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城鄉融合發展是現代化建設的根本要求。中國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主要是農村農業發展滞後和農民收入不高的“三農”問題。進入新世紀，黨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旨在解決 “三農”問題的戰略舉措，特别是黨的十九大基于我國新時代新使命而将“鄉村振興”作為國家戰略首次提出。這既是對新時代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的深化和升華，也是對過去重農業輕鄉村政策傾向的矯正。有效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将徹底解決“三農”問題，進而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城鄉融合發展道路。

關鍵詞：三農問題、鄉村振興、城鄉融合、

　　中國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其城鄉發展不平衡有其曆史的根源。新中國成立以後，為了迅速建立起國民經濟體系以鞏固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國家實施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并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實行了農産品統購統銷和城鄉“兩策”、分而治之的政策體系。這一方面為新中國的工業發展成功地提取了所必需的原始積累，另一方面也進一步固化了城鄉的“二元結構”。改革開放以後，随着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以及此後一系列農業農村改革政策措施的出台，農業市場化程度逐漸提高，城鄉、工農之間的産品和要素交換環境得到了改善，但城鄉的“二元結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根本解決。特别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随着我國農産品供求關系發生了由過去全面短缺走向總量平衡和結構性、區域性相對過剩等重大變化，城鄉差距逐漸拉大，其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

　　新世紀初，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能夠反哺農業的工業化中期。正是在這種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而其發展階段又處于反哺農業時期的曆史條件下，黨的十六大突破了以往“就農論農”的思維局限，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宏偉戰略。此後，黨和政府試圖從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上解決“不平衡”問題的思路日漸明晰。從加大統籌力度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以實現“城鄉融合發展”，既是黨順應經濟發展規律的政策演進之必然，也是當前決勝全面小康社會的迫切需要。相信按照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出的的頂層設計和實施方案着力推進，必将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城鄉融合發展之路。

　　一、統籌城鄉發展：破除二元結構的重大戰略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城鄉差距重新拉大已經演變成中國社會經濟生活中一個極其突出的問題。農業生産力不高、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社會事業落後的所謂“三農”問題凸顯。對此，黨中央于90年代采取了一系列諸如調整結構、農業補貼和保護等政策措施，但卻收效不大。根本原因在于，這些措施都沒有觸動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實踐證明，就“三農”論“三農”，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将城鄉通盤考慮，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把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因而，黨的十六大明确指出，“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增加農民收入，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大任務”。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幹問題的決定》，将“統籌城鄉發展”列在了作為總要求的“五個統籌”之首。這一首要要求，正是針對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提出來的，是在深刻總結國内外城鄉關系的經驗教訓和科學分析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的基礎上提出的。其實質是要改變“重城抑鄉”、“重工輕農”的傳統觀念和“城鄉分治”的政策體制，從而，更多地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實現城鄉平等而和諧的發展。

　　統籌城鄉發展戰略摒棄了“重城抑鄉”、“重工輕農”的傳統觀念，為改變城鄉二元結構提供了全新的視角。由于長期受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的影響，使得以往對“三農”問題的解決，總是在“三農”本身的狹小視野内苦苦尋求解決辦法，結果仍然是“苦無良策”。而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徹底摒棄了“重工輕農”、“厚城薄鄉”的舊觀念，将農業和工業、城市與農村作為國民經濟良性互動且同等重要的組成部分，要求建立平等和諧的城鄉關系；要求農民和工人同等享受國民待遇、工業和農業一體化發展。特别是在“三農”問題凸顯的情況下，統籌城鄉發展的重點，是着力發展落後的農業和農村，建設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大力推進農村社會事業的全面進步。這就跳出了“三農”範圍，站在了國民經濟整體的高度來審視“三農”問題的症結所在，從而，為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以便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突破了“城鄉分治”的政策框架，為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奠定了新的政策基礎。社會主義改造任務完成之後，由于“優先發展重工業”趕超戰略的實施，中國形成了“城鄉兩策、分而治之”的政策體系。而“兩策分治”的實質，是向工業和城市傾斜，即通過價格“剪刀差”等辦法從農業獲取大量的積累資金來支持工業。而在新世紀初，中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到了應該反哺農業的工業化中期，卻仍向城市工業傾斜，造成了工農、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統籌城鄉發展戰略正是抓住了“兩策分治”的這一要害，強調城鄉要統一謀劃、良性互動、雙向支持、相互促進、共同繁榮。特别強調要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和輻射作用，加強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加大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和保護力度。這就為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奠定了新的政策基礎。

