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是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開始突圍的。在全面決勝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标的關鍵時刻，中國大地再一次吹響了“鄉村振興”的嘹亮号角。風雨兼程40載，從“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到“統籌城鄉發展”再到“鄉村振興”，中國正在從傳統的農業農村向現代化農業農村昂首邁進。

　　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經曆了三個重要階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農村改革走過了光輝曆程，大體經曆了三個重要階段。

　　農村市場化改革發展階段（1978年—2001年）。農村改革發端于1978年末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的“大包幹”，從1982年到1986年，中央連續5年下發了旨在支持農業農村改革發展的“一号文件”。相繼推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廢除人民公社，打破農産品“統購統銷”的流通體制等等，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糧食生産不斷躍上新台階，農産品供應日益豐富，農民收入大幅增加。這不僅促進了中國農村經濟的繁榮，而且解決了13億人的吃飯難題。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在農産品供求逐漸平衡的背景下，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成為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引擎。此後，小城鎮蓬勃發展，億萬農民工成為産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推進中國特色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城鄉統籌發展階段（2002年—2017年9月）。由于受城鄉二元體制的制約，到上個世紀末我國的城鄉差距依然很大，“三農”問題凸顯。盡管黨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保護和補貼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對此，2002年黨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思路，即把城鄉同等地放在國民經濟的整體上一并考慮，通盤謀劃，統一運籌。這就跳出了以往就“三農”論“三農”的思維窠臼，将解決“三農”問題的重點直接指向了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統籌”上，從而開啟了城鄉發展一體化的新紀元。此後，黨中央圍繞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在解決“三農”問題和處理工農關系、城鄉關系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的方針、政策和新的任務、舉措。從2004年到2017年，中央連續發布了14個以“三農”為主題的“一号文件”。這些“一号文件”的貫徹落實，有力地促進了農民收入的增長和農民待遇的提高，有效地推動了農業産業結構進一步優化和農村社會的穩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

　　鄉村振興階段（2017年10月至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持續加大了強農惠農富農政策力度，紮實推進農業現代化和新農村建設，農業農村發展取得了曆史性成就，農民獲得感顯著提升。但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主要表現在農業供給質量不高，農村基礎設施和民生領域欠賬較多。因此，2017年黨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從而開啟了通過着力培育鄉村内生發展動力、激發鄉村村自身活力以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的全新時代。2018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開局之年，其“一号文件”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做出了頂層設計和全面部署。當前，各地正在因地制宜地有序實施這一振興戰略。

　　從“統籌”到“振興”的曆史邏輯 

　　繼黨的十六大提出“統籌城鄉發展”之後，黨中央提出了一系列“三農”工作的新思路新舉措新戰略，體現了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城鄉關系認識的不斷深化。

　　“統籌城鄉發展”，是破除二元結構的全新思路。“統籌”徹底摒棄了以往“城鄉兩策、分而治之”的舊思維，強調城鄉要統一謀劃、良性互動、雙向支持、相互促進、共同繁榮。特别是在新世紀初“三農”問題凸顯的情況下，“統籌城鄉發展”的重點，是着力發展落後的農業和農村，建設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大力推進農村社會事業的全面進步。這就跳出了“三農”範圍，站在了國民經濟整體的高度來審視“三農”問題的症結所在，從而，為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以便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政策思路。

　　“重中之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定位。它完全突破了以往的“重農”思想，為在新時期着力解決“三農”問題、全面建設小康與和諧社會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強調“重中之重”，意味着千重要、萬重要，最為重要的是“三農”工作。這不僅僅是基于農業的基礎地位而重視其對工業化的支援，也不僅僅是因為這事關中國人的飯碗問題，更多的則是基于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基于全面建設小康與和諧社會的戰略考慮。中國正處在工業化中後期，“三農”問題不僅制約着國民經濟持續建康發展，而且有損社會公平。因而，隻有把解決“三農”問題放在“重中之重”的戰略地位，才能大力促進國民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才能使得發展的成果為全社會成員的平等分享，進而有效地保證整個社會的公平和諧與小康社會的全面實現。

　　“多予、少取、放活”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基本方針。“多予”的實質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國民收入和社會資源的分配适度向“三農”傾斜。“少取”的核心是減輕農民負擔和保護農民合法權益。2006年，在全國徹底取消了牧業稅和農業稅，終結了延續2600多年農民種田交稅的曆史。“放活”就是給農民松綁，解除體制束縛，使農民成為農業生産和經營的真正主體，以最大限度地釋放出農民自身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多予、少取、放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多予”是重點，“少取”是基礎，“放活”是關鍵。

　　“新農村建設”為統籌城鄉發展提供了重要平台。如果說“統籌城鄉發展”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戰略思路，那麼，“新農村建設”正是實施這一戰略思路的重要載體。即通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将基于“統籌”考慮的各項有利于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措施得以實施，在建設中有效地落實，在落實中更好地建設。從而，使得“統籌”不落空，使得解決“三農”問題的舉措有着落。事實上，無論是“生産發展”和“生活寬裕”的産業支撐，還是“鄉風文明”和“村容整潔”的物質基礎，以及“管理民主”的體制機制保障，都需要從“統籌”中獲得強有力的支持，與此同時，“統籌”也有了具體可以承接的各項新農村建設任務而得以落地。

　　“全面推進農村改革發展”以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新格局的形成。新農村建設不隻是新村建設，它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态等方方面面，必須破除長期形成的體制機制障礙，方能得以有效建設。為此，黨的十七大明确要求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以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十七屆三中全會對全面推進農村改革發展作了戰略部署，旨在全面破除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早日形成。

　　“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城鄉發展一體化”就是城鄉在規劃建設、産業發展、市場信息、政策措施、生态環境保護、社會事業發展的一體化，即城鄉在政策上的平等、産業發展上的互補、國民待遇上的一緻，以使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并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黨的十八大強調要“加快完善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十八屆三中全會對如何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作了全面部署。包括，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以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産業格局；賦予農民更多财産權利以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利益格局；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以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體系；完善城鎮化健康發展體制機制以建立健全城鄉一體化建設和管理體系等等。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破解城鄉發展失衡的根本出路。城鄉發展失衡不僅使“三農”問題無法得以根本解決，而且嚴重制約着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因而，緻力于城鄉協調、融合發展始終是我國着力解決“三農”問題、大力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最為關鍵的問題。黨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一戰略旨在糾正過去“以城帶鄉”“以工促農”所造成的“帶鄉促農”有限的弊端，強調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從農村内部培育和激發其發展動力，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步伐；打破政府單一主體，促進生産要素在城鄉之間合理流動和平等交換。可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城鄉平衡協調發展的根本途徑。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作了全面而長遠的系統部署和頂層設計。

總之，進入新世紀以來，随着“三農”問題的凸顯，黨中央不斷加大了解決力度。提出并實施了一系列的強農惠農富農的政策、方針和戰略，取得了曆史性的成就。有理由相信，随着鄉村振興戰略的有效實施，中國大地必将呈現出全新的“三農”景象：農業成為了有奔頭的魅力産業；農民成為了有尊嚴的體面職業；農村讓城市更向往：面朝泥土，春暖花開!

（作者系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