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文明建設的宏大目标和戰略部署，對于中國共産黨來說，可以概括為一種關于未來“好社會”的新政治願景。這種新政治願景不僅意味着不同的政治目标追求或“政治正确性”标準，也要求我們努力引入或培育一種新政治，而開啟這樣一種生态文明建設的新政治思維的重要路徑，就是繼續大力推進黨的理論創新。

【關鍵詞】生态文明建設 新政治 理論創新 

 

對于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當代中國來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既是一種新實踐，也是一種新理論。相應地，中國共産黨要想領導好這場嶄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就必須努力學習掌握、還要勇于創新這一新型理論。也就是說，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絕非僅僅是經濟、技術和社會文化層面上的問題，還是一個政治革新問題、黨的建設問題，而黨的建設的重要方面就是理論建設或創新。

生态文明建設的根本是一種好社會的新政治願景

中國共産黨希望并相信，這種關于未來“好社會”的新政治願景、新政治規劃或藍圖更能夠獲得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群衆的政治認同，也更能夠做到凝聚和動員起全國絕大多數人民的政治意志與行動。其核心要點：一是未來中國理應成為一個山川秀麗的、永續發展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新中國；二是我們必須實質性地改變當前主導性的空間開發格局、經濟産業結構、生産生活方式，而這将是一場深刻的社會——生态轉型，遠不隻是經濟體制改革的延續與深化；三是中國共産黨在這一革命性的全面深化改革中将繼續扮演政治領導角色。

這一新政治願景之所以是“新”的，就在于它與我們過去30年作為未來理想或藍圖的初級版本有着明顯不同。首先，它更強調的是當代中國社會各方面和社會與自然生态之間的協同共進與平衡。“物質繁榮”、“社會進步”和“生态環境健康”是同樣重要的目标性考量，而且嚴格來說，後者有着更為根本的決定性意義。因為，如果沒有生态健康，人民群衆的基本生活質量就難以得到保證。相應地，各種形式的經濟福利和物質繁榮也将難以得到辯護。就此而言，十八大報告提出的“五位一體”概念，并非僅僅局限于戰略層面。

其次，它更強調的是社會公衆主體的生活質量與生活品質提升，而不再是少數地區、群體和階層的經濟體量與消費的快速成長。适度的經濟增長仍是必要的，尤其是對于那些相對落後的地區，但國家的首要目标應逐漸轉向如何在并不算小的經濟規模基礎上，構建一套更為有效地、保證社會絕大多數民衆基本生活條件的公正制度和社會保障機制。依此而言，十八大報告對于生态文明的“社會主義”意涵的強調，絕非僅是修飾之語。

再次，它更強調新時期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社會——生态轉型特征或挑戰性。我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社會發展，更多是建立在充分融入歐美工業化國家經濟現代化道路和模式的基礎上的。事實已證明，我們是一個優秀的學習者，而且這段學習與模仿的經曆對于中國經濟總量的增長或追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一方面，任何模仿都意味着或多或少地“重複”被模仿者的缺陷或錯誤，我們也不能例外，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和生态環境破壞就是明證；另一方面，無論是社會公正還是生态環境保護，都是我們不能犧牲的基本目标，并且它們都很難在傳統的工業化範式（資本主義體制）之内得到充分實現。日漸清楚的是，在當今世界中我們離成為一名“老師”還有相當長的時間和距離，但我們成為一名自主性“學生”的時刻已經來臨。

新的政治願景意味着不同的政治目标追求或“政治正确性”标準。應該承認，改革開放前一個30年的實踐所造就的，并不隻是國家經濟體量的迅速擴張或膨脹，還有與之相對應的治國理政理念、政治意識形态和社會道德文化。毫無疑問，這些政策舉措、政治觀念和倫理價值，都是在那時特定的經濟社會背景下産生的，而且總的來說大都發揮了一種積極的作用，但從上述新政治願景的視角及其要求來看，它們就未必一定是像過去那樣不容置疑的或“政治正确的”。比如，“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發展是硬道理”和“先經濟、後環保”等等。這些在很長時期内人們都視為理所當然的政治口号，在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今天都是必須充分清理的“副遺産”。

