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春風   100871  beat365官方网站

田瑜    113-8654 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業博士生

 

【内容摘要】作為延安時期中共機關報，《解放日報》在宣傳黨的政策決策、體現中共大政方針方面，起了重要導向作用，從中可以清晰把握中國共産黨的政治取向。中國抗戰的特殊背景，使日本成為《解放日報》的重要關注對象。抗日戰争勝利前後，《解放日報》對日本的報導更加密集，涉及日本國内政治、經濟、戰時動員、反戰情況等方方面面，本文以抗戰勝利前後（1945年1月——1946年初）《解放日報》為研究文本，對這一問題進行梳理，

以了解其時作為在野黨地位的中國共産黨的對日态度。

【關鍵詞】《解放日報》；  抗日戰争；   日本經濟社會狀況 

 

Abstract

As the organ of the CPC during the period of Yan’an, Liberation Daily played an important guiding role in publicizing CPC’s policies and decisions, from which the CPC’s political orientation could be grasped. The special background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made Japan the focus of Liberation Daily. Before and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Liberation Daily intensified the reports on Japan, involving in its internal politics, economy, mobilization for war, the situation of anti-war and so on. Based on the Liberation Daily from January of 1945 to January of 1946, this article sorted out the attitude of the CPC towards Japan, before and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45年，中國抗戰已近八年，世界反法西斯戰争也進入了第六個年頭。在經曆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和犧牲之後，出現了“整個世界上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神聖的正義的戰争，已經取得了有決定意義的勝利，中國人民配合同盟國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時機，已經迫近了”[1]的新局面。《解放日報》1945年1月18日引路透社電：“一九四五年将是東京最黑暗的一年，東京的政治騷亂已清楚地顯示這種預兆。一九四五年對盟國來說，是很幸福的，因為它是以在緬甸和太平洋戰場迅速接踵而至的連續勝利開始的”。盟軍節節勝利之際，日本國内則一片混亂，“關于日本正沸騰着政治變亂的消息，已由内閣緊急會議所證實，而小矶谒見天皇，也并不是突如其來的事”。[2]如此背景之下，作為中共黨的機關報，《解放日報》對日本經濟社會及其他方面情況更予以密切關注。

一、對日本戰時及戰後國内經濟狀況的持續報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實行“戰時管制經濟體制”，國民經濟完全置于政府的統一控制之下。由于長期的戰争消耗，至1945年，其國内經濟已近崩潰邊緣。

從1940年開始，日本食物、日用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就已經全部實行了配給制。1945年1月14日，《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永夜之城>——東京》的文章，稱東京景象凄涼，可稱之為“永夜之城”，“無盡止的燈火管制使夜生活的人永如置身在黑暗世界中。”“東京目前實施嚴厲的配給制度，不但糧食配給，連上戲院看戲也要配給。話劇和歌劇從上年春以來就停演了。因為政府法令規定了隻有與戰争有關的戲劇才準上演。”“由于用紙的管制以及運輸的困難，書報讀物近來也銳減了。……各書店的書架上都是空空如也的找不出幾本書來裝點門面。”，文章說，“黑暗、書籍、食廳、酒吧、食糧的缺乏，使東京成為一個暮氣沉沉的死城”[3]。其他尚可将就，但數量極少且極為粗劣的食物配給根本無法維持最低限度的生存。《解放日報》高度關注這一問題。1945年1月8日，《解放日報》報導說，日本人民生活痛苦，“每月隻能吃到兩次蔬菜，三個月才得到三根黃瓜。”市民為了得到食物，不得不想盡各種辦法。因為政府禁止黑市買賣，所以“要飯吃的和偷菜園的不斷的增加着”[4]。7月22日，《解放日報》刊登了一封來自日本士兵家屬的家書：“今天早上，母子三人一共喝了兩碗稀飯，中午吃的是豆腐渣，晚上到食堂裡去吃了一客代用食，花了一元三十錢，一天的收入，吃一頓晚飯，就用完了。想買菜，沒有錢，經常是撒一把鹽下飯的”[5]。