　　統籌城鄉發展戰略有利于打破“城鄉隔離”的體制模式，為建立城鄉融合的運行機制破除了體制障礙。農村和城市是有機統一的整體。實踐證明，城市的發展不可能離開農村的發展，城市的發展也不會自然地帶動農村的發展。特别是在“城鄉隔離”的體制框架下，城市的發展不僅不會自然地帶動農村的發展，而且還會為人地限制農村的發展，甚至一定程度上還會以犧牲農村和農業的發展為代價。曆史上的這方面教訓是極其沉重的。黨中央正是在吸取了以往深刻教訓的基礎上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重大戰略。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從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高度提出“統籌城鄉發展”要求，旨在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它要求我們必須科學統籌城鄉、工農及農村經濟與社會發展，使得工農相互促進，城鄉平等協調發展，最終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總之，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是在深刻把握了“三農”問題的症結後所做出的科學決策，順應了城鄉經濟的發展規律和新世紀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要求。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從而實現工農和城鄉協調均衡發展的重大戰略。

　　二、“重中之重”：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定位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六大提出的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新一屆中央領導專門召開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會議強調指出，要更加關注農村，關心農民，支持農業，要把“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2003年的年初和年底，中央先後兩次召開農村工作會議，并于２００４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幹政策的意見》的“一号文件”。可見，黨中央對“三農”問題的重視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将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凸顯了解決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是一個重大的戰略定位[1]。它完全突破了以往的“重農”思想，為在新時期着力解決“三農”問題、全面建設小康與和諧社會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作為農業大國的執政黨，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其一貫的戰略思想。但在農業社會和工業化初期階段，其傳統的“重農”思想，更多的是基于農業的基礎地位而重視其對工業化的支援（農産品、資金和勞動力的支持等），這既符合世界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也是中國的國情及其面臨的國際形勢使然。然而，新時期提出的“重中之重”思想，則不僅僅是由于其農業的基礎地位，而更多的則是基于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基于全面建設小康與和諧社會的戰略考慮。中國正處在工業化中後期，凸顯的“三農”問題，不僅制約着國民經濟持續建康發展，而且有損社會公平，是社會不和諧的一個重要因素。因而，隻有把解決“三農”問題放在“重中之重”的戰略地位，才能大力促進國民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才能使得發展的成果為全社會成員的平等分享，進而有效地保證整個社會的公平和諧與小康社會的全面實現。正是基于經濟發展規律和社會公平和諧的考量，黨中央堅定地将解決“三農”問題放在了全黨工作“重中之重”的戰略位置，并着力予以推進。

　　三、“多予、少取、放活”：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方針

　　“多予、少取、放活”是針對過去的“多取、少予、束縛”而采取的全新的重大方針。由于在經濟文化落後的農業大國搞工業化，隻能從農業農村多取、對農民少予；特别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對農民的生産經營和就業流動都有諸多的限制。在新世紀新階段，繼把解決“三農”問題确定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之後，黨中央又相應地确立了“多予、少取、放活”的“三農”工作總方針。 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了 “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以實現農民收入較快增長，盡快扭轉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趨勢。

　　2002年1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第一次将“放活”與“多予少取”并列，作為增加農民收入的總的指導思想提出。會議強調，新階段增加農民收入，要有新的思路，采取綜合措施。總的指導思想是“多予，少取，放活”。多予，就是要增加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擴大退耕還林規模，直接增加農民收入。少取，就是要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切實減輕農民負擔，讓農民休養生息。放活，就是要認真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把農民群衆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充分發揮出來，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拓寬農民增收渠道。 2003年7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克服非典型肺炎疫情影響，促進農民增加收入的意見》指出，要緊緊圍繞增加農民收入這個中心任務，按照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堅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進一步推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切實加大對農業的支持力度，繼續深化農村改革，全面促進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由此，“多予、少取、放活”的 指導思想在國務院的文件中以 “方針”的形式出現。到200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頒布，“多予、少取、放活”作為“三農”工作的基本方針正式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文件中固定下來。

