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理論雙月座談會”嘉賓

陳  晉：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韓  震：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

李德順：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

侯且岸：北京行政學院教授

馬  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辛  鳴：中央黨校教授

程美東：beat365教授

陶文昭：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提出我們的制度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是對過去數百年西學東漸曆史經驗和教訓的理性審視，體現了制度、理論、道路自信中蘊含的文化自信

理論周刊：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關于中國傳統文化有許多論述，他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即我們的制度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那麼，提出這個命題有何現實背景？

韓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從西方發達國家借鑒了許多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因此就有人認為我們的成功是完全源于學習西方的結果。實際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有着深厚的根源。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而且這種文化傳統一直成功地延續下來。由于沒有趕上工業革命的進程，1840年以後中國衰落了。但與幾千年的文明史相比，這隻是短暫的“曆史瞬間”。中國在曆史上每一次變動中都能夠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這次中國的重新崛起以及即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就是因為中國有自己的文化傳統，有自己恒久的文化根基。習近平同志正是從這種大曆史觀看問題，讓中國人民重塑文化自信心。

   陳晉：這個論斷揭示了一個重要規律，即任何國家的制度建設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絕不能去搬“飛來峰”。中國當今實行的制度，是由我國人民在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曆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基礎上，經過長期奮鬥和探索做出的選擇，不是哪個人、哪個政黨簡單憑主觀願望來決定的。

   理論周刊：從曆史上看，這個命題的提出，是不是在理性地審視我們過去數百年西學東漸的曆史經驗和教訓？

   程美東：任何現實的制度和實踐都植根于具體的文化，對于受過一定教育的人來說這個命題應該是常識。但為何在近代以來大家卻特别重視讨論這種常識性的命題呢？從根本上說，近代以來在西方中心論的影響下而形成的自我超越性的沖動使得我們很容易突破常識的規矩，很容易跟西方亦步亦趨，從而使我們不時地在現代化道路上走些彎路。所以，在當今我們應該客觀理性地看待我們所取得的突飛猛進的成績之時，主動地提出這個命題，就是對于我們過去數百年西學東漸曆史經驗和教訓的理性審視。

   第一，對于西方文化價值中心論的反思。近代世界的文明發展進程毫無疑問是在歐美文化主導下進行的。西方文化對于近代中國、世界的發展影響巨大，西方中心論一度頗為不少人欣賞。但是，這種西方中心論不獨與文化發展多樣性的要求、民族發展差異性等不一緻，也與各國、各地區現實發展的圖景不一緻。因此，人們對最初的主要由于物質文明的因素而形成的西方中心論，開始了理性反思：西方價值是否具有超越時空的實用性？如果它具有普世性，何以理解西方國家自身發展曆程中的曲折坎坷？何以理解廣大非西方國家學習西方國家過程中的諸多不如意和其自身文化曆史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問題？

   第二，對于拉美、非洲、亞洲一些國家發展模式的反思。拉美國家于19世紀初即開始了民族獨立的現代化曆程，非洲國家普遍于二戰後開始了民族獨立的現代化曆程，它們普遍是西方制度的摹本，但是直至今天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遠遠沒有達到其預定的目标，更無法達到其所期望的同樣的制度、措施在西方國家實施的效果。這充分說明，沒有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制度措施，無法取得合适的效果。

第三，近代中國史尤其改革開放30多年曆史給我們的啟示。30多年改革開放的曆史使得人們越來越認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它充分地解決了中國現代化發展的效率問題，所以它成為中國現代化發展道路的理性選擇，而其内在的邏輯就是要尊重中國的國情、尊重中國的文化。

■中華文化是土壤，是養分，滋養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成和發展。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乃是基于曆史的必然，這種必然本身就包含了文化傳統的規定性，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的結合，也指與中國文化的結合

理論周刊：習近平同志提出“獨特的文化傳統，獨特的曆史命運，獨特的基本國情，注定了我們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點的發展道路”。過去講得比較多的是國情和曆史，人們也易于理解和接受。我們該如何理解“獨特的文化傳統”呢？

