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過了幾千年古老文明的傳承以及近代以來的衰退與抗争之後，中國走進了二十一世紀并揭開了複興的大幕，其崛起勢不可擋并将深刻影響全球格局，如何認識和實現這一複興成為一大問題。

一、中國謎題

近代以來在西方沖擊下，中國一步步跌入低谷成為“野蠻”“落後”“愚昧”的國度，中國人失去了自信、自尊而在黑暗中逡巡。在經過“反帝”“反封建”的鬥争後，中國人赢得了獨立、解放和自由；在經曆了烏托邦試驗的挫折後，中國又以改革開放推動了經濟發展并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世人對當今中國有着不同的理解：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軍事大國等。人們看到了穩定、繁榮的大國氣象，也看到了資本的貪婪、環境的污染、道德的下滑。那麼，中國的崛起将以怎樣的面貌出現，又如何理解二十一世紀中國複興的本質内涵？這構成一道“中國謎題”。1921年，杜威在讨論“少年中國”與“老年中國”問題時提出，中國有綿延四千年的古老文明，近代以來在應對西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下走上轉型之路，這是史無前例的。“曆史沒有記錄下任何可以模拟的東西——一個古老、巨大、獨特、排外、自足的文明能夠再一次誕生嗎？”他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謎題有待解開。[1]

對于這一謎題存在不同的認識。在國際上，一些西方國家從霸權視角得出了“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的崛起必将形成新的霸權，這會打破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從而威脅其核心利益。一些周邊國家也感到“不安全”，與中國的關系趨于緊張。在國内，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探索出了一套“中國模式”。伴随着經濟發展、國力增強，中國人走出了曆史的陰影并增強了民族複興的信心。不過，盲目的自信會導緻自負，民族主義的發酵則可能走向狹隘。還有一種“危機論”，認為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貧富、官民、城鄉、民族之間的矛盾趨于尖銳，由此而可能引發社會危機。許紀霖提出“中國的崛起應是文明的崛起”。他區分了“富強的崛起”與“文明的崛起”，認為“富強的崛起”追求“民富國強”；“文明的崛起”則是人類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義系統的誕生。近代以來中國在西方沖擊下成為“以國家主權為中心的民族國家”，現代中國的重建則需要重振文明國家的風采。[2]

解開中國謎題、實現中國的複興，需要克服傳統政治、文化與人性的局限，跳出“經濟凋敝—政治動蕩—社會分裂—信仰迷失”的循環，在保持已有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等态勢下化解深層矛盾，确立實現長治久安的制度框架。無疑，這将是一次曆史性的突破。實現這一突破需要尋求思想上的定位并确立一種大戰略。那麼，這一定位的基點是什麼？如何超越曆史與現實進而确立一種新戰略？

二、從“文明”視角認識中國複興

走出了曆史陰影之後，中國需要轉換視角去認識自己與世界，這既是曆史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人的自我覺醒的表現。對自我及世界的認識是生活的起點，今天中國的這種認識也在經曆深刻的變革。軸心時代中國文明橫空出世并綿延了兩千餘年；近代以來中國走上了轉型與革命之路；在經曆了頑強抗争之後，中國步入了複興的快車道。二十一世紀中國的複興意味着軸心時代之後中華文明的一次突變，這一華麗的轉身将開啟全新的時代。推進這一曆史性轉型需要思想上的突破，首先是從世界觀上實現一種轉換。

近代以來中國在西方文明沖擊下形成了被動回應的思維範式，不自覺之間為其所主導。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不僅以學習西方為圭臬，而且不自覺地卷入到西方主導的思維模式中，由此形成了“超英趕美”“建設現代化國家”的主流叙事，在不自覺之間消解了中國文明的主體性。文化保守主義、新左派等竭力突出本土文化的價值并抗拒西方文明的普适性，但依然在抗拒與變遷、東方與西方、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等對立模式下思考。随着經濟的起飛，自卑也容易變為民族主義的自負，這仍然是在強化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和思維方式。如今，曆史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需要跳出這種思維範式，以平等主體身份重新認識世界、他者與自我，通過視角的轉換重新确立自己的主體地位。“東方主義”等主張跳出“西方中心論”的思維；同樣，中國也要跳出“東方中心論”的狹隘。那麼，如何轉換視角去認識中國的複興？

