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對于民主的理解直接承繼的是五四時期的相關思想，但它特别強調階級民主的意義。從形式上來看，階級民主類同于雅典民主制的做法[9]，當然兩者之間本質上存在區别。

從抗戰爆發到一直1949年，中國共産黨倡導的民主，在基本理念和具體内容上，與五四時期的中國思想界關于民主的認識，沒有什麼差異。1940年2月20日，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中說到：“中國缺少的東西固然很多，但是主要的就是少了兩件東西：一件是獨立，一件是民主。這兩件東西少了一件，中國的事情就辦不好”[10]；同時，“一定要争取民主和自由，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1]；“既然有飯大家吃，就不能由一黨一派一階級來專政”[12]。1945年4月24日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詳細論述了民主聯合政治的價值取向、組織結構，強調說：“在日本侵略者被打倒之後，在全部國土上進行自由的無拘束的選舉，産生民主的國民大會，成立統一的正式的聯合政府。……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13]1945年9月27日毛澤東在回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的提問時指出：“‘自由民主的中國’将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産生，并向選舉它們的人民負責。它将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14]

中共在抗戰時期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在一定的程度上來說是一個團結國内抗戰勢力、争取國際反法西斯勢力的支持的一種策略。毛澤東還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本質是工農民主專政”[15]，這就意味着民主聯合政府是以共産黨為主導的。民主聯合政府也是一種與蔣介石政權鬥争的策略口号，毛澤東曾自豪地表白過這一點：“聯合政府……這個口号好久沒有想出來，可見找一個口号、一個形式之不易。這個口号是由于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大潰退、歐洲一些國家建立聯合政府、國民黨講我們民主不着邊際這三點而來的。這個口号一提出，重慶的同志如獲至寶，人民如此廣泛擁護，我是沒有料到的”[16]。

綜上所述，在近代中國，民主對于多數對其懷有敬意的國人來說，是在工具理性層次的角度上使用的，他們對于民主賦予了很多其他功能和責任、期待，如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社會團結、社會公正，這事實上多少把民主視為一種診治重病的靈丹妙藥。1860-1890年代那些欽羨西方民主制的中體西用派人士，主要是打着維護大清統治的招牌（盡管也有策略的成分）而展開自己的思路的，可謂之皇權民主主義；康梁等維新派提倡的是立憲民主，從表面看來，他們倡導君民共主，後來又頑固地保皇，但從骨子裡來看，他們提倡民主還是基于民族危亡的憂患，因此是民族和威權混合的民主主義（類似于後來的威權主義）；孫中山把民族的獨立、自由放在第一位，實現民權是保證民族獨立、自由的直接内容，因此可以說孫中山是個民族民主主義者。但另一方面，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主張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頗有社會民主主義的成分，尤其是晚年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以黨治國、以黨治軍等主張，更有強烈的列甯社會主義色彩，所以孫中山的民主主義實在是很複雜的，難以用一言兩語概括，如果非得要給以定性的話，可謂之民族社會民主主義；張君劢的國家民主主義，也可以說是廣義上的民族主義，隻不過它更強調現代國家在民主發展中的意義；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特殊形态的民主主義，從本質上說它是階級民主主義；歐美派知識分子所主張的自由民主主義在理論上似乎最完善、最動人，其模闆基本完全是歐美國家的現實政治制度和運行機制。

實際上，近代中國人對于現代民主政治的理解主要基于情感層次的需要而形成，是以一種非此即彼的否定性思維來考量問題而加以理解的，是處于對中國舊的政治制度不滿而産生的一種激情超越的動力下形成的，他們尚不甚明白民主是西方在探尋更符合人性、更富有效率、更公平正義的社會圖景時的一種相對穩妥、相對保險的政治路徑。近代中國政治路徑選擇就是以這種各自為是的應然性民主政治作為自己的實然性追求，他們所理解的應然性民主政治是自己的某種已有的直接或潛在的目的為導向，是一種合目的性的自我選擇、自我過濾後的思想。按照這樣的理想來指導社會變革，其不合國情的地方必然甚多，其實踐中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難，大大超過了設計者們的預料。從戊戌維新、晚清新政、辛亥革命一直到國民黨執政， 中國嘗試現代化政治的實踐從個案來看，沒有讓人滿意的地方，甚至有“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的凄涼慨歎。

