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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龍：美國政治氣候變遷的深層原因

周紹良丨記臘八粥

[摘要] 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是美國的主流文化，是美國“政治正确”原則的标準。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的秘密在于使金融資本的特殊邏輯消失于公民文化的一般抽象邏輯之中。當金融資本積累順利時，自由主義公民文化可比較容易地确立自身的文化領導權，否則就會成為金融資本的負擔而被抛棄，從而導緻政治氣候變遷。特朗普的新民粹主義是美國政治氣候變遷的表象，其深層原因是金融資本邏輯對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邏輯的支配、解構和破壞。

[關鍵詞] 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金融資本；政治氣候變遷；新民粹主義

自由主義公民文化是美國占支配地位的文化，堅持自由主義公民文化及其所派生的一系列主張，在美國被标榜為“政治正确”。但是，自由主義公民文化和金融資本之間并不匹配，而自由主義認為二者是沒有矛盾的，直到危機爆發、中産階級衰落、階層和族群矛盾激化、民粹主義崛起、特朗普抛棄美國自由主義的政治正确觀念，二者之間的矛盾才表面化。那麼，在美國，自由主義公民文化到底有什麼邏輯？它和金融資本的邏輯是何關系？美國自由主義公民文化“政治正确”原則如何以及為何讓位于特朗普所代表的新民粹主義？美國政治氣候變遷的深層原因是什麼？針對這些問題，我們将從自由主義公民文化邏輯和金融資本邏輯的内在矛盾及其在金融危機時代的外在表現出發來加以分析。

　　美國的“政治正确”：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的邏輯

　　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的基本假設是理性人假設。這種假設認為，有理性的個體不會像動物那樣憑着本能和沖動行事，而是依靠着理性的普遍規則來規範自己的行為。理性使人具有同情心、換位思考的能力，可以把自身對自由的渴望也設想在他人身上。一個理性人的行為原則，具有普遍性，可以為另一個理性人所内在地認可和遵循。人的理性能力使人與人之間可以建立起一個普遍的自由權利體系。這一體系主要包括以下幾個環節：

　　第一，天賦的人格權。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對其理性人假設的第一推論和運用，就是人具有人格權，即每個人作為理性人、作為自由意志的主體，都是一個獨立的人格主體，而作為人格主體，人具有一系列不受侵犯的人格權利，例如隐私權、肖像權、身體不受侵害的權利，遷徙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的權利等等。人格權是以人與人在形式上、觀念上所具有的形式平等性為基礎的。黑格爾認為，古代的東方文明就沒有達到這種形式上的平等性。近代啟蒙哲學把人格的形式平等性歸結為理性自覺的産物，認為是啟蒙運動啟發了個人自覺理性之後的産物，也即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人格權的形成。

　　第二，不可侵犯的所有權。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是從人的理性的自由意志出發來論證所有權的。所有權是自由意志的對象化、外化、實現、表現和載體。作為自由意志的實現形式，所有權也像人格權一樣，具有天然的、永恒的不可侵犯性。當然，人格權是天賦的權利，而所有權是後天獲得的權利。所有權的獲得離不開勞動。勞動創造所有權成為自由主義公民文化的另一個補充命題。但是分析這個命題是危險的，所以一般隻是早期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才對這個問題做了一些不充分的分析。所有權隻能在契約關系的基礎上才能交換和轉讓，契約關系是自由意志之間相互契合的關系。在契約關系的基礎上來建立經濟關系和經濟生活，這被認為是市民社會的基本原則。這種建立在契約關系之上的私人交換體系，又被亞當·斯密做了一個社會功利主義的論證，即這種普遍的、自由放任的經濟利益關系是最有利于社會利益發展的。

　　第三，極小國家的觀念。國家這一公共權力也是從契約關系中、從所有公民所認可和裁定的底線共識中來建構的。凡是超越社會契約所普遍認可的、凡是超越底線共識的内容，都是不合法的。這樣一來，國家也就隻能是一個消極國家，是一個最小國家，守夜人國家。國家是為個人服務的國家，隻是為個體提供外在的保障，國家隻是個人權利的捍衛者、契約關系和市場博弈的看守者。隻有人身自由、契約自由是國家要保證的，幸福、經濟關系的調整、文明、和諧、平等、公正等等則不屬于國家權力的範圍。私權自治、公權受限、最小國家、分權制衡，成為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在國家問題上的基本觀點。

