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章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根本上突破了蘇聯模式，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并深深地改變了中國的面貌，影響了世界的格局。改革開放的曆史進程現已進入了不惑之年，從不同角度去探讨改革開放的邏輯起點，總結其經驗教訓，可以說就是最好的紀念。由于人們觀察的視角不同，結論也就不完全一樣。筆者認為改革開放是應對時代發展新變化的挑戰和國内發展困境的重要舉措，是走出發展危機的産物。

時代發展的新變化給中國帶來新挑戰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當中國人重新睜眼看世界時，發現世界的發展突飛猛進，變化日新月異，深深感到我們已是時代發展的明顯落伍者，面臨着尖銳的挑戰和巨大的發展壓力。

首先是西方國家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發展。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資本主義世界30年的大動亂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西方國家逐步進入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發展周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西方國家基于戰前市場失靈的經驗，政府控制了經濟的制高點，對經濟發展進行了有力的宏觀調節。而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後，鑒于政府對經濟生活的過度幹預造成的政府失靈，在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上又進一步向市場傾斜，市場、企業家和民間力量的作用得到更多的重視，政府則從所有者和經濟活動的直接管理者向監管者和規則制定者轉變，從而企業活力得到大大的增強，經濟全球化得到加速，逐步走出了石油危機所帶來的經濟滞脹。

其次是東亞“四小龍”的迅速崛起。東亞的韓國、新加坡、中國台灣和中國香港，在20世紀50年代與當時中國大陸的發展水平相距不遠，還屬于世界上發展比較落後的經濟體。但是，20世紀後半期以電子技術發明和應用為中心的新技術革命的蓬勃發展，強勁地推動了發達國家的産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全球化，這些國家和地區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遇，積極承接發達國家的産業轉移，帶來了經濟起飛和連續十幾年的高速增長，并在70年代末進入了中等發達國家和地區之列，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體。東亞“四小龍”的成功與它們尊重市場和重視對外開放密切相關，其政府并不因為深度參與經濟發展過程就完全取代市場的作用，而是更多地作為市場的裁判者和幫助者，來制定市場規則、确定産業政策、提供信息服務等；其經濟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經濟體聯系緊密，從而獲得了自身稀缺的資金、技術和市場資源，有利于經濟的艱難起飛和持續增長。

第三是蘇聯模式走向衰敗。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蘇聯模式的缺陷就開始顯現，到70年代末蘇聯無論在經濟效益還是在經濟增長速度上都遠不如西方，原因是其粗放發展模式的潛力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潛力都已經消耗殆盡，其經濟的封閉性、企業缺乏活力、科技轉變為生産力緩慢等各種弊端進一步暴露無遺。蘇聯、東歐國家的一些理論家和領導人也認識到必須轉向集約發展模式，但是由于蘇聯領導人從與美國争奪霸權的需要出發，阻礙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戰略的調整，仍然把優先發展重工業特别是軍事工業作為不可動搖的教條，其結果是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犧牲了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妨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即便如此也仍然在與西方的競賽中敗下陣來。

最後是和平與發展代替戰争與革命成為時代的主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西方大國之間因有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軍事機構的協調，沒有再發生戰争。東西方陣營雖處于冷戰狀态，但也沒有發生全面的武裝沖突。進入70年代以後，亞非拉不少國家紛紛取得了獨立，民族革命逐步趨于低潮。此時和平力量的增長、經濟的全球化、冷戰趨向緩和等等因素，促使和平與發展逐步成為時代的主題，在較長時間内不會發生大規模世界大戰和維護世界和平大有希望，這有利于各國将工作重心集中于經濟建設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來。

可見，西方國家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新技術革命的蓬勃興起，東亞“四小龍”的經濟騰飛，蘇聯計劃經濟體制走向衰敗，以及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給中國帶來了改變傳統發展方式的尖銳挑戰，帶來了加速現代化建設和重新定位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強大壓力，對此必我們決不能無動于衷，否則就将面臨被開除球籍的現實危險。