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應然性與現實政治發展有限性的挑戰

社會主義作為一個與18、19世紀歐美工業化時代相對立的社會理想，曾經吸引了無數社會下層平民和中低層知識分子，社會主義一度成為衡量一個人的政治道德的天平，誰要是舉起社會主義的大旗，誰就可以占據道德的制高點。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思潮，主要興盛于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其流派可以說是不計其數。但是與資本主義這個概念一樣，其确切的定義十分困難，甚至于無法界定。1924年英國社會學家統計關于社會主義有260多種定義 ，到20世紀後期據說多達500多種。任何一種定義都有其針對性和合理性，任何一個定義都有其時空的痕迹，但是任何一種定義都無法令人完全滿意。甚至到了20世紀90年代，一直以社會主義為理想和實踐的中共領袖，也不得不從抽象的角度來理解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應當有高度發達的生産力和推行共同富裕的社會體制、機制。但是到底社會主義應當是如何的場景，從空想社會主義者們的思想和實踐，到十月革命後的各國共産黨的理論和實踐，都無法給人們提供一緻的、合乎理想的答案。空想社會主義們對于社會主義的設計有具體的規則，甚至于他們實行的一些實驗也有具體的要求，比如，自願勞動，共同消費，不置私産，公共服務免費，沒有國家暴力機器，等等。馬克思恩格斯對于社會主義的設計主要作了是原則性設計，他們在早期的著作中強調未來共産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的高級發展）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在這個社會裡沒有國家，沒有剝削壓迫，沒有貧窮失業。按照這個邏輯，社會主義是不應該有國家政治的，當然談不上民主政治問題了。但後來在1871年圍繞巴黎公社革命寫作的《法蘭西内戰》中的确又指出了過渡到未來共産主義社會的革命過渡階段的政治體制問題，系統論述了未來社會的政治形式：“（一）廢除保護舊國家統治階級利益的常備軍，由武裝的人民取而代之；（二）社會的代表應當由普選産生，代表應對選民負責，并且随時可以撤換；（三）實行議行合一的原則；（四）作為政府的工具的警察失去一切政治職能，變為可以随時撤換的負責機關；（五）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隻應領取相當于工人工資的薪金，取消國家高級官吏所享有一切特權以及支付給他們的辦公費；……（七）法官象其他社會公務人員一樣由選舉産生，對選民負責，并且可以撤換；……（九）地方成立代表會議，主管本地區所有一切農村公社的公共事務，代表會議派代表參加巴黎的全國代表會議，代表必須嚴格遵守選民的确切命令，并且随時可以撤換；……（十一）通過公社制度組織實現民族的統一。”[17]這個基于特定曆史事件而提出的民主共和國的設計中的某些思想尤其是無産階級專政的思想，後來成為第三國際領導和影響下的社會主義革命國家的理想模闆。這個民主政治有人認為并非是馬恩社會主義政治的最本質的要求，隻是一種特殊條件下的策略而已。可是即使如此，它已經是對當時的資本主義政治的極大超越了。它主張的普選、全民平等、公務員制度等，對于長期生活在等級貴賤、貧富差距社會中的人們來說，的确是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當然，這個設計中的核心的内容——人民民主和自由這個應然的内容，卻在後來蘇聯式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中，無法讓人們滿意。幾乎所有共産黨領導的國家都是以實現人民民主和自由作為号召民衆革命的最神聖的口号而獲得成功的，但是在革命獲得成功後卻遇到了尴尬。革命勝利後的長時間後，敵人總有被消滅的一天，可是此時沒有了敵人的人民就是抽象的符号了。人民就由群體的象征變成了個體的展示，每個現實的公民都會把自己個人在民主權利上的應然性和實際生活中境遇加以對照，因此必然會産生的不滿情緒。社會主義國家普遍産生的這種對于該政治制度應然性與實然性沖突的原因，并非完全歸咎于這些國家管理層的道德素養、主觀願望、客觀能力，與革命和建設中急功近利的宣傳、單純幼稚的理想實在關聯甚大。但誘人的美好圖景既然繪就，人們就不會願意龜縮回過去，人們希圖朝這個藍圖設計的模樣來實現自己所需要的目标。

