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鄂西蘇區的肅反主要發生在1932年5月到1934年6月，蘇區失敗和激烈動蕩的戰争環境使得相關史料保存很少，隻有不多的檔案文件和多年以後的回憶文章。本文試圖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盡量收集相關材料，重建基本的曆史事實。同時，筆者也嘗試突破1945年中共七大前夕形成的、以兩條路線鬥争為主線的過于簡單的分析框架，試圖通過中共努力建立高度集中統一的組織結構、并由此引發激烈權力沖突這樣一個角度，重新探讨湘鄂西蘇區肅反發生的深層原因。

一、萬濤等人推翻夏曦領導地位的嘗試及其失敗

從1930年開始，共産國際和中共中央終于認識到農村革命的巨大潛力，開始把工作重心從城市轉向農村。為了加強對蘇區和紅軍的掌控，中央先後派出重要幹部到中央蘇區、鄂豫皖和湘鄂西組建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夏曦1931年3月到達湘鄂西蘇區，建立起湘鄂西中央分局并擔任書記，成了湘鄂西蘇區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但是從實際結果來看，夏曦的經驗和才能都不足以擔當這樣重要的責任，他的領導能力的不足和要求他加強領導的任務構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這個矛盾後來是湘鄂西連續四次肅反的重要原因。

夏曦領導能力不足的問題從他剛到蘇區就表現出來了，有時悲觀失望，有時猶豫不決，引起了段德昌等蘇區重要幹部的不滿。據賀龍回憶：“九師節節勝利向前發展之際，夏曦在周老咀把傷病兵遣散了，段對夏這種做法表示不滿意，批評夏曦同志是退卻逃跑和悲觀失望，并說這種情緒會把蘇區搞失敗的。”[9]又據省委宣傳幹部莊東曉回憶：夏曦“每次會一晚開不完，因此有些同志都怕開會。有的說：‘夏西[曦]又要念經了。’的确，夏西顧忌很周到，但正因為太顧前顧後顧左顧右了，所以每每遇事不決，或決而重變”。[10]“軍事長官(九師師長段德昌等）對夏西不滿，××代表中央分局到九師參加‘五卅’大會時，段很氣憤的說：‘中央過去給我們派了個鄧中夏來，鬧了一團糟，現在又派來了毫不懂軍事、遲疑不決的夏西，對我們無絲毫的具體指示，隻會叫我們拼命。’”[11]

到1932年秋天，因為九師行動、三軍曆史、發展方向等問題引發了激烈争論，以萬濤為首的多數地方幹部對夏曦領導的失望和不滿爆發了，激烈的對立情緒使萬濤等人違反當時中共的組織原則，策劃了自下而上推翻夏曦領導地位的行動，而且行動顯然得到了賀龍等重要軍隊幹部的同情，這一事件是後來肅反發生和嚴重擴大化的重要起因。

（一）“九師錯誤”引發的激烈争論

1930年12月原湘鄂西蘇區主力紅二軍團在澧州和松滋楊林寺一帶遭遇慘敗，被迫脫離洪湖核心區，在鄧中夏、賀龍帶領下先向西、再向北，撤到鄂西北山區房縣一帶，紅二軍團縮編為紅三軍，原二、六軍縮編為七、八師。但是原六軍軍長段德昌留了下來，他收集了傷病員和在楊林寺打散的紅軍餘部，經過堅苦卓絕的奮鬥，又建立起一支紅軍主力——九師。九師是當時洪湖核心蘇區唯一的主力紅軍，蘇區領導為了壯大革命力量，一直希望紅三軍主力能夠返回。1931年6月夏曦寫信賀龍：“三月間，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軍團工作，代理中夏同志職務”，“亟盼你率隊回來指揮湘鄂西整個軍事行動，務希依照中央分局決定執行”。[12]

     1931年夏天，長江中遊發生了曆史罕見的大水災，使湘鄂西蘇區陷入嚴重困境，長江以北的蘇區主體絕大部分被淹沒，吃飯都困難。長江以南情況好些，但是秋收時可能面臨敵人搶谷的危險，九師原計劃過到江南，後來覺得太冒險，最終決定向北發展。1931年8月2日，湘鄂西省革命軍事委員會做出了《關于九師最近行動的決議》，正式決策由萬濤帶領九師，向北部潛江、天門進攻，擴展蘇區，并規定：“軍委主席萬濤同志到部隊中去指揮一切工作，他對于一切政治、軍事有最後決定權。”[13]

    萬濤是湘鄂西蘇區重要創始人之一，此時被任命代替鄧中夏擔任三軍政委，和段德昌一起帶九師主力出征。雖然在決議中沒有提到三軍，但是在談話中夏曦提到北進過程中如果能和三軍取得聯系，就争取接三軍回來。如果三軍主力能夠返回，湘鄂西紅軍可以壯大幾倍，蘇區形勢必然大為改觀，這顯然也是一個重大任務。

    九師北進行動相當順利，“八月十五占領潛江城，一部于十七日占領沙洋，一部于二十一日占領荊門。徐德佐旅已消滅二團。潛江已成立革命委員會。”[14]不過九師8月17日占領沙洋以後，得到了三軍的消息，臨時決定改變原來向東進攻天門的計劃，轉而向西進攻荊門，希望聯系上紅三軍。經過一些曲折之後，于9月28日在劉猴集與紅三軍彙合，傳達中央指示後，和三軍一起返回了蘇區。綜觀九師北上行動，确實由于把重點轉到聯系三軍而放棄了開拓天門的任務，但是這次行動畢竟打了勝仗，重創了徐德佐旅，用繳獲的武器擴大了一個團（27團）的紅軍，并且接回了紅三軍，使蘇區紅軍增加了數倍，總體上仍然是一次成功的軍事行動。

    但是這次行動卻引起夏曦的強烈不滿。夏曦的不滿大概來自兩個方面，首先九師北進确實沒有按計劃完成擴張蘇區的任務，不僅沒能開拓天門，連潛江都得而複失。夏曦發現在後方很難指揮前方紅軍，特别是當前方将領非常自信、對上級指示并不完全服從的情況下，這和中央蘇區1932年10月甯都會議上，來自後方的中央局委員任弼時、項英等一定要取消毛澤東的指揮權是一樣的。此時夏曦已經決心親自領導紅軍，所以一定要誇大九師錯誤、撤掉萬濤。其次，江南蘇區秋收時遭到敵人蹂躏，中央來電責問。本來在當時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保衛江南蘇區客觀上幾乎不可能，夏曦本可如實彙報、承擔責任，但夏曦卻順勢把責任推到萬濤帶領九師主力北進脫離蘇區上。推卸責任的領導是很難赢得下級尊重，這也說明夏曦缺乏一個領導人必備的擔當和氣度。

夏曦到前方和紅軍會合後，給自以為得勝而歸的九師領導當頭一棒，宣布處分九師領導：“九師打下沙洋後，即違反省委決議，實際是脫離蘇區不要後方的冒險輕進的行動。萬濤、德昌、培英同志應負責任，現由軍委會公開明令撤銷萬濤同志政治委員之職，調後方工作，德昌、培英兩同志予以警告。”[15]同時，夏曦對剛回蘇區的三軍也提出嚴厲的批評，并且宣布徹底改組三軍，取消軍部、師部，三軍編五個大團，幹部降級使用，這些極不成熟的舉措引起各級幹部強烈不滿，也使夏曦從一開始就陷入很孤立的境地，和多數高級幹部發生了激烈的争論、産生了強烈的對立情緒。

三軍軍長賀龍對夏曦的批評很不服氣：“夏曦說我們（彭之玉帶的材料）南下是一貫錯誤，這是沒根據的。我們當時主要是肅清立三路線，到蘇區才個把月，打了勝仗，什麼‘一貫錯誤’？”[16]九師師長段德昌對夏曦的處分也很不服氣，據賀龍回憶：“段德昌不同意這個決議，他責問夏曦說江南蘇區失守是你的事還是我的事？部隊可以調你為什麼不調？你談話在先，決議在後，你談完話我們就走了，怎麼怪我們？”[17]夏曦和軍隊多數紅軍高級幹部産生了嚴重的對立，據賀龍回憶：“實際上他是與整個新前委争論，新前委有萬濤、劉鳴先、孫德清、段德昌、陳培英[蔭]和我，萬濤任書記。在竹根灘打了六天仗，就争論六天，部隊無人指揮。會上黨的同志、軍事幹部都批評夏曦。”[18] “夏曦在當時是十分孤立的”。[19]

