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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為一種生态文化理論的生态文明理論，可依據環境政治分析的不同視角而劃分為三個亞向度或層面：一種“綠色左翼”的政黨意識形态話語、一種綜合性的環境政治社會理論、一種明顯帶有中國傳統或古典色彩的有機性思維方式與哲學。相應地，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無論是作為一個學理性概念還是一種系統性的生态文化理論，都蘊涵着深刻的綠色變革指向或要求。當然，如此這種生态文明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現有的綠色認知與實踐水平的反映——我們這種認知與實踐的先進性和普遍性都是有限的，我們将已有認知與不斷改進的認知付諸實踐的潛能，也不是可以自動實現的，而是有條件的，而且有些條件并不取決于我們自己。

關 鍵 詞：生态文明理論 綠色變革 綠色左翼 環境政治 中國

作者簡介：郇慶治是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環境政治、國外馬克思主義和歐洲政治 (qzhuan@pku.edu.cn)

 

概括地說，作為一種生态文化理論的生态文明理論，可依據環境政治分析的不同視角而劃分為三個亞向度或層面：一種“綠色左翼”的政黨意識形态話語、一種綜合性的環境政治社會理論、一種明顯帶有中國傳統或古典色彩的有機性思維方式與哲學。相對于其它生态文化理論流派，生态文明理論是一種明顯具有中國語境與背景、但也更加具有未來不确定性（同時在理論意涵和實踐成效層面上）的理論。因而，對生态文明理論及其綠色變革意蘊的探讨，不僅需要努力闡明其可能的理論維度或“願景想象”，還要深入分析它在當代中國的實踐潛能以及可能的世界性影響。

 

一、“綠色左翼”的政黨意識形态話語

在政黨政治或政黨意識形态維度上，生态文明理論體現或表征的是中國共産黨作為一個左翼執政黨不斷綠化的政治意識形态，或者說，其不斷演進的“綠色左翼”政治意識形态的一個階段性表述。

盡管學術理論界有着各不相同的定義，“政治意識形态”可以大緻界定為一個政黨具有政治上正确性的核心性政治價值、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張及其有機組合。因而，它有三個基本性的構成要素：與特定政治組織相關（政黨/國家）、政治正确性（在根本特性上）和意識形态話語及其體系（在内容上）。政治意識形态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與作用，而且對于不同政黨來說（比如是不是執政黨）也有着很大的差别，但概括地說，一個重要政黨的政治意識形态都肩負着至少以下三個方面的職能：政治合法性辯護、政治教育與動員、具體政策闡釋與規範。

而無論從政黨政治宗旨還是從社會變革實踐的角度來說，中國共産黨都稱得上是最為典型的政治意識形态化政黨[1]，突出表現為全黨上下特别重視政治意識形态的合法性闡釋與政治動員功能——從革命戰争年代毛澤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論”到改革開放時期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政治意識形态體系的強有力闡發與宣傳，也的确發揮了一種“千軍萬馬”的政治作用。

如果把中國共産黨成立以來的曆史大緻劃分為三個階段，那麼可以說，它們分别是政治意識形态特色鮮明的三個“三十年”[2]：以軍事鬥争為主題的工農階級革命、社會主義制度的創建與保持、改革開放旗幟下的現代化發展。而正是在這第三個“三十年”——被廣泛認為是在相當程度上“去政治意識形态化”的30年，一方面，經濟現代化發展成為黨和國家的最大政治主題，其意識形态表達則是所謂的“發展是硬道理”。另一方面，伴随着經濟現代化高速推進而來的生态環境惡化，很快就凸顯為我們必須正視的一種綠色挑戰。空氣污染、江河污染、垃圾堆積、交通堵塞，這些一直被宣傳為西方國家弊端或“城市病”的現象，成為我國城鄉生活中的現實。

“綠色左翼”意識形态的核心，是力求實現生态環境保護與現代化發展、“綠色”（生态主義）與“紅色”（社會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态融合。[3]可以說，這是進入現代化中後期的世界各國中左翼政黨都面臨着的共同性挑戰[4]，而中國共産黨也不例外。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和國家對生态環境保護及其在現代化發展總體格局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認識，可以概括為如下三種意識形态化觀點或政治話語。[5]