而無論是中國在1949年起點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的客觀條件還是主觀條件，都不可能使得中國實現他們心目中的民主管理——更何況很多是民粹式的民主，非常接近于無政府主義。尤其是把社會主義國家與所謂的對立面——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對照後所産生的逆差，更使得人們對于現實社會主義政治産生了不滿。文革就是釋放這種不滿的一個反映，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式的民主未嘗不是這種釋放這種情緒的試驗，隻不過它是民粹式的試驗而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的應然性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中國的政治發展雖然也不斷進步，但與我們所極力宣傳過的遠遠優越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政治制度的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制度尚有一定的距離。總體說起來，至少以下幾個方面問題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政治應然性提出了挑戰：

社會主義民主與自由、平等。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民主似乎與自由、平等是孿生兄弟的關系，民主就意味着自由，自由就意味着平等，然而在現實的生活中這三者之間的關系要複雜的多，民主意味着多數人的意志決定着社會的公共事務，那麼就意味着少數人的自由必然受到限制和約束，少數人就會感到不平等。這是人的自然情态下的本能反應，但這種本能有時卻很能影響着人們的行為，對于民主實踐、民主理念都有着現實的反作用。當然，作為一種政治制度語境中的自由，含義很複雜，主要是指政治權利的自由，平等也是如此。但是對于世俗社會中沒有受到嚴格的民主政治訓練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民衆來說，很容易把自由、平等理解為一種群氓狀态、無政府狀态。對于這一點，亞裡士多德早就有過警告：“在極端的平民政體中，處處高舉着平民的旗幟，而那裡所行使的政策實際上恰正違反了平民的真正利益。這種偏差的由來在于誤解了自由的真正意義。大家認為平民具有兩個特别的觀念：其一是‘主權屬于多數’，另一為‘個人自由’。平民主義者首先假定了正義（公道）在于‘平等’；進而又認為平等就是至高無上的民意；最後則說‘自由和平等’就是‘人人各行其意願。’在這種極端形式的平民政體中，各自放縱于随心所欲的生活，結果正如歐裡庇特所謂的‘人人都各如其妄想’（而實際上成為一個混亂的城邦）。這種自由觀念的卑劣的。公民們都應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規則，讓各人的行為有所約束，法律不應該被看作（和自由相對的）奴役，法律毋甯是拯救”[18]。

社會主義民主與公平、正義。社會主義民主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實現公平、正義，無數仁人志士是為了追求民主而赴湯蹈火、在所不辭。可是在現實的政治生活中，公平正義很難實現：從孩子上學，到醫院看病；從生老病死，到婚喪嫁娶；從就業工作，到提拔升級；從經商創業，到生活安全……哪一樣都不可避免地帶上不公平、不正義的烙痕。皮埃爾-約瑟夫·普魯東（Pierre-Joseph Proudhon）早就指出過：“所謂民權論者認為結束暴政之道在于建立民選政府，其實這不過像松鼠在籠子裡打轉轉，老也逮不着自己的尾巴。因為隻要權威、私有制和等級制仍然是政權的構成要件，普選就不過是人民對政權壓迫行為表示同意罷了，因此這是一種最惡毒的騙局”。[19]他這種對于民主的絕望态度乃走向另一種極端，是不可取的。但他對那些将民主制度與公平正義等同起來的願望的确是一種警醒。

