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道德是對人的精神性本體狀況和品行表現的衡量。每個時代、每個不同的社會形态中都有屬于該時代和該社會的道德。一個時代的道德狀況是生活在該時代的人們在處理相互關系上的道德品行、倫理選擇和價值判斷的綜合性反映。從其形成何發展上看，道德是具有傳承性的。處在某一時代的道德是該時代的經濟社會生産和生活實踐直接作用的結果，但與前代的文化習俗和道德傳統也是密不可分的。某一個時代的道德内容和範疇固然必有創新，但不可能與傳統道德截然分開，也不可能将傳統道德全然摒棄。恰如李大钊所說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以社會為整個的，不能分裂的，因以前道德、哲學、倫理等，與将來經濟狀況不合，所以再造出一種更好之道德等，決不是将道德廢去。”[i]中華民族的道德發展曆程也是如此，在繼承中有所發展，在發展中不斷創新。

中國是以道德立國的國度，中華民族是道德哲學繁盛發達的民族，中國人特别地重道德、講道德和守道德。且不說人們所熟知的那些浸透道德思維的《論語》、《孟子》、《中庸》等儒家經典，也不說專論道德問題的《道德經》、《太上感應篇》等道家名篇，即便是被人們歸列為法家一派的《商君書》、《韓非子》等也都充盈着道德教化的氣息，也不能排除對治國理政者和普通百姓進行道德勸誡的功能。中華民族的道德思想豐富、道德理論衆多，道德思維顯著，這不僅成為中華民族顯著的思想特征和文明特質，在世界諸國度和各民族中也有口皆碑、享有盛譽。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内容雖然豐富多彩，道德源流雖然久長，但其要義歸結起來卻可以用孟子所提到的“恻隐”、“羞惡”、“恭敬”、“是非”這四種基本心性标準來概括。長期以來，由于注重道統和強調德治，中國曆史上很多朝代都重視通過道德教化來塑造人們的道德情操、道德意志和道德踐履能力，這就使得道德傳承成為植根中國人血脈之中的價值追求和思想薪火，基于這些心性标準的“仁義禮信”的道德規範不僅成為中國社會穩定、和諧和發展的粘合劑，也成為中國人生存、生活和生産不可缺少的添加劑。鑒于此，中國傳統美德是很值得當代人繼承和學習的，也是很值得當代人發揚廣大的。

當今時代，伴随着新的生産生活方式的出現和新的社會轉型，人們的道德生活也進入了過渡期和裂變期。舊道德餘力尚存，新道德尚未成型，社會生活更新步伐加快，道德生活也波折叢生，人們在道德觀念上出現模糊感、拔根感、離散感和無力感，這些道德不适應症候的出現固然屬于正常現象，但絕不可忽視，更不可置之不理。黨的十八大報告出于對當代中國人道德狀況的重視，提出了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質的任務。那麼，當代中國人的道德狀況到底是怎樣的呢？道德教育這一進行了多年的傳統教育是否和能否真正地接近問題的本質，現代教育的根本使命到底是什麼，教育的“道（到）”和“德（得）”又怎樣才能夠實現呢？

關于中國人的道德狀況，前一段時間有“滑坡說”和“爬坡說”的争論。持“滑坡說”的人認為當代中國人的道德已經淪喪，道德水平已經下滑，甚至到了“中華民族最危險的時候”，而持“爬坡論”的人則相對樂觀地認為中國人的道德是在進步，國人的道德狀态正處在克服種種困境和阻力中的爬坡階段。我們認為，道德問題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道德水準的判斷和衡量也不是簡單的比附和盲目的臆測就能夠得出正确結論的。客觀地說，今天的我們實在沒有辦法僅憑一點文本和故事就能夠準确地判斷出古人的道德水平。因此，我們既不能驕傲自滿，狂妄地認為我們在道德上一定比古人強很多、高很多，也不能妄自菲薄，哀歎今不如昔，毫無根據地認為我們今天已經走進了萬劫不複的道德深淵，隻有複古才能挽救今世。

在我們看來，道德在總體上是沒有辦法用數字來進行具體測量的，隻能憑着對人們道德價值習性和行為的長期觀察和體悟而總結出來。因此，道德判斷屬于一種質性判斷，也是一種經驗感知，沒有辦法嚴格量化。此外，道德也分為表象的道德和真實的道德，真正的道德雖然有時以表象道德的形式展示出來，但隻有在最深刻、最内在的靈魂層面上所具有的道德才是真實的道德，才最接近道德的本質。馬克思主義認為，道德産生于社會實踐，然而它并非社會實踐的即時反映，而是必須經過一定時期的間隔沉澱，這是由意識的相對獨立性造成的。真正的道德雖然是人們在日常生活和生産實踐中形成的，但并非是實踐的最直觀反映。在多種道德表象因受到的約束變少而多方面呈現時，我們往往需要認真甄别才能看清道德真相。在我看來，當代中國人的真正道德是指多數中國人在主流的、大體的、終極意義上的道德，不僅是指一種道德實景，而且是指最為内在的道德追求。由于長期的生活和實踐所緻，中國人的道德來自于内心的自然化的感知，是一種接通靈魂和精神的智慧，這種道德是長期社會生活和生産實踐的結晶，更是中國人所鑄造的獨特文明的産物。因此，當辜鴻銘說中國人過的是一種精神生活、中國人的心靈極敏感而柔弱之時，他也就暗含着中國人過的是道德生活，中國人的道德乃是一種近乎宗教但又并非宗教的心靈之德。