一是“環境保護基本國策論”（1978~1991）。1978年開始的全黨工作中心向經濟建設轉移和改革開放決策，迅速改變了政治精英和普通大衆在環境保護問題上的政治思維。結果，黨和政府于1983年正式宣布，環境保護為兩項基本國策之一（另一項是計劃生育）。然而，盡管環境保護基本國策論的政治正确性無可置疑，但改革開放旗幟下的經濟社會現代化顯然是一個更高、更廣泛的政治共識，結果便是，人們普遍相信經濟現代化特别是經濟總量增長相對于環境保護的優先性，認為環境保護的目标可以不必（也不應該）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來實現。随着經濟體制從高度集中的國有計劃體制向市場主導體制的轉型，中國經濟進入了一個長達數十年的、以國有企業改革和鄉鎮（私人）企業大量湧現為特征的高速增長時期。與内在于市場經濟之中的強烈的個人緻富動機一起，不同區域、省市和縣鄉之間的不均衡發展，迅即成為相互間經濟競争的強大動力。而這也就使得，全國統一規劃或尺度意義上的環境保護政策，變得很難制定或貫徹實施。

二是“可持續發展觀”（1992~2001）。“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應對生态環境難題的新思維，在中國政府準備和參與1992年裡約環境與發展大會期間被明确接納為一種國家戰略，并很快獲得了廣泛的媒體關注與公衆支持。然而，盡管像“環境保護基本國策論”一樣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性，可持續發展在當代中國從一開始就被理解為環境與發展的相容性或“共赢”（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也是如此），即經濟現代化的發展目标可以通過一種環境友好的方式來實現，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如何保持或增進生态可持續性。[6]因而，可持續發展觀指導下的現代化戰略或實踐，最多能夠促進在經濟發展中引入一種環境關切維度，而在極端情況下甚至會蛻變成為如何使經濟增長維持下去的手段。鑒于中國20世紀90年代以後的總體背景——“發展是第一要務”、“抓住發展的國際戰略機遇期”[7]，可持續發展觀在更大程度上被定性或描繪為一種“使經濟增長變得環境友好”的折衷性話語，因而在實踐中雖然取得了諸多方面的進展，但卻明顯缺乏經濟、社會與政治制度層面上的配套性支持或創新。

三是“科學發展觀”（2002~2011）。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貫徹落實，體現了中國政治領導人在經濟現代化進程邁入中後期之後重新概念化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關系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科學發展觀”可視為可持續發展觀的一種升級版本。因為，它更明确地承認了傳統經濟現代化發展模式的非科學性和不可持續性，并強調環境與生态考量在經濟發展中、甚至對于經濟增長本身而言的極端重要性。同樣重要的是，由于來自最權威領導層的号召，這一話語可以期待一種更加有效的落實，至少就媒體與學術研究的關注度來說是如此。換言之，科學發展觀可以提供或被當作中國實施一種更為嚴厲的環境保護政策的強有力辯護與推動。當然，單純從話語解析的角度說，與“環境保護基本國策論”和“可持續發展觀”相比，“科學發展觀”又似乎是生态主義意蘊最弱的一個（人與自然關系協調或創建“兩型社會”隻是發展科學性的一個側面）。

從回顧的視角看，與歐美國家相比，我們從大規模經濟現代化之初就在相當程度上意識到了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相協調的重要性，并形成了像“環境保護基本國策論”、“可持續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等具有強烈生态環境保護意涵和政策導向的意識形态話語，但在實踐層面上，我們又必須承認，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中國經濟現代化發展盡管實現了總量的迅速擴張，但卻并沒有從根本上擺脫“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結構性特征，尤其是遠未實現經濟的資源能源節約型架構和生态/環境可持續性。借用一句通俗的表述，我們所走過的實質上仍是一條“先污染、後治理”、“邊治理、邊污染”的發展道路[8]，而這本來是我們聲稱能夠或力圖避免的[9]。對于這一理論與實踐巨大反差——中國的生态環境狀況在一個不斷強化的綠色意識形态話語氛圍中卻持續惡化——的更有力解釋，恐怕還在于現存世界經濟政治秩序下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階段性，但從意識形态層面上說，正是“發展主義”政治意識形态的形成與霸權（同時在話語言辭和制度政策層面上）[10]，妨礙了我們黨和國家對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和生态環境保護之間的關系做出一種更為理性、科學和明确的解讀诠釋。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與闡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意識形态革新意蘊。首先，它反映或代表了中國共産黨及其政治精英在國家現代化發展新階段對于生态環境議題政治重要性的新認識。一方面，“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态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11]，“十八大”報告的這一提法應該說同時是一種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意義上的判斷。這意味着，我們所面對的不僅是各種形式的局部性或點源性生态環境破壞現象，而且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高速膨脹/擴張型發展的社會與生态副效果的必然性積聚。換句話說，生态環境難題不僅在威脅着廣大人民群衆的生活環境與質量，還在質疑着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現代化發展路徑、模式與理念。生态環境問題不僅本身已經演進成為當今中國的一個鮮活的環境政治社會議題，理應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關注，而且成為我們引入一種綠色新思維來實現經濟結構的深度轉型、社會民生的充分關注和生态環境挑戰的嚴肅應對的突破口。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成就無疑為我們黨和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政治合法性支持，但從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整體（同時作為道路、理論和制度）來說，單純的、狹隘的和片面的經濟增長顯然并不是其核心内容和主旨。社會主義無疑不應是貧窮的，但也必須是公正的和綠色的。至少随着現代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實質性堅持與推動“社會公正”和“綠色發展”，理應成為中國共産黨政治意識形态革新及其領導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内核性方面。[12]上述兩方面相結合，要求我們黨和政府對生态環境議題采取一種與時俱進的思維與認識，尤其是從政治意識形态的高度來考慮問題。