    萬濤對夏曦的不滿是最激烈的。他以三軍政委名義帶領九師北進，回來時不僅九師擴大了一個團，還把三軍主力七、八師都帶回來了，蘇區軍事實力大大增加，自以為功勞不小，結果卻遭到羞辱性的撤職處分。萬濤被趕出紅軍、回到地方後，在省委會上聽夏曦的愛人譚國甫提到“中央由于東山失守的真象不明而問夏曦的電文，以及夏曦對中央複電的電文（譚國甫管電台，翻譯電碼)”，了解到夏曦在江南蘇區失守問題上推卸責任的意圖，對夏曦的不滿更加激烈了。[20]萬濤不僅公開表示對的處分表示不滿，還把官司打到了中央，10月18日和25日兩次緻信中央，質疑夏曦對自己的處分。

（二）萬濤發動批判夏曦“右傾逃跑主義”的鬥争

     在“九師錯誤”争論尚未平息的情況下，11月因在紅軍的發展方向上出現分歧，氣憤難平的萬濤違背了當時中共組織原則，自下而上發動了批判夏曦“右傾逃跑主義”的鬥争，其根本目的是推翻夏曦的領導地位。

湘鄂西洪湖核心蘇區雖然群衆條件很好，但是距離武漢很近，交通便利，地理上很利于敵人進攻，而不利于防守，洪湖葦蕩雖能隐藏遊擊隊，卻很難容納萬人以上的主力紅軍。當面臨敵人第四次“圍剿”時，段德昌提出向北部鄂豫邊山區發展，這一建議得到了夏曦的支持。從湘鄂西紅軍一次又一次被迫上山才能生存的事實來看，這一發展方向是比較符合實際的。當然，紅軍主力離開意味着蘇區必然遭到敵人蹂躏，這是蘇區地方幹部和群衆最不願意看到的。所以當三軍參謀長唐赤英向省委傳達紅軍決策時，立刻引起萬濤等地方幹部的強烈不滿，他們把矛頭直指夏曦，掀起了批判夏曦“右傾逃跑主義”的運動，進而寫信、派人到中央告狀，力圖推翻夏曦的領導地位。

據當時的省委書記楊光華回憶：“夏曦派唐赤英（軍委參謀長）到省委來傳達前方的意見，省委才召開常委會議，聽取唐的傳達，唐出人意外地說出了中央分局、軍委關于反第四次‘圍剿’的決定，要把紅軍主力拉到鄂豫邊區去，洪湖隻留遊擊隊和敵周旋，還說省委是否搬家的問題，特來征求省委的意見。我們聽了這個決定感到驚奇，還沒有來得及仔細考慮時，萬濤一拍桌子站了起來就罵：‘娘的，鄧中夏把紅軍主力帶走，搞逃跑主義，害得我們好苦啊！夏曦又要搞逃跑主義，把紅軍主力帶走，讓我們再吃立三路線時的苦頭！難道中央代表都是這樣幫倒忙的嗎？’”[21]

當省委幹部向夏曦提出反對意見時，夏曦沒有堅持，基本放棄了原來的想法。但是萬濤并未善罷甘休，發動了清算夏曦右傾逃跑主義的鬥争，在中央分局、省委聯席會議上又發生了激烈的争論。據楊光華回憶：“要清算夏曦右傾逃跑主義路線問題，被萬濤弄的滿城風雨。湘鄂西的領導幹部，聽到夏曦要重複鄧中夏右傾逃跑主義路線，無不咬牙切齒，恨之入骨，一直鬧到召開由央分局、省委聯席會議，在聯席會議上，萬、夏發生了激烈争論”，“爾後就一直鬧到訴之于中央，兩次派人到中央打‘官司’。”[22]

     萬濤趁夏曦與賀龍率軍到前線的機會，11月20日又組織召開的省委擴大會議，力圖利用地方幹部的不滿情緒，自下而上地推翻夏曦的領導地位，從中共當時的組織原則來看，這幾乎是一次“造反”。據莊東曉回憶：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讨論最熱烈的問題還是軍事問題。第一個是夏西想抛棄洪湖根據地，笫二個是右江失守的問題。”“擴大會并一緻同意調夏西離開軍隊，決定魏士筠來中央報告一切”。“擴大會後，各地充滿了對夏西的不滿，同時中央分局的威信大大降低。省代會前和他由部隊回後方後這一時間中，夏西的信仰差不多掃地”。[23]

省委在擴大會議後給中央寫了報告，報告中對夏曦提出嚴厲抨擊，事實上是向中央要求撤換夏曦：“這次省委擴大會議（十一月二十日)，關于中央分局的領導問題，争執甚烈，各地到會的代表，極大多數對中央分局的領導公開表示懷疑”，“他們大多數一緻的意見，認為：夏犧[曦]同志是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有的說是一貫的取消主義。”“夏犧同志在紅軍中的領導，省委認為不适宜的，曾托宋同志向中央報告，同時紅軍中一般幹部均對軍部不滿，當然對夏同志的信仰也很低，請中央迅速解決這一問題。”[24]

省委在萬濤的影響之下，又于12月1日做出了關于九師行動的新決議，推翻原來夏曦做出的處分決定，等于是下級公開對抗上級，這在中共曆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在當時也違反了“下級服從上級”的組織原則。省委決議提到：“省委起初未看清九師行動的錯誤，自己應負主要責任，而把一切錯誤歸于九師負責同志和萬濤同志的身上。同時不去考究事實，竟憑空提出許多非事實的批評”，“當時撤銷萬濤同志政委職權是不正确的。”[25]

 在省委擴大會議前，省委已經派出宋盤銘到中央告狀，11月20日擴大會議後，萬濤等認為宋盤銘還沒有掌握最新情況，于是又派省委秘書長蔚士鈞到上海，要求他務必說服中央處理夏曦。

（三）萬濤等人在湘鄂西四大推翻夏曦領導地位的嘗試及失敗

1932年1月22日，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會在監利周老咀召開，大會代表127人，代表湘鄂西兩萬多名黨員。萬濤、潘家辰等反對夏曦領導的人顯然在會前有充分的聯絡活動，賀龍等高級将領也支持他們，使得這次大會在前期成了聲讨夏曦的大會，夏曦的領導地位在事實上已經不複存在，自下而上推翻夏曦的計劃接近成功。

作為中央分局書記、湘鄂西黨最高領導人的夏曦，在剛開會時做了6個小時政治報告後，接下來兩天始終處于遭圍攻的境地。當時“空氣緊張到極點，大部分是對軍事問題對夏西[曦]的不滿。”[26] “部分同志反夏曦同志的情緒，加之潘家洵[辰]派别分子的從中活動，将政治問題中心完全集中到夏曦同志是主張‘退卻路線，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這一點上，要夏西同志承認這一錯誤。”“夏同志被他們誣蔑為調和派，受到嚴重的攻擊，政治問題讨論的三天中完全在鬧這些問題。全場空氣，代表中受他們影啊很大”。[27]據賀龍回憶：“到會代表幾乎一緻批評夏曦，有七十多個人向夏曦提出了一系列的問題，都是大問題，如土改侵犯中農利益，地主殺全家，富農送出蘇區，發展蘇區、江南失敗、軍隊改編、處分整個紅軍、打老新口時遣散傷員及地方幹部等等，把夏曦同志整的沒有辦法。下面拍桌子，夏在上面象死人一樣。”[28]

大會原計劃第四天上午做結論，一共127名代表，已經有70多人公開批評夏曦，再加上那些沒有發言的反對者，反對夏曦的人遠遠超過半數，可以想見大會将做出怎樣的決議。但是在大會的第三天，到中央告狀的蔚士鈞和中央代表關向應趕到，他們帶來的中央精神使形勢發生了極具戲劇性的大逆轉。

