仝 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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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為争取抗日戰争的徹底勝利，并在抗戰勝利後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而提出并力争實現的戰略性主張之一，其從一個重要方面體現了中國共産黨在全民族抗日戰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70周年之際，緬懷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這一方面的重要貢獻，對我們加倍珍視中國人民抗日戰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戰争勝利的成果，以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有重要意義。本文從以下三方面對論題進行探讨。
一、建立聯合政府主張提出的曆史背景
194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所作的《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中講道，聯合政府的口号“是由于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大潰退、歐洲一些國家建立聯合政府、國民黨說我們講民主不着邊際這三點而來的”。[①]這一說明，高度概括了抗戰相持階段中後期，聯合政府主張提出的曆史背景。在此，本文着重從國共關系方面的情況說明這一問題。因為：一方面，1944年，中共及其領導的抗日根據地軍民已逐漸從最困難的境遇中走出來，根據地的地域、人口和軍隊分别有了明顯的擴大、增長和發展，特别是，正規軍發展到47萬人，民兵達227萬人。[②]這使國民黨不能不正視在這種情況下與中共的關系；另一方面，盡管1943年春季以後，蘇聯和英、美等同盟國軍隊在蘇德戰場、北非戰場和太平洋戰場相繼取得重大勝利，從而使這場世界大戰發生了有利于同盟國的根本性轉折，但是，“在中國戰場上畢竟仍集結着數量龐大的日本陸軍。美國政府為了避免一旦在中國大陸作戰時會造成美國士兵的大量傷亡，希望中國所有軍隊都能用于對日作戰，而不希望看到中國在此時出現内戰。”[③]蘇聯和英國出于各自的考慮也不希望中國發生内戰。這種國際壓力也迫使蔣介石對中共問題采取緩和态度。不過，從根本上說，對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内的主要統治集團[④]終究是難以接受的，因此期間存在複雜、曲折的鬥争。而着重從國共關系方面說明這一問題，就不能不回顧1944年以前，主要是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後的國共關系情況。
1938年10月武漢會戰結束後，國民黨統治集團雖然繼續主張抗戰，但表現出很大的動搖性。由于正面戰場的壓力減輕，加之日本誘降和英、美等國對日妥協的影響，由于對中共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發展壯大的憂懼，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内外政策開始出現重大變化，即“抗日的一面日趨消極，反共的一面逐步加強”。[⑥]該指示還寫道，我們對磨擦如逆來順受，則将來磨擦逆流必更大，頑固氣焰必更高，故我應以冷靜而嚴正之态度對之。[?]于同年7月6日在武漢正式成立的，它是由國民政府組織的全國最高咨詢機關。參政員由國民黨政府指定，其中國民黨人占大多數。中共參政員為毛澤東、秦邦憲、陳紹禹、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鄧穎超。随着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的發展，國民參政會越來越成為國民黨政府的禦用工具。[21]
就是在上述背景下，為了進一步敦促國民黨改變錯誤政策，盡快實行民主政治，以利最大限度地動員全民族的力量，克服困難、争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中共中央經過充分考慮，決定正式提出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
二、建立聯合政府主張的正式提出
1944年9月5日至18日，第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在重慶召開。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國民黨代表張治中，分别在會上作關于國共談判的報告。林伯渠的報告全文五千餘字，含五部分：談判的重要問題；談判的重要分歧；七年前的四項諾言我黨信守不渝；談判經過真相；挽救危局準備反攻應采救急辦法。
關于“談判的重要分歧”。林伯渠主要談了3點：
其一，軍事問題。根據中共所領導的在敵後作戰的正規軍隊477,500人的實際情況，中共請先給5軍16師番号，而國民政府隻允編4軍10個師，并且在政府提示案中，對編餘部隊“限期取消”，對已編者“限期集中”。
其二，對敵後民選地方政府的問題。中共要求國民政府承認敵後解放區民選政府為其所管轄的地方政府，而政府提示案則要取消之。
其三，黨派的公開合法地位，與人民言論集會結社身體自由的保障等問題。對此，林伯渠指出：“依目前情形而論，并未見有何改善”。[22]他舉例說，言論自由問題，政府已表示言論尺度放寬，而實際上我們敵後近幾個月來打了不少大勝仗，攻克了很多縣城，這戰報每月呈送軍令部，始終未能發表，送《新華日報》也是被扣，再如人民身體自由，政府自八月一日宣布實行保障的規定，但是實際上，我們一再要求釋放葉挺将軍，他既非共産黨員，去新四軍更為政府所勸請，不應該拘禁他。我們要求釋放自香港淪陷返粵被捕的廖仲恺先生公子廖承志。此外還有很多政治犯身囚監中，我們也要求釋放，但都未能做到。[23]
