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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慶治：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下的全球資源環境安全文化構建

周紹良丨記臘八粥

内容提要：十九大報告對“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闡述明顯呈現為它作為一種國際關系理念與戰略的升級版或2.0版。這不僅表現在它被明确納入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宏大體系之下，也體現在它的三個内容層面或維度（核心理念、話語體系與制度構想、戰略舉措）的更加完整清晰。因而，從現在起特别值得關注的應是這一理念與戰略在現實實踐中的貫徹落實，盡管這絕不意味着對它本身的理論探讨就不再重要。“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個系統性國際關系理念與戰略的成功實施，所需要的一個前提性條件是它的至少上述三個内容層面或維度的完整性和相互間契合性。而具體到自然生态領域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我國積極實施的“一帶一路”倡議的一個基礎性方面是努力傳播、示範與營造一種全球資源環境安全（共同體）文化。

關鍵詞：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資源環境安全文化、“一帶一路”倡議、科卡科多—辛克雷水電項目、環境政治

黨的十九大報告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明确闡述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核心意涵及其基本方略之一。這表明，努力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已經不僅是我國未來相當長時期的重大國際（全球）政治參與和外交戰略（“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而且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整體布局的内在組成部分。在它文中[1]，筆者從“作為對世界秩序或國際關系格局構型的核心性理念、理解或憧憬”“作為對這一核心理念進一步展開與細化的國際關系戰略話語或制度框架選擇”“作為對這一核心性理念以及相應的國際關系話語或戰略的主要制度化展現或策略舉措”等三個層面上對此做了初步分析，并認為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可以理解為服務于“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重大戰略舉措。當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戰略是一個在現實實踐中不斷形塑和漸趨完整的過程，而且包含着十分豐富的内容層面或維度。比如，它在自然生态領域意味着創建一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世界，而這其中的一個前提性方面是需要我們更加明确主動地傳播、示範與營造一種全球性資源環境安全文化。

一、作為一種國際關系理念與戰略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顯而易見的是，無論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戰略自身的三個層面或維度的成長，還是“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一個主體性推進戰略與它的耦合一緻，都經曆了一個逐漸形成的過程。[2]

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概念或提法，最早見于我國政府處理與西方關系時對時代特征和世界大勢的闡釋，強調各國之間已然形成的相互依存、同舟共濟局面。2010年5月和2011年9月，分别在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關于促進中歐合作的論述中，我們最先提出了“命運共同體”的說法。2011年9月出版的《中國和平發展》白皮書，明确使用并闡釋了“命運共同體”概念，指出國際社會要以命運共同體的新視角，以同舟共濟、合作共赢的新理念，尋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鑒的新局面，尋求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新内涵，尋求各國合作應對多樣化挑戰和實現包容性發展的新道路。這一論述的重要性或新意在于，它把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和平發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鑒”等聯系起來，指出了國際關系發展的新視角、新理念和新思路。

2012年11月，黨的十八大報告系統闡述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人類隻有一個地球，各國共處一個世界…我們主張，在國際關系中弘揚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系，同舟共濟，權責共擔，增進人類共同利益。”[3]可以看出，這段話所闡述的已經不隻是對一種現實需要的客觀描述，即當今世界是一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時空共同體或“地球村”，而是有着十分清晰的國際關系或外交理念與戰略意涵，即世界各國之間應該合作共赢、共享發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發展夥伴關系，而中國緻力于成為這樣一種未來世界或國際秩序的倡導者、促動者。總之，将“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具有重要的政治宣示意義，并成為它走向一種完整性國際關系理念與戰略進程中的重要節點——具體而言，它更多對應于筆者所指稱的第一個層面或維度，或者說一種對世界秩序或國際關系格局構型的核心性理念、理解或憧憬。

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總書記數十次在不同場合闡釋了中國政府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政治與政策理解，使之逐漸細化或實化為一個意涵明晰而豐富的國際關系理念與戰略。[4]這其中具有标志性意義的是如下兩次重要講話。其一，2013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發表了題為“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的演講，第一次向世界明确表達了對人類文明走向的中國期望或憧憬。除了進一步闡述十八大報告中關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界定：“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裡，生活在曆史和現實交彙的同一個時空裡，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着重強調了作為中國國際關系或外交方略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實質性意涵或戰略意蘊：“面對國際形勢的深刻變化和世界各國同舟共濟的客觀要求，各國應該共同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赢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各國人民應該一起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我們主張，各國和各國人民應該共同享受尊嚴…；我們主張，各國和各國人民應該共享發展成果…；我們主張，各國和各國人民應該共同享受安全保障。”[5]可以認為，習近平總書記的這段論述其實就是對如何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立場的闡發，其中包括了倡導與踐行新型主權觀、新型發展觀、新型安全觀等主要的戰略話語與制度構想層面或維度。