急劇的通貨膨脹亦同時威脅着日本經濟。1945年3月9日，《解放日報》的一篇報導寫道：通貨膨脹首先使軍需生産受到嚴重影響，而物價高漲，則“威脅了勞動者的生活安定，影響了勞動效率，因物價暴漲，房租也随着上漲，生活指數日益提高，而官定工資卻隻較戰前提高一倍半”。惡性通貨膨脹之下，日本政府對大财閥按月支付補償金，但對中小企業卻不聞不問，導緻中小企業紛紛虧本倒閉，大财閥卻借此“大發其财”。以三菱财團為例，“該财閥去年上半期的利潤，較前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十八”，其資本，“增到百分之四十到一倍”[6]。對于這種通脹危機，日本政府雖然也采取了一些收縮辦法竭力應對，但所有措施均告失敗。至四月下旬，“通貨已達二百一十萬萬元的空前紀錄，比去年年底，三個多月中就增加了三十萬萬元之巨額”[7]。

這種經濟衰退的情形，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後的短時間内也難以得到解決。1945年9月12日，《解放日報》的一篇文章部分反映了戰後日本的經濟狀況：“鋼鐵：普通鋼材平常為四百萬噸，一九四四年度減低至二百七十萬噸，今年第一季則僅産二十五萬噸。石炭：戰前為七千萬噸，今年預料将在五千萬噸以下”，其他包括鋁、液體燃料、化工産品等均不同程度減産[8]。日本本土所産糧食本來就嚴重不足，特别是30年代以來，其主要糧食來源來自中國東三省、華北，以及泰國、越南、台灣等地，而現在日本當時僅剩本土，勞動力又嚴重不足，因此，戰後日本所面臨的最迫切而最嚴重的危機，應該首屬糧食供應問題，“今後數月内，日本五百萬人民或将遭受饑困”[9]。

日本參與戰争的目的其中之一就是希圖轉嫁國内經濟危機，然而瘋狂的戰争機器發動之後，不僅給被侵略國帶來嚴重侵害，最終也導緻本土經濟的更進一步衰敗。

二、對日本戰時動員情況的關注

1944年下半年開始，随着戰事的進一步推進，盟軍在太平洋戰争取得連續勝利的同時，開始發動對日本本土的大規模轟炸。當美機開始轟炸時，日本方面剛開始并沒有意識到這種大轟炸的威力，《朝日新聞》甚至向人民宣傳：“隻需用三張席子（鋪在地上用的一寸半厚的席子），便能擋住美國的炸彈”。然而接踵而至的大轟炸，使日本人開始談“機”色變。日本《讀賣新聞》寫道：“以為‘敵’機隻能在天氣晴朗的時候來臨，實是極大的誤解，當它要攻擊某一目的物時，雖然是陰天，有些不便，但他利用電波的誘導，很容易的飛到目的地的天空”。“不管天陰落雨，飓風黑夜，‘敵’機想什麼時候來，他就在什麼時候來”[10]。

而在此時，日本國内戰鬥人員及後備力量不足的矛盾也開始急劇顯現。日本政府不得不竭力加緊戰時動員。學生、婦女、工人、老人甚至兒童，都成為動員的對象。《解放日報》報導，由于人力嚴重不足，除部分學校如醫學部、醫科大學、大學理工部、工業大學、大學農學部若幹科及高等師範學校的理科學生之外，“其他各部學生都在被募集入營之列”[11]。1945年3月10日，日本執行全面動員令，要求日本國民即使不加入軍隊，也必須加入生産前線，“除主要軍需工人以外，自十二歲到六十歲的所有日本男子，和自十二歲到四十歲的所有日本婦女，都要動員，以便在主要的軍需工作中，分配任務”[12]。3月，日本政府決定貫徹實行“決戰教育措置綱要”。根據這一綱要，“除初級小學外，全國學校一律停止授課，把學生編成隊伍，參加防空防災、軍需生産、增産糧食及其他與戰争有直接關系的業務”。3月21日，議會通過“軍需特别措置法案”，強迫人民平毀自家用地及建築物，築造防禦工事。25日，《解放日報》發布消息稱：日本政府在全國範圍内組織國民義勇隊，“全國人民凡初小畢業以上的（約十歲左右），男子在六十歲以下的，女子在四十五歲以下的，一律強迫參加，不在上述年齡限制之内的則‘自願’參加”[13]。4月16日，《解放日報》報導，“敵文部省通令各地方長官及各學校校長，要加強小學生的身體鍛煉，高級小學生進行投擲手榴彈、刺殺、劍術、柔道和競走，初級小學生也要訓練，女生則進行防空、救護、搬運和投擲手榴彈等訓練”[14]。