　　“多予、少取、放活”作為“三農”工作的基本方針，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不可偏廢。其中“多予”是重點，“少取”是基礎，“放活”是關鍵。“多予”的實質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國民收入和社會資源的分配适度向“三農”傾斜。 “少取”意在糾正過去從農村取之過多的做法。改革開放之前，主要是由農村向城市輸血，以完成工業積累。因而，國家和各級政府對農民是“取”多 “予”少。 “少取”的核心是減輕農民負擔和保護農民合法權益。為此，中央實施了農村稅費改革和減免農業稅的政策措施，2004年中央的 “一号文件”提出，要逐年降低農業稅率，并取消除煙葉外的農業特産稅。到2006在全國徹底取消了牧業稅和農業稅，終結了延續2600多年農民種田交稅的曆史。農村稅費改革不僅取消了原先336億元的農業稅賦，而且取消了700多億元的“三提五統”和農村教育集資等，還取消了各種不合理收費，農民得到了很大的實惠。“放活”是相對于對農民和農村生産力的束縛而言的。就發揮農民主體性來說，“放活”是關鍵。我國農村改革的成功就在于不斷地給農民“松綁”：實行土地家庭承包經營，放手發展鄉鎮企業和非農産業，允許農民進城務工等等，無一不證明了“放活”的魔力：一方就活。因而，在國民收入分配方面對“三農”“多予”和“少取”的同時，必須下功夫對生産關系和城鄉關系進行調整，以解除對農民的束縛，使農民成為農業生産和經營的真正主體，最大限度地調動農民自身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激發農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無限生機和活力。

　　四、“兩個趨向”論斷：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理論依據

　　遵循世界經濟發展規律，是制定方針政策的一個重要前提。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在放眼世界、内省本國的基礎上明确指出：“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産業，必須始終抓緊抓好。縱觀一些工業化國家發展的曆程，在工業化初始階段，農業支持工業、為工業提供積累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但在工業化達到相當程度以後，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協調發展，也是帶有普遍性的趨向。”這一重要論斷，是黨中央于新形勢下對工農關系、城鄉關系在思想認識上的深化，也是我國判斷其發展階段的理論依據。它既立足于我國經濟發展實際，又符合世界經濟發展規律，對于落實統籌城鄉發展方略，切實做好新階段“三農”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

　　“兩個趨向”是一個普遍規律，為世界各工業化國家走過的共同發展道路。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表明，工業化進入中期階段後，國民經濟的主導産業由農業轉變為非農産業，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主要來自于非農産業。這一階段的基本特征，是農業不再為工業發展提供利潤，而自身積累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的工業，具備了反哺農業的能力。因而，适時推進由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向工業反哺農業的轉換，是工業化國家的普遍做法，也是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成功之道。新世紀之初，中國正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２００４年我國ＧＤＰ達到１３萬億元，二、三産業占ＧＤＰ比重達到８５％以上，财政收入達到２．６萬億元，已經初步具備了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經濟實力。這就意味着，中國已經處于“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這一新階段，是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實踐基礎，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新階段。

　　總之，“兩個趨向”的論斷是制定“城鄉統籌發展”政策的理論依據，我國正值 “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是“統籌城鄉發展”戰略思想的實踐基礎。基于這一實踐基礎和理論依據，中國開始了全方位整體思考“三農”問題，加大了支農惠農強農力度，并緻力于徹底消除不利于城鄉協調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以期早日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和共同繁榮。應該說，以作出“兩個趨向”的論斷為分水嶺，中國的“三農”政策和統籌城鄉發展的戰略有了新的視角和着力點，即從工業化和現代化建設的曆史進程中把握“統籌”的重大和緊迫，其着力點在于“反哺”、在于向農業農村和農民“傾斜”，以盡快“補齊”發展不均衡的短闆。

