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百”方針，系指“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即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争鳴”。它是1956 年4月28 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提出，後經中共中央确定為新中國科學和文化工作的重要方針。但是，伴随着社會主義建設在探索中曲折發展，這一方針的實施也經曆了曲折。“文革”結束後，1978 年5 月，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一文的發表為标志，“雙百”方針重新新煥發了生機和活力。在這一曆史進程中，鄧小平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鄧小平重提“雙百”方針的曆史背景

    1957 年反右派鬥争擴大化後，“雙百”方針遭到破壞。1961 年1 月，中共八屆九中全會讨論批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方針後，“雙百”方針曾一度複蘇，但也難成氣候。“文革”期間，“雙百”方針成了制造“打倒一切，全面内戰”的重要工具，所謂的百家争鳴成了兩家，即資産階級一家、無産階級一家①，雖然“百花齊放、百家争鳴”依然在被高喊，但實際上已被嚴重扼殺。

    1975 年，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毛澤東與鄧小平談話，批評“四人幫”控制的文藝工作，“百花齊放沒有了”，“稍微有點差錯就挨批”，“怕寫文章，怕寫戲。沒有小說，沒有詩歌”②。這一時期，鄧小平也曾積極對文藝工作進行整頓。同年7 月，在同胡喬木等談話時，鄧小平傳達了毛澤東對文藝工作的批評意見，指出：“除百花齊放外，還有一個百家争鳴的問題。要防止僵化。”他并要求政研室“搞一些調查研究，收集近年來文化、科學、教育、出版系統不執行‘雙百’方針的材料”，以供政治局讨論時用③。之後，鄧小平幾次談到要堅持“雙百”方針，不能“割裂”毛澤東思想④。

    粉碎“四人幫”後，“雙百”方針被寫入“七八憲法”。然而，此時中央提出的這一方針，還是在堅持“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這一前提下做出的，這對于“雙百”方針的貫徹無疑是極大的阻礙。

    “兩個凡是”提出後不久，鄧小平即對此提出異議，認為“兩個凡是”“不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毛澤東思想”。⑤1977 年4 月10日，鄧小平緻信中共中央，針對“兩個凡是”的錯誤觀點明确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确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一個月後，在同中央兩位負責同志的談話中，鄧小平進一步強調，“兩個凡是”不行，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如何認識“兩個凡是”，“這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問題”⑥。

    1978 年5 月11 日， 《光明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文章論述了馬克思列甯主義實踐第一的觀點，指出任何理論都要接受實踐的考驗。馬克思主義理論并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它要在實踐中不斷增加新的内容。這篇文章引發了關于真理标準問題的讨論。對此，鄧小平予以極度關注。在同年6 月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鄧小平指出：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這是毛澤東思想的根本觀點，這種觀點“不會過時”。“如果反對實事求是，反對從實際出發，反對理論和實踐相結合，那還說得上什麼馬克思列甯主義、毛澤東思想呢？”他強調：如果我們隻把過去的一些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更談不上正确地解決什麼問題。那隻能引導到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隻能引導到工作的損失和革命的失敗。鄧小平提出，要“打破精神枷鎖”，“使我們的思想來個大解放”。⑦兩個月後，在同吳冷西的談話中， 鄧小平指出：“實踐标準那篇文章是對的，現在的主要問題是解放思想”。他還說：現在“文化、學術和思想理論戰線正在開始執行‘雙百’方針，但空氣還不夠濃，不要從‘兩個凡是’出發，不要設禁區，要鼓勵破除框框。”同年12 月13 日，在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系統闡明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他指出: “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而解放思想的重要條件就是“民主”。“對于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壓服的辦法，要真正實行‘雙百’方針”。其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度評價了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問題的讨論，認為這對于促進全黨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曆史意義，會議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提出要完整、準确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原理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并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加以發展。會議指出：“在人民内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隻能實行民主方法，不能采取壓制、打擊手段。要重申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各級領導要善于集中人民群衆的正确意見，對不正确的意見進行适當的解釋說服。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必須堅決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在這一曆史背景下，百花齊放的春天終于真正來到了。

 

對“雙百”方針的定位及其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關系的闡釋

    能否正确認識“雙百”方針的曆史定位，是能否正确貫徹“雙百”方針的重要前提之一。對此，鄧小平多次強調，雙百方針是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長期的、基本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義’的方針，一定要堅決執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方針……不允許有絲毫動搖”⑧。

