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蚌珠: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演變的邏輯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
演變的邏輯
孫蚌珠
摘要: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曆經40年,改革不同階段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不同,先後有三次變化:增強企業活力、正确認識和處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正确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每一次核心問題的提出都基于改革實踐的要求,而核心問題的突破都是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并進一步推動改革實踐的深化。認識中國經濟體制核心問題演變的實踐和理論邏輯,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性和方向。
關鍵詞:政府和企業 計劃和市場 政府和市場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曆經40年,從改革計劃經濟體制到确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标,再到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階段不同,要解決的核心問題不同,核心問題主要有三次變化,增強企業活力、正确認識和處理計劃和市場的關系、正确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的演變是實踐和理論發展的必然結果,也體現了理論邏輯和曆史邏輯的有機統一。
一、增強企業活力
(一)經濟體制改革是改革計劃經濟體制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曆史進程,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改革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
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過程中形成的,形成這樣的經濟體制有必然性。一是為了保證實現工業化的目标。實現工業化是當時緊迫的任務,而走有别于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進程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工業化道路是曆史的選擇。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有利于在經濟落後的條件下迅速有效地集中資源,為大規模經濟建設創造條件。二是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取得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提供了示範效應。三是理論上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有别于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有可能實現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計劃經濟體制在當時開始的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建立了後來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當然,計劃經濟體制發揮作用有客觀條件,一方面當時工業化程度低,經濟結構簡單;另一方面社會利益關系簡單,國家、企業、個人利益契合度比較高。
随着經濟社會發展條件的變化,計劃經濟體制弊端日趨明顯,弊端的集中表現是企業缺乏應有的活力,企業缺乏活力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對企業管得太多太死,之所以把企業管得過多過死,一個重要原因是政企不分,國家直接經營企業。國家直接經營企業的結果,首先是企業隻是生産單位不是獨立的經濟主體。國家把整個社會當作一個統一的經濟組織,政府作為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決策者和組織者,企業是其決策的執行者,是生産單位,像社會這個大工廠的一個車間一樣,從屬于政府。從屬于政府的企業隻能是國營企業和幾乎按照國營企業管理的集體企業。據統計,1978年國營企業産值占工業生産總值77.4%,集體企業占22.6%[1]。其次是企業吃“大鍋飯”,沒有獨立的經濟利益。因為政府是資源的配置者和經濟運行的組織者,企業沒有獨立的經濟地位,企業一切行為都由政府統一指揮:企業發展統一安排、生産任務統一下達、生産要素統一調配、工資統一規定、産品價格統一制定、利潤統一上繳、虧損統一補貼。企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級行政組織,而不是經濟組織,生産經營好壞沒有相應的激勵和約束,這嚴重壓抑了企業和廣大職工群衆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就開始了旨在消除計劃經濟體制弊端的改革探索,但沒有實現跳出已有的體制框架實現根本性變革。為什麼1978年前的經濟體制改革探索沒能實現根本性的變革?因為在政企不分條件下的改革隻能是行政性分權改革。政企不分的突出特點是企業由政府管理,在一個比較大的經濟體中,中央政府無法直接管理所有企業,所以隻能把不同企業劃分為不同級别的政府管理、政府的不同部門管理,這樣不同級别政府之間、政府不同部門之間、不同級别政府和政府不同部門之間就會就管理權限産生矛盾,也就是所謂的塊塊矛盾、條條矛盾以及條塊矛盾,這種矛盾沒有萬全的解決辦法,往往是通過不斷地重新劃分行政權力來緩和。因此,在1978年之前的經濟體制改革探索,實際上都是行政性的分權改革嘗試,隻限于調整中央和地方、條條和塊塊的管理權限,都沒有觸及賦予企業自主權這個要害問題,從而也就不能跳出原有的框框,不能擺脫“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管、一管就死”的循環。
(二)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的核心是增強企業活力
起始于1978年的經濟體制改革與之前的改革探索有很大區别。無論是1978年之前的改革探索還是1978年開始的經濟體制改革,目的都是革除計劃經濟體制弊端,增強社會主義經濟生機和活力。1978年前後的改革都認識到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是權力過分集中,改革的主要措施都是放權,但放權的對象有很大不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明确指出:“我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應該着手大力精簡各級經濟行政機構,把它們的大部分職權轉交給企業性的專業公司或聯合公司;應該堅決實行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應該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之下,認真解決黨政企不分、以黨代政、以政代企的現象。” 1978年以前的放權主要是行政性放權,是中央政府對各級政府和部門的放權,主要決策權還是由各級政府掌握,微觀經濟主體隻是決策執行者的地位并沒有改變。而1978年開始的改革,放權既有行政性放權,也有經濟性放權,并且主要是經濟性放權。行政性放權是對地方政府或者中央主管部門對各級部門的放權,經濟性放權是對微觀經濟主體的放權,也就是說讓微觀經濟主體有一定的經濟決策權和獨立的經濟利益。