其次，它體現或代表了中國共産黨及其政治精英在國家現代化新階段重新概念化環境保護與現代化發展、“綠”與“紅”意識形态之間關系的新努力。如果說生态文明（建設）概念的第三、第四層意涵，更多是新時期對于“生态環境保護工作”和“綠色可持續發展”（“三個發展”）的一種新提法，那麼，它的第一、第二層意涵則使整個概念或話語有了非常不同的意識形态特質。一方面，“十八大”報告的相關論述系統地闡發了“十七大”報告已經提出的“生态文明觀念”，即一種“深綠色的”生态文明觀或一種更文明的生态認知。很顯然，這些具有“環境主義”甚或“生态主義”性質的理解，是中國共産黨政治意識形态中的嶄新元素。另一方面，“十八大”報告以及新黨章多次明确提到了“社會主義生态文明”（也就是一種生态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意義。[13]這應該是黨和政府正式文件中首次明确使用“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概念。更為重要的是，在筆者看來，正是“生态文明觀”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組合的鮮明意識形态意蘊，構成着對于“發展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态解構或“突圍”，從而使得我們可以明确而均衡地緻力于一種“生态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或“綠色發展”，緻力于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所規劃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設與體制改革。換言之，必須明确的是，隻有那些同時符合“生态可持續性”和“社會正義”原則的“發展成果”或“改革舉措”，才能獲得生态文明及其建設話語下的政治意識形态辯護。

作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态話語，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理論并不能自動保證其制度化和政策化的具體樣态甚或可能性，而且，它也幾乎肯定不會是一種終極性版本，但可以明确的是，它代表了中國共産黨政治意識形态革新或“綠色左翼”政治意識形态構建中的一個重要階段或成果。概言之就是，明确主張同時從“綠”（生态主義）和“紅”（社會主義）兩個層面來推進與提升對于生态環境議題的政治認知和應對，即建設一種“社會主義生态文明”[14]。

 

二、“紅綠交融”的環境政治社會理論

在環境政治社會理論維度上，生态文明理論所呈現或闡發的是一種“紅綠交融”的綜合性政治生态學。概括地說，它緻力于通過社會經濟結構的社會主義重建與公衆個體價值觀（以及生活風格）的深綠色轉變，來創建一種不同于當今世界主流制度與文化（即資本主義）的新社會、新文明，即一種社會主義的生态文明或“生态的社會主義”。

依據自然生态價值取向和政治立場的激進程度，我們可以引入一個“深綠、紅綠、淺綠”的三維分析框架，并把國内外學界的環境政治社會理論大緻劃分為三大陣營。[15]“深綠”陣營主要是依照其一種生态（生物、生命）中心主義的價值觀來确定的。在這種價值觀看來，現代工業文明社會中的所謂生态危機，其實是我們每一個人類個體的最深刻的價值心理層面的危機——我們選擇了一個完全錯誤的、與自然對立甚至試圖征服自然的方向，而正是始于這一層面的危機進一步展現和擴散為一種文化科技、社會制度和經濟生活領域的全面性危機。“紅綠”陣營主要是依照生态環境難題的經濟社會結構分析方法及其應對思路來确定的，因而更多是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傳統與立場相聯系的。[16]比如，在生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流派看來，實體、虛拟或人格意義上的資本及其“增殖或者死亡”的邏輯，是現代工業文明中生态環境質量不斷惡化的經濟社會制度（關系）根源。相應地，要想實質性消除生态環境問題或危機，就必須用一種生态的社會主義來替代資本主義。“淺綠”陣營主要是相對于“深綠”和“紅綠”而言的，在生态環境難題理解及其應對上持一種現實主義或實用主義的理論立場。它們既不像“深綠”、“紅綠”理論流派那樣追究生态環境難題的深層根源，也不像“深綠”、“紅綠”那樣緻力于或聲稱能夠找到生态環境難題的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由于這些“淺綠”理論流派更多是在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語境與背景下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更為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和民主政治體制被認為是不容置疑的前提性預設，所以，它們又可概稱為“生态資本主義”理論。[17]

