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海良

開拓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根本要求，也是彰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智慧的重要标志。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提出：“我們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1]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形成的曆史背景和社會根源及其實踐基礎和基本特征、時代意義和思想境界的深刻闡釋，成為他在這一主題為“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講話中的理論要義和思想精粹。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對“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探索，就是對這一理論要義和思想精粹的運用，也是這一理論要義和思想精粹的結晶。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對“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探索，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當代中國實際結合，即毛澤東提出的“進行第二次結合”為基本特征和學理依循的。

“我們黨曆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習、研究、運用。”[2]1956年2月，正值生産資料社會主義改造即将完成、中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即将确立的曆史時刻，毛澤東在為《論十大關系》講話作調研一開始就提出：“不要再硬搬蘇聯的一切了，應該用自己的頭腦思索了。應該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了。”他從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指導思想的高度指出：“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3]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伊始，毛澤東就高瞻遠矚，提出了“進行第二次結合”的指導思想，凸顯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基本特征，闡明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發展的學理依循。

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論斷。鄧小平認為，這一論斷說出了适合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際的“新話”，重要的是“用自己的實踐回答了新情況下出現的一些新問題”，“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初稿”，這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4]鄧小平賦予“進行第二次結合”思想以新的内涵，再次肯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基本特征。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續寫“進行第二次結合”的新篇章中，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新時代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相結合，推進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的發展，為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發展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學理依循。

2014年7月，在對經濟新常态“大邏輯”的闡釋中，習近平提出“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強調“學好用好”的主旨在于直面經濟改革和發展實際，着力于“不斷提高推進改革開放、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提高經濟社會發展質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5]2015年11月，結合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新的實際，習近平同志強調：“面對極其複雜的國内外經濟形勢，面對紛繁多樣的經濟現象，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于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6]在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從“适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綜合國力競争新形勢”的高度，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7]2016年7月，習近平再次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要加強研究和探索，加強對規律性認識的總結，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8]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于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的系列講話，深刻把握了“進行第二次結合”的精神實質和基本特征，豐富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學理依循的内涵。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曆史進程波瀾壯闊，蘊藏着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拓新的難得的理論契機，在新的實踐中更能講出“老祖宗”沒有講過的“新話”，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理解和把握當代中國經濟關系的趨勢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征，按照貫徹實施“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以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戰略目标，提出了經濟新常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一系列新的理論，推進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新發展，賦予“進行第二次結合”的基本特征和學理依循以新時代的意蘊。

堅守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基本特征和學理依循，實際上内在地包含了如何對待國外各種經濟學說和經濟思潮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形成的交流、交融和交鋒等多種對待方式，既注重吸收和借鑒各種經濟學理論的菁華，又善于摒棄和批判其糟粕。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探索的實踐證明，對于外國的各種經濟學說，不應當妄自菲薄，将其視為“信條”而頂禮膜拜，也不應當妄自尊大，将其說得一無是處而拒絕予以研究和借鑒。但在根本特征和學理依循上，“還是要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大講特講，不能被邊緣化”[9]。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對“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探索，是以解放和發展生産力這一重大問題為根本指向和重大原則的。

1956年初，在對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最初探索中，毛澤東就提出了以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根本指向。毛澤東強調：“我們的黨，我們的政府，我們的各個部門，都必須執行促進生産力發展的任務”，而且上層建築也要“适合這個經濟基礎，适合生産力的發展”的要求。[10]不久，毛澤東再次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産力”的問題，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産力”，社會主義所有制的建立“必然使生産力大大地獲得解放”。[11]不管是解放生産力還是發展生産力，都是為了實現一個“偉大的目标”。這個“偉大的目标”，就是毛澤東認為的“要在幾十年内，努力改變我國在經濟上和科學文化上的落後狀況，迅速達到世界上的先進水平”[12]。