關于“七年前的四項諾言我黨信守不渝”。所謂“七年前的四項諾言”，是指1937年7月5日，《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中所寫的四項諾言：“(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号，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并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24]
林伯渠列舉并概括了七年來中共在這些方面的要求與作為，如指出，我們并不曾另立中央政府，我們隻要求政府承認陝甘甯邊區與敵後各抗日民選政府為它所管轄的地方政府，我們是贊成統一的，中國也必須統一，但統一必須是民主的統一；我們的部隊幾年來從未得到粒彈一饷的接濟，而仍堅持敵後戰争，擁護國民政府蔣委員長；我們在司法方面已做到切實保障各階層人民的人權财權和地權等等，我們完全依靠人民來執行彈劾政府，所以我們那邊絕少貪污渎職事件發生。鑒于無可辯駁的事實，林伯渠毫不含糊地說：我們“對四項諾言确實完全做到了信守不渝”。[25]
關于“談判經過真相”。林伯渠談道：“到重慶以後，我黨中央即來電報提出二十項意見，由我于五月二十二日交張、王兩先生，請其轉陳國民黨中央，張、王兩先生認為有些條件這樣提法無異宣布國民黨罪狀，不肯接受。本人為尊重張、王兩先生意見起見，向我黨中央請示，将二十條改為十二條，其餘八條改為口頭要求，由本人于六月五日送交張、王兩先生，張、王兩先生同時将政府提示案交給我，但對我黨中央提案則不允收轉，一直争執到六月十五日，才複信稱已轉呈政府，但解決辦法仍照政府提示案不能變更，談判遂呈僵局。”[26]這裡所說的黨中央的二十項意見，是指1944年5月15日毛澤東所寫《向國民黨提出的二十條談判意見》。其中“全國者三條，兩黨者十七條”。
“全國者三條”是指：“(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 (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27]
“兩黨者十七條”涉及兩黨關系的各主要方面。如第（八）條提出：“請政府通令取消‘奸黨’、‘奸軍’、‘奸區’等誣蔑與侮辱共産黨、十八集團軍、新四軍及抗日民主地區的稱号。此等誣蔑與侮辱的稱号，過去還是暗中流行，近更公開見諸報紙”。[28]
考慮國民黨方面的意見，中共将二十條意見改為十二條後，原“全國者三條”的全部内容和原“兩黨者十七條”中的最主要的内容，均保留了下來。
在講明國民黨方面對談判設置障礙，緻使談判“遂呈僵局”的情況後，林伯渠強調：“此事責任并非在我。但我黨中央仍希望談判能有結果，曾來電請張、王兩先生赴延安繼續談判。張、王兩先生說此事可以商量，兩黨談判的經過情形大緻如此”。[29]
有鑒于上述情況，在“挽救危局準備反攻應采救急辦法”部分，林伯渠完整地提出了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他首先指出，我們認為，挽救目前抗戰危機準備反攻的救急辦法，必須對政府的機構人事政策迅速來一個改弦更張。他還說，這幾天參政員諸先生的各項詢問，也正說明了我們政府的機構從人事到政策都有很多毛病，不能适合今天抗戰的要求。随後，他“坦白的提出”，“希望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統治的局面，由國民政府召開各黨各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團體的代表，開國事會議，組織各抗日黨派聯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奮全國人心，鼓勵前方士氣，以加強全國團結，集中全國人才，集中全國力量，這樣一定能夠準備配合盟軍反攻，将日寇打垮”。[30]
6個月後，194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講到“聯合政府”的性質及回顧“聯合政府”主張提出的經過時說，聯合政府是“統一戰線政權的具體形式。這個口号好久沒有想出來，可見找一個口号、一個形式之不易”。[31]他還說：“這個口号一提出，重慶的同志如獲至寶，人民如此廣泛擁護，我是沒有料到的”[32]。
的确，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在各民主黨派及廣大群衆中引起強烈反響。國統區各界社會人士張瀾、沈鈞儒、郭沫若、馮玉祥、李濟深、陶行知、柳亞子等紛紛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廣大工人、學生還舉行了示威遊行。國統區的民主運動出現了新的高漲。[33]
三、力争實現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
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正式提出後，中國共産黨從多方面引領全黨和全國人民為實現這一主張而努力。在此，僅就政治上的引領梳理以下幾點。
一是，揭露國民黨統治集團堅持危害抗戰的誤國政策的實質，指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團結一緻，力争人民民主。
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結束的次日，即9月19日，新華社寫了電訊稿《延安權威人士評國共談判》，毛澤東對該稿做了大量改寫。[34]他寫道：“一看六月五日政府之提示案，就可知道，提示案沒有一個字提到抗戰(這是最值得注意的)，沒有一個字提到當前的艱危之局，沒有一點表示改弦更張放棄誤國政策之意。” [35]
該提示案的要害有二：（1）要把在敵後抗戰卓著功勳、抗擊了敵僞軍六分之五的武裝力量的五分之四以上，“限期取消”。對此，毛澤東痛斥：“這不是日本人的腔調嗎?日本強盜千方百計用殘酷的戰争方法所不能“取消”的，現在經過國民黨政府諸公一紙提示案，假如真正“取消”了，那豈不是要受到天皇陛下的頭等獎賞嗎”?（2）要把由中國解放區人民民主選舉出來的，與敵後人民血肉相關、甘苦與共，堅決領導抗戰的民主政權，“一律由各該省政府派員接管處理”。[36]對此，毛澤東質問：這些所謂“省政府”……它們究竟與人民及其艱苦卓絕的鬥争有什麼關系呢? 毛澤東強調：“總之，這個提示案隻是有利于日本侵略者，隻是那些為着私利而忘掉國家民族的人們之意旨的反映”。[37]