一個答案是從文明視角進行認識。曆史學家布羅代爾提出了研究文明史的三個不同層面：一是短時段的研究，叙述具體事件；二是中時段的研究，對作為一個整體的一系列事件進行研究；三是長時段的研究，超出以上“事件”的範圍，考察按照一個世紀或更長時間來衡量的現象。從最後一個層面看，“文明被看作不同于标志着它們發展的偶然的和變幻無常的事件：文明所揭示的是它們自身的長期性、恒久的特征以及它們的結構——文明的近乎抽象的但卻是不可或缺的圖形。”所以，“文明隻能在長時間段中進行研究，這樣才能把握一條逐漸呈現的主線——為一群人所共同遵守的某種東西。”[3] 對于當代中國也需要跳出眼前的具體事件，從曆史發展的長時間段去認識，這個曆史的長波可以追溯到過去兩個世紀并延伸至二十一世紀，當然還包括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背景。另一個空間坐标則是世界文明史的演變尤其是過去幾個世紀西方文明的興起以及新世紀人類文明的走向。從這一時空坐标去定義中國的複興，可以擺脫以往帶有時代局限性的認識。從曆史與未來的長時間段看，中國的複興進程存在一條主線，即幾千年來被中國人珍視、遵循而沒有中斷的中華文明。從長遠的曆史視角看，意識形态的、政治的、技術的因素等都具有暫時性，超越時代局限的是“文明”的成長，以“文明”定義中國的複興具有内在的合理性。中國本身創造了數千多年沒有中斷的文明，這是中國複興的基礎。“文明”涵蓋知識、技術、政治制度、生産方式、文化價值觀等多個層面，展現了社會生活的整體性。中國的複興包括文化的複興，也包括政治、經濟、社會等全面的變革，“文明”便具有這樣的概括性。同時，文明包含了一種褒義的價值判斷，撇開西方中心論的局限，“文明”體現了人類克服自身局限、挑戰各種蒙昧與邪惡進而創造美好生活的方向。從此意義上說，人類發展曆史便是在不斷積累和創造文明的曆史，中國的複興便是傳統文明的一種自然延續和新生。

事實上，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文明古國，對此中國人從來沒有懷疑過。然而近代以來，這種文明的自信為西方的堅船利炮所擊碎，喪權辱國、割地賠款、軍閥混戰、災荒不斷，泱泱文明大國失去了風采、魅力甚至尊嚴而淪落為任人宰割、恥笑、辱沒的對象，人們忘記了中國是一個文明國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然而市場經濟的發展又迅速瓦解了傳統的道德與信仰體系，在一些外國人看來，中國人成了不講誠信、缺少信仰的“經濟動物”。當國人将各種“不文明行為”帶到世界各地時，當資本在神州大地肆虐時，一個問題被提出來：中國如何成為現代文明國家？