那麼，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便是，生态文明理論究竟是一種什麼性質的環境政治社會理論，或者說，它在由“深綠、紅綠、淺綠”組成的三維分析框架中又該占據怎樣一個位置呢？

在筆者看來，一方面，生态文明理論當然是一種“紅綠”理論，“十八大”報告所确認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概念，就是這方面意涵的清晰表達，但又不僅僅是一種“紅綠”理論，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深綠”理論，“十八大”報告所闡發的一系列“生态文明觀念”（比如“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就展示了一種強烈的生态主義維度。可以想見，文明性質與層面上的變革，包括生态化變革，隻能以一種全社會的價值觀與心理意識的“裂變”為前提。正因為如此，僅僅把生态文明理論做一種生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傳統話語下的闡釋[18]，似乎并不準确或充分。換句話說，就像不能簡單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替代就可以徹底解決社會公正問題一樣，我們也不能簡單化認為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替代就可以消除生态環境問題，更不用說自動建立起一種生态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生态文明”。

另一方面，對生态文明理論的更恰當理解視角是，它是一種綜合性的、尤其是“紅綠交融”的理論。也就是說，解讀生态文明理論的關鍵，不是能夠證明它同時是“三維框架”下的一種“紅綠”理論、“深綠”理論或“淺綠”理論，而是闡明它本身就是一種既“紅”又“綠”的統一性理論。具體而言，生态文明理論不但内在地要求一種理論上的深刻性與綜合性，即把“社會公正”（社會主義）與“生态可持續性”（生态主義）考量在“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的旗幟下統一起來，而且客觀地要求一種實踐上的包容性與開放性，即努力主動吸納當今世界不同區域或制度環境下的一切生态文明建設積極成果。依此而言，生态文明理論并不排斥“淺綠”理論視野下的各種形式的生态環境難題應對舉措，比如經濟政策工具和行政管理手段，隻是必須清醒認識到，這些政策工具和管理手段應服務于、服從于更為深刻與激進的社會/文明變革目标，以及它們不可避免的内在局限性。比如，征收城市擁堵費也許可以迅速地降低公衆個體的私車出行比例，但更為重要的卻是培養人們的綠色交通意識與習慣，以及對于生态環境本身的友善謙卑心态。也就是說，現實中我們往往不僅需要懲罰性的工具或手段，還同時需要獎勵性的工具或手段；我們不僅需要直接的短期性工具或手段引入，還需要間接的長期性制度或機制創新。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文明理論自身的這種綜合性，隻有在一種辯證思維和辯證實踐中才能顯現為一種積極性品質。這意味着，我們需要做到從理論上把握生态文明理論相對于其他“紅綠”、“深綠”理論流派的表層差異和内在統一性，也就是說，能夠超越彼此間觀察視角甚至思考方法上的差異，而去尋求将“生态可持續性”與“社會公正”相統一的實質。否則，我們将會陷入某種程度的概念混淆或理論混亂，從而失去作為一種理論的清晰性準确性——畢竟，經濟社會結構變革和公衆個體價值觀變革視角之間有着顯而易見的不同。而在實踐層面上，我們需要做到自覺保持理論與現實之間、不同政策工具或手段之間的平衡或适當張力，既不能過分偏執于某一特定類型的政策工具手段，又要堅持将各種形式的制度與體制創新置于理論的不斷審視與反思之下。空洞的說辭口号當然最多隻有政治宣示的意義，但拒絕理論或理念論辯的“狠抓落實”，往往蘊藏着一種方向性風險。

 

三、帶有中國傳統或古典色彩的有機性思維方式與哲學

在文明觀或文明哲學維度上，生态文明理論彰顯或“複活”的是一種明顯帶有中國傳統或古典色彩的有機性思維方式：天地人、人自然社會的整體性及其統一。經過四、五個世紀的現代工業文明的高歌猛進之後，人類社會和文明的發展又到了一個重大曆史節點：看似形态各異的自然生态報複或懲戒，集中指向我們必須做出文明内核層面上的适應性改變，尤其是需要從或遙遠或近逝的過去中發掘那些被遺忘或忽視的文明智慧。[19]我是誰，我從哪裡來，人類究竟應該以什麼樣的方式在自然中生存？這些已被無數遍追問過的哲學議題，在當今這個科技昌明的時代又有了一種特殊的緊迫性與意味。

