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觀既是一個經久不衰的學術研究課題，也是一個舉世關注的政治實踐問題。特别是在當下的中國，領導幹部的公私觀不僅影響到黨風、政風和全社會的道德水準，而且關系到現代化建設的成敗和黨與國家的興衰存亡。因此，理清領導幹部在公私觀上的不良現象，确立正确的公私觀，于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十分必要。

領導幹部公私觀不正必将危及黨的事業和國家現代化大業

就中國當前的語境而言，領導幹部的公私觀主要涉及兩個方面：首先是如何運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權力，即是運用手中的權力為民衆服務，還是運用手中的權力為己謀利；其次是如何擺正自己與黨和國家的關系，即是以自己為中心還是以黨和國家為中心，是以自己的事業為重還是以黨和國家的事業為重。客觀來說，大多數領導幹部都有較為正确的公私觀，能夠慎用手中的權力，能夠優先考慮黨和國家的需要。但是，也不用諱言，有不少領導幹部在這方面存在嚴重的問題，在對待公私關系問題上常常模棱兩可，甚至把私淩駕于公之上，假公濟私和以權謀私者有之，向黨組織和國家讨價還價者有之。具體來說，有以下一些方面的不良現象：

一是利用手中的公共權力為個人謀取好處和利益。有的利用公款鋪張浪費、奢侈享受，甚至以解放思想為名，用公款行吃喝玩樂之實；有的經不住金錢、物質和美色的誘惑，将權力作為交換的商品和資本；有的打着改革之名，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力，随意制定對自己有利的不公正規則來大肆謀利；有的公私不分，把私事當公事辦；有的胡作非為，将為民衆的服務變味為對民衆的刁難，不給好處合法合規的事也拒辦，給了好處違法違規的事也敢辦。

二是利用手中的公共權力為親朋好友謀取不當利益。有的利用職務之便，插手各種項目和工程，搞權錢交易，為配偶、子女及其他親朋好友謀取不正當利益；有的打着協調關系的幌子，利用掌控、分配公共資源的便利，慷公家之慨，充私人之實；有的将人情與原則混為一談，花公款請客，借用權力為親朋好友辦私事。

三是做任何事都以是否對己和小團體有好處為前提。有的罔顧黨和國家的利益，不管做什麼事都先考慮小團體的利益，對自己小單位有利可圖的事争着幹，沒有好處的就千方百計往外推；有的在處理個人與黨組織和黨的事業關系時，總是以自己為先而不是以黨組織為先，以個人事業為重而非以黨的事業為重；有的斤斤計較個人利益的得失，常常以是否能夠增進個人私利作為判斷與單位和同事之間的關系準則，對自己有利的事就多幹，對自己不利的事就不作為，對自己喜歡的同事就重用和給好處，對自己不喜歡的同事就邊緣化和穿小鞋。

領導幹部在公私觀上的不良現象給我們黨和政府産生了以下兩個方面的嚴重危害。一是導緻了貪腐現象的蔓延和全社會道德水平的下降，嚴重損害了黨和政府的形象，破壞了黨群關系和幹群關系，引發了整個社會的道德危機和誠信危機。二是造成了社會公共資源的損失，損害了社會公平、政府公信力和法律的尊嚴，導緻了以暗箱操作方式為主的潛規則盛行，帶來了社會的潛在不穩定。事實上，利用公共權力為個人或一部分人謀取私利，踐踏了社會公共利益，挑戰了政策法規的公正性和權威性，破壞了正義和平等的社會規範，必然會産生社會的不公和大衆的相對剝奪感；以是否對自己有利來對待黨組織、國家事業和與同事的關系，必然破壞黨風和政風，降低黨的凝聚力和政府效率。因此，必須糾正部分領導幹部在公私觀上的不良現象，否則必将危及整個黨的事業和國家的現代化大業。