提出和回答這一問題也是重新認識中國及其複興的過程。自從十八世紀以來，“文明”（civilization）概念伴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以及工業資本主義向全球的擴張而成為一個核心範疇，以西方為“文明”标準看待世界成為主導的思維方式。在強勢文明的沖擊面前，非西方世界也接收了此種觀念，這構成了現代曆史的主導世界觀。随着西方文明内在缺陷的暴漏，人們認識到“文明”概念的價值重荷，多元主義、相對主義的觀念逐步興起。二十世紀初，西方文明在工業革命的推動下達到了一個高峰，現代性内在的矛盾也帶來了各種弊病甚至災難，這引發了思想家們的批判性反思。斯賓格勒從文明的成長、衰落、滅亡的曆史演進中推論出“西方的沒落”，湯因比從挑戰與應戰的理論模型分析了曆史上幾十種文明的興衰。羅素感受到“西方文明的希望日顯蒼白”，“心中充滿了疑惑和痛苦”，于是開始了中國之行以“尋找新的希望”，後寫成了《中國問題》一書。[4] 羅素說道：“我相信，中國人如能對我們的文明揚善棄惡，再結合自己的文化，必将有輝煌的成就。但在這個過程中要避免兩個極端的危險。第一，全盤西化，抛棄有别于他國的傳統。那樣的話，徒增一個浮躁好鬥、智力發達的工業化、軍事化國家而已，而這些國家正折磨着這個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國侵略的過程中，形成拒絕任何西方文明的強烈排外的保守主義（隻有軍事除外）。”[5] 杜威在一篇書評中提出，羅素對中國的成就言過其實。然而，“與西方的接觸，在中國引起了一種再度覺醒的躁動、一次真正的文藝複興。”“在我看來，終極的‘中國問題’關涉在當前的激變中什麼将會勝出：西方嚴厲的和破壞性的影響，還是由與西方的交往所激發的對于中國文化的内部重塑。”[6]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需要徹底走出西方的“破壞性的影響”，重塑自己的社會與文化并彰顯自己的主體性。新崛起的中國不應是“一個浮躁好鬥、智力發達的工業化、軍事化國家”，其覺醒、重塑、崛起将是一種文明的複興。羅素提出，如果中國人采納西方的人生觀，一旦有能力則可能走上帝國主義道路，以蠻橫的霸權為無上光榮，則實際上為仇敵所屈服。“如果中國的改革者在國力足以自衛時，放棄征服異族，用全副精力投入于科學與藝術，開創一種比現在更好的經濟制度，那麼，中國對世界可謂是盡了最恰當的義務，并且在我們這樣一個令人失望的時代裡，給人類一個全新的希望。我願以此來喚起中國新青年，因為這一希望并非遙不可及，正因為這一希望是能夠實現的，所以中國人應該受到所有熱愛人類的人們的極高崇敬。”[7] 在中國正處于黑暗中時，羅素對中國文明的前景滿懷期許，同時也富有遠見地指明了中國複興的方向。那時，積貧積弱的中國還在為救亡圖存艱難抗争，無法奢望為世界貢獻一種新文明。如今，中國有條件以雍容大度的心态對待世界同時确立新文明的根基；中國的“新青年”也有條件在創造新文明中給世界帶來新的希望，從而赢得世人的尊敬。

可以說，從文明視角認識中國謎題、以文明再造定義中國複興，是一個合理的結論。在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适将“新思潮的意義”歸納為“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提出了“文明再造”的主題。1930年，曾在中國身居多年的美國學者納撒尼爾出版了《中國：文明的崩潰》一書，從文明沖突的視角剖析了中國的曆史與未來。他開篇即提出，關于中國首要和基本的事實是：她擁有人類四分之一的人口；擁有延續至今依然存活的最古老的文明；在西方壓力下，她必須改變自己文明的形式與精神并重建社會。[8] 在此基礎上，他提問道：中國能實現再生（rebirth）嗎？中國的再生又将走向何方？中國将會學習西方科學技術、實現工業化、建立與現代性需求統一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實現一次真正的文藝複興從而融入二十世紀的西方嗎？[9] 如今，中國在經曆了漫長的衰退、掙紮後走上了複蘇、再生的新道路。中國創造了燦爛的古代文明，其大度、悠然、空靈、澄澈展現出巨大魅力，也成為世界文明中的一個高地。在走過了二十世紀之後，中國可以超越曆史的種種局限，在新的平台上以平和的心态重新定位，實現一次曆史性的轉變，展現中華文明、泱泱大國的萬千氣象。人的超越性體現于對現實的認識與克服，這正是文明的力量、文明的精神。中國文明的古老基因在現代文明的沖擊與洗禮下再次煥發出新的生機，從中恰恰萌生了超越現實的強大力量，這既是中國文明再生的出路和方向，也是人們對新文明的理解和期待。