許多學者從一開始就着力于從文化傳統和思維方式層面上來探讨生态文明理論[20]，而這又幾乎不可避免地轉換為另外一個問題，即中國悠久的有機性（農業）思維傳統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有利于闡發、傳播和踐行一種生态文明觀。[21]

無可置疑的是，中華民族的确擁有曆史悠久的“天（自然）人合一”的文明實踐與認知傳統及其傳承。[22]古老而發達的農業文明，幾乎天然地蘊涵着人類社會經濟活動與日常生活對于自然生态條件制約性的認可、順從和适應，并孕育發展出了包括儒學、道教和佛教等在内的豐富的環境人文社會關懷和思考（這當然不是說，在農業社會條件下就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生态與環境破壞）。這就使得，在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不但對于那并不久遠的文明傳統及其更生态化文明樣态（比如江南蘇州的“小橋、流水、人家”和泉城濟南的“家家泉水、戶戶垂楊”）有着非常清晰的民族性記憶，而且依然強烈地保持着一種整體性（尤其是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之間）的思維定勢與能力。前者會使我們很容易感知到一種快速工業化社會進程中的自然生态衰敗或“失落”，從而構成反生态化現實的一種抗衡性甚或反叛性的綠色變革潛力，而後者則會使我們在思考應對生态環境問題時較容易采取一種綜合性的視角與立場，可以把看起來互不關聯、甚至對立性的要素語辭置于一個統一的理論範式與框架之中。

如果把人類文明面臨着的現代困境與中華文明的有機思維傳統相聯系，我們就很容易産生如下聯想：多樣性的世界文明與文化是人類社會長期發展的結果，當然也是更符合自然生物（态）多樣性的文明性生存與延續方式，但近代以來由資本主義主導的工業化/城市化浪潮的沖擊，使包括中國在内的人類文明多樣性遭遇了現代化所特有的線性與單一性的侵蝕、“洗劫”甚或“淩辱”；相應地，當今世界諸多難題的根本性克服，有賴于世界文明與文化多樣性的某種形式複活和複興，而不是被單向度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所吸納和征服。因而，至少在生态環境問題回應上，似乎可以肯定的是，一種非線性的和超越分析性的思維與實踐，是正确認知和克服人類社會已經深陷入其中的生态困境的更有希望通路，而作為中華民族悠久文明傳統之根基的，正是這樣一種整體性、綜合性和辯證性思維。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生态文明理論自覺而自然地将生态環境難題、科學發展和生态文明建設連結起來并融為一體，所體現和蘊涵的首先是一種文明觀或文明哲學層面上的“東方轉向”——從現代意義上的自然把握或征服轉向一種後（前）現代意義上的自然和解或統一。就此而言，人類文明的東方轉向也許真的正在發生，并終将與“綠色轉向”合流交融，從而構成中華民族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

但需要強調的是，一方面，有機自然（社會）觀或整體性思維是一種東西方共有的認知與文明傳統，隻不過在中國的保持傳承更突出些。事實上，無論是在古希臘哲學還是在歐洲中世紀後期的社會生活中，我們都不難發現對自然生态的某種尊重或崇尚。[23]甚至在近現代社會中，各種形式的自然（浪漫）主義——包括馬克思思想中的浪漫主義元素[24]，也可以理解為這種傳統的延續與繼承。也就是說，就文明觀而言，達成人、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一緻而不是人、社會對自然的征服掌控，是一種更加主流性/廣泛性的認識，而就文明史而言，在一個長得多的時間内，人類社會是緻力于适應自然界的生态與資源條件而不是創造一種人為（非自然）環境。比如，幾乎所有的古代城市都建在資源豐富、環境優越、交通便利的地方，而且往往是依托于這些自然環境條件的。

筆者強調這一點是想指出，必須看到，一是歐美社會與文明并不從根本上缺失有機自然觀或整體性思維，二是歐美社會與文明正在發生着的“生态轉向”，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依賴于并且會進一步激活自己的“有機論傳統”。就前者來說，20世紀中後期各種後現代主義哲學（比如建設性後現代主義[25]）的興起的一個重要側面，就是回歸或重新發現西方文化的有機自然觀或整體主義思維傳統；就後者來說，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歐美社會在生态環境難題應對上的進展（盡管隻是初步的和有限的），恰恰是與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生态哲學理論相伴生的。隻有承認這些，我們才可以正确解釋歐美社會中所發生着的看似表層性變化，比如“綠色經濟”、“綠色技術”、“綠色行政”。