對微觀經濟主體放權讓利的改革首先是在農村進行的。說到中國農村經濟改革一般首先想到的是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其實更重要的是改革政社合一的農村經濟體制,這種體制實際上是政企不分在農村經濟中的體現。在這種體制下的社隊不是獨立的經濟組織,而是基層的行政單位,農民沒有生産經營自主權。生産什麼、生産多少、怎樣生産,社隊不能決定,從生産結構到每種産品的産量,從生産過程到管理方式,基本上都由政府決定并層層下達,農産品也實行統購統銷政策。所以。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本質在于放權,把生産經營的自主權給了農民,把生産資料和勞動力等生産要素的使用權給了農民,并承認農民行使自主經營權和生産要素使用權帶來的利益,即所謂“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農村放權性改革取得了成功。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同時進行的城市企業改革的試點。首先是1978年重慶鋼鐵公司等六家企業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試點,接着1979年4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确提出要求,擴大企業自主權、把企業經營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挂鈎。此後,在試點基礎上,國務院頒發了《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幹規定》和《關于國營企業利潤留成的規定》等一系列的文件,主要是給予企業一定的産供銷人财物等方面的自主權。到1980年全國試點企業擴大到6600多家,試點企業産值占全國預算内工業企業的60%,利潤占70%。擴權讓利的改革調動了企業的積極性。
經濟體制改革在農村取得了巨大成功,調動了億萬農民的生産積極性,但是城市改革還隻是初步的。要增強整個經濟活力,改革重點必須從農村轉向城市。城市企業是工業生産、建設和商品流通的主要的直接承擔者,是社會生産力發展和經濟技術進步的主導力量。企業是否具有強大的活力是一個關鍵問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首先應該是企業有充分活力的社會主義。當時經濟體制的種種弊端,集中表現為企業缺乏應有的活力,試點改革取得的了一定經驗和成效。所以,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增強企業的活力特别是增強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同時明确圍繞這個中心環節,主要應該解決好兩個方面的關系問題,即确立國家和企業、企業和職工的正确關系,并指出這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本質内容和基本要求。要實現這個基本要求,勢必牽動整個經濟體制的各個方面,需要進行計劃體制、價格體系、國家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和勞動工資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實踐發展也表明企業改革是牽一發動全身的改革,正因為如此,1988年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進一步強調“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業大中型企業活力,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
二、正确認識計劃和市場的關系
(一)增強企業活力的改革結果是市場經濟的發展
增強企業活力主要應該解決好兩個方面的關系問題,即确立國家和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的正确關系,擴大企業自主權;确立職工和企業之間的正确關系,保證勞動者在企業中的主人翁地位。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對此明确了具體意見,就前一方面提出在服從國家計劃和管理的前提下,企業有權選擇靈活多樣的經營方式,有權安排自己的産供銷活動,有權擁有和支配自留資金,有權依照規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選舉本企業的工作人員,有權自行決定用工辦法和工資獎勵方式,有權在國家允許的範圍内确定本企業産品的價格,等等。總之,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産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的義務的法人。就後一個方面提出企業活力的源泉,在于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要真正做到職工當家做主,做到每一個勞動者在各自的崗位上,以主人翁的姿态進行工作,人人關注企業的經營,人人重視企業的效益,人人的工作成果同他的社會榮譽和物質利益密切相聯。
圍繞增強企業活力這一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或者中心環節還提出和實施了一系列改革。主要的有:一是實行政企職責分開,正确發揮政府機構管理經濟的職能。就政府和企業的關系來說,要求各級政府部門原則上不再直接經營管理企業。至于少數由國家賦予直接經營管理企業責任的政府經濟部門,也必須按照簡政放權的精神,正确處理同所屬企業的關系,以增強企業和基層自主經營的活力,避免由于高度集中可能帶來的弊端。全國性和地區性的公司,是在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和企業互有需要的基礎上建立的聯合經濟組織,它們必須是企業而不是行政機構,不能因襲過去的一套辦法,而必須學會現代科學管理方法。二是明确社會主義企業之間的關系,首先是互相協作、互相支援的關系,但這種關系并不排斥競争。社會主義企業之間的競争,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在國家計劃和法令的管理下,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前提下,讓企業在市場上直接接受廣大消費者的評判和檢驗,優勝劣汰。三是在國家政策和計劃的指導下,實行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的方針,堅持發展多種經濟形式和多種經營方式。四是在企業内部建立責、權、利相結合,國家、集體、個人利益相統一,職工勞動所得同勞動成果相聯系的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實行廠長負責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這一切基于理論上認識的改變,肯定我們實行的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強調在改革過程中要自覺運用價值規律,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充分重視經濟杠杆的作用。