三、中國複興的本質内涵：中華文明的複生

中國新文明的創造将走什麼道路、展現怎樣的文明？這既是世界各國關心的話題也是中國的現實問題。二十一世紀中國複興的一個本質内涵是中華文明的複生（regeneration）。

中華文明的複生意味着構築一種新的世界觀與價值觀，超越西方中心論的世界觀、非此即彼的方法論等，以獨立、平等、自主的文明主體身份思考和行動。從世界觀層面來說，培育新文明可以立足中國“天下”世界觀理解天人關系，以“天下”胸懷和視野超越各種“中心論”，包括古代中國的“中央帝國”的自負。從價值觀層面來說，培育新文明需要探索一種新的價值體系，在保持多樣性的同時肯認基本價值。

中華文明的複生意味着古老文明的複歸，恢複中國文明的大度與自信，展現其通靈與明澈。這一複歸是向人與自然的和諧複歸，恢複神州大地的甯靜與平和；是向人與人的和睦複歸，恢複人與人的信任和友愛；是向人與自身的統一複歸，恢複中國人的朝氣與活力。新文明立足于中國古老文明的傳統之上，但不是簡單的回歸傳統，而是立足現實生活去開掘傳統的積極因素，讓有生命力的文明傳統在當下生活中綻放新的光彩。巴克爵士探讨了歐洲文藝複興（Renaissance）、宗教改革（Reformation）及大發現（Discovery）的關系後認為，這三個概念是人為的劃分，而曆史進程的事實是它們構成相互滲透的整體，在幾個世紀裡反複互動彙成了近代歐洲文明興起的洪流。其中一條線索是對古希臘文明的重新認識、發現和複歸（recovery）。[10] 他說道：“人類心靈不能摒棄其遺産的偉大；偉大的時代總有偉大的回轉與偉大的複歸；宗教改革就像文藝複興，在更高的水平上實現了偉大的回轉與複歸。”[11] 在經曆了這樣漫長的覺醒、反思、改革之後，啟蒙運動、科學革命、民主革命和工業革命蓬勃興起，現代西方文明湧現出來。中國的複興也需要經曆深刻的思想與政治革命，也會經曆重新發現的過程，即重新發現中國文明的價值；同時經曆一個偉大的回轉和複歸，即中華文明的回轉和複歸。這是部分死亡基礎上的浴火重生，是否定之否定之後的創造性複歸。

中華文明的複生意味着各種文明的複合，即融合、吸納一切文明的合理因素。文明的複合體現為傳統與現代的複合，将傳統融入現代、以現代改造傳統；體現為東方與西方的複合，融彙東西方等各種文明的合理成份，在相互參照與對話中形成新的文明形态；也體現為各種主體的複合，融彙市場、社會、政府等各種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各種文明在這一塊土地上和平相處、共同發展，彙聚、融通各種文明并創造出新的文明形态，這是中國文明生生不息的動力機制。總之，文明的複合是在開放的時空坐标中審視一切文明并彙成新文明的曆史洪流。現代西方文明具有内在的合理性，充分而徹底地吸收其合理部分是對本土文明有信心的表現。

中華文明的複生意味着在新的實踐中創造新文明，由再生而走向複興。如落葉歸根又催生出新的嫩芽，古老文明在磨難中自我革命、死而複生，新文明的出現是基于新的生活實踐而進行創造的過程，表現為批判性的審查、建設性的交融、創造性的再生。一個曆史經驗是，不論是傳統文明還是其他文明，簡單的移植都缺少生命力而難以生存，唯有結合自己的社會曆史文化實際并在生活實踐中創造，才能生根發芽并結出新的文明成果。文明是一種生産和生活方式，人們借助于知識、技術、制度、價值觀和信仰的創設确立某種規則和秩序，由于人性的弱點以及知識的有限，這一過程常常包含了錯誤，而人的智慧與德性的成長則推動了文明的進步。中國複興意味着在文明的複生中探索新的生産生活方式、構築新型文明秩序，這是一個系統創新的過程，意味着社會結構和思想世界的深刻變革。按照英國思想家霍布斯的理解，文明意味着克服叢林世界的殘酷競争，通過确立政治制度來規範人的行為。文明的核心是确立共同體生存的制度體系，制度與文化的變遷構成文明發展的深層内容。中國的複興不僅要探索新型經濟發展模式，更要探索新型民主政治與社會治理體系，構築新文明的制度與文化基礎。