社會主義民主與民族國家問題。民族問題是困擾近代歐洲，也是困擾全世界的一個大問題。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資本主義民主制度沒有完全解決他們國家的民族問題，在一段時期内甚至加劇了問題嚴重程度。按照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社會主義國家消除了剝削階級，人民民主使得勞動人民實現了當家作主，少數民族又在國内得到充分的保護，社會主義國家應該能夠基本促進各個民族的團結和 融合，可以消除各種差距，但是社會主義國家如何通過民主的方式來解決民族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

三、秩序、效率、幸福：政治的應然性基本功能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路徑選擇曆程

我們在讨論政治問題時，之所以對于同一個問題往往産生各種不同甚至對立的觀點，其實有時并不因為思想的活躍而造成的分歧，不少是因為讨論的邏輯前提不在同一或者大緻同一的水平，是因為讨論的對象似是而非而造成的。我們要讨論近代中國政治路徑選擇問題，首先必須要回歸到我們為何需要政治這個簡單的問題上去。政治是圍繞公共權力而展開的社會活動、制度文化，從廣義上講，它是人類社會實現個體成員利益常态化、穩定化的理性表達，是為了合适地通過公共利益的維護而實現個性利益的活動、制度和文化。不同時空的政治活動、政治制度、政治舉措、政治文化，雖然其具體的内容千奇百怪、各不相同，甚至大相徑庭，但是其基本的訴求是一緻的，那就是：秩序、效率、幸福——這就是政治的應然性。

确保秩序是政治的的基本功能，無能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政治理念，無論這些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多麼先進、多麼清純聖潔和令人神往，如果它不能保證給這個現實社會中生存的人們提供可預測的穩定的社會秩序，那麼它一定不是一個好的政治制度，即使這個制度本身内容和出發點是多麼的善良、公正，其設計是多麼的完善、美麗。秩序的原則是判斷政治制度好壞第一位的原則，這是政治産生的原動力和出發點，是人類共同信守契約的内在追求。很難想象，一個不能保證秩序的政治制度可以獲得人們的普遍認可。在缺乏秩序的社會裡，沒有任何人具有安全感，一切皆可發生、一切皆可滅亡，這樣的社會制度無法保證集體利益，也無法保證每個個體的利益，人們生活在一種或然性巨大的恐懼當中。這樣的政治制度毫無疑問地是非文明、欠文明的，不是理想的制度。

争取效率是政治的第二位的意義和目标。從廣義上來看秩序也是一種效率，但由于它的重要性我們一般把它獨立出來。所以，這裡所說的效率主要是指以經濟生活内容為主的提供社會服務的能力和效果。一種政治制度、社會制度無論能夠如何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但如果不能使生活在其内的民衆獲得必要的生活資料和生産資料，民衆的衣食住行長期處于該社會生産力所許可的最低限度的水平，則這個社會制度一定不是好的制度。一個極端暴力、強權的社會也有可能保證秩序，但是卻不能給民衆提供足夠的生活資料，不能讓民衆安居樂業，我們肯定不能說這個社會制度是好制度。今天世界上若一個社會制度隻能保證秩序而無法保證效率，則一定不是一個好的社會制度。一個文明社會的成員都不會樂意生活在低效率的、缺乏公共服務的社會裡。

實現幸福是政治的最高境界。政治的最高境界就是讓社會成員普遍産生幸福感，不斷地增強幸福感。人們的幸福的層次高低不一，但是在任何時空下，人們都會有一定的幸福感，比如眼耳鼻舌身的随時随地的不同程度的愉悅、安适、滿足感。可是作為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層面的幸福，不僅僅限于這種感官層面，而是有更高的意境和追求。在這樣的制度下，人們不僅從大自然的匍匐下掙脫出來，獲得物質生活上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人們擺脫了人與人之間的束縛和壓力，人們獲得了個人自由和社會自由。