為了應付日益緊迫的戰事，日本政府進一步加緊對工人的盤剝，工人連續工作數十小時為常事，然而如此繁重的工作，每個工人“隻能領到一斤的米和雜糧，吃三頓不飽的飯”。工資更是異常微薄，随着“征用工”制度的普遍實行，“工人差不多成為無報酬的奴隸了”[15]。戰争狀态下，工人早已失去了集會、結社、罷工等等自由，1945年，政府又發布戰時緊急法令，授權廠主在遇到空襲或其他戰時特殊情況時，有權采取非常措施。對于工作時間，廠主可以不管“勞工規則”，作“臨時必要的指示”；而對于工人，則要求他們成為“事業主的基礎”，發生空襲或其他災害時，必須絕對遵守命令，“死守工作崗位”，沒有廠主的指令和安排不能擅自離崗。同時授權廠主建立準軍事化組織，根據各工廠規模在工廠内組織國民義勇隊，大體上十人至三十人成立一分隊，其上有小隊、中隊、大隊等組織，各以主管負責人為隊長，每個工廠成立一個團，以廠長為團長，超過三千人以上的工廠，可設立幾個團[16]。準軍事化的管理模式，是為了戰争需要，但同時也成為廠主鎮壓工人不滿和反抗的有效手段。

1945年，整個日本在這種法西斯統治的引導和強壓之下已經高速運轉成為一部戰争機器，這樣的戰争給普通民衆帶來的，隻能是痛苦和悲哀。當然，随之而來的，也有反抗。

三、對日本國内反戰、厭戰情況的報導

在日本軍國主義教育之下培養起來的日本軍人，不僅殘忍，頑強，而且視“為天皇而死無比光榮”，一些日本民衆也深受法西斯思想的毒害，甘為軍國主義之炮灰。然而，在這場規模龐大、持續多年的戰争中，包括士兵和一些普通民衆也深受戰争之苦，1945年開始，随着戰争一步步逼近本土，随着國内政治經濟狀況的進一步惡化，國内反戰情緒逐漸高漲，對這一問題，《解放日報》持續予以關注。

1945年4月1日，《解放日報》轉載日本《朝日新聞》的文章，文章稱日本士兵“左傾思想”增長，“現時的社會思潮依然雜劣，左傾思想者否定國家興忠孝，并詛咒兵役，獎勵怯懦，其策動不僅漸漸露骨，而且企圖在演劇、歌舞、電影的時機與場所進行發展，培養這種惡思想。”文章說，這種惡思想的傳播，以青少年為目标，“像近來青年運動、學生運動等的蔓延傾向，即為明證。”“他們的魔手伸到純正無垢的小學生中去，連最尊敬的司法官也在其掌握。”[17]

1945年6月6日，《解放日報》刊登了一封在華北參戰的日本士兵的家信，信中寫道：“戰争是愈來愈殘酷了。東京每天都飛來七十架飛機，受到了很大損害。我們住的片貝地方也是天天地拉警戒警報，大家都吓得發抖。愈早愈好，快一點結束戰争吧！我在一面看着孩子的臉，一面禱告着神佛。真希望早一點恢複到自由和平的日本吧！”[18]7月22日，《解放日報》又登載多封譯自士兵家屬的家信。“有錢人嘴上說着為了國家，暗地裡卻在購買私貨，過着奢侈的生活。窮人淌着眼淚，沒法過日子，這是今天的世界。戰争再不快些結束，真沒辦法了！這樣痛苦的生活，還是死了的好！”“内地比前方各位所想象的，還要痛苦，每天是‘應召’和‘征用’，連留在家裡的婦女、小孩，都無日無夜的‘勤勞奉仕’。并且沒有東西，配給也不經常。我們倒還沒有什麼，孩子們實在太可憐了”。“想到這樣的生活，真令人厭倦了。我們每天都過着這樣痛苦的生活，這一切都是由于戰争”。“不知道丈夫的骨灰，什麼時候能回來，我們母子三人過着寂寞的 日子，一天也忘不了已經去世的他。……戰争真可惡啊！”[19]

