩大目标。随後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中，發現俄羅斯學者們2000年以來圍繞私有化的легитимность/Legitimacy問題展開了十分熱烈的讨論，這不失為研究私有化的一個全新的考察視角。不過，在利用這一理論考察私有化效果時，也遇到了兩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首先是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Legitimacy這個西文單詞的翻譯問題。國内學界基本上把它譯成“合法性”，同時也把легальность /legality譯成“合法性”，顯然這兩個西文概念的意思是不一樣的。除此之外，還有人把它譯成正當性或合理性，港台地區的學者則習慣将它譯成“肯認性”或“認受性”。因此作者面對的是個歧義衆生、譯法混亂的概念。為了避免混淆和誤解，十分有必要做出區分和鑒定，給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Legitimacy一個恰當的中文譯詞。在國内學者中，劉毅在他博士論文《現代性語境下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一個思想史的考察》中對合法性與正當性作過詞義源流上的考察，他不主張将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Legitimacy譯成合法性，認為譯成正當性更為恰當，并将正當性定義為“人們基于特定的價值尺度對社會秩序、政治法律制度以及人的思想行為所做的正面（注：如改為肯定性更好）判斷，也就是說，符合某種價值标準的制度或行為即是正當的，或者說具有正當性……它能夠體現被民衆認可的程度。”俄羅斯學者也敏感地認識到了легитимность和“легальность的區别，在由俄羅斯自由主義基金會出版、莫斯科大學В.Л.達姆波夫采夫教授主編的《俄羅斯的産權、私有化和國有化》一書中對二者做過專門的區分。俄羅斯人眼中的正當性是一種能夠被社會各群體、各階層廣泛接受的合理性存在，比較接近我國港台學者“肯認性”和“認受性”的譯法，而合法性則無須民間認可，隻需官方承認、符合成文法規即可。從俄文版維基百科的解釋看，легитимность有合法性、合理性、肯認性、認受性等多種意思，在上海外國語大學俄語系編寫的《漢俄大詞典》中，漢語的正當性恰恰也對應着很多個俄文單詞，有合理性、正确性、合法性、公平性、誠實規矩的意思。如果把легитимность/ Legitimacy譯成合法性不僅會人為地帶來混亂，也不能概括其豐富的内涵。

另一個問題是正當性的評判依據和基礎來源，二者應當是一緻的。即憑什麼說一種制度、權威體系或行為是正當的？衡量的标準是什麼？那麼我們構建正當性的基礎也應該來自這些标準。關于這個問題同樣沒有統一的看法，表明這個理論還處于不夠成熟的階段。美國法學家勞倫斯·索倫在編輯“正當性”這一專業詞彙時，就曾奉勸人們在使用這個概念時要加倍小心，由于人們對正當性的不嚴格定義和未理論化現狀，導緻在判斷“何為正當”時各有各的标準。索倫在他編撰的《法理詞彙——法學院學生的工具箱》中歸納出正當性的四大評判依據和基礎來源：民主性、合法性、正确性和公共理性。受索倫的啟發，本書作者将正當性的評判依據和基礎來源歸納為合理性、合法性和公平性。其中合理性為科學考察維度，即無論從目的理性還是實踐理性看是否符合科學理性；合法性是法律考察維度，即是否有法律依據，是否符合法律規範；公平性為道德考察維度。三者之間的關系是，合理性與公平性是正當性的兩大基石，是人類在改造社會的實踐中遵循的兩大基本價值取向，如同人類邁向自由全面發展社會的雙腳，而合法性則源于這兩大基石，如同輔助支撐雙腳平穩前行的拐杖。由此可見，正當性的多重内涵為評價對象提供了多元的考察維度。

解決了上述“正名”問題後，能否用正當性理論來分析私有化改革？作者認為有必要再對其應用範圍做一番考察。最早把正當性理論作為分析工具應用于政治社會學領域的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韋伯分析了不同社會秩序和國家權力的正當性基礎，例如法理型社會秩序的正當性基礎來自合法性，而其他類型社會秩序的正當性基礎可能來自傳統或領袖個人的魅力，等等。此後德國社會理論家尤爾根·哈貝馬斯對這一理論進行了重新理解和擴展性應用，正當性的讨論對象和領域被不斷拓寬，收入分配、就業結構、消費結構、自然環境、父母和子女的關系以及老年人待遇等以前被視為正當性以外的問題，紛紛進入了正當性的考察視野，正如哈貝馬斯所說，社會學開始接手正當性問題。如今，正當性理論在法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社會心理學、情感社會學等領域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法國學者雅克·比岱和厄斯塔什·庫維拉基斯對哈貝馬斯的這一貢獻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哈貝馬斯對正當性理論的改造并用于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危機的分析，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管理問題方向，是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時期仍保留巨大影響的最好見證。在俄羅斯學者看來，正當性評價的對象既可以是宏觀層面的權力、國家或社會制度，也可以是中觀層面的社會群體或群體中産生的社會現象，還可以是微觀層面的個人行為或地位，如此一來，俄羅斯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私有化及其産生的私營企業和業主，無論從哪個層面都落入了正當性評價的視野和範圍。

基于上述理論準備，作者搭建了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從合理性、合法性、公平性三個角度對俄羅斯私有化之正當性的三大基礎進行了詳細的解析，得出的結論是俄羅斯私有化的正當性基礎是十分脆弱的，也就是十分欠缺的。對于俄羅斯私有化的效果，普通民衆應該是最有發言權的。列瓦達調查中心從2000年到2011年間進行的8次調查顯示，贊成部分或全部重審私有化結果的比例一直維持在73%到83%之間，與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完全吻合，這一态度超越了年齡、政治立場、意識形态、教育程度、财産狀況和社會地位的差異和障礙，無論是私有化反對派的選民，還是改革派的選民，贊成重審私有化結果的比例均達達到60%以上。不過人們對私有化的基本态度與居民的心理預期和實際利益密切相關，會随着經濟周期的波動而起伏。俄羅斯科學院社會學所的私有化十年、二十年分析報告稱，改革初期人們對私有化滿懷憧憬，肯定的人比否定的人多，經濟增長時期同樣如此，但經濟危機前後否定的人比肯定的人多。