在中共中央看來，雖然夏曦的領導有不成熟之處，但萬濤、潘家辰等自下而上推翻中央分局領導的錯誤更大，因為這從根本上動搖了中共高度集中統一的組織體系。作為一個列甯主義的革命黨，依據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指揮槍等原則建立的嚴密組織體系是中共力量的源泉，是其最終打敗國民黨、取得成功的關鍵，是不容挑戰的。自1928年以來，中共已展開反對極端民主化的鬥争，1929年6月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被選舉下台之後，中共中央強力支持毛澤東重返紅軍，12月召開紅四軍九大（古田會議），強化政治委員制度，實際上徹底否定了自下而上變更領導的行為。自此以後，隻有作為最高領導機關的中共中央在1935年遵義會議和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自下而上變更領導，下級機關的領導都是自上而下決定。中共中央數年來一直在加強對蘇區的領導、強化高度集中統一的組織體系，夏曦是中央分局書記，是代表中央來領導湘鄂西的，萬濤、潘家辰等自下而上推翻夏曦的嘗試，自然被當作對抗中央、違背組織原則的嚴重錯誤，是絕對不能允許的。

中央在1932年1月的指示信可以看作對萬濤等的回答，中央雖然認為夏曦的領導存在一些缺點，但是同時認為對組織原則是不允許有任何質疑和挑戰的：“中央分局的組織，是中央在四中全會後加強對蘇區的領導的一種方式，現在許多光榮的勝利已經證明這種領導方式的偉大成功，同樣在湘鄂西亦已表現他顯著的成績，中央分局是中央的代表機關，他代表中央直接指導蘇區工作，他在蘇區有最高權力”，“中央認為在目前條件下，隻有中央分局才能保證湘鄂西黨真正去執行國際中央路線，他無條件是應當而且必須存在，懷疑中央分局的路線與組織的正确性甚至提議取消中央分局是極端嚴重的錯誤”。[29]

大會在蔚士鈞和關向應趕到後休會了一天半，主要由關向應、蔚士鈞、夏曦召集高級領導人傳達中央精神。大會重新開會後，形勢完全逆轉，其中蔚士鈞對萬濤的揭發和他報告在上海轉變思想的過程起了關鍵作用，蔚士鈞的角色類似于1929年“朱毛之争”中去上海彙報并轉變思想的陳毅。據楊光華的回憶：“蔚士鈞說：派我去中央是萬濤挑選的中間人物，但動身之前萬對我私下吩咐，去控告夏曦，務必得到中央處理夏曦的決定。我把萬的要求向中央講明以後，中央認為萬濤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的，為此留我在中央受訓，使我提高了認識，明辨了是非，明白了萬濤反對夏曦就是反對黨中央。中央派我回來揭露萬濤的反黨陰謀，我向大會表示，我受了萬濤的影響，經中央教育後，堅決與萬濤的反黨行為劃清界限，争取做一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30]

關向應是另一個起到關鍵作用的人，他直接代表中央，當時中共中央在黨員中還是很有權威的。據楊光華的回憶：“關說：中央認為以萬濤、潘家辰為首的小宗派反黨活動，是反中央的，反國際路線的陰謀活動，中央命令立即制止這種反黨行為，不許用任何理由加以辯護，以免混淆是非，從而維護黨的統一領導，這是我黨更加布爾什維克的崇高紀律。中央号召湘鄂西黨在中央分局統一領導下，對反黨分子進行嚴肅批判，給予無情打擊。這個命令一宣布，會場氣氛大變，從反夏曦一變而為反萬濤、潘家辰。楊成林在主席台上更是把萬濤、潘家辰罵得狗血淋頭。賀龍同志在主席台上沒有發言。”[31]

萬濤、潘家辰等推翻夏曦領導地位的嘗試在中央幹預下徹底失敗，夏曦主持通過的《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會政治任務決議案》對萬濤、潘家辰等提出了嚴厲的抨擊：“萬濤同志以領導者的地位在自己影響之下，團結了一部分同志在擴大會議開始向中央分局作複仇的鬥争，采用兩面派的手段來反對中央分局，企圖将省委與中央分局對立，團結了反黨的分子（如潘家洵[辰]），用種種讕言去動搖黨和紅軍領導”，“萬濤同志根據自己不正确的觀點去反對中央分局正确的領導，去作複仇的鬥争，完全是反黨的鬥争，隻有幫助反革命的意義。”“大會要求萬濤，潘家洵同志完全承認自己的錯誤”，“可是萬濤同志在大會的表示是不夠的”，“特别是潘家洵沒有承認自己的錯誤，大會認為隻有要求他們徹底的承認錯誤，繼續不斷的開展反機會主義鬥争，才可保障國際的一緻與鞏固。”[32]

決議強調萬濤、潘家辰都沒有完全承認錯誤，顯然還需要進一步深入持續的鬥争，聯系到四次大會轉向批判萬濤、潘家辰後，賀龍并未發言表示支持。很顯然，夏曦并不認為四次大會的勝利是徹底的勝利，是湘鄂西黨内鬥争的終結。相反，夏曦認為反對他的人并未真正服氣，隻是被迫服從中央的權威，事實也确實如此。因此，從“九師錯誤”争論開始，中間經過省委擴大會議和四次代表大會，直到後來的殘酷肅反，是一場連續的黨内鬥争，肅反和肅反擴大化絕不是偶然發生的，賀龍說的很清楚：“三軍回洪湖後的一些問題的争論是四大會上的争論和‘肅反’殺人的根子。”[33]

二、湘鄂西蘇區第一次肅反

湘鄂西肅反是在中央指示的推動下展開的，1932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做出《中央關于同蘇區内反革命團體鬥争的決議》，這個決議一方面強調要“最堅決”、“最無情”的開展肅反；另一方面也明确指出要“絕對防止”象中央蘇區特别是閩西那樣搞肅反擴大化。[34]

在落實中央決議過程中，湘鄂西中央分局在1932年4月還強調不要擴大化、最好不用刑審、允許自首、縣級沒有殺人權[35]。到5月，肅反愈演愈烈。據楊光華回憶：“襄北在天門、漢川縣委所在地捕獲了一個敵軍營長名張錫侯，經過審訊，他供出天漢縣委軍事部長楊國茂是他們同夥，張又供出八師參謀長胡慎已。夏曦以軍委主席團主席身份，命令在前方組織軍事法庭，并任命朱勉之為軍事法庭庭長。”[36]

從5月到6月，“夏曦立即成立了一個警衛團，以羅統一為團長，直屬軍委主席夏曦指揮，逮捕了省政治保衛局局長彭國才，從前方調朱勉之帶領在押‘犯人’到後方，調監利縣委書記馬武為政治保衛局局長，朱勉之為政治保衛局審判長，組織了新的政治保衛局機構而開始向省委進攻，逮捕了省委常委萬濤。”[37]

肅反由政治領導夏曦、關向應直接領導保衛局進行，即使是軍隊中的肅反，賀龍這樣的軍事領導也無權過問。雖然在湘鄂西中央分局4月的決議裡還說最好不用刑審，但後來肅反大規模展開後，實際上還是以刑訊逼供為主要方法。九師二十七團團長楊嘉瑞被抓了起來，據他後來回憶：“他們對我用了刑，将我的手拇指和腳拇指用很細的繩索紮了起來，放在一條闆凳上，兩頭狠勁一拉，痛得我頭昏眼花，接着就指問口供，要我‘自首’。我不肯‘自首’，他們就用皮鞭抽打我，将我打的昏死過去。醒來後，他們又拿出事先寫好的名單，念一個，要我重複照念，這就算是我的口供了。這些名單絕大多數我不認識。”[38]

據當時省委幹部、潘家辰夫人莊東曉回憶：“在我被轉到‘犯人’旁邊房子裡的日子裡，特别每當深夜，所謂‘犯人’被打的呼叫聲，吵得我幾乎沒有一夜能合眼，隻有利用白天來補睡。一天中午，大概看守的人飯後休息去了，我矇胧中隻見一個滿身是傷似人非人的陰影在蠕動，這是誰？我幾乎叫出聲來，見他頻頻搖手示意，細看之下，才認出原來是紅九師政委戴君實。他走前幾步細聲對我說：‘莊同志，您大概不要緊的，希望您能照着列甯主義的路線來發展中國黨的事業！我是摧殘黨的，當打得我受不住、他們指着名單叫我認的時候，我那時昏了，我都認了，凡是我知道的和我聽說過的名字我都認了。’”[39]