　　第四，人權高于主權的主張。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的另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人權高于主權。這個結論也是從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的理論前提中引申出來的，因為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從自由意志的理性個人出發把人格權、所有權、主權等等都看作是人權的實現和表現，既然各種權力機構都是服務于個人的人權的，那麼在國際關系上主張人權高于主權，也就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邏輯上的必然結論。從人權高于主權出發，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會引申出反對種族主義、反對排外主義等等的主張。

　　第五，新自由主義曆史終結論的主張。新自由主義認為自己所主張的人格權、所有權、契約社會、極小國家等等是最好的制度安排，認為這個制度能保證個體的自由權利，最大限度地發揮每個人天賦潛能，能導緻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和自動均衡，能最大限度地促進社會的發展，能帶來個人和社會福利的最大化，而保護着市民社會的“最小國家”也是最理想的自由國家。新自由主義認為從自身前提中所派生出來的這一套理論是最優的理論，根據這一套理論而來的制度安排是最優的安排，是人類文明的最高尺度和最後希望，因而也成為福山所傲慢地宣布的“曆史的終結”。

　　美國“政治正确”的背後：金融資本的邏輯

　　在抽象的自由主義公民文化之外，在現實生活中，還存在着另一個真實的主體，表現着另一種邏輯，這就是金融資本的邏輯。

　　首先，金融資本集中表現着職能資本的生産性邏輯。金融資本是從産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的壟斷融合中産生的壟斷資本。金融資本的生産性邏輯是一般職能資本的生産性邏輯的集中表現。一般職能資本的生産性表現在諸多方面。第一，對貨币财富的追求，激發起人們普遍的勤勞。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貨币形式的财富使勞動都變成掙取貨币的手段，激發起人們以勞動來積累貨币的欲望。第二，資本作為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産者，作為迫使别人辛勤勞動的一種所有制關系，其在精力和貪婪方面遠超過去一切所有制形式。第三，資本作為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産形式，它使科學技術直接取得了商業價值，成為推動科學技術發展的引擎。這和古希臘的情形是不同的，在古希臘，科學研究和生産是分離的，它們分别為奴隸主和奴隸所從事。但是資本不一樣，資本直接把科學技術作為擴大剩餘價值積累的手段，因而資本關心科學的發展及科學在技術上的應用。第四，資本的流通革命。資本的概念中包含着世界市場，資本的使命是建立世界市場。資本周轉速度越快，賺錢能力越大。資本的目标是使流通時間為零，以時間消滅空間，因而資本的概念中還包含着世界市場的不斷革命化。随着世界市場的革命化，世界變得越來越“小”。第五，為了給過剩資本尋找投資場所，資本要不斷地去探尋大自然的屬性，尋求大自然對人類的有用性。在人類從各個方面對自然界開發的情況下，人類把自身确立為大自然的支配者。第六，在為産品尋求市場的過程中，資本不斷地去研究、開發和完善人的需求，從而為人的全面發展提供了條件。第七，信用革命，也即資本為流通提供了越來越便捷的價值形式、貨币媒介和信用手段，方便人們的交換活動。以上都是職能資本的生産性邏輯的表現。作為職能資本的壟斷融合形式，金融資本是推動生産革命、流通革命和信用革命的主體，這些都是金融資本邏輯中的一個方面即金融資本的生産性邏輯的表現。金融資本的生産性邏輯集中體現了資本推動人類生産革命的曆史使命，體現了資本邏輯中推進人類進步的方面。

　　其次，金融資本也集中表現着資本的非生産性邏輯。第一，金融資本借助壟斷定價權來積累，這是直接從市民社會搜刮财富。第二，地産尋租。在金融資本時代，地産成為一個金融部門，成為向市民社會征收“貨币稅”的一個部門。第三，股票投機。股票本來的意圖是動員社會過剩資本來支持技術先進的企業，但是在現實中股票成為賭博資本主義的一系列金融技術的載體，成為金融寡頭剝奪中産階級的手段。第四，操縱國債。金融資本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國家最貧窮，國家成為金融資本的債務人，公共權力抵押給了金融貴族，而金融貴族支配了國債之後，獲得了一系列新的經濟上的好處。第五，支配國家政權。支配了市民社會和國債的金融貴族，也獲得了直接或間接支配政治的特權，使國家的内外政策從屬于金融寡頭的利益。通過上述機制，金融資本成為資本的非生産性積累也即成為尋租性、寄生性、投機性、剝奪性積累的主體。