中華文明的複生還意味着再造中國人。文明通過人的生活表現出來，内化為人的思想、外化于人的行為，人的生命活動便是文明最切實的體現。中國新文明将在億萬中國人的生命實踐中創造出來，新文明的創造更是中國人自我革新的過程，這是文明複生的核心所在。對中國問題反思的一個維度是認識和批判中國人的國民性包括“劣根性”，近代以來中國人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饑民”“東亞病夫”“阿Q”等“醜陋的中國人”。經曆了苦難與死亡的洗禮之後，中國人在革命中浴火重生，在發展中重塑了自我。人都是不完美、有缺陷的，中國人自然也有許多弱點、缺陷，因而需要在其他文明參照下改進自己；同時，還要恢複中國人的平和、達觀、仁厚、精進等美好品格，再造“美麗中國人”。這既是實現中國文明複興的條件，也是文明複生的标志。當然，這裡依然需要經曆一番新的自我革命，包括融合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等觀念，克服奴性、膜拜權力等弱點，進而開創一種新生活、新文明、新生命。

中華文明的複生意味着走出持續幾個世紀的停滞、衰退以及治亂循環，在一種新的系統結構和文明秩序下開始新的生活。中華文明的複生内含對國民的一個承諾，即在這塊土地上建設讓人留戀的家園，讓人們生活得更好、更有尊嚴。這要求在克服一己之私、集團之私中形成合作共赢的新格局，進而形成新的文化認同基礎并構築大中華文明圈。中華文明的複生也内含對世界的一個承諾，即中國不僅不會對世界構成威脅，而且是解決矛盾、化解危機、促進世界文明進步的積極因素。中國将以文明大國的心态和天下情懷處理國家關系，化解與西方世界意識形态上的沖突及與周邊國家的利益之争，為解開國際關系中的各種“死結”做出貢獻。總之，中華文明的複生意味着恢複和重建中國文明的自信，走出近代以來形成的自卑與狹隘，走出西方主導的思維、話語和權力模式，在超越現代西方文明局限和自身缺陷的基礎上創造一種新文明。從這一視角看，中國複興的前景将是光明的。

四、推動國家改革與發展的戰略轉型

中國謎題留給人們豐富的想象和作為空間，解開中國謎題、實現中華文明的複生需要推動國家改革與發展的戰略轉型。

首先，解放思想，在百家争鳴中推動思想創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推進了市場取向的改革，但依然深受傳統僵化思想的束縛。面對各種觀念的論争，文明的複生要求從構築新型文明的立場去拓展思想發展的空間，在直面現實問題、立足實踐經驗中拓展新的思想世界。那麼，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将呈現怎樣的思想景觀、确立怎樣的思想世界？“軸心時代”的百家争鳴将中國古代文明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也鑄就了之後兩千多年的思想基礎。同樣，今天中國的複興不僅需要而且必然出現思想的繁盛，這就要克服僵化思想的束縛，推動思想的不斷解放。2011年，經濟學家科斯在年近101歲時接受了一家中國媒體的邀請，因為“有重要的話想對你們說。”他分析了中國的市場改革之路，認為這是在試驗中探索的結果，中國通過回歸自己的文化傳統尋找到發展市場經濟的思想和制度資源。但是，當今中國缺乏思想市場，這是中國經濟諸多弊端的根源。思想市場的發展将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更多以知識為動力、更具可持續性，更重要的是，這可以使中國通過與多樣化的現代世界相互作用和融合以複活（revive）和改造其豐富的傳統。假以時日，中國将成為商品生産和思想創造的全球中心。[12] 教育的普及、全球化帶來的文明的交流等為創造力的迸發創造了條件。開放思想市場意味着放開對思想的種種鉗制使其自由生長，這将引發整個社會創造力的釋放。如果說過去的經濟發展是通過開放經濟市場激發了民衆創業的熱情實現的，那麼，未來中國思想市場的開放将成為新一輪發展的引擎。