錯誤的價值觀、體制的不完善是黨員幹部公私觀不正的重要成因

要糾正當今部分領導幹部公私觀上的不良現象，先得弄清其形成原因。總的看來，這些不良現象的形成并非來自某一單個因素，而是各種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既有個人價值觀方面的原因，也有體制不完善的原因，還有監督機制不健全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部分領導幹部出現了價值觀上的認識誤區。衆所周知，當前中國正處于曆史上罕見的社會大轉型時期，即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且轉型的速度和規模都舉世罕見。在這前所未有的大轉型中，人們的價值觀念也相應地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舊的價值觀念正在逐步抛棄，新的價值觀正在逐步建立，而新價值觀的最終形成需要一個漫長的時期。在這價值觀念廢舊立新的過程中，部分領導幹部會出現價值觀念或思想認識的誤區，在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榮辱觀等方面，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混亂甚至迷茫。例如，一部分領導幹部由于沒有公私界限分明的觀念，以至于在現實生活中不以損公肥私為恥，甚至反以為榮，認為公家的東西不占白不占，不拿白不拿，占公家便宜多是有本事和有地位的象征。這實際上就是隻講私利而不講公義的價值觀混亂的表現，沒有認識到公款、公物是公家的東西，公共權力是人民的賦予，均不可亂用，更不可私用和私占，否則必然帶來腐敗。

其次是體制上的不完善為以權謀私打開了方便之門。公共權力從理論上講是全體中國人民的一種授予，也就是主權在人民的手上，人民有最後的決定權。不過，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公共權力的運作最終是通過作為代表者的領導幹部來代表人民行使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體制存在不完善，那麼一些領導幹部就可能運用公共權力謀取私利，甚至将這種私利假冒為公共利益。例如，由于改革的滞後，當下中國的體制中确實存在着許多不完善之處，存在着大量公私界限不明晰的中間地帶，這就為一些領導幹部或利益集團運用公共權力逐取私利提供了強大的動力。趨利避害是人類的本能，最大程度地追求個人利益是人類的本性，領導幹部也不例外。我們的領導幹部掌握着大量的社會公共資源，體制的不完善就為那些利欲熏心的領導幹部提供了可以利用的漏洞，他們自然而然就會趁機公權私用，以損害公共利益為代價，謀取個人或小團體的私利。

最後是缺乏監督權力運行的有效機制，使得體制内的一部分領導幹部同市場中的利益集團結合，形成了權力與市場合謀追逐私利的現象。應當說，我們國家通過努力已建立起了不少監督權力運行的機構，它們在防止公權私用和維護國家公共利益方面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我國畢竟仍然處于轉型期，法治社會還在建構中，各項法規的制定、實施、接受和完善都需經過一個長期的過程，監督機構的有效運行和進一步完善也尚需時日，這自然會出現大量權力監督不到的灰色地帶。所以，傳統的人治觀念和人情觀念在這時就會産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因為通過這種方式解決人們面臨的問題，往往比走法律和制度的渠道成本低、效率高、回報多。人治觀念和人情觀念的最大消極作用，就是對法律和制度的蔑視，其必然結果就是公權私用的泛濫，以及公共權力為一部分利益集團所綁架，變成為特殊的個體或利益集團服務的工具。

黨員幹部應樹立正确的公私觀

由上可知，公私觀是檢驗領導幹部官德、作風和黨性的一個重要标準，一個領導幹部要做到官德優良、作風正派和黨性堅定，就必須杜絕公私觀上的不良現象，樹立正确的公私觀。要達到此目标，需要針對上述公私觀不良現象産生的原因，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出努力。

首先，對領導幹部要有高于普通人的從嚴要求。應當承認，領導幹部也是普通人，有追求自己基本利益的權利，否認這一點既不現實也不人道，甚至會導緻相反的結果。例如，中國傳統文化一直要求君子或官員具有崇公抑私或大公無私的道德，可結果經常是僞君子的小人多于真君子的局面。實際上，公私是一種相互對立和相互依存的關系，對公的維護應當建立在對私的認可和尊重基礎上，不然公私都難以存在。所以，我們要認可領導幹部追求私利的正當性，保護他們的合法所得和正當分配的利益，同時又要反對他們以權謀私的貪腐所得，反對他們與各種利益集團合謀對公共資源的非法侵占。當然，與普通大衆不同的是，我們的領導幹部既是普通公民，更是黨的幹部、人民的公仆和政府公務員，是執行公共權力的特殊公民，對他們又要有高于普通人甚至一般公務員的道德标準和政治要求，否則難以凸顯他們共産黨人的信仰、情懷和品行，難以彰顯他們人民公仆的特殊角色。對領導幹部而言，時時刻刻不要忘記了自己的共産黨員身份和為人民服務的崇高理想，不要忘記了公就是人民群衆和整個國家的利益，私就是自身的個人利益，在私得到相應尊重的前提下，應當始終将公放到第一位；無論官職大小，職位高低，時時刻刻都要牢記不徇私情和秉公辦事，牢記自己的職責就是用權力來維護公共利益，而不是為自己、親朋好友和利害關系人撈取好處。