    在1979 年10 月30 日開幕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指出：現在，“真正實現百花齊放、百家争鳴這個馬克思主義方針的條件”，正“日益成熟”，“我們要繼續堅持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衆、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堅持百花齊放、推陳出新、洋為中用、古為今用的方針，在藝術創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風格自由發展，在藝術理論上提倡不同觀點和學派的自由讨論”；“在正确的創作思想指導下，文藝題材和表現手法要日益豐富多彩，敢于創新。要防止和克服單調刻闆、機械劃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傾向。”鄧小平進一步闡釋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與雙百方針的關系：“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必須“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從“各個方面，包括物質條件方面”，幫助文藝工作者。“衙門作風必須抛棄。在文藝創作、文藝批評領域的行政命令必須廢止”。“寫什麼和怎樣寫，隻能由文藝家在藝術實踐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決。在這方面，不要橫加幹涉”。

    藝術上的不同風格和流派可以自由發展，學術上的不同見解和學派可以自由争論。藝術和學術方面的是非，不能簡單地靠行政命令來解決，隻能通過自由競賽和自由争論，靠實踐的反複檢驗來解決。

    實行“雙百”方針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有什麼關系？實行“雙百”方針是否意味着可以毫無禁忌地“鳴放”和毫無約束地實行所謂“民主”？當時的情況是，重提“雙百”方針後，黨内外思想進一步活躍，出現了努力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新氣象。但是，在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過程中，社會上也出現了對“文化大革命”和對毛澤東、毛澤東思想的若幹錯誤認識。有人對三中全會路線表示懷疑，有抵觸情緒；更有人借重提“雙百”方針之機，極力誇大黨的錯誤，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緻使資産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而黨内一些人的思想也出現了動搖和混亂。對此，鄧小平旗幟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

    受中共中央委托，1979 年3 月30 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講話，向全黨提出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号召。他指出：“中央認為，今天必須反複強調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每個共産黨員，更不必說每個黨的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鄧小平重申民主與集中的關系：我們實行的民主，是“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如果離開四項基本原則，抽象地空談民主，那就必然會造成極端民主化和無政府主義的嚴重泛濫，造成安定團結政治局面的徹底破壞，造成四個現代化的徹底失敗。”他還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非放棄“雙百”方針，二者并不矛盾。因為思想理論問題的讨論，還是要堅決執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這些都是三中全會決定了的，現在重申一遍，不允許有絲毫動搖”。

    “雙百”方針的基本點是：在學術上實行民主讨論，在藝術上實行自由競賽，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發展正确和先進的東西，糾正錯誤和落後的東西，用真、善、美克服假、惡、醜，求得社會主義科學文化事業的健康前進。可見，貫徹“雙百”方針絕不是聽任錯誤和落後的東西泛濫，它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完全一緻的。1980 年初，在中央幹部會議上，鄧小平講道，當前形勢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在提到“雙百”方針與安定團結大局之間的關系時，他強調：“我們要永遠堅持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但是，這不是說百花齊放、百家争鳴可以不顧安定團結，那就是對這個方針的誤解和濫用。”“我們堅持安定團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堅持‘雙百’方針，是完全一緻的。”鄧小平提出：“我們堅持‘雙百’方針和‘三不主義’，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這樣的口号，因為這個口号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幹涉的理論根據”，“但是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文藝是不可能脫離政治的。任何進步的、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不能不考慮作品的社會影響，不能不考慮人民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黨的利益。”“在安定團結的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是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雙百’方針當然要為這個最大利益服務，而決不能反對這個最大利益。”

1981 年7 月，鄧小平強調，在思想戰線上，“當前更需要注意的問題，我認為是存在着渙散軟弱的狀态，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說是打棍子”，“批評的武器一定不能丢”。“我們堅持實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堅持正确處理人民内部矛盾，這是不會改變的。”但是，“這絲毫不是說可以不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堅持‘雙百’方針也離不開批評和自我批評。批評要采取民主的說理的态度，這是必要的，但是決不能把批評看成打棍子，這個問題一定要弄清楚，這關系到培養下一代人的問題”。⑨

“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是要在競賽和鬥争中發展社會主義文化。但是貫徹“雙百”方針絕不是放棄必要的思想鬥争，如果取消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取消必要的思想鬥争，取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認為貫徹這一方針就是一放了之，把這一方針等同于放任自流，絕對自由，甚至隻讓錯誤的東西放，這顯然是錯誤的。但是在對階級形勢的估量上，在思想鬥争的方式方法上，都與“以階級鬥争為綱”的老辦法截然不同。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繼續提倡藝術上的不同形式和風格的自由發展，提倡文化藝術中的是非問題通過文化藝術界的自由讨論和實踐來解決。這樣做對于社會主義事業有益而無害。

 