其次，超越階層、民族、地域之間的利益沖突，重構社會團結的文明根基。當今中國社會各個階層、民族、地域之間的分化與沖突十分突出，維護社會穩定面臨巨大壓力。社會的發展為各種客觀力量所支配，各種主體都有着明确的利益取向，制度則帶有強大的約束性和慣性，這些因素交互作用可能會将中國帶向對所有人都不利的方向。中國人還是要在這塊土地上生活，創造一種新文明、在新的秩序基礎上開始新生活是大多數人的希望所在，也是中國文明的前途所在。可是，如何超越日益尖銳的利益沖突？從文明的複生視野去認識，一種可能出路是在構築中國新文明的基礎上達成各個階層、區域、民族之間的和解，在避免零和博弈中實現多方共赢。人性的自私、對權力和利益的追求都是人的本能，業已形成的權力和利益結構十分穩固，而市場和權力的法則又紮根于社會結構的深處，培育新文明則需要克服這些困境。實現中華文明的複生需要從中華民族的整體、長遠和共同利益出發，探索克服社會矛盾的系統機制，建構基于公平正義之上的制度架構。

再次，以中華文明的複興推動世界文明秩序的重構。“文明沖突論”曾引發了全球的讨論包括聯合國“文明的對話”。如今，中國人需要重拾文明古國的記憶和自信，但它不是如西方人理解的“統治世界”，而是以新文明的創造來影響并引領世界文明的發展。這未必意味着凸顯“中國性”，因為中國傳統恰恰是包容、開放、以天下為己任的。在西方沖擊下，中國的民族國家意識才逐步建立起來；在後殖民時代，中國需要肯定“天下”的世界觀，适當弱化中國性、凸顯全球性。民族國家依然是最重要的行為主體，但這也形成了現實中的種種矛盾。新世紀人類文明的進步需要克服民族國家的局限，從“天下”視野構築新型國際關系。世界對中國有着各種偏見甚至敵視，這裡有經濟、政治、意識形态的原因。作為一個大國，中國容易給小國帶來一種不安全感。弱化人口、軍事、經濟大國的概念而強化“文明國家”的概念，則可以化解世人的不安全感，進而增強世界對中國的認同，這也正是新文明的魅力所在。

複次，超越西方現代性的局限，開創新型文明。基于對西方文明局限的認識，湯因比提出：現代西方文明激發了活力，同時也帶來社會的分裂以及人與自然的緊張，要克服其缺陷、避免走向崩潰需要在西方以外尋找出路；中國則似乎在探索一條新的“中間道路”。他推斷，如果中國能夠把傳統中國的穩定和現代西方的活力結合起來，創造出一個能夠使人類免于自我毀滅的“綜合體”，這将是世界和中國都需要的禮物。[13] 美國學者娜奧米與艾瑞克從未來視角分析了氣候變化等引發的可能後果，認為西方文明已步入了第二個黑暗時代（Dark Age）并将走向崩潰，這源于西方文明中兩個根深蒂固的傳統：實證主義使其不願正視對未來的科學分析；市場原教旨主義則使其無法克服資本的驅動。他們還推斷，2074年發生大崩潰和大移民時，中國憑借其強有力的政府組織而能更好地度過難關。[14] 關于人類未來的擔憂從未間斷，但也讓人像看災難電影一樣一笑了之。但是，一種文明在發展過程中會形成較為穩定的結構、機制、理念等，進而形成強大慣性驅使其前進，其自我僵化的本性使其難以應對環境的變化，結果可能會走向崩潰。現代西方文明建立在現代技術、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主權國家、個人主義等之上，它們構成了“現代性”并主導了近現代曆史。然而這一文明存在着結構性的缺陷，導緻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尖銳沖突。中國的複興必須克服西方文明的缺陷，進而探索文明發展的新道路。