國家動員型發展體制所帶來的各種問題

除了時代發展的挑戰給中國帶來了改革開放壓力外，毛澤東時代的發展體制所帶來的各種危機，也要求我們必須通過改革開放來改變傳統的發展方式。

毛澤東時代的發展體制可以稱之為國家動員型發展體制，既根本不同于注重個體和社會力量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也不完全同于要求精密計算和嚴格管理的計劃經濟體制，其突出的表現就是通過官僚制動員和大搞群衆運動來進行現代化建設。這種發展體制有以下一些具體特點：否定市場的作用和私有經濟的必要性，政府壟斷了所有關鍵經濟部門的經濟活動，實現了對社會的全面控制，以便集中資源來實現其特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目标；忽視經濟全球化現象和對外開放的必要性，将獨立自主等同于閉關自守，将自力更生等同于盲目排外；忽略産業發展的平衡，不重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注意合理分配經濟增長的成果；壓抑社會自主性和個人選擇，壓制社會創新和對個人利益的追求。可以說，這種發展體制是蘇聯激進主義趕超發展模式的中國化，是典型的官僚主導型發展模式，也許可以在短期裡取得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甚至集中力量完成一些巨大的建設工程，但從長期看不僅不能帶來發展的穩定和效率，而且常常導緻決策者和參與者都未曾料想到的災難性後果。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種發展體制缺乏長期發展的一些至關重要的因素，如民主決策、民主監督和法律規章制度等，容易受到決策者個人偏好和參與者非理性情緒的控制。例如，“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就将該體制的弊端和“左”傾錯誤推向極端，釀成了各種嚴重的危機。

因此，毛澤東時代将近30年的現代化發展成果難盡人意。雖然我們的人民甚至比今天還勤奮勇敢、吃苦耐勞，為了國家建設他們節衣縮食、任勞任怨，但是幾十年的拼命苦幹也沒有使我們脫離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人民的生活水平沒有顯著的改善，不但與發達國家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大，而且也大大落後于原先跟我們發展水平差不多的一些周邊國家和地區。根據官方彙率計算，1978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産總值為210美元，未能突破當時人均265美元這一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門檻。這說明毛澤東時代的發展績效非常低下，是典型的有增長而無發展。特别是為國家工業化發展做出了巨大犧牲的農民，成為該體制的最大受害者，接近總人口80%的農民被戶籍制度等制度設計牢牢地阻隔在現代化大門之外，被迫從事效益低下的農業生産，結果是農民收入在1965－1978年幾乎停滞不前，農村低于貧困線的絕對人口達2.6億，占農村人口的33.3%，有29.6%的生産隊集體人均年收入不足50元。

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時，中國已陷入到了深深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之中，僵化的計劃經濟體制、不健全的政治體制和相當封閉的發展機制，嚴重挫傷了廣大幹部和人民群衆的積極性，極大地束縛了生産力的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後的社會生産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人民迫切希望改變原來的發展方式，急切向往提高自身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并向現有的激進經濟發展戰略發起了挑戰。這就要求我們在此時必須弄清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必須改革純而又純的所有制結構和落後的計劃經濟體制，必須停止以階級鬥争為綱的群衆運動，不然就無法帶來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和社會進步。

對發展危機的反思與改革開放的啟動

由上可知，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時代發展的新變化和毛澤東時代的發展體制所帶來的危機，合力形成了中國現代化發展要必須克服的發展危機。為此，我們要在反思傳統發展模式的基礎上做出積極的應對，以便盡快走出發展危機，開啟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這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邏輯起點。事實上，發展危機啟動改革開放的案例在中外曆史上俯拾皆是，因為危機把原有體制的弊端予以充分暴露，這有助于打破人們認識體制弊端所遇到的傳統觀念的障礙，有助于沖破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最終有利于改革的啟動。所以，隻要我們敢于直面發展危機的現實，反而可以轉危為機，化險為夷，迎來現代化發展的新曙光。西方國家從沒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向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的過渡，以及70年代後新自由主義成為主流經濟學，都與當時出現的經濟危機有關。