不僅如此，這封電訊稿對蔣介石在國民參政會上一再聲言的“我們中央屢次表示隻求軍令統一政令統一”進行了十分有力的駁斥。其指出：如果這政令是引導國家走向法西斯暴政的政令，這軍令是緻使抗戰失敗的軍令，則為任何中國的愛國者和民主戰士所決不能服從，亦決不容許其統一的，問題的核心就在國民黨政府今天的政令軍令正是這麼一種東西，……因之，“今日欲談軍令政令之統一，必須徹底改變軍令政令之性質。欲改變軍令政令之性質，必須徹底改變現在國民黨政府所執行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項政策，必須徹底改組政府與統帥部，把那些投降派、失敗主義者、專制主義者與法西斯分子趕出去，由真正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人去掌握政令軍令，使其能代表全國各方面的力量及人民的意志。必如此方能真正挽救目前的危機及争取抗戰勝利”。[38]
二是，通過對比抗戰相持階段國民黨戰場與解放區戰場以及國統區和解放區的不同局面，引導全國人民認識國民黨所實行的片面抗戰路線——不給人民以民主的路線所造成的嚴重危害。
對此，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論聯合政府》的書面政治報告中做了深刻的闡述。關于兩個戰場的情況，毛澤東在曆數進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三次反共高潮以及“直到現實為止國民黨軍隊向解放區軍隊進攻的事件還未停止，并且看不出任何準備停止的征象”後，着重指出了三點：（1）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後至1943年，“國民黨戰場實際上沒有嚴重的戰争。日本侵略者的刀鋒，主要地向着解放區”。（2）1944年，面對日本侵略者舉行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國民黨軍隊在幾個月内，就将河南、湖南、廣西、廣東等省廣大區域淪于敵手。僅在此時，兩個戰場分擔的抗敵的比例，才起了一些變化。然而直至1945年4月下旬，在侵華日軍（滿洲的未計在内）40個師團，58萬人中，解放區戰場抗擊的是22個半師團，32萬人，占了56%；國民黨戰場抗擊的，不過17個半師團，26萬人，僅占44%。抗擊僞軍的情況則完全無變化。（3）數達80萬以上的僞軍（包括僞正規軍和僞地方武裝在内），大部分是國民黨将領率部投敵，或由國民黨投敵軍官所組成的。國民黨反動分子事先即供給這些僞軍以所謂“曲線救國”的叛國謬論，事後又在精神上和組織上支持他們，使他們配合日本侵略者反對中國人民的解放區。此外，則動員大批軍隊封鎖和進攻陝甘甯邊區及各解放區，其數量達到了79萬7千人之多。這種嚴重情形，在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封鎖政策下，很多的中國人外國人都無法知道。[39]
關于兩個區域的情況，在說明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在解放區得到完全的實踐後，毛澤東對國統區的情況做出評價。他指出：“國民黨内的主要統治集團，堅持獨裁統治，實行了消極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國内政策。這樣，……使得它自己和廣大人民之間發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騰、民變蜂起的嚴重危機；使得它在抗日戰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極大地減少了，并且變成了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礙物。”毛澤東并分析了在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領導下産生這種嚴重情況的原因，即：“因為這個集團所代表的利益是中國的大地主、大銀行家、大買辦階層的利益。……他們懼怕人民起來，懼怕民主運動，懼怕認真地動員全民的抗日戰争。這就是他們對日消極作戰的政策，對内的反人民、反民主、反共的反動政策的總根源。”[40]
三是，深刻分析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實質和危害，并提出以“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為最重要前提的“我們的具體綱領”40條。
在《論聯合政府》報告的第四部分“中國共産黨的政策”中，毛澤東指出：為着徹底消滅日本侵略者，必須在全國範圍内實行民主改革。而要這樣做，不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是不可能的。他分析說：“所謂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實際上是國民黨内反人民集團的專政，它是中國民族團結的破壞者，是國民黨戰場抗日失敗的負責者，是動員和統一中國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礙物。從八年抗日戰争的慘痛經驗中，中國人民已經深刻地認識了它的罪惡，很自然地要求立即廢止它。這個反人民的專政，又是内戰的禍胎，如不立即廢止，内戰慘禍又将降臨。”[41]
為争取抗戰的勝利和在抗戰勝利後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中共七大在毛澤東所作的《論聯合政府》報告中提出了“我們的具體綱領”40條。其中第一條、第二條分别是：“動員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國，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并建立國際和平”；“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和聯合統帥部”。報告并強調，而要做到這一切，“最重要的是要求立即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在内的舉國一緻的民主的聯合的臨時的中央政府。沒有這個前提條件，要想在全國範圍内，就是說，在國民黨統治區域進行稍為認真的改革，是不可能的”。[42]