省委領導之一楊成林本來是夏曦的少數支持者之一，但是他親眼目睹了刑訊逼供的殘暴和荒謬之後，竟吓得逃跑了。據楊光華回憶：“我們派楊成林同志去監審。所反映的情況更是可惡已極，不但嚴刑逼供，還指名問供，各種毒刑無所不用。”“監審第三天，楊成林就告訴我說：‘不得了，他們要供到我們頭上了。’誰知他留了一個條子給夏曦就跑了。”“上面寫道：夏胡子，我楊成林決不是反革命，也決對不作反革命，永别了！”[40]

在這種殘暴荒謬的刑訊逼供之下，大批紅軍幹部很快被打為反革命，5月底省委給中央報告提到：“紅軍中已破獲改逆最高領導機關——軍事委員會，以胡慎己負總責(系紅八師參謀長)，以九人組織，其餘委員系鄧希禹（系八師二十四團參謀長)，朱壽謙(系紅八師特務長)、傅光夏（紅八師政治部主任)、謝錫章（紅八師二十四團第一營營長）、劉樹植(紅七師二十團團長)、黃正金(紅九師參謀)、李孝侯（紅九師二十七團參謀長)、樵繼漢（紅八師二十四團政委)，此外有劉革非（紅七師十九團政委)、朱璧容(紅九師副官長）、熊管理員（紅九師的，名字未詳)、羅漢(紅軍第三團補充團長)，以上名單已逮捕。”[41]

    到7月，夏曦已經宣稱查獲反革命幹部數百人，其中軍隊幹部一百多、地方幹部三百多。

在夏曦給中央的報告提到：“自省四次代表大會後，我們對于肅反已有相當注意，五月間開始在天漢縣（漢川之襄北天門之東的區域）破獲，以至破獲三軍中全部反革命組織，又因此線索破獲全蘇區整個反革命組織”。紅三軍共查獲重要反革命分子團級以上軍事幹部19人、政治幹部9人，下級幹部百餘人；軍委直屬機關共查獲軍事幹部13人、政治幹部4人、醫生6人。地方組織主要在省委、縣委查獲重要幹部23人，事務技術人員40-50人，地方上幹部總共300人左右。[42]

    湘鄂西失敗後，肅反的重要支持者省委書記楊光華逃到上海。在1932年12月楊光華給中央寫的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蘇區失敗以前，大部分軍隊和地方幹部都被打成反革命了。當時中央還沒有批評湘鄂西肅反，楊光華是把抓出大批反革命當作成績來宣揚的：“省委常委中有兩個（萬濤、楊成林），還有一個嫌疑□□；執委中除夏曦、賀龍及一個實際負江南縣委書記之工人方國生，江陵縣委書記之工人李家芬（曾經做過省總委員長）及□□系嫌疑外，其餘都是反革命分子。省委機關中從組織部長楊成林，一直到幹事是清一色”。“各縣：沔陽縣委全部，江陵縣委全部，川陽縣委全部，江南縣委隻書記不是，潛江縣委書記有嫌疑，其餘都是，天漢縣委全部，天潛縣委全部，京山、荊門、雲孝縣委書記都是（縣委中記不清楚)，監利縣委除書記外，其餘大部分是的。宜昌特委全部。襄北特委，襄北特委除一個團的是嫌疑外，其餘都是的。”“紅軍中一個師長，三個師政治委員，一個軍參謀長，另□□□□嫌疑，三個師參謀長，三個師政治部主任，師政治部組織科長、宣傳科全部，政治、社會兩科記不清楚，但主要負責人大部分都是。團長、政委、參謀長大部分是的。”[43]

肅反被捕的反革命大都集中到省委、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灣，第一次肅反被捕總數約為兩千人。據楊光華說：“各縣及紅軍中的主要反革命首領都集中到保衛局了，各縣則沒有處決權。”[44]莊東曉也談到：“大批在軍隊中捕起來的都一齊押到瞿家灣（省委、中央分局所在地），省的機關都空出以押犯人”，[45]“據說當時被捕犯人将及兩千，确否不得而知。”[46]

當時黨内階級觀點占有優勢，肅反中出身于較富有家庭的幹部幾乎都被殺害，而下層工農分子大多通過“自首”被釋放。在5月的省委緊急通知提到：“并不是凡有之改組派等執行殺盡，而是要根據省蘇所頒布之自首條例，作廣大宣傳，号召誤入者自首，自首者概免殺罪。”[47]6月省委做出決議：“對于反革命分子的處置，要從階級的立場去處置，号召工人、貧農××分子自首”，“對于工人、貧農、中農分子則完全××教育方法為原則，組織訓練隊、生産隊，使他們了解自己的錯誤。”[48]在7月夏曦給中央的報告也提到：“同時定出有自首條例，發表傳單，号召被欺騙壓迫加入反革命派之分子自首”，“下層工農分子現已有三百人恢複自由”。[49]

1932年9月，湘鄂西蘇區軍事失敗，被敵軍攻陷占領，肅反被迫中斷。從7月起，國民黨軍隊發動了對湘鄂西蘇區的第四次“圍剿”，由于敵人兵力強大，同時也由于肅反大大削弱了紅軍和黨的領導力量，戰局始終被動，蘇區逐漸縮小，在被敵人占領的區域肅反當然無法再進行了。到9月初，省委、中央分局所在地瞿家灣被敵軍攻占，蘇區全面失敗，紅三軍主力八、九兩師和七師分别突圍到襄北，夏曦帶地方部隊獨立師退入洪湖，但也無法立足，被迫撤離蘇區。撤退過程損失慘重，“中央分局、省委和蘇維埃政府的大批幹部幾乎全部被抛棄在淪陷了的鄂西地區内。就連夏曦最信任的政治保衛局和政治保衛隊，也隻帶出了幾個人。”[50]

在失敗、撤退的極度混亂之中，肅反被捕者有的被殺，有的被放，有的趁亂逃走。據楊光華1932年12月給中央的報告：“敵人進攻新溝咀時，很忙的将犯人全部遣到洪湖當中，後敵人攻破柳關占領瞿家灣時，我同七師到江陵，夏西同志留洪湖同馬武同志解決反革命，除将主要首領與做過毒辣工作的處決（照決定的原則），其餘自首的及[受]欺騙的下層分子都釋放了。”[51]又據楊光華1984年回憶：“省委機關的非武裝人員，在沒有計劃退卻的情況下，向洪湖逃去。有的被俘。（謝覺哉同志也被俘。據他親眼看見夏曦殺人，來不及就用麻袋裝着往湖裡沉，真是慘不忍聞。）”[52] 從著名革命幹部柳直荀的具體情況也可見當時的混亂情勢，連夏曦都不知道柳直荀是否被殺，1934年3月還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詢問：“據傳聞柳克明、潘家辰現逃上海，請中央查有無其事。”[53]當然，根據後來的調查，柳直荀、潘家辰當時都被殺害了。

三、退出洪湖地區後湘鄂西紅軍第二、三、四次肅反

（一）湘鄂西紅軍第二次肅反

大約1932年10月，夏曦帶領獨立師餘部和紅三軍主力會合于六房嘴，在失敗撤退的混亂之中，紅軍中紀律難以維持，失敗情緒嚴重，夏曦解決這些問題沒有别的辦法，還是肅反。他在會合之後幾乎立刻就開展了新的肅反，即湘鄂西紅軍第二次肅反。1932年11-12月間，紅三軍在敵軍尾追堵截之中無法立足，隻好繼續向北，轉戰于秦嶺、大巴山之間，行軍7000餘裡，中間隻休息過兩天半，處境極其危險，而夏曦的二次肅反始終不曾間斷。

據夏曦後來給中央的報告：“此次正是我們失敗之後，差不多每天有敵人追擊，每天戰争和行軍，部隊的建制也是破壞了，完全失卻統率的機能，完全不能聽從指揮，槍一響建制即完全紊亂。所以每天部隊中丢槍、抛棄軍用品以及少數的拖槍投向敵人都随時發生，軍旗都在此時被改組派分子抛給敵人。尤其嚴重的是階級路線的破壞，在農村中，破壞了階級利益，到小的街道上，所有的東西完全沒收一空。    二次肅反，亦是這時開始”。“二次肅反，一直繼續到長途行軍的終結。我們的長途行軍，是在蘇區失敗之後，部隊的政治情緒失敗主義的非常厲害，改派利用這一個條件更大的來破壞我們。”“二次肅反共逮捕二百四十一人。這二百四十一人中，有一個師長王一鳴，一個軍參謀長唐赤英，其次即是團長、營長以及一次肅反中所殘餘的政治機關人員，連長這一級是很少數的。”[54]

