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闡釋強調了“美好生活”中文明的價值和意蘊。“美好生活”所包括的物質、文化生活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需要，就是“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在根本上以兩個“全面”為目标：一是“更好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社會全面進步”；二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美好生活”與人的“全面發展”和文明的“全面提升”緊密相連，是馬克思關于“人的現實關系和觀念關系的全面性”思想的中國話語讀解。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了兩個“全面性”思想，即“人的現實關系和觀念關系的全面性”。他認為，“個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設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現實聯系和觀念聯系的全面性。由此而來的是把他自己的曆史作為過程來理解，把對自然界的認識（這也作為支配自然界的實踐力量而存在着）當作對他自己的現實軀體的認識。發展過程本身被設定為并且被意識到是這個過程的前提。但是，要達到這點，首先必須使生産力的充分發展成為生産條件，不是使一定的生産條件表現為生産力發展的界限”。這是馬克思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的核心要義，也是他所理解的“美好生活”的意境。

　　通過對資本主義經濟中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矛盾性質及其發展趨勢的分析，馬克思對人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經濟基礎作了科學論證。就資本的本性而言，它必然把财富、交換價值的生産，從而把對現有物質基礎的不斷變革、社會生産力的全面發展，當作整個社會生産方式發展的前提。同時，這一生産方式的高度發展必然産生内在的難以克服的限制，因為“這一切發展都是對立地進行的，生産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識等等的創造，表現為從事勞動的個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當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條件，而是當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貧窮的條件。但是這種對立的形式本身是暫時的，它産生出消滅它自身的現實條件”。馬克思通過對人的異化的社會經濟條件的分析，得出了人的全面發展的必然性。他認為，“生産力——财富一般——從趨勢和可能性來看的普遍發展成了基礎，同樣，交往的普遍性，從而世界市場成了基礎。這種基礎是個人全面發展的可能性，而個人從這個基礎出發的實際發展是對這一發展的限制的不斷揚棄，這種限制被意識到是限制，而不是被當作神聖的界限”。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種種“限制”表明，資本的本質規定“已經自在地、但還隻是以歪曲的頭腳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狹隘的生産前提的解體，而且它還創造和建立無條件的生産前提，從而為個人生産力的全面的、普遍的發展創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質條件”。因此，人的全面發展絕不是想象的或設想的，相反，它的必然性深深地蘊藏在現存社會的物質基礎和生産關系之中。

　　對人的全面發展，即人的全面性的内涵作了新的探讨。針對資本主義剩餘價值生産中人的異化現狀，馬克思指出，在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過程中，生産是發展豐富的個性創造出的物質要素，因而“個性無論在生産上和消費上都是全面的”。個性在生産上的全面性，表現為人在勞動中已形成嚴格的紀律和普遍的勤勞，人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代人從事的勞動，社會将科學地對待自己不斷發展和越來越豐富的再生産過程；個性在消費上的全面性，表現為由人需要本身産生的普遍需要得到充分的滿足，人的享用、天賦和才能在社會再生産過程中得到充分的發揮。總之，“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産自己，而是生産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馬克思對個性的生産和消費的“全面性”的論述，極大地拓展了“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現實的境界。

　　個性在生産上和消費上的全面性集中反映了個人生産力的全面性；而個人生産力的全面性，又為社會物質産品和精神産品的發展開辟了更為廣闊的前景。馬克思提到的“個人生産力的全面的、普遍的發展”，主要是指消除了資本主義生産狹隘界限的、在共同占有生産資料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勞動者具有的高度科學、文明的生産能力。一旦人在勞動過程中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代人從事的勞動，勞動者就不再是勞動過程的直接當事人；而變為工業過程的自然過程，并以這一過程為媒介而支配着無機自然界。馬克思強調，“在這個轉變中，表現為生産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勞動，也不是人從事勞動的時間，而是對人本身的一般生産力的占有，是人對自然界的了解和通過人作為社會體的存在來對自然界的統治，總之，是社會個人的發展”。社會個人的發展，即個人生産力的發展，成為社會物質産品和精神産品生産的最重要的前提；這也從根本上改變了資本主義經濟中人的異化和人的片面性發展的根源。

　　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固定資本像一個“有靈性的怪物”把科學思想客體化，與此同時，科學知識對直接勞動者來說卻成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東西。科學知識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識之中，而是作為異己的力量，作為機器本身的力量，通過機器對工人發生作用。資本在驅使勞動過程中物的因素的科學化的同時，也湮滅了勞動過程中人的因素的科學化；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是以犧牲個人生産力的發展為代價的。相反，在人的全面發展的進程中，在勞動過程中物的因素的科學化的過程更是高揚了勞動過程中人的因素的科學化；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是以個人生産力的全面發展為基礎和目标的。這時，勞動主體從事的是一種真正自由的勞動，是一種具有“社會性”也具有“科學性”的勞動。這就是說，“這種勞動不是作為用一定方式刻闆訓練出來的自然力的人的緊張活動，而是作為一個主體的人的緊張活動，這個主體不是以單純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現在生産過程中，而是作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動出現在生産過程中”。勞動客體中存在的“自然力”，也完全服從于勞動主體的結合的“社會智力”。

　　“美好生活”是以“自由時間”的發展為基礎和特征的。自由時間的發展意味着個人生産力的充分發展，“因而也為社會生産力的充分發展創造廣闊餘地”，這是馬克思關于人的全面發展思想的深刻内涵。在馬克思的“美好生活”的意境中，“一方面，社會的個人的需要将成為必要勞動時間的尺度，另一方面，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将如此迅速，以緻盡管生産将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還是會增加”。在以所有人的共同富裕為目的的社會中，自由時間的創造和自由時間的支配具有高度的内在統一性。自由時間的創造，為所有人的全面發展“騰出了時間和創造了手段”，從而“個人會在藝術、科學等方面得到發展”。隻有在這時，增加的自由時間才能真正地成為個人得到充分、全面的發展的時間，而個人的充分、全面的發展作為最大的生産力，又能反作用于社會生産力，進而推動自由時間的進一步創造和發展。

　　馬克思把自由時間的創造看作人的全面發展和文明全面提升的内涵。在人類曆史上，自由時間的産生，是人類擺脫自身的動物性生存的一個巨大飛躍；自由時間的創造，是人的“全面發展”的過程，也是人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文明“全面提升”的過程。

原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4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