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鄧小平以“社會主義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産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13]為根本出發點，對解放和發展生産力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指向，作出了多方面的闡釋。特别是在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關系問題上，鄧小平強調：“過去，隻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産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産力，不完全。應該把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兩個講全了。”[14]“講全”解放生産力和發展生産力，成為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概括的基本前提和根本規定，也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根本指向内涵的深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密切結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的實際，提出“生産力是推動社會進步的最活躍、最革命的要素。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15]。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堅持認為：隻有從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矛盾運動，及其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矛盾運動的結合上作出總體考察，才能全面把握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才能揭示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才能堅持以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為根本指向和重大原則，真正拓新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聚焦點和着力點在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16]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标，是對當代中國社會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整體理解和判斷的結果。要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融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全過程中，并在這一過程中激發起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新的勢能和新的力量，實現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全面躍升。隻有在實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這一“最緊迫的任務”的過程中，才能真正達到不斷逐步提高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和要求，推進物質、精神、政治、社會和生态這五大文明的全面發展，促進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的根本目标。這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把“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确立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首要的“重大原則”的意蘊所在。

堅持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重大原則，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指向，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發展的邏輯結論。無論是在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最初探索中，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統籌兼顧、注意綜合平衡，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等理論，還是在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中，形成的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重要理論，都是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為根本指向和重大原則的。

2018年5月，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指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産黨人接力探索、着力解決的重大問題。”[17]習近平在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探索中的重大理論貢獻，就體現在以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為根本指向和重大原則，體現在對中國共産黨人“接力探索”“着力解決”的這一重大問題的創新上。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探索，是以新發展理念為主導理念和主要内容的。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在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的論述中，最先肯定的就是在“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決端正發展觀念、轉變發展方式，發展質量和效益不斷提升”[18]上取得的曆史性成就。這是對新發展理念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主導理念和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内容的深刻闡釋。面對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面對發展中亟待解決的一些突出問題，如發展質量和效益有待提高、創新能力急需增強、實體經濟整體水平有待提升、地區和區域發展差距明顯、社會公共服務多有滞後、生态環境保護尚待加強，等等，堅定不移地堅持和實施新發展理念的意義更加凸顯。

實現什麼樣的發展和如何發展，這不僅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也是當今世界面臨的重大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治國理政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高度，對發展問題在多方面作出實踐上的新探索和理論上的新闡釋，新發展理念貫穿于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的全過程，也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探索的主要内容。

在黨的十八大之後召開的曆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新發展理念一直是中心議題。在2012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必須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戰略思想，決不能有絲毫動搖”“必須全面深化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障礙”。在2013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對“實施創新驅動發展”的創新理念，對“積極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注重永續發展”的協調理念作了闡釋，還深入探讨了“讓老百姓得到實實在在的好處”的共享理念、“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加強海上通道互聯互通建設，拉緊相互利益紐帶”的開放理念。在201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在對創新理念和協調理念的闡釋中，從“實體産業創新”上提出“創新必須落實到創造新的增長點上，把創新成果變成實實在在的産業活動”；從區域協調與協同發展的聯動關系上，提出“要完善區域政策，促進各地區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新發展理念的五個方面臻于完善，五個方面的内在聯系已呈新見。2015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在即将進入“十三五”時期的重要節點召開的，習近平以“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為指導方針，對經濟改革發展的“工作總基調”作了闡釋。在2016年底召開的黨的十八大期間的最後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指出，以新發展理念為“先導”和“指導”，已經初步形成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政策框架；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在我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實踐中已經得到檢驗和彰顯。

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在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闡釋中，從基本方略上突出了堅持新發展理念的重大意義，提出“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的新要求，“基礎和關鍵”的要旨在于“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19]

新發展理念所具有的“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作用，深刻揭示了這一理念的總體性特征。這一總體性特征，體現于發展理念各個方面作用的相互依存、相互着力和相輔相成、緊密相連上。創新構成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協調成就持續健康發展的“内在要求”，綠色鑄就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體現”，開放築成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共享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五個方面，既各有側重又相互支撐，形成一個“崇尚創新、注重協調、倡導綠色、厚植開放、推進共享”[20]的有機整體。

這一總體性特征，也體現于新發展理念的作用過程之中。新發展理念的“先導”和“方向”作用，體現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态文明五大建設的“總布局”之中，在根本上是基于“總布局”、須臾不可脫離“總布局”的發展理念。“創新”，立足科技創新、依托創新驅動、依靠創新人才、占據創新高地、發揮先發優勢，重在形成更為完善的促進創新的體制架構；“協調”，堅持區域之間、城鄉之間、五大文明建設之間，以及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各個方面的統籌規劃、協調發展，要拓寬發展空間、深化持續發展，旨在全面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綠色”，立足為人民提供更多優質生态産品，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堅持綠色富國、綠色惠民，協同推進人民富裕、國家富強、中國美麗；“開放”，豐富對外開放内涵，拓展對外開放視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開創對外開放新局面，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的開放格局；“共享”，注重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讓廣大人民群衆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新發展理念的五個方面及其整體作用過程，統一于“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之中，成就于實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曆史進程之中。