戰争的無限期延長，人民生活的日益困難，使日本國内這種厭戰、疲憊情緒蔓延。6月22日，《解放日報》登載了幾則《敵國拾零》，其中引用東京朝日新聞報導，“各方面都表現出自暴自棄不負責的現象，小至自來水管，遭受爆炸，……就抛在一邊，不加修理”。

日本讀賣新聞也反映了當時日本工人的工作狀态：“上工的鐘響了之後，工人們還是不做工，他們不顧工頭在旁監督，仍舊談天開玩笑，但是在敲下工鐘一小時之前，工人們就洗手洗腳，準備回家了”[20]。政府公務員中間，同樣充斥着這種情緒：“最近如果你于上午到某中央官廳去，隻有一些女孩子在玩耍，辦公的男人連影子也看不見。每天不到十點鐘沒有人辦公”。“有原在霞關的一部分人員疏散到目黑（地名）方面去辦公，在這兒辦公的公務員，十一點鐘便坐電車回霞關本省（部）去吃午飯，一點鐘才歸去，吃一頓午飯花兩個鐘頭時間，沒辦完的公事積壓起來，下午四點，又回本省吃晚飯去了”[21]。

除了對普通民衆的反戰、厭戰狀況予以關注，意識形态的一緻性，使中國共産黨對日本共産黨進行的反戰活動也高度重視。日共領導人岡野進（野坂參三）在戰争結束前一直被迫留在中國，延安給予其很高的待遇和榮譽，直到1946年1月戰後情況平穩時才返回日本。1945年5月，在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大會上，岡野進發表了《建設民主的日本》的演說，全面闡釋了日本共産黨的政策綱領，1945年5月29日《解放日報》全文登載。戰争結束之後，日共部分領袖被釋放出獄，中共認為，“日本共産黨在日本已經複活”，“将成為民主日本的主力”，中國共産黨認為，日本共産黨是“從來最堅決最徹底的反對日本軍部法西斯勢力，反對侵略戰争的日本人民最主要的争取民主的力量”[22]，此後相當一段時間，中共也一直積極關注日共的活動。

四、對日本國内政治動向、包括戰後以美國為主導的盟軍占領政策的報導

中共認為，日本經濟之所以導緻如此狀況，其原因是政府堅持戰争，堅持其法西斯統治。這一問題在戰争結束之後并沒有能得到及時解決。

1945年前後，在是否應該繼續戰争、戰争該如何收場等問題上，日本統治階級内部矛盾重重。小矶政府依然堅持其戰争叫嚣，1945年1月22日，小矶在國會發表演說，提出“今後不管有怎樣的苦戰，也能忍受到底，不管遭遇到任何危險的局面，也決不退縮”，并提出增産航空兵器、增加鐵礦、液體燃料等的生産、增産甘薯、大米、小麥，增強國内的自給等應對措施。第二天，《解放日報》就摘要發表小矶在議會的演說，認為小矶的演說“顯示了小矶的狂言”，“除了空口說白聊以自慰而外，是一點也不能兌現的”[23]。幾個月之後，由于軍事上所遭受的一系列失敗，終至小矶垮台，鈴木内閣上台。1945年4月10日，《解放日報》發表時評，指出日本統治階級内部矛盾重重，“最近不僅日本人民對于軍部和戰勝的信心有顯著的降低；而且在日本統治階級内部，也有一部分人對戰争發生了動搖，一股妥協的暗流，在潛生滋長。”文章認為曾經打着“舉國強力内閣”招牌而上台的小矶内閣，實際上并不強力。而對于新上任的鈴木内閣，中共同樣認為其難以有所作為，“首先，鈴木不能避免軍事上的失敗。其次，盟國無條件投降、消滅軍部的原則，将粉碎他一切和平妥協的陰謀。而且，與法西斯勢不兩立的蘇聯，決不會饒恕‘幫助了德國的反蘇戰争’的日寇。還有日寇内部的經濟危機，鈴木也沒有辦法克服”。所以，中共認為，鈴木内閣也不會是一個強力的内閣，隻不過又一個過渡内閣而已[24]。