紅三軍衛生處長賀彪也在二次肅反中被逮捕了，據他後來回憶：“像我這樣被捕的‘改組派’、‘反革命’約200人。為了看管、審問方便，看押人員将我們分門别類。凡從洪湖突圍出的地方幹部被編為一個連，因為這些人中不少曾任過鄉、區、縣的蘇維埃主席，因而被稱為‘主席連’。紅軍幹部編成一個連，稱之為‘幹部連’。我是紅3軍衛生處長，自然被編在‘幹部連’。此後，在向湘鄂邊轉移的7000裡征途中，我一直作為犯人随部隊行動。行軍時，腳鐐才被取下，但手铐要戴着。為了防止‘犯人’逃跑，戰士們看押方便，我們每個人脖子上系着麻繩，然後用一根長繩把全連人拴到一起”。“12月末，部隊到達巫山縣，準備翻越巫山，渡過長江。一天晚上，‘幹部連’的犯人被按不同情況分别關押在幾個地方。第二天早上，除了我和兩名年輕的副團長外，‘幹部連’的其他‘犯人’統統被處決；行軍時我發現，‘主席連’也少了許多人。”[55]

夏曦的不斷肅反引起賀龍極大不滿，雙方爆發激烈沖突，夏曦幾乎對賀龍下手，賀龍也準備暴力反抗，在關向應的苦心調節之下，才沒有爆發類似“富田事變”的徹底決裂。據賀龍回憶：“在竹林關。他把我和關的警衛員槍皆下了，還逮捕了兩個警衛員，我問他是什麼意思？為什麼你的警衛員槍不下？我把身上帶的一支白朗林手槍，也掏出來放在桌子上，說：還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給。這是我的。我當營長時就帶着他了。那時槍皆上了頂門火了，時刻準備着，一是打自己，一是打人。”[56]

（二）第三次肅反和解散黨組織

     1932年12月底，紅三軍在巴東南渡長江，到達湘鄂邊的鶴峰。1933年1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毛壩召開會議，會上賀龍提出停止肅反，并向關向應提出通過自下而上的選舉變更領導，但遭到關向應嚴厲批評，認為這是違反組織原則的。作為最高領導機關的中共中央，在長征中可以通過遵義會議變更領導，但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卻不能，隻有中共中央才能變更它的領導，這确實是當時的組織原則。據賀龍回憶：毛壩會議讨論後，我向夏曦提出“肅反停一個時期，有了反革命再說麼！他不同意。這時我第一次向小關提出‘你當書記。我們開個會選一下麼！選他是選誰。’小關批評我無組織無紀律，批評的很嚴厲。”[57]

1933年1月13日，紅三軍進占桑植，但是28日又在優勢敵軍的進攻下被迫撤出，退回鶴峰毛壩，這時夏曦又開始了第三次肅反，九師與鶴峰地方幹部大受摧殘。在連續失敗之下，夏曦的領導威信幾乎蕩然無存，由于害怕反對者借黨的會議聯絡反對他，夏曦竟提出解散紅軍中的黨組織，九師師長段德昌對夏曦提出激烈批評，後又和宋盤銘寫聯名信提出返回洪湖。夏曦為了維護自己的領導地位，拿不出别的辦法，還是肅反，以“分裂紅軍”的罪名殺害了段德昌。

夏曦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三次肅反是退出桑植後，在恢複與發展巴東、建始、施南的蘇區過程當中，當時改組派的口号：‘立即回洪湖去’，山上不能創造蘇區，包谷飯不好吃，山路不好扒[爬]。”“從桑植退出後，在走馬坪與獨立師會師，獨立師主要的是湘鄂邊獨立團編制成的，湘鄂邊（五[峰]、鶴峰）黨的機關、蘇維埃機關、部隊中的主要的地位完全為改組派把持。這些改派的領袖如周小康、陳葉平、楊英等在湘鄂邊的改派差不多是公開活動”。“三次肅反的開始，從破壞獨立師的改組派的組織，一直到段德昌。在逮捕段德昌前夜的時候，段德昌在劉家寺企圖将九師拖走，可是這一個陰謀計劃未有實現。    三次肅反共逮捕了二百三十六人，主要的是段德昌與軍參謀處長和湘鄂邊獨立團的改派分子。”“在三次肅反以後，黨的組織解散了，因之黨的工作與政治工作是完全停頓的。”[58]

賀龍的回憶更加生動：“退出桑植開第二次毛壩會議，夏提出解散黨，創造新紅軍。大家都不同意；我講解散黨我不同意，我在舊軍時就想參加黨，到南昌暴動才加入；我隻曉得紅軍是黨領導的，解散黨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說不出。段接着也補充發言，段不滿意，說：‘你把紅軍搞完了，蘇區搞垮了，你是革命的功臣還是罪人？！小關不斷的插話，想叫我們不講，宋盤銘也講了，他說：‘我從小被黨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黨，解散黨我不同意。’”“以後到金果坪就解散黨了”。“到麻水，九師是在什麼地方？(谷插言：沙道溝。）段德昌、宋盤銘寫信來建議回洪湖。夏就說段德昌要帶九師跑，我說他不會跑，要跑他還寫信回來。結果還是調回來，在邬陽關調回來，在金果坪殺了”。[59]

（三）第四次肅反和關向應的轉變

1933年5-6月間，夏曦又開始了第四次肅反，殺害了九師政委宋盤銘、七師師長葉光吉、七師政委盛聯均等。據夏曦報告：“四次肅反，一共逮捕一百七十二人，主要的是宋盤銘以及七師師長葉光吉同師政治委員盛聯均和軍政治部政務科長以及軍管理科科長江器也。    這一次肅反的開始是起于九師二十七團以及師部各部處聯合着反對師長擁護宋盤銘。這一個事件的裡面，是二十七團團長聯合二十五團團長等主要的反革命分子，企圖舉行一個軍事叛變”。[62]

1933年夏天，敵軍圍攻鶴峰地區的紅三軍，形勢惡化，在鶴峰也站不住腳了。賀龍在銀石坪會議又提出停止肅反，得到關向應的支持，谷志标等被釋放。不過當賀龍再次對關向應提出變更領導、由關向應代替夏曦主持工作時，又一次遭到堅持組織原則的關向應拒絕。據賀龍回憶：“銀石坪會議沒鬥，那時候他倆是悲觀失望，特别是夏曦，我鼓勵夏曦，并說再肅反不行了，才放了谷志标。到銀石坪我也提了要小關搞。”[63]從這裡可以看出當時中共組織原則的潛在危險，一方面高度集中統一的組織在對敵鬥争中很有力量，但另一方面，當領導者發生錯誤時，很難自下而上地糾正錯誤，這個危險最終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造成了更大的災難。

7月，紅三軍縮編為兩個師後分開行動，賀龍、關向應帶領軍部和九師，夏曦、盧冬生帶領七師，到12月會合時，紅三軍總共隻剩下三千餘人。失敗退出洪湖後，關向應對肅反、對夏曦的态度逐漸發生了變化，分開行動後，關向應和賀龍在一起，思想也逐漸與賀龍接近。本來關向應是受中央派遣，專門到湘鄂西來維護夏曦的領導地位的，在1932年1月湘鄂西四大上，關向應代表中央的支持對維護夏曦的領導起到了關鍵作用。在肅反初期，關向應對夏曦也是非常支持的。但是随着肅反的惡果逐漸暴露，關向應積累了經驗，也開始懷疑夏曦的不斷肅反，轉而保護一些人，因此與夏曦産生了矛盾。關向應的這種轉變，使他在紅三軍中得到幹部戰士得到擁護，這也是肅反糾正後，受到普遍憎恨的夏曦無法繼續在二軍團工作，而關向應一直在原部隊工作、并始終享有很高威望的重要原因。