另一方面，有機自然（社會）觀或整體性思維方式的保持傳承，離不開一種與之相對應的總體性實踐。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認識論與唯物史觀，最終決定人們認識與思維方式的隻能是社會（曆史）實踐。換句話說，離開了一種有機性或總體性的經濟社會實踐，單純的認識觀念或思維傳統将很難持久延續下去，更不用說改變或逆轉現實。具體而言，無可否認，有機自然（社會）觀或整體性思維傳統在中國的較好保持與傳承，正是與我們悠久而發達的農業文明相聯系的。[26]可以想見，随着現代工業與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延展，我們的社會公衆将越來越多地生活在一個工業生産方式和城市生活方式為主的現代社會，其基本标志則是自然生态環境的進一步“人化”（對象化改變）和人們與自然生态環境的愈益疏離，而這些變化終将導緻我們在自然思維和社會思維意義上的改變——比如越來越把自然當作一種人為擺布的對象，越來越會從個體、群體或局部利益的狹隘視角來考慮人、社會與自然之間的複雜關系（尤其是考慮到那會更頻繁涉及人們之間的社會關系或利益）。

筆者想指出的是，這種具有中國色彩的有機思維傳統并不是一種文明智慧的“不動産”，而是在面臨着來自國内外變化實踐的挑戰：同時是一種變革性力量和被變革的對象。相對幸運的是，我們已明确認識到，工業文明盡管其進步性一面無可置疑，但卻的确是背離了“天地人”或“人社會自然”相統一的古典的、也是更為合理的文明觀。而這對于我們這個依然處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民族國家或區域性文明來說，無疑是一個實現超越式發展的曆史性機遇。但前提是，我們能夠在力求保持與弘揚依然存在着的“前現代”傳統的同時，将其能動地轉化為一種“後現代”視野下的實踐嘗試與創新。

基于上述闡釋，在筆者看來，生态文明（建設）理論确實體現了或蘊涵着一種繼往開來意義上的文明觀/哲學革新，尤其是，重獲新生的有機論或整體性思維更有助于我們批判現實、重建未來。其一，主流性現實的挑戰力度。現實中那些看似細節化或技術性的生态環境難題，其實是我們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中不斷構建起來的經濟社會制度的弊端或不适應性的表現，從更深層次上說則是我們現代文明與社會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價值觀念與文化意識的矛盾或危機，尤其是在人、社會與自然的整體性（有機性）關系及其理解上。換言之，生态環境的時代挑戰歸根結底是一種文明制度架構和文明核心理念層面上的挑戰，相應地，對生态環境挑戰的回應，終歸要體現為或提升為一種文明制度構架和文明核心理念層面上的重建。

更進一步說，我們所面臨着的生态環境難題，無論其産生還是解決，都不僅是由于相對“落後”或“短缺”的經濟政策工具和技術工藝手段，還是由于那些與這些舊工具手段得以持續、新工具手段難以産生相聯系的制度體系和觀念文化。比如，世界各大都市或重或輕都存在着的交通擁堵難題，表面上看是一個城市的基礎設施、管理能力和環境公共政策引入及其成效的問題，但更深入地看則是資本主義的生産與消費集中化趨勢的内在規律要求，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經濟社會制度和文化觀念。換言之，我們是不可能單憑通過公共政策的改進來創建生态城市的，就像我們不能僅僅通過加強生态環境保護來解決生态環境問題一樣。可以說，生态文明理論所（再次）彰顯的，正是這樣一種整體性（有機性）的思維，并呈現為對工業文明語境下的分析性（線性）思維的生态化否定或揚棄。

其二，綠色未來社會的想象時空。生态文明觀/哲學的整體性、立體化思維，在最深層意義上挑戰着現代工業文明的“理性根基”（從制度到價值）的同時，還為我們提供了一種關于未來想象的嶄新“地平線”。簡單地說，我們可以從一種全新的立場與視野來設想和謀劃人類社會與文明的（綠色）未來。比如，對于生态環境問題，我們當然要認真考慮技術工藝和經濟政策層面上的應對舉措，大膽嘗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生态環境管理制度上的綠色創新，但更為重要的是，我們要（重新）學會“天地人”、“人自然社會”整體意義上的認知和思考方式。也就是說，無論是規劃一個建設項目還是一個城市、區域，我們都要自覺地将一種整體性思維貫穿其中——關鍵不在于項目規劃中是否有一個環境保護部分，而是項目規劃及其實施的各個方面和各個階段，都應遵循生态文明的目标或精神。