對“雙百”方針與“二為”方向關系的闡釋

    在1979 年10 月召開的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鄧小平着重強調了文藝與人民的關系。他說：“我們的文藝屬于人民”。文藝要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要“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糧貢獻給人民”。他還指出：“要教育人民，必須自己先受教育。要給人民以營養，必須自己先吸收營養。”那麼由誰來教育文藝工作者，給他們以營養呢？鄧小平說：“馬克思主義的回答隻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藝工作者的母親。一切進步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就在于他們同人民之間的血肉聯系。忘記、忽略或是割斷這種聯系，藝術生命就會枯竭。人民需要藝術，藝術需要人民。自覺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題材、主題、情節、語言、詩情和畫意，用人民創造曆史的奮發精神來哺育自己，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文藝事業興旺發達的根本道路。”這些論述體現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曆史唯物主義思想。

    鄧小平還進一步把文藝工作放到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總目标下。他指出:“在這個崇高的事業中，文藝發展的天地十分廣闊。不論是對于滿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對于培養社會主義新人，對于提高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藝工作都負有其他部門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責任。”他諄諄告誡文藝工作者：“要努力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名副其實的人類靈魂工程師”，文藝工作者在意識形态領域中，要同“妨害四個現代化的思想習慣進行長期的、有效的鬥争。要批判剝削階級思想和小生産守舊狹隘思想的影響，批判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克服官僚主義。要恢複和發揚我們黨和人民的革命傳統，培養和樹立優良的道德風尚，為建設高度發展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做出積極的貢獻”。鄧小平的這一思想，為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二為”方向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1980 年6 月27 日的《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式提出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口号。社論寫道：“為人民服務，這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唯一宗旨。社會主義是現階段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的提高，依賴于社會物質生産和精神生産的不斷發展，依賴于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和逐步完善。離開了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文藝工作難道還有其他的目的麼？沒有，這是我們唯一的目的。”社論指出，為保證文學藝術沿着正确方向不斷繁榮起來，一定要堅定不移地、始終不渝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要“切實保障人民内部的政治民主和藝術民主權利，通過生動活潑的競賽和争論，發展正确和先進的東西，克服謬誤和落後的東西，以不斷擴大社會主義的文藝陣地，鞏固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領域的優勢地位。社論還指出，對于古代的和外國的文藝，我們要采取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繼承态度，繼續堅持‘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的方針，吸收和利用一切有益的東西，抛棄和否定一切無用或有害的東西，以利于社會主義新文藝的發展。”

    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提出後，受到廣大文藝工作者的擁護，但在貫徹執行中也受到種種幹擾。一些人隻要“雙百”，不要“二為”，而他們所要的“雙百”，則是不受約束的絕對自由。對此，鄧小平警示全黨：“黨的方針沒有變，‘雙百’方針還是要。但是把開展批評同‘雙百’方針對立起來，卻是一種嚴重的誤解或曲解。”他強調：三中全會以來，我們花了很大氣力糾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運動和思想鬥争中的“左”的錯誤，是完全正确的。這類“左”的錯誤決不允許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曆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鬥争和嚴肅處理就是“左”，隻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

    鄧小平尖銳地批評理論文藝界存在的嚴重問題：一些人對“二為”方向表示冷漠，對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提出的種種重大理論問題缺乏興趣，同現實保持距離，與時代和人民對他們的要求背道而馳，卻“熱心于寫陰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編亂造、歪曲革命的曆史和現實的東西”；“用他們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來污染人們的靈魂”。鄧小平告誡大家，對此，“如果我們不及時注意和采取堅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濫，就會影響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後果就可能非常嚴重。”他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這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和前途”。⑩

    “二為”方向作為我國文化工作的總口号，它所指明的是文化發展的總方向和總目标，“雙百”方針的目的則是繁榮社會主義文化，是實現“二為”方向的途徑和方式，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如果離開了“雙百”的途徑和方式，“二為”方向就會落空；如果離開了“二為”方向的規範，“雙百”方針就會失去應有的目的，就不成其為社會主義的文藝方針。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的關系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關系在思想文化領域工作中的一種體現，隻有從它們不可分割的聯系中加以把握才能使兩個方針都得到正确貫徹。

    一個民族應該有強大的凝聚力，不允許百家争鳴、百花齊放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但是，沒有強大的精神支柱，沒有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民族，則更加沒有希望。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從“雙百”方針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實際相結合，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與繁榮社會主義文化的比較完整的一套體系，為我國新時期文化發展制定了總方針、總政策。今天，為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樹立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這些深刻的曆史經驗依然值得我們銘記和弘揚。

 

注釋：

① 陸定一： 《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曆史回顧———紀念“雙百”方針三十周年》， 《光明日報》1986 年5月7 日，第1 版。

② ~ ⑤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年版，第64 頁，第66-67 頁，第107 頁，第155 頁。

⑥ 《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鄧小平文選》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2 版，第38-39頁。

⑦ 《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鄧小平文選》第2 卷，第118-119 頁。

⑧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鄧小平文選》第2 卷，第183 頁。

⑨ 《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 《鄧小平文選》第2 卷，第389、392 頁。

⑩ 《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 《鄧小平文選》第3 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37-47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