1934年初，紅三軍幾乎喪失了全部根據地，被迫在湘西龍山、永順、桑植、大庸、慈利等地遊蕩，但肅反仍沒有停止，關向應和夏曦分歧逐漸加深。據關向應的警衛員李文清回憶：“在‘肅反’近兩年的時間裡，我們生活在他身邊的警衛人員，沒有看見關政委親自下令殺掉一個自己的人。相反，他冒着自己随時被殺的危險，保護了一大批幹部和戰士。我和吳子傑、譚友林、劉林、楊秀山、成均、樊哲詳、羅坤山、谷志标等人，都是關政委從虎口裡營救出來的。肅反中，從蘇聯留學回來的40多人都被殺掉了，關政委也是留蘇的，早已被夏曦視為眼中釘。但懾于關政委的地位，不敢輕易對他下毒手。”[64]

    紅三軍此時處于最危險的境地，部隊隻剩三千多人，子彈極少，幾乎沒有能力打硬仗，随時都有覆滅的可能，而内部在一年多的時間連續四次肅反，大批骨幹被殺，元氣大傷，黨組織也被解散。

四、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時幹預下結束肅反

在1934年初那樣極為困難的情況下，夏曦并未反思肅反的錯誤，甚至為了維護他領導肅反的正确性，還在1934年2月16日通過中央分局制定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關于肅反總結與清黨的決議的報告大綱》”。[65]1934年3月17日在夏曦等給中央的報告中重點宣揚了肅反的成就：“湘鄂西蘇區及紅三軍經過四次肅反，前後逮捕三千多人，黨蘇幹部十分之九為改組派，因是決定解散黨和青年團的下級組織，舉行清黨清團重新重記。”[66]

    但這兩個文件已經是夏曦領導肅反的最後餘波了，關向應等重要領導人已經轉變，對肅反的抵制力量越來越大，而夏曦自己也在連續失敗之中喪失了信心，日益消極，不再力圖強化領導，逐漸失去了肅反的動力。當然，這個變化不是一天發生的，有一個權力逐漸轉移的過程，1934年春紅三軍進入貴州東部，這個過程加快了。據廖漢生回憶：“ 夏曦同志之領導，(一九三四年春）在貴州沿河印江之間之南腰界開會檢讨，夏承認自己錯誤，但有人質問他是怎樣錯誤時，夏大發脾氣又與賀龍同志争吵起來，未果而散。”[67]

     1934年6月在貴州沿河縣召開的楓香溪會議是重要的轉折點，甚至可以說類似于中央紅軍的遵義會議。楓香溪會議決定停止流浪，利用貴州東部敵軍薄弱的有利情況，着手創建黔東蘇區，同時停止肅反，恢複黨組織。據賀龍回憶：“到了楓香溪以後，我說再也不能這樣走了。我先與小關交換了如何創造黔東根據地；怎樣争取神兵的問題，在會上提出後，夏曦不同意争取神兵的工作，同意建立黔東根據地”，“夏曦在黔東時期，一直是消極的，行軍到宿營地就是吃飯、睡覺。沒有作什麼工作。”“黔東這個時期的工作，是紅三軍的一個很大的轉變，肅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幹部；建立了黨，恢複了政治機關，在各縣建立了遊擊隊和獨立團，擴大了紅軍，建立了根據地，這些都是轉變。”[68]

    楓香溪會議雖然停止了肅反，但是由于并未觸動夏曦的領導地位，軍中的恐怖氣氛難以消散，所以轉變的過程是緩慢的、困難重重的。1934年7月，中央通訊員到達貴州沿城紅三軍總部，帶來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才真正動搖了夏曦的領導地位，大大加快了轉變的進程。其實早在一年前的1933年7月21日，中央就已經對湘鄂西肅反擴大化提出了嚴厲批評，可惜紅三軍早已失去了聯系中央的電台，而這封信也未能送到。這封信中明确批評：“湘鄂西黨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滿意的。”，“在五月五日的信中你們以為‘湘鄂西蘇區的失敗’，是因為‘黨，蘇維埃和紅軍的大多數幹部是改組派’。這種見解是不正确的，誇大的。事實上改組派隻是少數”。[69]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高度集中統一的權力結構，一方面有着強大的力量，同時也有嚴重的弊端，隻因溝通不暢，電台聯系中斷，一封關鍵的指示信未能送達，就造成湘鄂西紅軍的肅反又持續了一年，損失巨大，下級很難自主地糾正錯誤。

    1934年5月6日，六屆五中全會後的中央再次寫信嚴厲批評了湘鄂西的肅反：“除了你們自已少數人外，完全不相信群衆與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黨部與團部，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反擴大到不可思議的程度，以至使你們終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中生活着，這種恐怖遂造成了你們把肅反當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錯誤！實際上你們是作了反革命挑撥離間的俘虜，取消了兩條戰線的思想鬥争，這是極大的罪惡！ 而且你們這樣的肅反如繼續向前發展，可以走到你們自己少數人也相互懷疑，猜忌與不信任的結果。我們絕對不能同意你們的意見：‘黨蘇幹部十分之九為改組派’，這種估計完全是不正确的，誇大的！事實上改組派隻是最少數”。[70]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7月下旬接到中央來信後，表示完全服從中央指示，于1934年8月4日通過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關于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會決議的決議》。經中央的來信嚴厲批評後，夏曦的領導地位已經動搖，特别是湘鄂西中央分局通過正式決議糾正夏曦錯誤以後，關向應逐漸成為新的政治領導核心，開始放手進行恢複黨團的工作。據廖漢生回憶：接到中央指示前，“内部關于恢複黨的組織及政治機關有争論，雖通過了恢複，但對過去取消是否錯誤未能讨論，後接到中央五中全會指示，夏曦錯誤才逐漸被人認識，在關向應同志之主持下來恢複黨的組織，關自認支書，介紹了一些黨員入黨，由于在肅反中殺的多為黨員，故多數人不敢入黨，過去之老黨員亦不敢承認自己為黨員而重新登記，有的人要他入黨，即以雙腕繩捆之疤痕出示，如楊秀山（現晉綏獨四旅政委)重新登記後因畏懼被殺而逃跑，至三裡之遙，後念及在敵人統治下何處可逃，故又返回，又如原大青山騎兵團長蔡九，可以英勇戰鬥不畏犧牲，但決不入黨，直到1938年由賀龍、關向應介紹解釋方入黨。”[71]

     1934年10月24日，在任弼時、蕭克、王震率領下率先西征的紅六軍團在貴州印江縣木黃與紅三軍會師。會師對兩軍都有重大積極意義，遭到圍追堵截、極度困難的紅六軍團得到了休整機會，而紅三軍得以利用紅六軍團的電台和中央恢複電報聯系，在政治局委員任弼時的主持下，徹底糾正了夏曦災難性的領導，糾正了肅反造成的黨和軍隊中的組織混亂狀态。據廖漢生回憶：“六軍團到後人數很少，疲勞不堪，由二軍團掩護其休整。兩個軍團相比，六軍團政治領導很好，但紀律很差；二軍團由于肅反後，政治領導差，但能拖，紀律好，相互影響對二軍團有很大幫助。”[72]

    會師後，紅三軍恢複紅二軍團番号，二、六軍團合力進攻湘西，占領了永順、大庸、桑植等縣，在四省交界創建了湘鄂川黔蘇區。1935年1月下旬，在大庸縣丁家溶，由任弼時主持召開了紅二軍團黨的積極分子會議，徹底清算了夏曦的領導錯誤，撤銷了他的職務。據廖漢生回憶：“在任弼時同志主持下，開檢讨會，清算了夏曦同志之右傾機會主義領導，夏曦被撤職，除賀龍及關向應同志外，其餘二軍團幹部猶有餘怖，仍皆未敢發言。”[73]