新政治願景的實現依托于一種新政治

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說，生态文明建設不僅有一個如何政治推進的問題，還有一個能否政治推進的問題。因為，就像文明本身是一個包括器物、制度、技術、觀念等不同層面的整體一樣，文明的演進或變遷更多是一個大時空跨度的、自主性的現象。也就是說，任何一種文明形态或樣式一旦形成，我們就很難期望它會在一夜之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強調這一點，不僅有助于使我們避免社會主義制度建設過程中的許多曆史教訓，也會讓我們更加明确生态文明建設的曆史長期性和現實複雜性。歐洲人說“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們則說“泰山不是壘的”，講的都是同一個道理。文明或社會變革中的政治動力無疑是重要的，但卻永遠是有限的或有條件的。正因為如此，無論是十八大報告還是三中全會《決定》，正式使用的概念都是推進“生态文明建設”，而不是“生态文明”。

然而，生态文明建設的自身特殊性：文明生态化變革的廣泛性、深刻性和當代中國的現代化語境，都要求我們引入或孕育一種新政治。首先，需要創建一種生态化或合生态的社會主義新經濟制度。真正面向未來的并不是當今世界中占主導地位的、建立在私人所有權基礎上的市場經濟，而是一種能夠同時将社會基本需求和生态健康保障置于絕對優先地位的新經濟形式：“生态化”和“社會主義”是其基本特征。前者的基本政治要求是，社會性和個體性的經濟活動，不能以其他個體或社會整體的生态環境質量為代價；後者的基本政治要求是，社會性和個體性的經濟活動，應着力于個體和社會群體的基本需求的适當滿足，尤其是通過各種形式的合作和分享。這意味着，我們當前的經濟制度以及“經濟主體”必須進行深刻的生态重建或轉型，而不簡單是一個進一步市場化和擴大開放的問題。

其次，需要創建一種生态化的或合生态的社會主義新社會。過去一段時期，“市場取向”改革的積極面是社會個體或公民主體意識（包括生态意識）的自覺與萌生，但我們也清楚發現，這種嚴重受到個人主義浸染的個體或公民意識也有着明顯的消極一面，即往往體現為對傳統集體主義的棄置或拒斥。而在一個“去集體化”或“去政治化”的社會中，我們是很難想象有着真正意義上的“政治變革要求”或“生态團結”力量的——這也可以說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的“成功秘訣”。因此，創建一種生态化或合生态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首要任務，就是實現公衆生态意識和集體意識的重新結合，而這種結合是需要社會制度條件的。這其中的一個最重要方面，就是社會公衆能夠借助于制度渠道和集體組織來民主掌控國家的經濟及其運行方向，從而進一步提供社會生态化轉型的經濟前提。這意味着，我們當前的社會制度及其社會主體同樣必須進行深刻的生态重建或轉型，而不簡單是一個社會管理或組織創新問題。

再次，需要創建一種生态化的或合生态的社會主義新文化。就像資本主義體系絕非隻是市場經濟和多元民主政治的簡單疊加，而是有着遠為複雜的人與人、社會與自然關系模式和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大衆價值文化作為基礎性支撐一樣，生态文明及其建設也需要一種新型的倫理價值及其文化形态、文化主體。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的生态文明建設離不開社會主義的“生态新人”。 “生态新人”當然不會是天生的、純粹的，甚至可以說，任何一個時代的“生态引領者”或“生态創業者”，都會多少帶有“舊社會”的痕迹。但關鍵在于，一種健康的生态化的社會主義文化，應該能夠做到将社會引領和生态反思精神相結合，從而呈現為一個相互學習、共同進步的文化創造與進步過程。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新型的經濟制度和健全的社會，将更容易使這樣一種新文化的孕育與萌生成為可能。

當然，真正的難題在于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仍是我國主流性話語的時代語境下，如何能夠創造一種實施上述革命性全面變革所需要的、生氣勃勃的新政治。生态文明建設是一個長期性的曆史過程，相應地，生态化或合生态的社會主義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創建也将是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對此，我們必須有着足夠的耐心。我們前進的方向必須是明确的。概括地說，生态文明建設所要求的生态化或合生态的社會主義制度與體制的創建，将既取決于精英階層的高質量“頂層設計”，也需要普通民衆的更廣泛“民主參與”；将既是一種“制度民主”的完善過程，也應是一種“社會民主”的不斷擴展；将既是一種“自由民主”的充分實現，更體現為一種“生态民主”的制度化。總之，它将是一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徹底實踐和全面創新過程，也是一個社會主義社會通過不斷試驗與探索而重新赢得認可與尊重的過程。