十二屆三中全會以後,以城市為重點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環節的經濟體制改革全面展開,改革的結果是市場經濟的發展。首先是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發生變化。一方面是通過以轉換企業經營機制為重點的企業改革,按照所有權經營權分離原則實行了各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多種多樣的經營方式、以及股份制試點。同時企業内部也實施了以企業領導體制和内部經濟責任制為主的制度創新。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經濟迅速發展。到了90年代初工業經濟中非公有制經濟産值和就業人數占了半壁江山。企業間聯合也迅速發展,各類經濟組織包括企業集團增多。微觀經濟主體打破了過去公有制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即使公有制企業通過改革也向獨立的商品生産者和經營者轉變。其次是市場體系發展、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增強。流通體制和商業企業改革,商品市場逐步建立和完善,生産要素市場開始培育,價格管理制度改革價格形成機制改變,市場機制開始發揮作用。三是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發生變化。宏觀經濟管理從直接調控為主向間接調控為主方向轉變,國家直接管理的指令性計劃産品大幅度下降,國家統配無知大幅度減少;從以行政手段為主向以經濟手段為主方向轉變,政府對經濟調控開始利用市場機制。财稅體制、金融體制、投資體制都進行了初步改革。
(二)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突破計劃經濟體制
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原有的經濟體制發生了矛盾和撞擊,要求突破計劃經濟體制,突破計劃經濟體制需要确立新的經濟體制改革目标模式。起始于1978年的經濟體制改革,曆經十幾年的發展,從農村到城市、從微觀到宏觀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有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已經難以容納,新的體制框架沒有形成,在改革和發展中出現了一些問題,諸如經濟過熱、結構失衡、流通秩序混亂、經濟環境惡化等,中國經濟改革體制進入了治理整頓階段。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取得來了一定效果,但問題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主要是源于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基礎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市場經濟因素有了很大發展,經濟難以在計劃經濟體制框架下運行。
确立新的目标模式是進一步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确定什麼樣的目标模式?是關系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改革實踐取得的成就作了回答,中國不可能再堅持原來的計劃經濟體制,新的體制目标模式必須把市場經濟放在重要地位,如何确定市場經濟的位置?長期以來,在人們的觀念中,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根本标志。市場經濟的發展始終和資本主義聯系的一起,市場經濟是資本主義特有的東西,而馬克思設想的未來社會将有計劃地組織全社會的生産和經營活動,計劃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特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随着改革的深入,在逐步擺脫這種觀念,不斷形成新的認識,比如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内在統一的體制;十三屆四中全會後,提出建立适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這些認識無疑都是進步,但還是沒有突破已有的計劃體制框架。
實踐要求把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因為市場作用發揮比較充分的地區、行業、企業,經濟活力就比較強,發展态勢也比較好。我國經濟要優化結構,提高效益,加快發展,參與國際競争,就必須繼續強化市場機制的作用。同時,改革開放十多年的發展,市場範圍逐步擴大,大多數商品的價格已經放開,計劃直接管理的領域顯著縮小,市場對經濟活動調節的作用大大增強。市場經濟主體、市場體系和機制、宏觀經濟管理都具備了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條件和基礎。
(三)确立經濟體制新目标模式的核心是正确認識計劃和市場的關系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能否把市場經濟體制确立為改革目标,是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正如黨的十四大指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确定什麼樣的目标模式,核心是正确認識和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鄧小平南方談話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沖破了認識上的障礙,從根本上解除了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看作屬于社會基本制度範疇的思想束縛,使我們在計劃與市場關系問題上的認識有了新的重大突破。這一理論的主要觀點:一是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二是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别。三是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這為把市場經濟納入經濟體制改革目标模式提供了理論基礎。黨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做了明确說明。指出我們要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使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适應供求關系的變化;通過價格杠杆和競争機制的功能,把資源配置到效益較好的環節中去,并給企業以壓力和動力,實現優勝劣汰;運用市場對各種經濟信号反應比較靈敏的優點,促進生産和需求的及時協調。同時也要看到市場有其自身的弱點和消極方面,必須加強和改善國家對經濟的宏觀調控。
世界上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很多,特别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什麼不同?有很多這樣的疑問。其實在十四大提出的改革目标模式中有特别清晰的界定:我們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社會主義”四個字不是畫蛇添足,而是畫龍點睛,點的市場經濟的社會性質。我們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結構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願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和其他企業都進入市場,通過平等競争發揮國有企業的主導作用。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其他分配方式為補充,兼顧效率與公平。運用包括市場在内的各種調節手段,既鼓勵先進,促進效率,合理拉開收入差距,又防止兩極分化,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在宏觀調控上,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能夠把人民的當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結合起來,更好地發揮計劃和市場兩種手段的長處。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從此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以快速發展。