二

在中國人的道德觀念體系中，有一種内核性的東西，那就是中國人最富有同情心，即悲天憫人的情懷和憐物惜世的意志。如果說當代中國人在道德方面出現了一些問題的話，那麼其中最顯著的是當代中國人的同情心遭到了破壞，這種破壞表現在：一是同情心被物化，成為工具價值衡量的對象；二是同情心遭異化，成為客體反饋的對象。同情心原來是源自主體判斷的一種價值标準或道德标準，是發自内心、源于自我體認，盡管也需要回饋和逆向感受，但不應當把是否有回饋作為是否應當施加同情心的唯一出發點；三是同情心被虛化、弱化和遮蔽，我們日常看到的大量的負面報道，有利于喚起正面的道德感，但如果不加以引導，也有可能增強負面的非道德量。故此，歸納起來，當代中國人道德生存中遭受破壞最為嚴重的，莫過于對“恻隐之心”的破壞，也即對傳統道德教化和習俗熏陶所積澱而成的國人同情心的破壞。這種破壞，也就是對通常所說的“良心”的破壞。

    道德是人類生活和社會發展的情感調控器，在社會生産和文明進步中發揮着重要作用。因此，客觀地說，所有國家和民族都會自然而然地重視道德的教化和培育，重視通過道德建設來改良風俗、潤澤人心、和睦生存和歸化社會。其中，教育是進行道德建設的重要途徑。教育有兩種基本職能，一是傳遞知識和文化，二是培育品性和道德。這兩種職能之間是密切相關的。“道德本于行為，行為本于心理，心理本于知識。是故開展人之知識，即通達人之心理也；通達人之心理，即真誠人之行為也；真誠人之行為，即公正人之道德也。教育者，開展人之知識也。欲培養人之憂公正之道德，不可不先有真誠之行為；欲有真誠之行為，不可不先有通達之心理；欲有通達之心理，不可不先有開展之知識。是故教育者，實人力的進化之原動力。”[ii]不過，在中國思想文化傳統中，教育并不以傳遞知識為第一要務，而是以訓育人格、教化人心、塑造人品為首任。譬如，《禮記》提出，“師者也，教之以事而喻諸德。”這表明教育和教師的職責就是要教人明白事理、喻事于德。《中庸》也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表明教化是修道的方法，而修道就要順應和修習人的天性。在中國傳統教育觀中，教育的中心原則是“教人成人”，是教人認清自己的立場和認清自己應有的發展方向。因此，教育在根本上應定位在“成人”、“立人”、“喚起人的精神進步”的層面上，這恰恰是從道德角度探讨教育本質的切入點和支撐點。

在當代中國教育學界，提倡與道德培育有關的各種類型“教育”的人多不勝數，如有人提倡生活教育，有人提倡愛的教育和情感教育，有人提倡關懷教育，有人提倡生命教育，有人提出賞識教育，不一而足。這些倡議都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也都符合某一方面的中國式教育的特征，甚至也能夠迎合當代中國人現實的思想、内在的精神和永恒的情感生活在某些方面的外化和需求。但是，其中的不少提議是在對教育存在和實現形式的思考上诘問“教什麼”以及“怎樣教”的問題。即便有對更為深刻的教育本質問題的思考（如有人提出教育要以人為本），但還沒有說清楚到底是為了人的哪種價值追求和哪種價值存在。我們認為，中國的教育之所以不同于西方的教育，關鍵并在于其形式，而在于其本質，在于決定該本質的思想道德傳統和曆史文化傳統。與中國人追求心靈感受和精神滿足的特征相一緻，中國的教育在本質上應當是為了讓人的生命更不同于既往，更能夠得到提升，變得更有意義和更有價值、更快樂和更強大。而要達到這種目的的訣竅，并不在于知識和技能所提供的“快感”，而在于獲得心靈上和精神上的快樂、幸福與滿足。換言之，中國人過得是一種精神的生活，中國教育的本質就要提升人在心理上、思想上和精神上的駕馭力、成熟度和愉悅感。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重視道德修為，重視人的道德養成。換句話來說，教育要從根本上關注道德教育，甚至應當定位于為了道德生存和道德發展而進行教育。