上述戰略轉型是曆史的大勢，自覺認識并推動這種戰略轉型則是順應曆史潮流的上策。文明複生需要國家改革與發展的戰略轉型，即走出過去求獨立解放、謀發展富強的階段，而轉向一種新文明的創造，從而實現戰略定位、戰略思想的突破。從思想層面說，中華文明的複生意味着文明的覺醒，意味着重構中國人的文明自覺、文明自信、文明意識，确立起中國複興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種覺醒也是一種思想的再啟蒙與文化的再複蘇，在全面審視傳統文化遺産的基礎上确定新的思想坐标。這是曆史的大勢也是創造曆史的機遇，中國人能否超越自己、超越現實而萌生出創造曆史的偉力，便是解開中國謎題的答案所在。

結語

實現中國複興的最大障礙不是其他國家而是中國自己。從曆史傳承下來并在現實中不斷強化的觀念、利益與權力結構具有維護現實的慣性，它們構成中國複興的強大阻力。面對嚴酷的現實，中華文明的複生是一種客觀趨勢還是一廂情願？以知識和行動建構世界是人類社會的獨特禀賦，從未來超越現實、在超越現實中建構理想社會是一個創造的過程。中國的複興既是已經發生的事實，包括過去一個多世紀的變革；又是正在和将要發生的事實，是由各種力量所驅動并由人參與建構的行動。未來紮根于現實和曆史中并由人創造出來，從曆史和現實可以認識未來中國的變遷。納撒尼爾在探讨了中國的工業化進展之後提出，中國可能采取西方和現代化的外表，以其獨特的個性改變它們，以其固有的精神注入其中，進而發展出一個新社會、新文明、新文化，一個族群得以再生、更新并開始一種新生活，就像以往曆史證明的那樣展現出豐富的創造性。那麼，中國能否在與西方文明的沖突或融合中，在不迷失自己的條件下實現複生？這是曆史留下的問題。“答案将由事實來給出——也許五十年，或者一百年，兩百年。不過，不論何時給出答案，整個世界的未來将會被它塑造。”[15] 時間過去了八十多年，中國取得了巨大進步，不過“發展出一個新社會、新文明、新文化”還沒有完成，這正是二十一世紀中國複興面對的問題。如今，神州大地正在湧動新文明的浪潮、培育新文明的基因，人們已經感受到新文明如胎兒在母腹中的躁動，也如東方的太陽即将沖破黑暗噴薄而出。二十一世紀中國文明壯麗的日出象征着一次涅槃再生，我們有理由充滿信心和期待。

 

注釋：

[1] [美]杜威.老中國與新中國[A].杜威全集[C].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13):84-85.

[2] 許紀霖.中國如何走向文明的崛起[A].許紀霖主編.何種文明？中國崛起的再思[C]，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3-13.

[3] [法]布羅代爾著，肖昶等譯.文明史綱[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54-55.

[4] [英]羅素著，秦悅譯.中國問題[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10.

[5] 同上，第4頁。

[6] [美]杜威：中國與西方——評《中國問題》[A].杜威全集[C].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15):179-182.

[7] [英]羅素著，秦悅譯.中國問題[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6:198.

[8] Nathaniel Peffer. China: The Collapse of a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0.P3.

[9] Ibid. P12-13.

[10] Sir Ernest Barker. Traditions of civility: Eight Essays.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pp.74-123.

[11] Ibid. p115.

[12] 見鳳凰網：http://finance.ifeng.com/news/special/2012cjnh/20111215/5276266.shtml.

[13] [英]湯因比著，劉北成、郭小淩譯.曆史研究[M].上海: 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393-394.

[14] Naomi Oreskes and Erik M.Conway. The Collap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A View from the Future. Daedalus.142 (1) Winter 2013.

[15] Nathaniel Peffer. China: The Collapse of a Civilization. New York: The John Day Company, 1930.p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