依此而言，對“十八大”報告所闡述的“五位一體”思想，更為準确的闡釋應該是“融入”而不是“附加”。[27]也就是說，對于生态文明建設而言，最為重要的是如何使之成為整體性框架之下的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的内在性構成要素，而不簡單是列在“四大建設”之後的又一建設領域。這樣一種思維的重要性在于，我們既不能再簡單化地歸結生态文明建設的影響或推動要素——比如經濟增長，也不必再過分糾結于衆多變量之間的那種傳統社會科學意義上的精确因果關系，而是更多着眼于一種整體性的考量或功效（很有些類似于模糊思維指導下的中醫理論和實踐）。這方面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近年來肆虐我國許多城市的霧霾問題。這其中，除了政治與政府層面上的進一步提高認識和切實行動[28]，十分重要的就是革新我們的認知與思考方式：我們需要在更宏觀的層面上探究霧霾問題形成與持續的原因，而不是僅僅局限于個别的城市或行政區域；同樣，我們需要更加關注從能源結構調整、經濟結構調整到公衆民主參與的綜合性治理成效，而不必過分糾纏于某一個因素的“貢獻”。

作為一種生态文化理論，如果說其政治意識形态維度和社會政治理論維度分别是對于“說什麼”（正确的話語），“如何改變”（綠色變革的依據和路徑）的回答，那麼，生态文明理論的文明觀/哲學維度應該是對于“如何思考變革”的闡發，即我們何以（重新）構想（建）一種既文明、又生态的“天地人”、“人自然社會”整體性關系。顯然，這種文明觀/哲學層面上的思考有着更為抽象和晦澀的一面，大概隻有從中外比較、古今比較的宏大視野才能清晰闡明生态文明理論所蘊涵或展現着的這樣一種曆史性變革（尤其是其真實可能性及其現實演進），但需要指出的是，隻有這種文明認知或理解成為足夠廣泛性或大衆化的意識自覺，我們才有理由期待生态文明建設實踐上的實質性進展——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擴展史提供了一個範例，盡管是在相反的或“反生态的”意義上。

 

四、生态文明理論與綠色變革

可以看出，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無論是作為一個學理性概念還是一種系統性的生态文化理論，都蘊涵着深刻的綠色變革指向或要求。換言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理論，本身就是一種社會現實批判和未來社會構建的理論，而且是一種頗為激進的綠色變革或生态化超越理論。可以說，前文所做的概念性解析和三重維度下的理論分析，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對這種綠色變革意蘊的闡釋或“辯護”。當然，作為一種生态文化理論，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理論無論是自身的話語體系性完善，還是其發揮積極作用的經濟社會與主體條件，都需要我們做出更多、更艱苦的努力。隻有那樣，我們才更有理由期待，目前僅僅處在初創階段的中國生态文明建設實踐及其理論創新，最終成為已然開啟的世界文明綠色轉型或“東方轉向”中的引領性力量。

總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概念或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們——當代中國——現有的綠色認知與實踐水平的一種反映。這意味着，一方面，我們這樣一種認知與實踐的先進性與普遍性都是有限的。我們既不能說，生态文明理論代表着人類社會生态文化與文明認識的最新高度，也不能說，世界各國必将或隻能追随我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這樣一種理論話語與實踐路徑。客觀而言，生态文明理論在整個環境政治社會理論或生态文化理論以及人類社會文明綠色轉型中的最終定位，還遠非是一個現在就可以讨論的問題。不僅如此，人類文明史上的實例一再表明，文明最常見的演進機制是挑戰與回應[29]，而最簡單、但往往也有效的回應是模仿，而不是釜底抽薪式的革新。因而，筆者所擔心的是，生态文明理論這種看起來如此激進的理論（既“深綠”又“深紅”），恐怕也難以擺脫或超越人類文明自身演進的“保守主義”邏輯：它也許最終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我們應對迫切的生态環境難題（挑戰）的工具，卻未必能夠導向一個它所聲稱或蘊涵着的綠色未來或文明，而這恐怕是人類曆史上無數“烏托邦”理想的共同命運。