其次是要加強思想道德教育，使領導幹部心存敬畏，自覺堅持公私分明原則。誠如前述，劃清公私界限和正确處理公私關系，是對領導幹部的基本要求。因此，領導幹部必須堅守從政為公的底線，在面對金錢和權力誘惑時要心存敬畏，在使用權力時要“有所行，有所止；有所為，有所戒”。倘能如此，那麼領導幹部就有可能避免個人私欲、私情和私利的困擾，我們的官風、政風就會有更大的改善。要做到這一點，除了加強制度建設和提高官員的個人修養外，還必須加強思想道德教育，讓廣大領導幹部遠離私心雜念，自覺追求清正廉潔。為此，一是要讓領導幹部在思想上明了不能混淆公私界限，更不能将私利、私欲淩駕于公利之上，除了法律和政策規定範圍内的個人利益和工作職權以外，不得謀求任何私利和特權，自覺做到“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公款一分一厘都不能亂花，公權一絲一毫都不能私用。二是要教育領導幹部多存公心和力戒私心。領導幹部作為普通人有些私心無可厚非，但一定要有一個合理的度，私心太重而公心太輕遲早會失去平衡，犯下後悔莫及的大錯。要明白對公共利益的維護實際上就是對自己個人利益的保障，沒有公共利益也就沒有所謂私人利益，凡事都隻為自己個人利益打算的人最終是毫無幸福可言的。

最後是要建立起有效的監督管理制度。要領導幹部确立起正确的公私觀，對少數人而言可以通過提高個人覺悟和修養實現，而對多數人而言則要依靠有效的監督管理制度，因為每個人都有自私的遺傳基因，都有謀求私利最大化的強烈沖動，少數品德高尚者可以克制以權謀私的沖動，而大部分人是無法抵禦權力帶來的巨大誘惑，倘若沒有作為長效機制的制度來監督和約束，那麼他們很容易沖破自己的心理防線，做出種種以權謀私的舉動來。因此，我們需要通過建立起有效的監督管理制度，來強化對領導幹部的全方位監督。

具體來說，一是要嚴密設計使用公款和公權的制度，不要留有領導幹部可能私用的空子。為此，必須把公款關進制度的保險箱裡，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一旦發現有公款和公權私用的現象，要堅持零容忍的堅決态度，按照有關法規嚴肅查處相關責任人。二是要利用相關法律和制度強化對政府的問責力度，推動領導幹部理性執政和謹慎用權，以便最終構建起清廉、高效和負責的責任政府，鏟除貪腐勢力産生的土壤，防範領導幹部從執行公共權力的特殊公民轉化成公權私用的特權公民。三是要培育全社會自覺的公民意識和公私分明的成熟權利意識，既包括公權和私權意識，也包括公權和私權邊界意識。監督管理制度的有效與否，既有賴于合理的制度設計，更有賴于廣大人民的認同和自覺維護，而這又與公民的素質高低密切相關。當下中國人既有私權意識不夠成熟的一面，也有公權意識淡薄的一面，必須盡快培育起人們的公私權利意識和公私權利邊界意識，以讓他們自覺保護自身權益、尊重法律法規、關心公共利益和維護監督管理制度的有效運行。

總之，由于中國社會處于前所未有的大轉型時期，在新價值觀尚未建立、體制尚未完善的情況下，部分領導幹部在對待公私問題上，存在着以權謀私、為親朋好友謀取不當利益和罔顧黨和國家利益的不良現象，嚴重危及着黨的事業和國家現代化大業，急需通過從嚴要求領導幹部、加強思想道德教育和完善監督管理制度等手段，讓他們盡快确立起正确的公私觀。

（作者系beat365官方网站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參考文獻]

1.  單提平：《公與私張力下的社會公平思想》，《東嶽論叢》，2014年第3期。

此文的修改稿發表于《人民論壇》

2018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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