    在會上，任弼時對夏曦領導的肅反擴大化提出了嚴厲批評：“夏曦同志當時誇大反革命力量，在反革命活動面前，驚慌失措，認為部隊中連長以上的幹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改組派，逮捕的在二千人以上”。“夏曦同志同樣認為，湘鄂西地方黨、蘇維埃區、縣、省級的幹部，也有百分之八、九十是改組派。”“在當時肅反中心論底下，把工作中同志們所有的錯誤缺點都看成是反革命搗鬼，因而取消了思想鬥争，造成黨和部隊中嚴重的肅反恐怖現象。把戰士和黨團員的自發性、創造性、積極性完全抑制下去，同志們有意見不敢說，甚至互相猜疑。夏曦同志在那時恐怕隻能相信自己一個人是唯一堅決革命的，其他的似乎都不可靠了。在這種恐怖與不信任、以肅反為一切工作中心的下面，沒人敢說話，或自動去工作，人人覺得有被人認為是改組派而遭拘捕殺頭的危險。這種情況的嚴重，的确可以走到自己解體的危險前途。”[74]

不過中共中央接到任弼時的報告後，并不同意徹底否定夏曦、撤掉他的全部職務，要求在批評他的錯誤後，仍然保留他在領導機關工作。1935年3月31日中共中央給任弼時并轉省委電稱：“關于夏曦同志的錯誤，中央在你們同二軍團會合後，曾明确指出，但并未說這種錯誤已發展到取消主義。這種說法是誇大了他的錯誤；”“你們所采取的組織結論，是不恰當的；”“蘇區目前是處在一個極端困難的環境，領導機關内的團結一緻，比什麼都重要；”“夏曦同志必須繼續在領導機關内工作，以同志的态度，在實際工作中說服與糾正他的錯誤”。任弼時對夏曦采取了團結教育的方針，繼續保留了他的湘鄂川黔邊區革命委員會副主席和省委委員的領導職務。1935年5月，又任命他為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75]

夏曦卸下湘鄂西最高領導人的重擔後，似乎又恢複成一個正常的共産黨高級幹部，據當時六軍團領導人蕭克說：夏曦“到六軍團當政治部主任，做了很多工作。他平易近人，我和王震同志都承認他有水平，尊重他。一九三六年三月，我軍退出畢節，在野馬川、七星關地區，他去歸附我們的綠林部隊席大明部工作，該部背棄諾言，反水，夏曦同志過河時不幸溺水犧牲”，“在批判他的錯誤的時候，不能過分強調個人責任。”[76]曾有傳聞說夏曦落水後，戰士由于對他以前肅反不滿，故意不去救他，這個說法是不确切的，對夏曦不滿的是二軍團戰士，犧牲時夏曦已到六軍團工作。

夏曦本人也屢次對肅反殺害許多同志表示悔恨。二方面軍開始長征後，“戰鬥不斷，傷病員增多，給部隊行動帶來了很大困難。當時醫療條件差，對每位傷員的照顧難以周全。這時，夏曦在六軍團政治部衛生部和同志們的談話中，提到自己在湘鄂西主持肅反時發生的擴大化錯誤，沉痛地說：我一想起來就感到内疚，這是我還不了的帳啊。一定得解決好傷員問題，受傷的同志都是有功之人，不能再讓我有負于傷員啊。痛惜之情，溢于言表。”[77]

五、肅反被殺人數考辨：約三千人被捕，數百人被殺，大多是幹部

在湘鄂西蘇區肅反被殺人數是關于這段曆史的基本問題，但是關于這個史實卻出現了不同的說法。雖然由于當時局勢的動蕩和管理的粗糙，絕大部分史料沒有保存下來，最終的精确數字恐怕永遠難以确定，不過我們還是可以通過努力盡量接近曆史真相。

關于被殺人數，由于賀龍元帥的權威地位，他1961年回顧二方面軍曆史時談到的一個數字流傳很廣。賀龍說：“夏在洪湖一直殺了幾個月，隻在這次‘肅反’中就殺了一萬多人。”[78]按賀龍的說法，單是第一次肅反就殺了一萬多人，不少人據此認為湘鄂西是肅反殺人最多的蘇區。但是賀龍當年作為軍事領導人并不參與肅反領導，領導肅反的是政治領導人夏曦和關向應，賀龍自己也說：“那時捉人都是夏曦給關一個條子，關即按照夏的指示捉。條子根本不給我看。”[79]賀龍提到的這個數字并沒有得到其他史料的支持，他談到這個數字的時間是1961年，距離當年的肅反已經三十年，所以很可能是痛惜激動之下的很不準确的誇張說法，不是曆史事實。

   當時主管肅反的夏曦在肅反剛剛結束的1934年9月15日給中央寫了報告，彙報了肅反中被捕和被殺的人數。當時，肅反親曆者賀龍、關向應等都在，記憶仍很清晰，楊光華、莊東曉到中央寫了報告。任弼時自兩軍會合後，即随二軍團行動，同時調夏曦去六軍團。到1935年1月丁家溶會議，任弼時已經在二軍團工作了近三個月，親自做了大量調查，他在報告中采用了被捕二千人以上這個數字，應該是經過賀龍、關向應認可的。所以夏曦報告即使有掩飾錯誤的傾向，也未必敢偏離事實太多。夏曦在報告中提到：“一次肅反的材料，失敗時沒有帶出來，逮捕的約計千餘人，處死刑者約百數十人，這些分子，最大部是一九三一年以前加入的。二、三、四次肅反逮捕的總數，共六百四十九人：二次二百四十一人；三次二百三十六人，四次一百七十二人。”“審判的結果：二次十四人（不确）處死刑，三次處死刑的五十六人，四次處死刑的四十一人。因病死的共二十八人；其餘大部分自首釋放；有四十餘人開除紅軍軍籍送出蘇區。二、三、四次未書明如何判決的：二次一百九十八人，三次六十九人，四次二十六人。未書明如何判決中，在二次裡有一部分是處死刑的或逃跑，三、四次則系立即開釋的或開釋未書明的。”“對于下層的幹部，一、二、三次從連長以下大部分準其自首，戰士完全不逮捕，至第四次，團長有幾個準其自首，恐怖情緒也減弱了。”[80]按照夏曦報告中的說法，四次肅反加起來，總共被捕人數約兩千人，被殺和病死的約三百餘人，最後情況不明的（被殺或逃跑）也有約三百人。

綜上，夏曦領導的湘鄂西先後四次肅反被捕總人數約為三千人，被殺人數缺少其他材料，隻好暫時采用夏曦報告的數字，因為當時肅反管理很嚴，被捕人員并不容易逃跑，如果把情況不明的大部分算作被殺，則被殺人數約為六百人，至少是在數百人這一個數量級，而不是數千人、上萬人。當然，雖然湘鄂西肅反的領導比較集中，但是地方幹部肅反中擅自抓人、殺人的情況也很難避免，實際受害人數肯定會高于這個數字。另外，湘鄂西蘇區肅反一個很大的特點，是被殺者大多是幹部。蘇區有威望、有能力的幹部大多被殺了，精華骨幹損失非常慘重。

五、結語

1930年蘇區和紅軍的巨大發展以及城市組織的嚴重困難，改變了共産國際和中共中央對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的思路，中共領導者認識到在農村有巨大的革命發展空間，開始把工作重心從城市向農村轉移。

高度集中統一的嚴密組織體系是中國共産黨最重要的力量源泉，是在你死我活的革命鬥争中獲勝的關鍵。但是由于國民黨的嚴密封鎖，中共中央對蘇區和紅軍的領導是很松散的，有時幾個月才能有一次信件交流。1931年1月六屆四中全會前後，中共中央為了加強對蘇區的集中統一領導，先後派項英、任弼時等到中央蘇區組建中央局，派張國焘、沈澤民、陳昌浩到鄂豫皖，派夏曦到湘鄂西，組建中央分局。

這些代表中央的領導人到達蘇區後，在加強集中統一領導的過程中，由于經驗認識的差别，由于對權力分配的歧見，由于領導能力的不足，甚至由于個人品格的缺陷，都和開創紅軍和蘇區地方領導人發生了激烈的權力沖突。在中央蘇區，毛澤東在甯都會議被取消了領導權；在鄂豫皖，張國焘通過殘酷的肅反取得了絕對控制權；夏曦領導的湘鄂西肅反也是這種權力沖突中的血腥一頁，而且由于農村革命隊伍中粗暴、任性的風氣，由于個人能力、個人品質的原因，肅反的規模和殘暴都嚴重擴大化了，遠遠超出了為建立統一領導的必要程度。