另一方面，我們将已有認知與不斷改進的認知付諸實踐的潛能，也不是可以自動實現的，而是有條件的，而且有些條件并不取決于我們自己。對歐美國家主導的現代化進程的“涉世未深”，同時在有利和不利的意義上構成了我們實現對現代化文明與社會的生态化超越的現實環境。就前者而言，我們有着更好的生态文明或友好智慧的曆史保持與儲存，以及在現實實踐中推陳出新的機會；就後者而言，我們對于社會現實的反生态一面甚或制度性成因的認識與否定，總會缺乏一種總體性或徹底性上的深刻與力度。筆者完全贊同，生态文明視阈或領域可以成為中華文明或東方文明再次全面複興的契機或突破口，但前提是，它必須同時能夠成為我們理念與制度創新最為活躍、最具引領性的社會領域。而至少從目前來看，我國生态文明領域的觀念與制度創新還太多受制于傳統認知與制度框架的羁絆，遠未發揮一種先驅者的作用。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綠色變革視角下的國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号：12AZD074)]

 

 

[1] 劉少傑：《當代中國意識形态變遷》，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年版；石本惠：《黨的先進性建設與執政黨的意識形态建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 張啟華、張樹軍：《中國共産黨思想理論發展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鄭謙：《中國共産黨指導思想發展史》（第1卷、第2卷），武國友、丁雪梅：《中國共産黨指導思想發展史》（第3卷），廣東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

[3] 郇慶治：“進入21世紀以來的西方綠色左翼政治理論”，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3期，第127~139頁。

[4] 郇慶治：《歐洲綠黨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65~184頁。

[5] 郇慶治：“‘社會主義生态文明’：一種更激進的綠色選擇？”載《重建現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會主義研究》，beat365出版社2010年版，第274~279頁。

[6] 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組編：《2000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7] 楊建文：《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版；徐堅：《國際環境與中國的戰略機遇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 曲格平：“改革利益集團是治霾關鍵”，《齊魯晚報》2014年3月24日；Qingzhi Huan, ‘Growth economy and its ecological impacts upon China: A red-gree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clusive Democracy 4 /4 (October 2008).

[9] 李克強：“中國政府堅定走綠色發展道路”，新華網： http://news.xinhua.com/politics/2013-09/10/c_117314028.htm, 2014年3月12日；溫家寶：“中國絕不能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中國環境報》2006年3月15日。

[10] 郇慶治：“發展的‘綠化’：中國環境政治的時代主題”，《南風窗》2012年第2期，第57-59頁；陳斌：“中國必須超越發展主義模式”，《南方周末》2010年10月1日。

[11]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頁。

[12] 郇慶治、高興武、仲亞東：《綠色發展與生态文明建設》，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8~41頁。

[13] 除特别注明外，都出自“十八大”報告第八部分，參見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第39 ~41頁；《中國共産黨章程》，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4] 郇慶治：“‘包容互鑒’：全球視野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3年第2期，第14~22頁。

[15] 郇慶治：“綠色變革視角下的生态文化理論及其研究”，《鄱陽湖學刊》2014年第1期，第21~34頁。

[16] 郇慶治：“進入21世紀以來的西方綠色左翼政治理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3期。

[17] 郇慶治：“21世紀以來的西方生态資本主義理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2期，第108~128頁。

[18] 郇慶治：“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與實踐向度”，《江漢學刊》2009年第9期，第11~17頁；李惠斌、薛曉源、王治河（主編）：《生态文明與馬克思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

[19] 郇慶治、高興武、仲亞東：《綠色發展與生态文明建設》，第47~49頁。

[20] 小約翰·柯布：“文明與生态文明”，載李惠斌、薛曉源、王治河（主編）：《生态文明與馬克思主義》，第3~12頁；趙成：《生态文明的興起與觀念變革：對生态文明觀的馬克思主義分析》，吉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1] 赫爾曼·格林：“生态文明的宇宙論基礎”， 載李惠斌、薛曉源、王治河（主編）：《生态文明與馬克思主義》，第13~26頁；王治河：“中國和諧主義與後現代生态文明的建構”，同上，第171~179頁。

[22] 郇慶治、李宏偉、林震：《生态文明建設十講》，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56~78頁；郇慶治、高興武、仲亞東：《綠色發展與生态文明建設》，第41~42頁。

[23] 默裡·布克金：《自由生态學：等級制的出現與消解》，郇慶治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4] James McKusick, Green Writing: Romanticism and Ecology (London: Palgrave, 2011); David McLellan, ‘Marx, Romanticism and ecology’, lecture at Peking University, 25 September 2013.

[25] 王治河：《後現代哲學思潮研究》，beat365出版社2006年版。

[26] 小約翰·柯布：“論生态文明的形式”，《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1期，第9頁。

[27] 郇慶治、高興武、仲亞東：《綠色發展與生态文明建設》，第20~22頁。

[28] 郇慶治：“環境政治學視野下的‘霧霾政治’”，《南京林業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年第1期，第30~35頁。

[29] 阿諾爾德·湯因比：《曆史研究》，曹未風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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