這一總體性特征，還體現于新發展理念的作用對象之中。新發展理念的提出，包含着對全球經濟增長和發展成敗得失經驗教訓的探究，特别是包含着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和發展中各種困境的探究。新發展理念實際上也為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發展道路選擇上的可資借鑒的中國方案。新發展理念提出的關于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戰略、發展目标、發展步驟、發展着力點和發展績效等一系列理念，對世界上許多國家擺脫傳統增長模式的“窠臼”，跨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具有重要啟示。

新發展理念所具有的“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長遠”的總體性特征，使這一發展理念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理論，也成為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主導理念和主要内容。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探索，有過兩次重要的概括：一次是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在主題為“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的講話中提出的；一次是在黨的十九大之後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的。這兩次概括交相輝映、結為一體，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發展的最新成果，開拓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探索的新境界。

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的講話中，習近平首次對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基本内容作了六個方面的概括：一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二是堅持新發展理念，三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四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六是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這六個方面内容的概括，凸顯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構建的最初成就。在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最初概括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突出了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兩個重要理論：一是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理論；二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還突出了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理論：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特點和趨勢更加顯著，對外開放要着力于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發展；同時，要堅決維護我國發展利益，積極防範各種風險，确保國家經濟安全。

黨的十九大召開後不久，2017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新概括中，凸顯了這一思想在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探索上的創新。這一概括在對新時代的階段性特征和趨勢性變化的深刻把握中，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大原則，以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念為主要内容，提出了“七個堅持”的理論要義，形成了涵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本質特征和核心立場、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理論支柱、根本方法和戰略思維三個方面的體系框架，提升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理論境界。

新發展理念是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内容。新發展理念是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總結，是對“實現什麼樣的發展、怎樣發展”這一重大戰略問題的新的回答。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新發展理念作為主要内容，集中體現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對我們在推動經濟發展中獲得的感性認識的升華，是對我們推動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總結，要堅持用新的發展理念來引領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不斷破解經濟發展難題，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21]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而初步形成的推進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一套制度體制框架，就是新發展理念成為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主要内容的現實根據。

堅持黨對經濟工作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的理論是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本質特征和核心立場。堅持黨對經濟工作領導的理論，在本質上就是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以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沿着正确的方向發展。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的理論，在根本上就是把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的“人民至上論”、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人民幸福論”，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在不斷解決好處理好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的過程中，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堅持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着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這兩個基本理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根本特征和核心立場的深刻表達。

經濟發展新常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關于經濟改革和發展的理論支柱。

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理論，強調準确把握新特點和新要求，立足大局、把握規律，準确适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态。其要旨在于：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切實完成轉方式、調結構的曆史任務；實現經濟增長中高速、産業邁向中高端，推進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全面實施。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在根本上就是要“走出一條質量更高、效益更好、結構更優、優勢充分釋放的發展新路，推動我國經濟向形态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22]。

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理論，提出兩個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的問題：一是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結合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既要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越性；二是在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關系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核心問題是“‘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關鍵問題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該放給市場和社會的權一定要放足、放到位，該政府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23]在根本上，就是要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堅決掃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強調适應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堅持完善宏觀調控，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其要義在于：要從供給端發力，促進産業優化重組、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産品和服務供給；要在需求端着力，在對總需求的規模、結構、質量變化的把握中，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産生有效的反作用。馬克思認為，供給和需求“這兩個總和是作為兩個統一體，兩個集合力量來互相發生作用的”，在根本上“顯示出生産和消費的社會性質”。[24]因此，既要注重作為供給側的生産環節和過程的決定性作用，又要重視作為需求側的消費環節和過程的反作用，既要發力于供給的結構性改革，又要着力于需求的結構性調整，既要重視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要強調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要突出發展社會生産力，又要注重完善社會生産關系。