日本宣布戰敗後，1945年8月15日，鈴木内閣辭職，8月17日，組成了以皇族東久迩宮為首相的内閣，吉田茂擔任外相，10月15日，東久迩宮内閣總辭職。10月9日，币原喜重郎内閣成立，至1946年4月22日，币原内閣總辭職。之後又組成吉田茂内閣。對日本國内這種政局動蕩，《解放日報》密切關注。中共認為，戰後日本軍國主義體制并未被摧毀，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時刻有可能卷土重來，1945年9月17日，《解放日報》發表新華社電訊，認為戰後日本各級政黨組織紛紛改頭換面，以所謂“民主”為幌子，但其目的是“陰謀準備下一次侵略戰”， “東久迩宮說的要‘再建’的‘國體’，不是準備把被同盟軍打敗了的軍部法西斯統治的‘國體’‘再建’起來嗎？”文章警告：“對于這些僞裝的戰犯，盟國如不嚴加注意，則盟國雖然赢得戰争，卻難赢得和平”[25]。吉田茂出任東久迩宮内閣外相之後，《解放日報》發表新華社電訊，認為吉田作為老牌的日本法西斯罪魁之一，其出任外相，乃是“東久迩内閣保存軍國主義勢力，巧妙地對盟國玩弄手腕的一種步驟”[26]。币原内閣上台後，《解放日報》發表署名尹光的文章，認為“币原内閣，從它全部班子看來，大多數閣員都披着‘親美’的外衣，搽着‘自由’的脂粉，但是揭開這些僞裝，這個内閣依舊是軍國主義穩健派的内閣，是金融财閥主要影響下的内閣。這些外貌的裝扮，僅隻是投合盟國的綏靖分子，同時欺騙國内人民，達到繼續保存軍國主義勢力的陰謀”[27]。10月30日，《解放日報》引用塔斯社莫斯科電訊對币原内閣予以評價，認為“統治的官僚集團中最著名的首腦之一，現在公開地宣告，目前日本新内閣意欲保衛使日本獨占資本家和軍閥集團的統治合法化的憲法。”“它表示了日本統治官僚集團與民主主義沒有任何共同之點，而且現政府與辭職的東久迩内閣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區别”[28]。

日本宣布投降後，所謂盟國對日本的占領和管制，隻不過是形式而已，實際上是美國的單獨占領和管制。從1945年9月開始，美國在日本推行一系列民主化改革，包括政治整肅、軍隊非武裝化、處置戰犯；社會民主化方面的改革；修改憲法，改造日本政治制度；解散财閥，經濟生活民主化；農地改革等等。

中共嚴密注意美國對日本的各項改革政策。麥克阿瑟的改革啟動不久，《解放日報》就接連發表多篇評論，認為麥克阿瑟對日本的改造并不成功，保留天皇制，未能廢除财閥，寬容日本戰犯，這一切都未能肅清日本軍國主義根源，認為美國的所謂“民主化”改革非但無益，并且妨礙日本民主化進程。1945年10月27日，《解放日報》發表評論稱：“當今天财閥、地主及天皇制官僚掌握下的國家資本仍控制日本經濟的時候，麥克阿瑟總部允許日本對外貿易的措置，是不妥當的。這與麥氏自己聲稱使日本經濟民主化的願望相抵觸”[29]。

 “消滅日本一切帶有法西斯主義性質的東西。盡一切力量援助日本新興的民主力量”[30]。“在經濟上、政治上與思想上消滅納粹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最後殘餘”。“摧毀其最後的巢穴”。“愛好和平的民主列強必須團結一緻，加強合作，共同達到這一目的”[31]。這是戰後初期《解放日報》的多篇文稿和電訊一直強調的重點。二戰時，日本政府堅持戰争，戰争結束後，日本統治階層所關心和緻力的依舊是要“維護國體”，即維護天皇制，竭力回避對統治階級發動戰争責任的追究。而戰後初期的日本，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思想依然強勁，大财閥勢力不僅沒有消弭，反而有更加上升之勢。對此，中共表示強烈不滿和擔心，時刻警惕法西斯主義死灰複燃。

 

 