　　最後，金融資本的積累邏輯中還包含着生産性邏輯向非生産性邏輯轉變和屈從的邏輯傾向。金融資本的生産性邏輯本身就包含着異化的性質，例如在金融資本的生産性邏輯之中就包含着：對貨币的貪婪、對勞動的過度剝削、對工具理性的崇拜、對自然環境的破壞、對人的不合理需求的引誘、對信用的濫用等等。更主要的是，金融資本的生産性邏輯自身就包含着危機的必然性，例如，産業資本自身的積累就包含着比例失調、生産過剩和利潤率下降等導緻危機的必然因素。當金融資本的生産性積累發生不可避免的危機時，金融資本反而試圖通過非生産性邏輯的強化來解決危機。例如，釋放流動性、用新的金融泡沫掩蓋舊的金融泡沫、增發國債等，結果不但解決不了危機，反而造成了新的更嚴重的危機。正如馬克思所說，限制資本的是資本自身。同樣，我們也可以說，限制金融資本的是金融資本自身。金融資本生産性邏輯向非生産性邏輯的轉變和屈從，就是金融資本自身阻礙自身發展、造成自身危機的原因。這就是金融資本自身内在的深刻矛盾。

　　美國政治氣候變遷的原因：金融資本和公民文化的二律背反

　　在資本主義發展早期，自由主義公民文化邏輯和資本邏輯是表面一緻的。自由主義公民文化是在近代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也即反對等級君主制或集權君主制、身份制、君權神授等原則的基礎上确立起來的。自由主義公民文化打破了人身依附關系，消滅了等級制度，血緣不再決定人們的身份和地位，人與人獲得了形式上的平等性。但是，在資本積累獲得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在資本發展到金融壟斷資本的時代，自由主義公民文化邏輯和金融資本積累邏輯之間的矛盾，就不能安穩地共處了，而不可避免地使沖突表面化。尤其是在自由主義經過新的抽象化過程而轉化為新自由主義之後，就更是如此。這是因為：

　　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遮蔽了金融資本的邏輯。新自由主義使資本的邏輯消失于抽象的公民文化的邏輯之中。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把現實的人理解為抽象的人，它使人脫離生産關系，而進入一個由孤立個體組成的契約社會。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把個人理解為抽象的而不是處于生産關系中的現實的個人，把所有權理解為自由意志的實現形式而不是生産關系的實現形式。新自由主義把自由意志之間的契約關系設定為唯一合法的社會關系，而這種契約關系背後的生産關系是它難于理解的。

　　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放縱了金融資本。新自由主義認為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會導緻經濟的自動均衡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會帶來一個中産階級占主導地位的橄榄形社會。但是，在現實中，新自由主義隻是放縱了金融資本的自由，放縱了金融資本的非生産性積累，導緻金融貴族的寄生集團勢力劇增、産業資本成本增加、制造業轉移海外、産業空心化和工人失業，導緻了中産階級的衰落，使中産階級主導社會的神話遭到破産。

　　新自由主義無力解決金融資本造成的危機。在新自由主義的理念中，市民社會是自我均衡的，國家不能幹涉市民社會内部的自由，而隻是為市民社會的運行提供外在的保障。新自由主義隻允許最小國家、極小國家的存在。新自由主義把大量應該由公共權力調節、監管和掌握的權力拱手交給了金融貴族。這樣設計的公共權力無力解決資本積累所造成的市民社會的矛盾和分裂。金融資本自由地支配市民社會，造成了深刻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新自由主義理念中的公共權力無法遏制金融資本的非生産性積累，無力克服金融資本的内在矛盾，無力解決金融資本積累所導緻的危機。