堅持問題導向和堅持正确工作策略，是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根本方法和戰略思維。堅持問題導向部署經濟發展新戰略，在根本上就是要強化問題導向。堅持問題導向，聚焦突出問題和明顯短闆，回應人民群衆訴求和期盼，是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理論和實踐問題的基本方法。堅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就是要堅持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堅持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堅持宏觀政策要穩、産業政策要準、微觀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實、社會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加強預期引導，深化創新驅動，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在根本上，就在于穩中求進，保持戰略定力、堅持底線思維，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

從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來看，對新時代提出的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這兩次概括，有其内在統一性，共同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整體結構，共同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新發展，也共同合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晶。

黨的十九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面向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新要求，以堅定不移地推進新發展理念為主導，進一步形成了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理論，拓新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理論内涵，升華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境界。

在黨的十九大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核心要義的闡釋中，習近平提出：“明确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25]這是拓新新時代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指導和實踐指南。

在社會主要矛盾的新的變化中，堅持新發展理念突出體現于四個方面：一是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二是進一步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三是着力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四是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堅持新發展理念，不斷壯大我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是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基本方略，也是處理和解決好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要求和現實基礎。

以新發展理念為主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是處理和解決好社會主要矛盾的根本要求，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發展的新課題，也是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發展的新基點。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戰略目标。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由社會經濟活動各個環節、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相互關系和内在聯系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在結構上，現代化經濟體系主要包括：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産業體系，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市場體系，體現效率、促進公平的收入分配體系，彰顯優勢、協調聯動的城鄉區域發展體系，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綠色發展體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開放體系，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這七個體系是統一整體，要着力于“一體建設、一體推進”[26]。

顯然，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着眼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順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新要求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因此，習近平指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個重大理論命題，更是一個重大實踐課題，需要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深入探讨。”[27]

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拓新，集中于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發展主線、戰略支撐、根本途徑、必由之路和制度保障等五個方面及其内在的總體性關系上。

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推進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發展主線。要大力發展實體經濟，築牢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堅實基礎。要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路向上，着力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産率，着力加快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産業體系；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目标上，着力構建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不斷增強我國經濟創新力和競争力。

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支撐。要着力創新，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強化基礎研究，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加強國家創新體系建設，強化戰略科技力量；建立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産學研深度融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加強對中小企業創新的支持，促進科技成果轉化。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根本途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一盤大棋，要把這盤大棋走好。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構建現代農業産業體系、生産體系、經營體系，完善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實施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是優化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空間布局基礎工程。要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和長江經濟帶發展，同時協調推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加大力度支持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強化舉措推進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深化改革加快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發揮優勢推動中部地區崛起，創新引領率先實現東部地區優化發展，建立更加有效的區域協調發展新機制。

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主動參與和推動經濟全球化進程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由之路。要着力發展開放型經濟，提高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國際競争力，更好利用全球資源和市場。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重點，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加強創新能力開放合作，形成陸海内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要拓展對外貿易，培育貿易新業态新模式，推進貿易強國建設。

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制度保障。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決破除各方面體制機制弊端，激發全社會創新創業活力。經濟體制改革必須以完善産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要完善各類國有資産管理體制，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争力的世界一流企業。

以堅定不移地堅持新發展理念為主導，從發展主線、戰略支撐、根本途徑、必由之路和制度保障五個方面及其相互聯系上，對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理論命題和實踐課題的闡釋，展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新的内涵，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結構和體系作出了新的探索，開拓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新境界。

[1][2][6][9][21]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版第7頁，第2頁，第3頁，第6-7頁，第4頁。

[3]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50、557頁。

[4][13][1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83、91頁，第116頁，第370頁。

[5]《更好認識和遵循經濟發展規律，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載《人民日報》2014年7月9日。

[7]《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載《人民日報》2015年12月22日。

[8]《堅定信心增強定力，堅定不移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載《人民日報》2016年7月9日。

[10]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第2卷，第513、515頁。

[11][12]《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1頁，第2頁。

[15]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第74頁。

[16]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第549頁。

[17]習近平：《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頁。

[18][19][25]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頁，第21頁，第19頁。

[20][23]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第56頁，第67頁。

[22]霍小光：《保持戰略定力增強發展自信，堅持變中求新變中求進變中突破》，載《人民日報》2015年7月19日。

[2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215頁。

[26][27]《深刻認識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重要性，推動我國經濟發展煥發新活力邁上新台階》，載《人民日報》2018年2月1日。

原載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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