　　五、“新農村建設”：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平台

　　有了“統籌”的戰略，有了“多予”的方針，也處在了該“反哺農業、支持農村”的發展階段，那麼，将如何把“統籌”戰略和“多予”方針在這個适合“反哺農業、支持農村”的發展階段落到實處呢？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審時度勢，明确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曆史任務，為貫徹落實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指出了廣闊的“用武”平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内涵豐富，涉及經濟、政治、社會等方方面面。總要求是“生産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2006年中央的“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幹意見》進一步明确了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目标任務和政策措施。特别強調，要以統籌的思路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意見》從産業支撐、經濟基礎、物質條件、建設主體、體制保障、治理機制、主導力量等多方面闡述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主要内容。

　　推進新農村建設作為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戰略部署，是統籌城鄉發展的現實平台。如果說“統籌城鄉發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思路，那麼，新農村建設正是實施這一戰略思路的重要載體。戰略再好，不落實就等于零。統籌城鄉發展戰略怎樣落實、落到哪裡，無疑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任務的提出，正是為統籌戰略“落地”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廣闊平台。即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将基于“統籌”考慮的各項有利于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措施得以實施，在建設中有效地落實，在落實中更好地建設。從而，使得“統籌”戰略不落空，使得解決“三農”問題的舉措有着落。

　　事實上，新農村建設不僅是統籌城鄉發展、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任務，也是我國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實現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必然選擇。“三農”問題如果不解決，會導緻兩大經濟問題：一是因内需不足而嚴重制約國民經濟持續增長；二是直接影響國家經濟發展結構性問題。因而，在發展到工業化的中期階段，與時俱進地把建設新農村作為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大曆史任務提出，既是落實統籌城鄉發展戰略以全面解決三農”問題的現實選擇，也是推動國民經濟持續發展的客觀要求。

　　總之，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這一曆史任務的提出，既立足于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發展階段的實際，又直面我國農業還處在艱難的爬坡階段的現實，并總攬全局、放眼未來，是實施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必然要求，是所有對“三農”的“多予”、“反哺”和“傾斜”等方針政策得以有效落到實處的現實平台。

　　六、農村全面改革發展：力促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

　　建設新農村，離不開農村全面改革。中國的改革是率先在農村起步并取得突破的，改革開放30年之後，農村改革仍然是我國改革的關鍵環節，農村農業發展依然是我國發展的戰略基礎。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着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為此，2007年黨的十七大明确要求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2008年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幹重大問題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全面推進農村改革發展作了戰略部署，旨在全面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早日形成。

　　農村全面改革發展意義重大，不僅事關“三農”問題的有效解決，而且事關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事關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和諧。2008年，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即《決定》做出的 “三個進入”判斷：我國總體上已進入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進入加快改造傳統農業、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關鍵時刻，進入着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能否把握發展規律，順應發展趨勢，繼續推進農村的改革發展，對于整個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決定》指出，在新曆史條件下，繼續解放思想，“必須結合農村改革發展這個偉大實踐”，“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農村發展難題”；堅持改革開放，“必須把握農村改革這個重點，在統籌城鄉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推動科學發展，“必須加強農業發展這個基礎”，“為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促進社會和諧，“必須抓住農村穩定這個大局”，“為實現國家長治久安打下堅實基礎”。這是黨對農村改革發展曆史方位的科學判斷，是對我國當前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和“三農”問題的關鍵環節和突出矛盾的深刻把握。這意味着，在新的更高的曆史起點上推進我國農村改革發展，将緊緊抓住改革重點，着力在統籌城鄉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以破解城鄉二元結構導緻的深層次矛盾。

　　基于對農村改革發展曆史方位和重點的科學判斷，全會提出了“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根本要求和具體舉措，并把“農村經濟體制更加健全，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基本建立”作為到2020年實現的首要目标任務。全會指出，要始終把着力構建新型工農、城鄉關系作為加快推進現代化的重大戰略。統籌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建設，加快建立健全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鞏固和完善強農惠農政策，把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重點放在農村，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現城鄉、區域協調發展，使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形成的具體措施，包括繁榮發展農村文化、大力辦好農村教育事業、促進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和環境建設、推進農村扶貧開發、加強農村防災減災能力建設、強化農村社會管理等等。随着這八大措施的順利實施，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在弱化，進一步促進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新格局逐步形成。