俄羅斯私有化正當性基礎欠缺帶來了很多後果。經濟上妨礙穩定和增長，政治上危及民主體制，思想上導緻社會主義思潮高漲，社會上激化矛盾和沖突。迫于社會上對私有化正當性的追問、質疑和由此帶來的危機，普京總統和很多學者都提出了一些使俄羅斯私有化擺脫正當性危機的正當化方案，但無論是普京關于3年訴訟期限的法令化方案，還是重申私有化的外科逆勢療法，亦或是征收一次性費用用于社會保障的内科保守療法，還是亞博盧黨主席亞夫林斯基提出的社會企業政府三方共同簽署正當化協議這種順利療法，要麼是簡單低效的，要麼是高效卻很費勁的，要想徹底解決上個世紀私有化留下的後遺症，恐怕需要政府采取一些綜合性的措施才能挽回被動的局面。

對俄羅斯私有化正當性讨論給我們的最大啟示是，在民主意識不斷覺醒的現代社會裡，任何一個政府行為都無法逃脫正當性的檢驗，必須接受正當性的考量。私有化改革要謹慎，小心陷入私有化悖論：一方面認為政府的腐敗和無能已無法通過加強管理來改進，希望它退出經濟領域，另一方面又需要利用這個政府的有效管制來防止市場失靈。俄羅斯私有化期間，亞當·斯密所說的那隻“看不見的手”在很長一段時間内不僅沒有取代政府那隻“看得見的手”，反而被腐敗官員、寡頭和黑社會勢力這些“掠奪的手”所取代。幾個世紀以來，經濟學家們一直圍繞政府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争吵不休，信奉市場的新自由主義者們和力挺政府的保守主義者們互相指責對方所信的的機制失靈，以此互相貶低。現在是該調整思維方式的時候了。如果說在傳統自由放任主義和國家幹預主義兩種經濟思潮交替統治的背景下，市場和政府在經濟舞台上被安排了相同的角色，二者關系更多地被理解為相互取代關系的話，那麼僅從理論上判斷孰優孰劣是不夠的，還應以實際成就見分曉。實踐證明，二者更多地是互補關系，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凡是市場失靈的領域，正是政府需要有作為的地方，小而強的政府是破解私有化悖論的關鍵。私有化悖論實質是公平與效率悖論的衍生物，二者之間的沖突常表現為市場和政府之争、兩隻手之争、左派和右派之争。在私有制市場經濟條件下，公平與效率的對立實質是自由和平等的對立，在無法消滅資本與勞動對立的商品經濟條件下，既不能采取一方戰勝另一方的辦法，也不能采取雙方同歸于盡和對立面融合的方式，隻能通過量化監測的辦法促進雙方協調并進地發展。林毅夫教授認為，成功轉型的國家必然是既有有效的市場，又有有為的政府。斯蒂格利茨也提醒中國要維持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平衡，謹防市場過多、政府過少。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确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是要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用好，讓市場和政府各就其位。

還有必要提到的是本書作者所持的研究取向問題。正當性的評價依據和基礎來源在現代社會中越來越傾向于公意性，即來自公衆的意見越來越不可無視，這與馬克思主義關于大多數人的立場有一緻的地方。但這在有些學者看來有預設立場的嫌疑，認為知識分子在學術研究中應保持立場無涉或價值中立。但作者堅持認為社會科學研究是不可能脫離立場的，立場不同，結論會大不一樣。在對俄羅斯私有化正當性之三大基礎進行解析時，本書除運用了官方統計數據外，還運用了大量來自科研院所、社會調查機構關于私有化評價的公衆意見調查數據，因此得出的研究結論是有充分的實證數據支撐的。公衆對私有化改革的認同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私有化的正當性水平，據此可以區分私有化正當性程度的高低，因此，俄羅斯私有化低正當性是俄羅斯私有化正當性欠缺的另一種表述。

總之，作者嘗試用“正當性理論”這一尚待完善的分析工具考察俄羅斯私有化效果，并做了大量的理論完善和分析準備工作，這種嚴謹的學術态度是值得肯定的。本書關于俄羅斯私有化正當性讨論的介紹和分析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鄰居大國私有化改革的真實效果，還有助于我們把握俄羅斯政府當前和今後的改革走向和一些政策措施實施的緣由，譬如在我國引起很大反響的普京總統所提出的實行全民免費醫療政策。如果了解了俄羅斯社會掀起的這場私有化正當性讨論，自然會想到提高社會保障水平是俄羅斯私有化改革以來社會保障體系被嚴重破壞的必然結果，是政府早該做卻沒做好的應盡義務，屬于上面提到的第二種私有化正當化方案，表明俄羅斯政府已開始正視私有化正當性問題，并着手實行了一些私有化正當化措施。

李紅霞副教授在多年研究前蘇聯和俄羅斯經濟改革的基礎上，又利用在莫斯科大學做兩年學術訪問的機會，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研究資料，完成了一篇高質量的博士學位論文。本書是她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作補充修改而成的。據我所見，這是目前國内學術界第一部全面系統研究俄羅斯私有化改革及其成效的學術著作，在一些方面可以說填補了學術界研究上的空白。作為紅霞的導師，我有機會先睹為快，也樂于将之推薦給廣大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