政治的應然性主要就是分為上述三個方面内容的。鄧小平主導的政治改革就是按照這個思路來具體設計和實施的。1987年3月27日，鄧小平指出：“我們評價一個國家的政治體制、政治結構和政策是否正确，關鍵看三條：第一是看國家的政局是否穩定；第二是看能否增進人民的團結，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産力能否得到持續發展。”[20]這種改革思路就是考慮到了政治的本質追求就是秩序、效率、幸福。所以鄧小平雖然一再強調改革開放，但是絕不容許中國出現社會混亂，中國必須保持穩定，所以多次強調“穩定壓倒一切”。沒有這個前提和保證，政治秩序就無法保證，改革就必然失敗。鄧小平改革的第二個方向就是發展生産力，這是他反複強調的重點。沒有這一點，社會主義就不可能有效率，社會主義的根本優越性就不可能體現。他的“三個有利于”的社會主義标準論就是典型的效率思維。鄧小平所提出的共富的原則實際上就是政治發展幸福原則的初始階段的具體化，它反映了以經濟發達基礎上的平等觀念為基礎的生存型幸福需求和願望。

中國按照這樣的政治理念為基礎而推行的改革開放，就沒有在政治路徑選擇上簡單地用告别文革的沖動來摧毀既有的政治框架體系，更沒有因為尊重事實的慣性和需要就一成不變地延續舊有的政治框架體系。

從總體來看，中國近四十年的以改革開放為手段的政治發展史，就是自覺和不自覺地按照政治的應然性基本功能——秩序、效率、幸福的追求為原則的發展過程。這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共成熟的政治家們，根據曆史經驗和常識以及自己的卓越政治智慧而做出的正确選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路徑基本遵循自上而下的穩健推進的發展方向，以道統促穩定、以穩定固秩序，以秩序升效率，以效率促幸福。具體說來有這個時期中國政治路徑選擇堅持了如下的幾個方面的内容作為維度：一是以四個堅持為政治意識形态的航标，規設了中國政治改革路徑的發展走向。一個政治制度的形成必須要有自己的道統文化作為支撐，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新中國的一切基礎，從思想文化上看毫無疑問起源于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堅持了這一點就為保證整個秩序提供了明細有力的基礎。二是以社會效率的需要和保證為前提，強調威權，提高行政效率。三是提倡依法治國，強調政治制度、政治手段的延續性、穩定性。四是以基層民主、黨内民主的漸次推廣、提升來培育公民和黨員民主意識和民主文化，使得民主真正有效。五是突出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現代化，以此作為中國政治發展國際化的反映和中國政治特色化的試驗。

以上述路徑為基礎，當代中國所堅持和實施的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民族區域自治、基層民主自治制度，都是以秩序、效率作為最直接的訴求，其實用性、合目的性特點很明顯，少了理想主義成分。改革開放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做出這樣的政治路徑選擇，減少了理想主義色彩，主要是因為有鑒于近代中國自由主義理想的坎坷命運和文革式革命群衆民主理想的破滅，同時也有鑒于亞洲四小龍的崛起、拉美模式正反方面經驗的啟示。所有上述的曆史給當代中國政治家的啟示就是要把秩序和效率放在第一位的考量，就是要以此兩點作為中國政治應然性的主體。至于幸福的應然性隻是現實政治路徑考量的第二位的因素，它的意義更多是道德層次的。同時，選擇秩序和效率應然性優先，也是因為這兩者更容易變成實然。也是社會主義在中國最初被傳播和被選擇的初衷——救中國于危亡之際、興中國為富強之國。社會主義在中國人的意境中，其民族性的工具理性色彩很濃厚，這就使得其理想性更容易被實踐理性所融化，更多轉化為秩序和效率的實然。