與鄂豫皖蘇區相比，夏曦領導湘鄂西肅反還有其與衆不同的悲劇特點，那就是夏曦領導能力的嚴重不足，與中央賦予他建立集中統一領導的使命之間，形成了無法克服的矛盾。張國焘有較強的領導能力，在通過肅反打擊了部分反對者之後，他能夠赢得四方面軍中多數人的崇拜，建立難以動搖的領導地位。但是夏曦缺乏必要的領導能力，他能夠通過肅反打擊反對者，但卻沒有能力赢得下級發自内心的尊敬，以至于為了勉強維持自己的領導地位，他不得不先後進行四次肅反，幾乎把湘鄂西有能力、有威望的幹部殺光了，但也隻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場，最後在中央不滿、全軍憤恨中黯然離開。從這個角度來講，夏曦也算一個被放錯了位置、身不由己的悲劇人物。

夏曦從1921年入黨到1935年犧牲，總共有14年的革命曆史，在其中12年他被認為是個不錯的幹部，而在1932到1934這兩年中，他卻成了湘鄂西幹部戰士眼中的殺人惡魔。但殺人的不僅僅是夏曦，甚至在肅反中被殺的朱勉之、周小康、蔚士鈞等，本身也參與過肅反殺人。或許我們可以說，在某些特殊的環境下，平時的正常人可以變成魔鬼，比如南京大屠殺中的日本兵、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人性中的黑暗深不可測，正常條件下，古老的、現代的文明規則制約着這種黑暗。一旦在激烈、緊張、野蠻、混亂的特殊環境催生出不受制約的絕對權力，一旦這種絕對權力破壞了基本的文明規則，一旦生死存亡的巨大壓力扭曲了人性，世界将變成人與人互相迫害、互相仇殺的黑暗地獄。如何防患于未然，避免這種特殊環境再次出現，是我們從這段曆史中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訓。

（原文發表于《史學集刊》2015年第4期，發表時由于版面限制有較大壓縮，這裡是全稿。）

[1] 賀彪：《湘鄂西紅軍鬥争史略》，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

[2] 編寫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 編委會：《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

[4] 張建德：《略述湘鄂西蘇區反“改組派”的鬥争》，《中共黨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 任光明：《“萬夏之争”與湘鄂西蘇區肅反》，《紅岩春秋》2011年6月。

[6] 陳耀煌：《中共湘鄂西蘇區的發展及其内部整肅（1927-1933）》，《國史館學術集刊》第十五期。

[7] 蕭克：《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後》，《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

[8] 宋威：《改正錯誤中的夏曦》，《黨史研究與教學》1991年第2 期。

[9]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52-653頁。

[10]莊東曉：《莊東曉關于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第374頁。

[11] 莊東曉：《莊東曉關于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第363-364頁。

[12]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給雲卿的信》（1931年6月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一），第647頁。

[13] 《湘鄂西省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九師最近行動的決議》（1931年8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一），第673、674頁。

[14]夏曦：《夏曦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8月27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第90頁。

[15] 《中共湘鄂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10月15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2），第123頁。

[16] 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2月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48頁。

[17]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3頁。

[18]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3-654頁。

[19]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4頁。

[20]楊光華：《湘鄂西黨的‘四大’前後》（1981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724頁。

[21]楊光華：《湘鄂西黨的‘四大’前後》（1981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724-725頁。

[22]楊光華：《湘鄂西黨的‘四大’前後》（1981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25-726頁。

[23]莊東曉：《莊東曉關于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中央、湖北、湖南擋案館1985年版，第368頁。

[24]《中共湘鄂西省委給中央的報告》（1931年12月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一），第747、748頁。

[25] 《中共湘鄂西省委關于九師行動結論的決議》（1931年12月1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2），中央、湖北、湖南擋案館1986年版，第149、150頁。

[26]莊東曉：《莊東曉關于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第369頁。

[27] 《中共湘鄂西省委給中央工作報告》（1932年3月），《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2），第302頁。

[28]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54頁。

[29]《中央給湘鄂西黨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1932年1月2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19頁。

[30]楊光華：《湘鄂西黨的‘四大’前後》（1981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27頁。

[31]楊光華：《湘鄂西黨的‘四大’前後》（1981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27頁。

[32] 《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會政治任務決議案》（1932年1月27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2），第219-220頁。

[33]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58頁。

[34] 《中央關于同蘇區内反革命團體鬥争的決議》（1932年1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12頁。

[35]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關于黨在湘鄂西蘇區同反革命團體鬥争決議》（1932年4月16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第196-198頁。

[36]楊光華：《罪惡肅反的起源及其實際經過》（1984年10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730-731頁。

[37]楊光華：《罪惡肅反的起源及其實際經過》（1984年10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31頁。

[38]楊嘉瑞：《在監利的日子裡》，《湘鄂西風暴——監利革命曆史回憶》，長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57頁。

[39] 莊東曉：《曆史教訓要講清楚》，《湘鄂西風暴——監利革命曆史回憶》，第97-98頁。

[40]楊光華：《罪惡肅反的起源及其實際經過》（1984年10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733頁。

[41] 《中共湘鄂西省委關于破獲改組派給中央的報告》（1932年5月26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2），第412、414頁。

[42]夏曦：《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關于肅反等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2年7月8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第226-243頁。

[43]楊光華：《關于湘鄂西具體情形的報告》（1932年12月19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中央、湖北、湖南擋案館1985年版，第338、339頁。

[44]楊光華：《關于湘鄂西具體情形的報告》（1932年12月19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第343頁。

[45]莊東曉：《莊東曉關于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第371頁。

[46]莊東曉：《莊東曉關于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第374頁。

[47] 《中共湘鄂西省委緊急通知》（1932年5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頁。

[48] 《中共湘鄂西省委關于同湘鄂西反革命團體鬥争和糾正肅反中錯誤的決議》（1932年6月19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2），第443頁。

[49]夏曦：《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關于肅反等問題給中央的報告》（1932年7月8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第226-243頁。

[50] 賀彪：《湘鄂西紅軍鬥争史略》，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頁。

[51]楊光華：《關于湘鄂西具體情形的報告》（1932年12月19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第343頁。

[52]楊光華：《罪惡肅反的起源及其實際經過》（1984年10月2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736頁。

[53] 《夏曦、賀龍、關向應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3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571頁。

[54]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9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25頁。

[55] 賀彪：《賀彪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頁。

[56] 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9頁。

[57]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60頁。

[58]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9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25、626頁。

[59]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60-661頁。

[60] 夏曦：《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第424頁。

[61]廖漢生：《紅二軍團曆史片斷》（1946年12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82頁。

[62]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9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26頁。

[63]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61頁。

[64]李文清：《紅三軍的一面旗幟》，《關向應紀念文集》，第299頁。

[65]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關于肅反總結與清黨的決議的報告大綱》（1934年2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566頁。

[66] 《夏曦、賀龍、關向應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3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570頁。

[67]廖漢生：《紅二軍團曆史片斷》（1946年12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83頁。

[68]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62頁。

[69] 《中央給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信》（1933年7月2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549頁。

[70] 《中央給湘鄂西中央分局信》（1934年5月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581頁。

[71]廖漢生：《紅二軍團曆史片斷》（1946年12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83頁。

[72]廖漢生：《紅二軍團曆史片斷》（1946年12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84頁。

[73]廖漢生：《紅二軍團曆史片斷》（1946年12月15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84頁。

[74] 任弼時：《在紅二軍團黨的積極分子會議上的報告》（1935年1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四），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第52-53頁。

[75] 中共中央給任弼時并轉省委電（1935年3月31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410-411頁。

[76]蕭克：《紅二、六軍團會師前後》，《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第17-18頁。

[77]宋威：《改正錯誤中的夏曦》，《黨史研究與教學》1991年第2期，第42-43頁。

[78]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657-658頁。

[79]賀龍：《賀龍關于一九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間湘鄂西武裝鬥争問題的談話》（1961年4月18-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第657-658頁。

[80]夏曦：《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9月15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中央、湖北、湖南擋案館1985年版，第429、430頁。

[81]《夏曦、賀龍、關向應給中央的報告》（1934年3月1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二），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頁。

[82]莊東曉：《莊東曉關于湘鄂西蘇區情況給中央的綜合報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蘇區革命曆史文件彙集》（1），第374頁。

[83] 賀彪：《賀彪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