　　新自由主義加劇了金融資本積累所造成的危機。在金融資本積累所造成的經濟、社會危機面前，金融壟斷資産階級也不得不求助于自身設計和維護的極小國家來解救自身的危機。但是，國家拿什麼來救助金融資本呢？在最小國家的制度安排下，國家已經負債累累。那就隻能借錢。向誰借錢呢？向金融資本借錢。可是金融資本已經陷入危機。那就隻能是開動印刷機，發行貨币。而在自由主義的制度體系下，貨币發行權也不屬于國家，而是屬于聯合的大金融資本家，例如屬于像美聯儲這樣的機構。結果就成了這樣：為了救助金融資本自身造成的金融危機，國家要向金融資本借錢，而金融資本也就印發更多的貨币借給國家，而國家再通過救助金融危機，卻使自身背上了更沉重的債務負擔。不僅如此，通過發行貨币的方式來救助危機，還造成了通貨膨脹，使本已貧困化的社會生産者階級再次遭到剝奪，導緻矛盾更加激化。新自由主義解決金融危機的手段反而更加劇了危機！

　　在金融資本的實際統治下，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最終否定了自身的前提。在金融資本積累所導緻的危機面前，新自由主義的原子論前提假設、自由放任主義的經濟政策、中産階級主導的橄榄形社會觀念、極小國家的制度理念、“人權高于主權”、曆史終結論的意識形态等等，都面臨全面危機。當資本邏輯處于上升期時，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可以順利地确立自身的文化領導權。但是，當資本積累走向下降期時，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的文化領導權就必然暴露其虛弱性而走向反面，而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中所引申的“政治正确”原則，也會遭到抛棄，這就是美國政治氣候變遷的原因。

　　美國政治氣候變遷的方向及新民粹主義崛起

　　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的秘密在于使資本的邏輯消失于公民文化的邏輯之中。20世紀70年代以後，金融資本獲得了主導全球化的支配權，新自由主義逐步成為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政策體系和意識形态。新自由主義的國際金融資本積累秩序，在推動全球化發展的同時，也加強了金融貴族的權力，導緻了美國經濟的寄生性、虛拟資本的膨脹和制造業的空心化，導緻了大面積的失業和大尺度的社會分化，打碎了中産階級主導社會的夢想。新自由主義的金融資本積累秩序造成了系統性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而新自由主義對危機的救助方式不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加劇了危機。美國是形式上自由的國家，但這個自由國家同時也是一個債務國家。美國聯邦政府、州政府，美國的中産階級、無産階級普遍地陷入債務關系之中。自2008年大衰退以來，在美國申請破産的人群正是美國的中産階級。歐美中産階級的危機導緻了從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到今天法國的黃馬甲運動。

　　在普遍的社會危機和失望情緒中，新民粹主義崛起。特朗普通過操弄新民粹主義改變了美國傳統的“政治正确”路線。通過操縱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退出巴黎氣候協定，放棄多邊主義，施行單邊主義外交策略。放棄了“人權高于主權”“美國是人類曆史的終結”“美國是人類自由的最終形式”“美國是國際社會的最後希望”等一系列傳統“政治正确”觀念。

　　新民粹主義思潮反對“政治正确”意義上的自由主義，隻是試圖清除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人性論色彩，減輕金融資本積累的不必要的負擔。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随着金融資本積累的發展，其内在危機達到系統性爆發的程度。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已經不再能夠為金融資本的邏輯進行庇護和辯護，自由主義公民文化邏輯和金融資本邏輯的矛盾已經發展到了矛盾公開化的階段。在這樣一個階段，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及由其派生的“政治正确”原則已經成為金融資本的負擔和障礙。抛棄這一障礙，使金融資本在不承擔其道義責任的情況下尋求擺脫危機的出路，這就是特朗普新民粹主義崛起的原因。當然，特朗普的新民粹主義以及他抛棄新自由主義公民文化“政治正确”原則而為金融資本尋求出路的企圖，并不能真正解決金融資本自身的内在邏輯矛盾所導緻的危機，而隻是使危機深化了和轉移了。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價值研究〈項目編号：18BKS087〉；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研究〈項目編号：2018XZD08〉）

[參考文獻]

[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文章來源：《前線》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