總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路徑選擇的經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在總體遵循和借鑒近代西方形成的以民主自由為現代民主政治的應然政治理性價值追求時，沒有簡單地模仿以這種理性而建立和形成的西方現實政治運作模式，沒有将這種理性應然和空間實然簡單等同起來，沒有用同步的要求來實踐這種應然。這是政治成熟的表現。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這近四十年的社會發展的成功，就是得益于在政治路徑選擇中沒有做“合法性”等政治發展中應然性概念的囚徒[21]，而是把握住了政治的本質訴求和功能，據此而又彈性地展開了政治改革探索和試驗。

改革開放以來國内外的學界人士經常批評中國的政治發展，比如說中國是打左燈而往右行，是跛足的改革，新權威主義會導緻集權主義，等等。他們用以指正的方案就是參照英美諸國的選舉授權模式，他們忘記了這四十年中國政治實現了秩序和效率這個應然和實然的高程度的吻合，即使在幸福的應然和實然性的實踐上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其實，亨廷頓早就指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好壞的标準，不能簡單地以某種應然性理念為基礎：“各國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們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們政府的有效程度。有的國家政通人和，具有合法性、組織性、有效性和穩定性，另一些國家在政治上則缺乏這些素質；這兩類國家之間的差異比民主國家和獨裁國家之間的差異更大。”[22]當代中國政治制度的應然性和實然性的結合點，是秩序和效率——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就在于其高度的有效性。

Ideal and Reality：Contemporary China's Choice of Political Path

                        Cheng Meidong

            （Marxism School ,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 The ideal and re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s choice of political path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ree respects: (1)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urposiveness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difficulties for modern China in its choice of political path ;(2)the ideal of socialist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the challenge of the limit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alistic politics;(3)order, efficiency and happiness: the basic functions of the political ideal and the process of China's choice of political path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This essay focuses on the issues concerning the ideal and inevitability in modern China'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alyzes the conflict between its ideal and inevitability, affirms the rationality and necessity of the choice of political path made by China since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points out that we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spreading the ideal and reality in our future practice, so as to 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litical practice.

Key words：China's politics, political path, democratic politics   

[1]《郭嵩焘日記》第3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頁。

[2]參見熊月之：《晚清幾個政治詞彙的翻譯與使用》，《史林》1999年第1期。

[3]馮桂芬:《校邠廬抗議》，《采西學議—馮桂芬馬建忠集》，沈陽：遼甯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5頁。

[4]郭嵩焘：《條議海防事宜》，《郭嵩焘奏稿》，長沙：嶽麓書社1983年版，第340頁。

[5]張之洞：《勸學篇·正權第六》，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頁。

[6]《胡适演講集》(三)，台北：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 年，第40 頁。

[7]《李大钊全集》（修訂本）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頁。

[8]張汝倫：《理性與良知--張東荪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5年版，第674頁。

[9]據估計，在伯羅奔尼撒戰争發生時，雅典成年公民為4萬人，其家屬14萬人，異邦人7萬人，奴隸在15——40萬人之間。參見應克複：《西方民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頁。

[10]《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31頁。

[11]《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39頁。

[12]《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33頁。

[13]《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0頁。

[14]《毛澤東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頁。

[15]《毛澤東文集》第2卷，第275頁。

[16]《毛澤東文集》第3卷，第275—276頁。

[17]參見王滬甯：《社會主義社會的政治發展：馬克思的構想》，《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2年第2期。

[18]亞裡士多德：《政治學》，吳壽彭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75-276頁。

[19]普魯東：《貧困的哲學》第1卷，餘叔通，王雪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327頁。

[20]《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頁。

[21]楊光斌在《北京日報》2015年11月23日的發表的《不能做“合法性”概念的囚徒》的中指出：“選舉授權才有政府合法性”概念在中國學界長期被濫用，隐含着中國政治存在“合法性”危機的意思。應該說，該文的确指出了中國政治發展中一個悖論，我們經常用假定為公理的應然來對照某種實然，卻往往忘記了這種應然背後的因素，從在具體的實踐中陷入困境。所以，我們在實踐性強的學科研究中的确不能簡單地異化為人類某種思想概念的囚徒。

[22]塞缪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王冠華、劉為等譯，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