三

衆所周知，道德是處理人際關系、調和社會沖突的共識性準則，是衡量社會關系狀況的标尺。道德狀況好，在個體身上會體現為一個人具備良好的恻隐之心、羞惡之心、是非之心和恭敬之心，在群體關系上則意味着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處理得比較好。好的境界是人們之間相互體恤、相互關照，社會充滿溫情、友善、慈愛與關懷，反映在社會關系上就是整個社會處于一種融洽、和諧的狀态。客觀地說，在道德關系友好的社會中并不是不存在人們之間的利益矛盾和沖突，隻不過這種矛盾和沖突的發生率較低，沖突能夠在不升級和不加劇的狀态下自然而然地化解。“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平靜狀況能夠自然實現，“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奉獻之心能夠普遍實現。而在道德狀況差的社會中，情況就截然相反，人與人争利，人與各種集團、機構和單位争利，人與人之間、社會組織之間少同情、乏關愛、缺友善、難和諧。因此，教育如果是産生使人心向惡、堕落和毀滅的結果的話，那麼它就不能成為合格的教育，也不是教育的本質追求。德育的目的和本質是教人向善、使人向好，用人性的、人際的力量來抑惡揚善或者懲惡揚善。從這個意義上說，德育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教育的本質如果是要實現“立人”、“達人”的話，那麼其所立和所達的就是人的道德、人的品質和人的精神。

承前所論，中國的教育必須立足于成就和發展中國人，這就是中國式教育的本質，而由于悠久的曆史積澱和文化積累，中國式教育的核心在于道德教育，實質也在于從道德上成就人，即所謂“立德樹人”。目前中國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困境在于它從總體上已經受到實用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的侵擾而呈現出對知識的盲目崇拜、對實用技能的過分追求。真正的教育和道德教育盡管依賴知識的傳遞，不是唯知識化的教育，盡管知識教育也是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内容，但它卻不應決定教育的主體和主題。相反，教育和道德教育的主體和主題應該是有别于知識的價值、有别于他人價值的中國價值和有别于他人精神的中國精神。這對于處在道德轉型、道德觀念重構和再塑進程中的中國人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那麼，當代中國的教育和道德教育如何應對中國人在道德轉型和重構中出現的問題（危機——如果存在的話）呢？我們認為其對策應該有兩條：一是紮根，即教育要紮根到中國人的思想、心靈和精神的深處。教育是對人的道德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滿足。換言之，真正的教育和道德教育需要深入到人們真實的精神生活中。這種真實的精神生活是指中國人自己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外來的精神生活，即那些借來的、舶來的或者塞進來的生活。在全球化的沖擊下，盡管中國人的生活中出現了咖啡、可樂、肯德基，盡管有西方大片、DJ和牛仔褲的沖擊，但中華文明的基因沒有變，中國人所追求的精神生活的傳統在本質上沒有改變，中國人的真正道德也沒有改變。那麼，外來的物質對中華民族精神和中國人的道德有沒有沖擊呢？當然有。例如，現在的孩子不管是上小學還是上初高中，都喜歡吃Pizza。實實在在地說，pizza的營養價值并不比餡餅、甚至中國北方人的烙餅高到那裡，但普遍受到小孩子們的追捧，為什麼呢？孩子們吃的是仰慕、吃的是文化、吃的是潮流、吃的是時髦甚至是臉面。這也就是為什麼pizza在中國價格不菲但仍能夠存在的原因之一。鑒于此，中國的道德教育必須和中國人精神生活的改變聯系起來，必須植根于中國人内在的道德追求，從質的變遷中尋求道德發展的密碼。真正的德育智慧在于把道德教化植根于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在于實現和保持一種道德權利與義務和責任的平衡，實現道德追求的通達，其關鍵則是教人獲得一種基于靈魂和理性的價值平衡。實現了這種平衡就容易消除道德過激主義帶來的瘋狂和道德相對主義帶來的迷茫。

     二是要創新，即道德教育在要适應現實中的問題和客觀實踐的基礎上實現理論的本土化創新。道德教育如果不能創新，就會落後于時代和社會的要求，落後于人們的現實而迫切的生存需求，由此也就會失效。關于道德教育的創新，最關鍵的問題不在于具體實踐中該怎麼做，而在于首先要弄清楚該用什麼樣的理論來指導道德教育的創新。這就涉及到現實道德理論和道德教育理論的創新問題。在現在的學術研究中，我們所希望的道德教育創新并不在于學習西方的道德教育理論和教育學說，雖然某些理論和學說的介紹也是有益的，但那些學說和理論從根本上是反映他們的精神生活追求的，搬來雖有一時之妙，但不會有長久之宜。這就類似于盲目借鑒西方的民主觀念一樣，西方的民主觀念雖然聽上去不錯，但那是有着長久的西方傳統的觀念，而且是在西方長期追求适合自己國情的政治生活傳統中産生出來的，斷然不可生搬硬套到中國來。某些國家不顧自己的國情，盲目地搬用了西方的民主觀念和民主做法，在選舉中出現他罵你，你罵他，你來我往，好不熱鬧，既有大打出手，又有牛糞撲面，看上去很民主，但這種熱熱鬧鬧的民主，不過是一種噱頭和形式而已，并無法全然獲得西方政治民主的神髓。關于道德教育的理論也并無此虞。因此，回過頭來說，教育的根本需求就是要找到當代中國人在精神需求上的焦點和支點，找到中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基因，從而找到創新中國人道德生活和道德生存的切入點，而不是盲目地借用其他國家的某些方面的觀點和說法。 

[i]中國李大钊研究會編注：《李大钊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

[ii]民（李石曾）：《無政府說》，《新世紀》，載張枬、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3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7年版，第162-1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