開啟新政治思維需要大力推進黨的理論創新

我們如何能夠“站得更高”或開啟生态文明建設的新政治思維？一個重要路徑就是繼續大力推進黨的綠色理論創新。應該說，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環境保護基本國策論”，還是90年代初的“可持續發展戰略”，以及21世紀初的“科學發展觀”，都是黨和政府政治意識形态主動“綠化”的标志性成果。但是，着眼于引領我國新時期改革開放實踐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産黨還需要更大的理論解放與創新勇氣。

具體而言，我們應着重在如下三個方面取得突破性的理論進展。其一，更系統地梳理、提煉生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學派的理論成果。廣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既包括對經典馬克思主義生态思想的整理挖掘，也包括對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曆代學院派學者和實踐派活動家思想的總結分析；既包括對現行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文化觀念的政治生态學批判，也包括對替代性的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與文化的原則性構建。因此，無論在政治立場還是在方法論上，生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理論都對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有着更多的借鑒價值。

需要強調的是，生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已不能再簡單理解為一個國外或西方的左翼理論流派。就像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本身一樣，它首先是中國共産黨人和理論工作者思考包括生态文明建設在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與全面發展的重要理論資源和工具。也就是說，生态馬克思主義同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創新過程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因而也有一個不斷中國化、時代化與大衆化的問題。當然，實現上述這些的前提是，新一代中國共産黨人要率先做到了解它、掌握它和運用它。

其二，更深入地學習、吸納歐美國家綠色環境政治社會理論的積極成果。必須承認，與20世紀後半葉歐美國家大規模的環境法治與行政監管體制建設和環境經濟技術革新相伴随的，是各種形式的環境政治社會理論的迅速興起。正是這些始于社會公衆的價值與文化層面上的改變，直接導緻了歐美國家自80年代末起的主流政治與政策的“綠化”——環境運動團體和綠黨的先驅作用當然功不可沒，但主流政黨與政治的及時跟進也非常重要。正因為如此，在當今歐美國家，哪怕再保守的政黨或政治，都不會挑戰“泛綠”的政治正确性。

應該指出的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産黨既不必諱言“生态主義”和“社會主義”不同視角下的政治考量側重——“社會公正”或“社會進步”永遠是任何左翼政治的更直接目标，但也不必糾結于“紅”與“綠”之間的任何僵硬的意識形态分野。嚴格地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目标本身就意味着，它隻能是一種既“紅”且“綠”的新政治選擇。至于對綠色陣營内部的“深綠”與“淺綠”流派之間的關系，作為一個左翼執政黨，最重要的是做到并重共舉——努力在激進的倫理價值革新和漸進的具體政策之間保持一種适度的張力與平衡。

其三，更自覺地挖掘、傳承中國傳統文化與文明中的生态智慧。如今我們足可以大膽地承認，延續了數千年之久的主流中華文明是一種典範式的農業文明，但也同時是一種典範式的生态文明。雖然也存在着某種形式的生态環境退化或破壞，但總的來說，農業文明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框架保證了一種相對和諧的、更可持續的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關系，至少相對于當今主流性的工業化與城市化文明是如此。但這絕不是說，近代社會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是一個“曆史性錯誤”，更不意味着可以否定我們的現代化努力、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說，超越工業化的生态化實踐需要我們“返璞歸真”，重新檢視中華文化與文明中的生态智慧。

必須強調的是，真正重要的不是複習先人使用過的理論文本或教科書，而是如何能夠重新獲得和運用對于先人來說也許隻是生活常識的生态智慧。相比從前，人類擁有了太多也許引以自豪、但卻因之隔斷了作為一種生命存在與自然相聯系的東西，如今我們必須學會放棄。道理似乎很簡單，但隻靠講道理是遠遠不夠的。對于一個政黨和國家來說是如此，對于我們人類來說也是如此。

【參考文獻】

①中國共産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2012年11月8日。

②《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