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開放遵循漸進式發展的邏輯，這是由改革開放的性質決定的。中國的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一方面，中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它不同于蘇東劇變式的激進改革道路，具有穩定性和漸進性；另一方面，中國的改革是對原有體制的根本性變革，它不是對舊體制的簡單修補，而是具有革新性和發展性。

中國改革開放選擇漸進式發展道路，取決于文化傳統、曆史條件以及現實國情造就的一系列前提約束條件。從文化傳統來講，中國曆史文化傳統的若幹特質，是改革開放漸進式發展邏輯的重要約束條件。一是實用主義的文化心理。中國傳統儒家文化強調“實用理性”，重視現實實踐，排斥抽象思辨。中國的漸進式發展道路，強調大膽地試，“摸着石頭過河”，這些實踐主義特質與實用主義文化心理高度契合。二是家族主義的價值觀念。中國傳統文化強調以家族為基本單位的集體價值觀念，“血地一體、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特質，形成強大的社會粘和力，并産生集體主義的價值觀念，這種觀念是漸進式改革的支持條件。譬如，農村改革肇始實行的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就是傳統的家族主義的時代新形式。

從曆史條件來講，中國改革開放漸進式發展的邏輯，與改革開放之初的曆史條件緊密相關。近代以來，在内憂外患的曆史背景下，中華民族面臨兩大曆史任務：一是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兩大任務蘊含的核心使命就是實現現代化。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逐步形成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就是在上述約束條件下，為快速完成工業化尤其是具有國防意義的重工業趕超式發展而形成的強制性制度安排，其曆史作用不可低估。社會變革采取漸進或激進道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對原有體制的價值判斷。改革開放之初，黨和政府的威信沒有受到根本破壞，沒有出現蘇東國家那樣的嚴重政治危機。在經濟層面，宏觀經濟相對穩定，經濟發展勢頭良好。1977年國民收人增長率為7.8%，1978年為12.3%，并未出現蘇東國家那樣的經濟崩潰。人們對傳統制度體制的某些方面雖有抵觸，但并不全盤否定，這是漸進式改革的曆史約束條件。

從基本國情來講，改革開放之初的基本國情，也是漸進式發展邏輯的初始條件。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的社會生産力水平低，生産的社會化和市場化程度低，各種經濟形式同時并存。這種生産力發展狀況，決定了市場化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明顯的不平衡特點。城鄉二元結構、地區發展不均衡、産業結構不平衡，這些決定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以及不同産業之間，對改革的需求程度和變革速度都不一樣，這是改革采取漸進式發展的現實條件。譬如，改革之前，中國80%的人口在農村，地少人多，負擔沉重。農村是舊體制的薄弱環節，農民是舊體制的利益受損者。這些國情條件，使得農村改革成為中國改革的初始起點和第一推動力。

中國改革開放的漸進式發展道路之所以獲得成功，在于它從中國的現實出發，遵從一系列約束條件，并對以下各個關鍵環節進行了創造性探索，系統展現了漸進式發展的内在邏輯。

正确處理改革的理論與改革的實踐的關系。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問題，是人類曆史發展的重大問題。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皆濫觞于二者關系的不當處理。馬克思主義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人們隻有通過實踐，才能形成正确的認識，并以這種認識指導人們的實踐活動。鄧小平同志講，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是一項新事業，馬克思沒有講過，我們的前人沒有做過，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沒有幹過，所以，沒有現成的經驗可學。我們隻能在幹中學，在實踐中摸索”。這一思想蘊含着漸進式發展邏輯的重要命題。第一，不搞争論。人們的改革共識不可能通過争論取得，改革的新認識産生于改革的新實踐。不搞争論，可以避免意識形态的糾葛，在實踐中統一認識。第二，大膽地試。改革開放不可能事先設計一個盡善盡美的藍圖，必須要有闖的精神。“大膽地試”可以激發人們的主動性和創造性，推動改革的探索發展。第三，先試驗、後推廣。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均衡性使得改革難以統一方案齊步并進。譬如，中國的對外開放，在空間範圍上就典型體現了先行試點、由點到面、全面推廣的特點。20世紀80年代初，設立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放天津等14個沿海城市；20世紀90年代提出沿江和沿邊開放戰略；新世紀以來先後成立各個自貿區，2013年成立上海自貿區，2015年成立天津、廣東、福建三個自貿區，2018年建立海南全島自貿區。

正确處理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的關系。中國改革開放的漸進式發展邏輯，體現為先改革增量，然後以增量改革帶動存量改革。即以體制外增量改革為突破，以此促進體制内的存量改革。這種先增量後存量的漸進式改革，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即一部分人獲得利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并無明顯受損，以此減小改進的阻力。改革初期，我們不根本觸動體制内的國有經濟，主要緻力于體制外的增量改革，允許并鼓勵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随着改革的深入，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逐漸壯大，體制内的國有經濟愈益感受到外在競争壓力，改革形成倒逼機制，進而促進體制内的存量改革。這種溫和、漸進的改革避免了體制内和體制外的劇烈沖突，以較小的代價取得發展的成果，避免了蘇東國家“休克療法”出現的嚴重後果。

我們強調增量改革先行，但不能低估存量改革的重要意義。應該看到，沒有存量改革的積極進展，就沒有中國改革的整體成效。首先，經過多年的改革發展，體制内的公有制經濟在生産、分配和交換等環節都廣泛引入市場機制，市場化程度有了質的飛躍。其次，體制内的國有經濟在經濟社會改革中承擔了大量的社會成本。在能源、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領域，投資大、回收周期漫長，這些領域創造的價值廣泛投射于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包括體制外的非國有經濟。這些領域，若沒有國有經濟的投入，單靠市場配置難以為繼。此外，在教育、就業、醫療、養老等社會事業領域，國有經濟也承擔了相當大的社會責任和投入。