辛鳴：中國社會在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一制度不僅在本質上與現代西方社會的制度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實施運行方面也有着較大的差異。這一制度是我們拍腦袋想出來的嗎？不是。是“拿來主義”從别人那裡照抄照搬過來的嗎？更不是。而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探索積累起來的，是在五千年中華文化沃土中孕育出來的。我們過去對制度的實踐基礎強調得比較多，對制度的文化支撐關注不夠。其實制度絕不僅僅是一系列外在的強制性行為規範，還是内在的文化思維價值認同，這種文化不可能是外來的強加移植，必須是數千年潤物細無聲的内在演化與積澱。

   在中華文化的思維中，從修身到齊家再到治國平天下，像同心圓一圈圈向外擴展，“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個體不是在與國家社會的張力中凸顯自我，而是在融入家國天下中找到存在的意義，這樣的文化精神就很自然地成為價值觀上的集體主義，所有制層面上的公有制，分配方式上的共同富裕等等社會主義屬性所親和适宜的文化土壤。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近百年來中國社會接受社會主義的曆史路徑中看得很清楚：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心理被經濟政治生活中的剝削事實所放大之後，自然會對私有制有天然的不感冒，而對公有制産生希望，對共同富裕更有種本能的親近感。

當然，我們做這樣的分析并不是說中華傳統文化中本來就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是說當通過政治革命把馬克思主義的種子，把社會主義的種子播種下去之後，中華文化的沃土可以、也确實讓它們茁壯成長了，并且成長為站在巨人肩上的全新創造，孕育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可以說，中華文化是土壤，是養分，滋養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生成和發展。中國選擇馬克思主義乃是基于曆史的必然，這種必然本身就包含了文化傳統的規定性，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的結合，也指與中國文化的結合。

■就我們的制度而言，在理想願景、價值取向、治理方式等方面，與中華文化有許多共通默契之處

理論周刊：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有哪些傳統文化依然發揮着重要作用？即有哪些内在契合性？

陶文昭：就現代中國而言，文化與制度有矛盾，也有内在契合性和一緻性，如在理想願景（大同理想、共同富裕）、價值取向（民本、和合、仁者愛人等思想）、治理方式（一統思想、禮治德治賢治）等方面，就有許多共通默契之處。中國制度與曆史文化的關聯，不隻是抽象的還是具體的，不隻是理論的還是實踐的。在中國制度之中，從深層次到淺層次、從宏觀到微觀、從政治到文化、從内政到外交，都蘊含着曆史文化因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幾個最重要的理念，如思想基礎、基本立場和奮鬥目标等都植根于中國曆史文化。

   曆史文化無疑是影響制度選擇和制度演進的重要因素之一。中華民族具有5000多年連綿不斷的文明曆史，創造了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因此中國曆史文化的慣性尤為巨大，對制度走向影響也更大。比如，老子、孔子、孟子、莊子等先哲歸納的一些觀念，曆經千年演變也一直延續到現在。

   韓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首先是社會主義制度，但是，這是建立在中國曆史傳統之中的社會制度，因此也必定帶有中國文化的根源。

   首先，“以民為本”的傳統在我們的制度中仍然起作用。中國曆史上就有“民為貴”的理念，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制度設計上特别關注人民群衆的參與，特别重視人民群衆的意見，特别強調民生，不僅緻力于改善人民生活，而且處處貫徹人民當家作主的理念。

   其次，“天下為公”的傳統也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基因的延續。所以，我們的制度強調公平正義，堅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再次，“以德治國、德主刑輔”傳統對我們的制度仍然有很大的影響力。當然，我們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要走向法治中國，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忽視道德的功能。德與法在現實中是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

   最後，很多具體制度的設計也有曆史傳統在起作用。譬如，古代郡縣制在地方治理方面的影響，以及禦史監察制度、中央對地方的巡視制度，等等。

陳晉：中國共産黨在繼承和發展中華文化的基礎上，創造出了一套事關自身建設和發展的文化價值觀念，并把它融入到了相應的制度設計當中。我們今天熱議的協商民主制度，如果要找淵源，就不能離開中國共産黨在革命年代形成的統一戰線理論。關于怎樣處理執政者和人民群衆的關系，我們從傳統中發掘得最突出的思想資源是“舟水關系”和“魚水關系”，毛澤東把它發展為“群衆路線”，而當今我們的許多議事辦事制度，無不強調和體現了群衆路線的基本要求。毛澤東講社會主義是“可親的”，鄧小平講社會主義是“可愛的”，事實上就是從傳統的道德情感角度來要求社會主義的制度建設，同時也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傳承和弘揚了讓老百姓有情感認同的文化價值觀，這就是我們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從這個角度講，制度與中華文化的關系，比較集中地體現在制度建設必須反映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追求上面。