中國改革開放的啟動就是應對時代發展的挑戰和反思國内現代化發展困境的結果。戰後西方國家快速發展的現實昭示了市場經濟的巨大威力，使我們認識到了有宏觀調控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意義。蘇聯模式雖然可以集中力量發展第二次技術革命中興起的重工業，但是卻無力應對新技術革命的挑戰，這一事實使我們認識到要有效回應新技術革命的挑戰，就必須改革蘇聯模式，更加重視科技創新、制度創新和理論創新。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世界曆史進程新定位，使我們認識到必須修正對世界大戰爆發的過高估計，改變對世界革命的過于樂觀估計，要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和平共處确定為長期堅持的戰略方針，要為堅定不移實現工作重心轉移和加快中國現代化建設争取有利的國際環境。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給中國現代化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損失，促使人們去認真總結毛澤東時代的經驗教訓，去追問中國将向何處去的問題，去反思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發展戰略的弊端。可見，正是各種挑戰與危機帶來了中國人的精神覺醒與思想解放，促使他們意識到改革傳統發展體制和發展對外交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從而最終啟動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曆史進程。

當然，時代挑戰和中國面臨的發展危機等客觀條件，隻是改革啟動的外在變量而已。在當時的制度環境下，如果沒有體制内意志堅強且具有現代化意識的領導人的大力推動，那麼改革開放也斷難立即成為一種新的發展戰略，即便啟動了也可能中途夭折，因為無法沖破陳舊意識形态的束縛和強大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幸運的是文革結束後，形成了以鄧小平為首的遠見卓識的領導集體。特别是作為老革命家的鄧小平，既有先進的現代化理念和崇高的個人威望，又有強烈的使命感和果敢的執行力。鄧小平在吸取毛澤東時代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根據世界形勢的最新發展演變，敏銳地把握住了時代發展的脈搏和契機，在繼承前人思想的基礎上突破了落後觀念的羁絆，認為中國隻有從舊體制中解放出來并自覺融入到世界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實行市場經濟導向的對内改革和融入國際社會的對外開放，才有利于國家的長遠發展和民族的繁榮昌盛。在他看來，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國家間的經濟交往和聯系隻能是越來越密切，經濟基礎薄弱和經濟結構不合理的第三世界國家，要擺脫貧困落後的面貌就不能故步自封，不能自絕于全球化之外。如果中國固守成規和關起門來搞建設，根本上就是死路一條，會葬送掉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因此，他主張改革開放是中國應當長期堅持的基本國策。

鄧小平除了重視自上而下推動改革開放外，還特别重視自下而上的基層推動。他尊重人民群衆的改革開放實踐，重視保護人民群衆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善于歸納和總結他們開創的改革開放經驗，并利用自己的影響力加以推廣。正因為鄧小平經常在關鍵時刻對人民群衆的改革開放實踐經驗加以支持，人民群衆中的許多改革開放創新，包括聯産承包責任制、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個體戶等等，才得以形成不可逆轉的滾滾大潮，從而推進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和現代化進步，在40年裡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的經濟發展奇迹，按可比價格計算GDP年均增長約9.5%，以美元計算中國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4.5%。可以說，鄧小平在啟動改革開放和開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道路的過程中，發揮了無與倫比的領導作用，是當之無愧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總設計師。

總之，中國改革開放的啟動是發展危機倒逼的産物，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和與時俱進思想路線的成果，是上層領導人與基層幹部群衆合力推動的結晶。今天，在中國經濟發展速度下行和各種社會矛盾沖突增多的情況下，在諸如中美貿易戰等不利外部因素影響加大的形勢下，我們又遭遇到了與當年相似的新發展危機。對此我們應當如何應對呢？積四十年之經驗，重拾大規模投資的财政刺激政策絕非解決危機之良策，惟有将全面深化改革決定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決定的有關精神落到實處，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才能化解危機。具體而言，要通過加快财政、土地、戶籍等領域的改革，減少行政管制，真正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要通過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建立起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為人民、企業和社會創造一個有利的制度環境；要通過大幅度放開市場準入、創造更有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産權保護和主動擴大進口等措施，來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參考文獻]

1. 沈鄭榮：《鄧小平改革開放戰略的實踐依據和理論淵源》，《黨史研究與教學》，1994年第4期。

（作者系beat365官方网站社會發展研究所教授）

此文修改稿發表于《人民論壇》（2018年11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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