正确處理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系。如何處理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的關系，是改革的重大問題。曆史唯物主義認為，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反作用于經濟基礎。中國的漸進式改革，要求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密切配合、協調推進：一方面，經濟是基礎，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占據主導地位；另一方面，政治上層建築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必須适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一些人錯誤地認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主要體現在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的改革舉足不前，這種觀點不符合曆史事實。中國政治領域的改革，一直在不斷探索、有序推進。1980年，針對“文革”中出現的深刻教訓，鄧小平提出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要求；1986年，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理念提出後，對政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1987年，黨的十三大制定了政治體制改革的總目标和方向；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标，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由此可見，中國的改革從來都是經濟與政治的協調推進。當然，與蘇東激進式改革相比，中國的改革具有很大不同。蘇東的激進式改革是政治主導，其目标是實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政治變革支配經濟變革。中國的漸進式改革以社會主義制度為前提，經濟變革推動政治變革。根據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政治制度作為一種上層建築，隻能在與特定的經濟基礎的關系中才能具體判定優劣。從經濟基礎的要求出發決定政治上層建築改革的目标和步驟，而不是從政治上層建築出發來決定經濟改革的方向和路徑，這符合曆史唯物主義的理論邏輯，也是中國漸進式改革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正确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改革、發展、穩定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三個重要支點。改革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發展是解決經濟社會問題的關鍵，穩定是改革發展的前提。中國改革開放漸進式發展的邏輯，就是始終堅持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統一起來，其中特别強調穩定的前提作用。首先，這是總結曆史經驗教訓的必然結果。中國社會治亂更替的曆史表明，穩定的環境是國家建設和治理的根本前提。放眼世界，這也是一條慘痛教訓。上個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蘇東劇變，進入21世紀許多國家爆發的“顔色革命”，都告誡我們，“沒有穩定的環境，什麼都搞不成，已經取得的成果也會失掉”。其次，強調穩定的前提作用，與改革的實質緊密相關。中國改革的實質，是利益關系的重新調整。新舊體制、新舊利益格局轉換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摩擦甚至沖突。沒有穩定的政治權威和法律秩序，這些摩擦與沖突就可能導緻社會分裂，甚至社會崩潰。中國的漸進式改革，采取溫和、漸進的方式實現利益調整，大大減少了社會摩擦，維護了社會穩定。同時，把改革的成本代價稀釋到更長的時間段加以消化，有效防止了社會秩序的劇烈變動和坍塌。

回顧我國40年的改革開放曆程，一條成功經驗就是遵循了漸進式發展的邏輯。當然，中國的漸進式發展道路，并非有利無弊，而隻是利大弊小的選擇。伴随着改革開放事業的持續推進，改革開放的内外環境、目标要求，與40年前相比都發生了根本變化。中國改革開放的未來演進，面臨諸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其中，如下兩個問題最為關鍵。

做好充分的理論準備，加強頂層設計。改革開放之初，我們提出“不搞争論”，目的是尊重實踐，不搞紙上談兵。但是，這并不是說改革不需要理論指導和頂層設計。過去之所以實行漸進式改革，是因為我們對事關改革的一些重大問題還沒完全摸清看透，無法繪就改革的全局路線圖，因而不得不“摸着石頭過河”。摸着石頭過河和加強頂層設計是辯證統一的。摸着石頭過河強調從實踐中獲得真知，這是富有中國特色的改革發展邏輯。改革發展到今天，亟待推進的各項改革的方向、目标和路徑都已明晰化，改革不能再片面強調摸着石頭過河，更需要在系統的理論指導下全面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已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改革能否深化的關鍵，不是認識問題而是決心問題。這要求改革者敢于擔當，敢于啃硬骨頭，敢于涉險灘。所謂漸進式改革，不能成為拖延改革、阻滞改革的托辭。我們必須以決絕的勇氣，充分的準備，系統推進、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推進到現在，迫切需要全面深化改革的頂層設計。要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态等領域的改革發展作出統籌設計，加強對各項改革關聯性的研判，努力做到全局與局部相配套、治标與治本相結合、漸進與突破相促進。

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堅持改革的正确價值取向。中國改革開放的不同時期出現了不同的利益群體。在改革早期階段，“先試點後推廣”的改革模式使得一部人憑借先發優勢獲得利益；1980年代推行雙軌制以後，一些人在新舊體制間“套利”；1992年之後，随着市場化進程加快，新興資本集團和一部分掌握體制内權力的人結成利益同盟，甚至出現“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集團化，集團利益個人化”的扭曲現象。從改革開放初一直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帕累托效應”，改革惠及各個社會階層。加之各社會階層之間的界限不明顯，能夠實現階層間的頻繁流動，尚未形成阻礙改革的強勢利益集團。但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後期至今，不同利益群體間的利益博弈愈發激烈，不同階層間出現階層定型化和固化傾向。一些既得利益群體能量巨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幹預改革。他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以各種借口遲滞改革；也有的打着改革的旗号，借助自身在體制上的優勢地位進一步攫取利益。如何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籬，成為當下改革的重要難題。要破解這一難題，必須堅持改革的正确價值取向，即為社會大多數人謀利益。今天，我們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攻克體制機制上的頑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作者為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beat365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大衆化與國際傳播中心常務副主任）

【注：本文系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馬克思國家治理理論與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研究”（項目編号：15KDB013）的階段性成果】

文章原載于《人民論壇》201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