■我們的制度既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又要與時俱進。制度是文化的載體，文化又是一種非約束性制度，當制度成熟并為全民認同時，它本身就已構成了文化傳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将成為中華文化的嶄新内涵

理論周刊：在社會制度選擇時，中華文化的作用體現在哪裡？

李德順：我們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以中華傳統文化為土壤和根基，吸收了近現代工業文明的成果而建立起來的。這種土壤和根基決定了我們制度的中國特色。全面深化改革是要發揚其優勢，改造其不足，這本身也是對中華傳統文化中優秀基因的發揚光大。

   侯且岸：制度随着時代的變化而變化，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曆史過程。但是從近代直到今天，有一對文化範疇總在困擾國人，這就是新與舊（在它背後是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對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李大钊先生率先做出理性的判斷：“新舊并存同進”。他力主調和，樹“有容之德”，既要“容人并存”，更要“自信獨守”。他為少年中國學會立下宗旨：盡管大家政見不同，但都努力向光明的方向走。在制度創建上，他發明富有中國傳統特色的“民彜”概念，以“彜”釋權利，取代西方“民主”，證明理性的制度轉化同樣需要以文化和諧為其重要支撐。

   理論周刊：習近平同志強調“怎樣對待本國曆史？怎樣對待本國傳統文化？這是任何國家在實現現代化過程中都必須解決好的問題”。那我們應如何對待傳統文化，才能促使我們的制度更趨合理和完善？

   陶文昭：制度建設要分清曆史文化的精華與糟粕。要看到，中國曆史文化是多元的和複雜的。所謂多元的，即除了儒學的主導地位之外，還有其他各種學說。它們之間既是共存的，也是内在矛盾的。所謂複雜的，就是中國曆史文化中既有正能量的東西，也有不少負能量的東西。中國傳統文化是在長期的農耕社會、封建專制的大背景下産生和發展起來的，由于受不同曆史時期政治、經濟、科技和社會發展的局限，有積極因素，也有不少消極因素。比如：官本位、特權思想、重農抑商、不患寡而患不均、忽視個人權利、推崇人治，等等。因此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我們要有立場和分析，才能決定吸取什麼、提倡什麼、弘揚什麼、發展什麼。

我們的制度既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同時又要與時俱進。制度是文化的載體，文化又是一種非約束性制度，當制度成熟并為全民認同時，它本身就已構成了文化傳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将成為中華文化的嶄新内涵。不忘本來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我們的制度建設，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更需要與時俱進、勇于創新。植根于中華文化，并不是要固守曆史文化，而是要對其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曆史總是向前發展的，我們的目的是以史為鑒、更好前進。在當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勢下，要有“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勇氣，敢于突破，敢于創新。

■海納百川、和而不同、與時俱進，既是中華文化的品格，又同時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開放性

理論周刊：在堅持和完善我們制度的過程中，有一個問題不可回避，這就是如何正确對待外來文化。在我國曆史上，中華文明對外來先進文化持何種态度？從中可以得到哪些現實啟示意義？

韓震：中國有自己的文化根基，但對外來文化采取比較開放的态度。例如，佛教的傳入豐富和深化了中國的思想，中國的許多樂器、曲目都有其他文化的影響。中國古代的輝煌就是與中國的開放胸襟有關，凡文化開放的階段都是盛世，凡閉關自守的階段都必然走向衰敗。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我們靠改革開放發展起來，我們也必須以更加開放的态度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

   馬勇：中華文明對待外來文明的基本态度，用孔子的話說，就是“以一事不知以為恥”。中華文明從來不會以種族、族群、政黨、國家的原因排斥外來文明。中原文明吸納周邊諸夷文明重構了一個相對一緻的域内文明，即中華文明的曆史。即便面對來自域外的印度佛教文明，中華文明也沒有将其拒之門外，不予問津。經過長達八百年的沖突、相互吸納，到了唐宋之際，中華文明不經意間重建了一個全新的體系。從明代中晚期開始，中華文明遇到西方文明的沖擊已經有四五百年的曆史了，相信再有一兩百年的時間，中華文明會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内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接納、吸收，本土化、中國化。