回顧上述曆史，建立聯合政府主張的提出至今已逾70年。固然，由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堅持反人民的政策，拒不進行政治改革，緻使這一主張未能在抗戰時期實現。但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并引領全黨和廣大人民群衆為實現這一主張而進行的不懈努力，畢竟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卓有成效地鼓舞和動員了全黨和廣大人民群衆力争抗日民主，一定程度地抑制了國民黨主要統治集團的反動，從一個重要方面為抗日戰争取得徹底勝利和人民解放戰争取得全國性勝利創造了重要條件，也為新中國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做了重要鋪墊。因此，我不要忘記這段曆史，不要忘記它所提供的經驗和啟示，以利我們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團結奮鬥，把今天的事業做得更好，努力争取中華民族更加壯麗的明天。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文集(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毛澤東選集 (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4]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點項目.中國抗日戰争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
九）第16冊[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
九四九）第20冊[M].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7]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
九四九）第21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8] 周恩來選集（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注：本文見《毛澤東研究》2015年第5期。
[?]《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頁。
[?] 王世傑，時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98-499頁。
[?]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頁。
[?] 指該會通過的《組織非常時期國民參政會 以統一國民意志增加抗戰力量案》。
[21] 1947年5月，國民參政會舉行第四屆第三次大會後撤銷。
[2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01頁。
[2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01頁。
[24]《周恩來選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7頁。
[2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02頁。
[2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04頁。
[27]《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頁。
[28]《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版，第133頁。
[29]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頁。
[3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04頁。
[31]《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頁。
[32]《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5-276頁。
[33]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40頁。
[34] 毛澤東改寫的内容，後以《駁國民黨政府提示案》為題，收入《毛澤東文集》第3卷。
[35]《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212頁。
[36]《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212頁。
[37]《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2頁。
[3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2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510頁。
[39] 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2-1043頁。
[40]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5頁。
[41] 《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7頁。
[42]《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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