三、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創新
黨的十四大提出的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這是重大的理論創新。這一理論創新是對人類社會進程中的曆史描述,社會主義有市場、資本主義有計劃,更重要的是從理論上明确了可以在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可以實行市場經濟。一般對社會主義可以實行市場經濟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是認為市場經濟和公有制無法相容,往往是兩種對立的觀點:一是公有制本質上排斥市場經濟,與市場經濟有對抗性矛盾,公有制基礎上不應也不能實行市場經濟。一是認為市場經濟是同私有制相适應的,隻有私有制才能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實行市場經濟必須以私有制為基礎,實行私有化。
理論上,從公有制本質規定性來說,它要求的隻是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産資料,實現經濟平等,從勞動者整體利益調節經濟運行,至于是否采用市場經濟方式配置資源沒有規定性。公有制基礎上是否采用市場經濟主要看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程度。在存在多種公有制形式和國有經濟存在多種實現形式的條件下,不同形式和不同實現形式的公有制企業作為獨立的經濟主體,按照市場經濟運行是一種必然,也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從市場經濟規定性來說,市場經濟作為配置資源的一種方式,要求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具有獨立的商品生産者和經營者的地位,這樣市場經濟才能運行,至于企業本身的生産資料性質即生産資料歸誰所有,市場經濟并沒有特定的要求。在市場上交易雙方關心的不是對方的所有制性質,而是能否交易順利進行。曆史上,市場經濟确實是同私有制有着密切聯系的經濟形式,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得最為充分運轉得比較有效,但不能因此說隻有私有制才能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實際上,私有制與市場經濟也有矛盾,正是這矛盾的一面促使私有制不斷改變其形式比如私人資本的不斷采取社會化形式适應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階段存在商品經濟發展存在的條件,讓市場配置資源有經濟基礎。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标這一重大理論突破,對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從1992年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目标經過10年發展,到21世紀初,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一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市場經濟主體形成。二是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初步建立。三是政府職能和宏觀調控方式有了重大轉變。但我國經濟發展中還存在很多問題,制約經濟發展的體制障礙依然存在。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把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又一次向前推進。經過30多年的改革和發展,中國經濟社會取得了巨大進步,我國經濟總量躍升到第二位,社會生産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邁上一個大台階,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邁上一個大台階,綜合國力、國際競争力、國際影響力邁上一個大台階,國家面貌發生新的曆史性變化。但要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目标,強調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範、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為此必須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而在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始終沒有很好解決的關鍵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二)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正确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政府是宏觀經濟管理和調控主體、涉及發展全局的重大利益協調主體,但政府的宏觀調控不是直接對微觀主體的直接管理,市場是把政府同各類微觀經濟主體連接起來的橋梁、配置各類資源的基礎環節。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決定着市場經濟體制是否有效和經濟運行質量。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由于制度屬性和基本矛盾的存在,政府和市場關系始終沒有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決。我們發展市場經濟,同樣存在如何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問題,并且随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這一問題日益突出。在經濟發展中存在市場秩序不規範,以不正當手段謀取經濟利益的現象廣泛存在;生産要素市場發展滞後,要素閑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并存;市場規則不統一,部門保護主義和地方保護主義大量存在;市場競争不充分,阻礙優勝劣汰和結構調整,等等。這些問題歸根到底還是政府和市場關系沒有理順。因此,黨的十八和十八屆三中全會反複強調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