   理論周刊：從本質上看，文化具有創新和遞進特點。文化在變，制度也在變。那麼，在外來文明沖擊下，我們應如何看待制度的本土化與開放性之間的關系？

   馬勇：中華文明接納印度佛教的曆史非常值得重新研究，今天的中國制度文明，一方面要重回本土，尋找中國制度的文化基因，另一方面放開曆史的大視野，以海納百川的精神吸納一切外來的養分。在這一點上，我們黨曆來都有鮮明的态度。毛澤東同志強調“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鄧小平同志主張“吸收和借鑒世界上的一切文明成果”，習近平同志也強調“對人類社會創造的各種文明，都應該采取學習借鑒的态度，都應該積極吸納其中的有益成分”。

辛鳴：海納百川、和而不同、與時俱進，既是中華文化的品格，又同時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開放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開放性不僅體現在随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而愈加完善，也不僅體現在随着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實踐的高歌猛進而愈加充實，更體現在對思想文化與時俱進和海納百川的汲取上。通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實現中華文化的“現在進行時”，把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現代社會發展相協調實現制度創新；通過把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現代西方的先進文明成果大膽地“拿來”，在廣泛的文化交流中，不斷學習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變成我們的養料，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我們自己的東西，豐富補充我們的制度，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強調我們的制度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是通過彰顯精神獨立性來堅定制度自信的最好示範

理論周刊：從文化方面來看，進一步堅定制度自信需要解決哪些問題？

程美東：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不是提倡文化複古主義。習近平同志強調：“對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傳承下來的道德規範，要堅持古為今用、推陳出新，有鑒别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有鑒别”就不是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的态度，不是曆史虛無主義或文化保守主義的态度；“有揚棄”是在經過分析鑒别的基礎上，堅決剔除其過時落後的糟粕後，積極繼承吸收其合理優秀的成分。要努力實現中華傳統美德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把跨越時空、超越國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

   李德順：首先要堅定中華民族主體意識。我們的事業不但要以中華民族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評價标準，不受别人左右，而且要由中華民族自己來擔當其權利和責任，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隻要我們是在真誠地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而奮鬥，并且自覺地用我們的制度不斷完善來加以保證，那麼我們就可以有足夠的自信。

   侯且岸：制度畢竟是由人來設計的，不可能一成不變。而往往制度的改變通常又是因為有政治的介入，從而會直接影響到制度和文化的一緻性。錢穆先生也說過，“政治上具有一種真實性之制度，則必從社會風氣醞釀而出”。“空制度決不能與真風尚相敵”。可見，制度和文化的關系複雜而多變，決定變化的因素和條件則是多元的。由此，我又想到章太炎先生的看法，在他看來，與西方文明不同，在中國文化中，政治是文化的主宰，理解中國文化，必須了解中國政治，政治和文化是一體的。章太炎先生格外重視文化傳統，認為中國是“因舊之國”，而美國是“新辟之國”，法美之制并不适合于中國。因此，他主張“不要事事更張”，“美法美德當存則存”，否則會因習慣而難以實行。這正是制度自信的表現。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互為表裡，在制度設計上絕不能完全脫離國情和民意。

   韓震：我們既需要從近代以來造成的自卑心理的陰霾中走出來，也需要從蘇東劇變的陰影中走出來。實際上，中國近代短暫的落伍，并不是中國文化本身的失敗，而是中國文化暫時沒有适應人類曆史的變遷，遭遇的暫時的困境，是曆史興衰波動的自然節奏的一部分。中華民族有一種文化上的韌性，這種韌性使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成為可能。

   另外，蘇聯的解體也并不是社會主義本身的失敗，而是一種僵化了的特殊模式的失敗。社會主義是一種嶄新的制度，它仍然在曆史的探索進程之中。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的探索中，基于自己的文化傳統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這本身就是具有世界曆史意義的進程。這一進程不僅證明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仍然有蓬勃的生命力，而且也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内在生命力。

   辛鳴：制度自信不僅要建立在道路自信上，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輝煌成就要高度自信；還要建立在理論自信上，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為何優越、為何珍貴要有高度的精神自覺。這就涉及到“精神獨立性”問題。

   “精神獨立性”概而言之就是一個社會從精神層面上對如何認識問題、分析問題、評價問題、解決問題有自己獨立的不受他者主宰與左右的思維、價值與方法。

   習近平同志帶領我們回望中華文化，強調我們的制度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正是通過彰顯精神獨立性來堅定制度自信的最好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