　　七、城鄉發展一體化：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

　　城鄉一體化就是要把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村民作為一個整體，統籌謀劃、綜合考慮，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改變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促進城鄉在規劃建設、産業發展、市場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環境保護、社會事業發展的一體化，實現城鄉在政策上的平等、産業發展上的互補、國民待遇上的一緻。這無疑是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

　　基于以往改革發展的堅實基礎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面臨的挑戰和任務， 2012 年黨的十八大進一步對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報告指出：“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要加大統籌城鄉發展力度，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并強調要“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對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如何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作了全面部署。《決定》指出，“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

　　城鄉發展一體化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需要在健全其體制機制上下功夫。既要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以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産業格局，又要賦予農民更多财産權利，以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利益格局；既要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以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又要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建設和管理體系。毫無疑問，這些體制機制的建立健全，将有力地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八、鄉村振興：破解城鄉發展失衡的根本出路

　　城鄉發展失衡不僅使“三農”問題無法得以根本解決，而且嚴重制約着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因而，緻力于城鄉協調、融合發展始終是我國着力解決“三農”問題、大力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最為關鍵的問題。

　　改革開放以來，城鄉發展空間嚴重不平等。城市因征用農村土地擴張其版圖不斷擴大，而相應的農村版圖在不斷縮小。特别是城鄉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養老體系等方面也存在着嚴重的不平等。盡管自“十六大”以來，政府在消除城鄉不平等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但是城鄉之間的差距仍然很大。這主要是由于在推進城鄉“統籌”和“一體化”過程中，政府主導力量過強，而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力量不足，從而導緻資源和要素過多地配置到城市，效率低下。 到目前為止，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為此，黨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強調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步伐。

　　“鄉村振興”戰略旨在糾正過去“以城帶鄉”、“以工促農”所造成的“帶鄉促農”有限的弊端；旨在打破政府單一主體，促進生産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流動和平等交換。即通過城鄉高度融合來實現城鄉協調發展。這意味着，農村不僅僅是為了服務于城市，農業也不僅僅是為了服務于工業。鄉村振興不在于鄉村是否變成了城市、農民是否變成了市民，而關鍵在于農村和城市居民的生産生活水平和人居環境差别是否縮小和逐步消除了；在于城鄉公共福利和公共服務是否均等。

　　可見，城鄉融合發展強調平等互動和共建共享，是實現城鄉平衡協調發展的根本途徑。從“統籌城鄉發展”到“城鄉發展一體化”，再到“城鄉融合發展”，既反映了中央“三農”政策的一脈相承，又符合新時代的階段特征和任務要求。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作了全面而長遠的系統部署和頂層設計。《意見》圍繞鄉村振興，不僅論意義、定原則、定目标，而且堅持問題導向，從提升農業發展質量、推進鄉村綠色發展、繁榮興盛農村文化、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提高農村民生保障水平、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強化鄉村振興制度性供給、強化鄉村振興人才支撐、強化鄉村振興投入保障、堅持和完善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等方面進行了周密的安排部署。 可以相信，認真落實好這一含金量極高的“一号文件”，将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進而有效補齊“短闆”以實現中國特色的城鄉融合發展。

　　總之，進入新世紀以來，随着城鄉發展不平衡問題的凸顯，黨中央不斷加大了解決力度。既确立了“統籌城鄉發展”戰略，并堅定地将解決“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又相應地實施了“多予、少取和放活”的基本方針；既提出了“兩個趨向”的科學論斷，從而為“反哺”、“傾斜”“三農”以縮小城鄉差距提供了理論依據，又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曆史任務，以便作為貫徹落實統籌城鄉發展戰略的現實平台；既對農村全面改革發展作出了系統的戰略部署，又明确了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并對如何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體制機制給出了具體的重要舉措。特别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改變了以往“由城統鄉、由工促農”的思路，旨在從根本上改變農業農村的被動局面，進而從根本上破解城鄉發展失衡的難題。有理由相信，随着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實施，必将有力地促進中國的城鄉融合發展，逐步實現工農互促、城鄉互補、全面融合、共同繁榮的新型城鄉關系。

　　（節選于《鄉村振興與中國特色城鄉融合發展》一書的“導論”，國家行政學院出版社，201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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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曾業松：《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重農思想初探》載于《當代思潮》 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