總之，日本軍國主義者作為戰争的發動者，為了擺脫世界經濟危機造成的嚴重困擾，轉移國内的經濟危機和注意力，最終使日本走上了侵略道路。這場戰争不僅給中國何亞洲，也給日本和世界造成了嚴重災難。深刻反思這場戰争，能不能團結起來消滅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抗日戰争勝利前後中國人民所面臨的最主要問題。作為全面反映中共政策決策的黨的機關報，從抗戰勝利前後《解放日報》對日本國内政治、經濟、戰時動員、國内反戰狀況等多方面情況的報導中，我們可以清晰了解日本當時局勢，亦可以了解中共對日的态度和對抗戰必勝的信心。“曆史的總趨向已經确定，不能改變了”。“戰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戰争，赢得和平，又赢得進步”[32]。毛澤東當年在中共七大上的發言擲地有聲、寓意深刻、影響深遠。

 

 

作者介紹：

史春風：女，（1971——），山西陽泉人，曆史學博士，beat365官方网站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中共黨史

電話：13683226700，Email:cfshi@163.com

田瑜    女，（1985——），北京人，日本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業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國共政治宣傳史、國共内戰史。

 

[1] 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29頁。

[2]《太平洋盟軍勝利進展敵國政情空前嚴重》，《解放日報》1945年1月18日，第3版。

[3]《解放日報》1945年1月14日，第3版。

[4]《日本人民生活痛苦》，《解放日報》1945年1月8日，第3版。

[5] 《日本人民的呼聲》，《解放日報》1945年7月22日，第3版。

[6]《工人進行怠工鬥争，反對财閥發财窮人受窮》，1945年3月9日，第3版。

[7]《敵國通貨膨脹惡劣  政府各項收縮辦法都落空》，《解放日報》1945年5月19日，第3版。

[8]《日寇侵略戰争的結果國内生茶産大跌落》，《解放日報》，1945年9月12日，第3版。

[9]《戰後日本困難之一糧食恐慌空前嚴重》，《解放日報》，1945年9月10日，第3版。

[10] 《“敵”人想什麼時候來他就在什麼時候來——敵報談美機空襲》，1945年1月16日，第3版。

[11] 《盟軍逼近敵本土日寇矛盾愈多》，1945年2月22日，第3版。

[12] 《日寇今日執行全面動員令》，1945年3月10日，第3版。

[13] 《敵寇組織‘國民義勇隊‘妄圖在本土作最後掙紮》，1945年3月25日，第3版。

[14] 《敵國動态》，《解放日報》1945年4月16日，第3版。

[15] 《敵國工人生活痛苦》，《解放日報》1945年6月14日，第3版。

[16] 《發布戰時緊急法令  加強廠主專橫管制》，1945年6月14日，第3版。

[17]《<朝日新聞>供認 敵國反戰思潮增長》，《解放日報》1945年4月1日，第3版。

[18] 《日本國内及華北淪陷區對盟軍轟炸的反映》，《解放日報》1945年6月6日，第2版。

[19] 《日本人民的呼聲》，《解放日報》1945年7月22日，第3版。

[20] 《敵國拾零》，《解放日報》1945年4月22日，第3版。

[21] 《敵國公務員》，《解放日報》1945年6月25日，第3版。

[22] 《解放日報》1945年10月12日，第3版，1945年10月3日，第3版。

[23]《小矶國會演說暴露日寇面臨嚴重關頭》，《解放日報》1945年1月23日，第3版。

[24]《小矶滾蛋鈴木登台》，《解放日報》1945年4月10日，第1版。

[25]《敵法西斯組織改頭換面陰謀準備下一次侵略戰》，《解放日報》1945年8月30日，第3版。

[26]《吉田出任外相的陰謀》，《解放日報》1945年9月21日，第3版。

[27]《從币原内閣看日寇陰謀》，《解放日報》1945年10月18日，第3版。

[28]《日本現内閣企圖保持财閥軍閥憲法》，《解放日報》1945年10月30日，第3版。

[29] 《容忍财閥操縱日本經濟 麥氏允日本對外貿易》，《解放日報》1945年10月27日，第3版。

[30]《消滅日本法西斯主義援助新興的民主力量》，《解放日報》1945年12月18日，第3版。

[31]《完全摧毀法西斯的最後巢穴》，《解放日報》1945年12月19日，第3版。

[32] 《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1頁。

Normal 0 7.8 磅 0 2 false false false EN-US ZH-CN X-N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