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尋找新的科學定位,認識也在不斷深化。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些認識的逐步深化對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從确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标後的20多年發展中,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起基礎性作用的定位已經不能适應經濟發展的實踐需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産盡可能多的産品、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着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幹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因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定位,這一定位既時基于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也是基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和駕馭能力不斷提高、宏觀調控體系更為健全的主客觀條件。這是又一次的重大理論創新,有利于在全黨全社會樹立關于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正确觀念,有利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有利于轉變政府職能,有利于抑制消極腐敗現象。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不是政府不發揮作用。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一般把市場看作是看不見的手,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把政府是看得見的手,主要是彌補市場失靈。在我們國家還不僅僅如此,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必須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簡單地讓市場或政府誰的作用多一些、誰的作用少一些的問題,而是統籌把握,優勢互補,有機結合,協同發力。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要簡政放權,減少直接幹預,不越位,該政府發揮作用的地方,政府就要充分發揮作用,不缺位。要找準市場功能和政府行為的最佳結合點,切實把市場和政府的優勢都充分發揮出來,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色和優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确政府的職責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争,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的标志是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正朝着十九大提出的這一目标努力。
四、從核心問題演變看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
經過40年代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發生了深刻的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經濟體制改革為這種變革和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對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的正确認識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過程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義,也給我們很多啟示,其中最重要的有三點:一是處理好是經濟體制改革實踐發展和理論創新的關系。實踐是理論之源,回應改革實踐提出的問題需要理論創新,理論創新促進實踐的發展。正确處理和實踐發展關系要有科學思維方法和工作方法,首先是要堅持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根據不斷變化的客觀實際進行創新;其實是不斷強化問題意識,積極面對和化解前進中遇到的矛盾,在解決矛盾過程中推動改革的發展;再次是掌握唯物辯證法的根本方法,堅持發展地而不是靜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統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聯系地而不是單一孤立地觀察事物,發現和把握規律;最後根據時代變化和實踐發展,不斷總結經驗深化認識,實現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良性互動。二是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正确方向。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發展市場經濟是為了增強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更好地滿足人民的需要,因此不能偏離社會主義方向。改革計劃經濟體制、确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标模式、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每一次對核心問題的認識和解決都是以此為前提的,這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改革,不是改變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經濟體制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正确認識和處理改革的核心問題都是在這一規定下進行的。當然,把握改革的正确方向和對核心問題的正确認識最主要最關鍵的是要堅持黨對經濟體制改革的集中統一領導。三是正确認識經濟體制改革核心問題的演變。40年來經濟體制改革路徑看起來是在不斷擴大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作用,核心問題的展開也是根據實踐的發展圍繞如何突破思想障礙正确認識市場的地位,但實質上核心問題演變的另一面也可以說是圍繞如何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展開的,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一方面更是帶根本性的問題,因為這關系着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後如何領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改革和發展。市場經濟是手段,社會主義是規定性,我們改革要建立和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不是“畫蛇添足”,而是“畫龍點睛”,點的就是市場經濟的性質。
( 作者簡介: 孫蚌珠,女,beat365官方网站、beat365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注釋:
[1] 國家統計局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新中國五十年統計資料彙編》,中國統計出版社,1999年11月。
原載于《求索》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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