其二，2015年9月，在紀念聯合國成立70周年的聯大一般性辯論中，習近平主席發表了題為“攜手構建合作共赢新夥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講話，其中不僅明确強調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于創建合作共赢新型國際（夥伴）關系的統領性意義，而且提出了對這種新型關系架構的更為豐富的“五大支柱”闡釋：政治上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系；安全上要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經濟上要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文化上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環境上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态體系。“我們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赢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此，我們需要作出以下努力：我們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夥伴關系…；我們要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我們要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我們要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我們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态體系。”[6]可以清楚看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這篇講話其實是首次将我國十八大以來的諸多外交新理念在推動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框架下所做出的體系化闡述。換言之，如果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們對世界秩序或國際關系格局構型的核心性理念、理解或憧憬，那麼，主動構建或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當代中國對這一核心性理念進一步展開與細化的國際關系戰略話語或制度框架構想。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戰略的闡述共有三處：一是在第一部分“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曆史性變革”中，論述“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開”時總結道：“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7]可以看出，整段論述既彰顯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我國“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布局”的中樞性支點，也表明它得到了包括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等在内的諸多外交重大舉措的有力支撐。換言之，自十八大以來，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積極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構成一種相互支持、彼此形塑的關系。

二是在第三部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基本方略”中，将“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意涵與基本方略之一。“中國人民的夢想同世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實現中國夢離不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際秩序。必須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開放戰略，堅持正确義利觀，樹立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構築尊崇自然、綠色發展的生态體系，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8]應該說，與十八大報告的闡述相比，這段論述更系統地——尤其是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及其基本方略的宏大語境和話語體系下——概括了我國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要理念、目标與戰略定位：我們所期望和追求的是一個和平發展、包容開放、合作共赢、尊崇自然的世界，而這意味着我們将倡導踐行一種新的和平觀、安全觀、義利觀、文明觀、資源環境觀，相應地，中國要成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三是第十二大部分“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部分既明确強調“中國将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赢的旗幟，恪守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堅定不移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各國的友好合作，推動建設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赢的新型國際關系”，也真誠呼籲“各國人民同心協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此外，它還申明“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積極促進‘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努力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打造國際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發展新動力”[9]。由此可以看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已經成為我國國際關系與合作的頭号主題，而“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實施是它最為基礎性的戰略支點或策略舉措之一。

綜上所述，黨的十九大報告對“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闡述明顯呈現為它作為一種國際關系理念與戰略的升級版或2.0版。這不僅表現在它被明确納入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完整體系之下，也體現在它的三個内容層面或維度（核心理念、話語體系與制度構想、戰略舉措）的更加完整清晰。因而，在筆者看來，從現在起尤其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這一理念與戰略在現實實踐中的貫徹落實，盡管這絕不意味着對它本身的理論探讨就不再重要（比如第二個内容層面或維度上對未來國際關系架構重構的戰略分析和制度構想）。

二、“一帶一路”倡議與全球資源環境安全共同體文化的構建

正如前文已經指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一個系統性國際關系理念與戰略的成功實施，所需要的一個前提性條件是它的至少上述三個内容層面或維度的完整性和相互間契合性。具體地說，“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型國際關系”都是第一個内容層面或維度上的體現，也就是核心理念或未來憧憬意義上的體現，其中最重要的是它的價值理想和政治正确性[10]；“構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主要是第二個内容層面或維度上的體現，也就是戰略話語和制度體系構想意義上的體現，其中最重要的是話語本身的可信性、說服力和制度體系構想的現實可行性；“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實施等主要是第三個内容層面或維度上的體現，也就是重大戰略舉措意義上的體現，其中最重要的是現實可操作性以及與第一個、第二個内容層面或維度的内在契合性。而正是在上述意義上，具體到自然生态領域中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筆者認為，我國政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及其實施的一個基礎性方面是努力傳播、示範與營造一種全球資源環境安全（共同體）文化。

對此，黨的十八大報告在“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部分專門強調了“堅持共同但有區别的責任原則、公平原則、各自能力原則，同國際社會一道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貢獻”[11]，而黨的十九大報告則在“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部分專門強調了“要堅持環境友好，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保護好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12]，作為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視野下“清潔美麗的世界”或“人類的美好未來”的具體闡釋。因而可以說，無論是作為一個負責任世界大國外交形象構建的一部分，還是國内生态文明建設國家戰略的“外溢”性效果，我國事實上已在倡導與推動一種全球資源環境安全共同體及其文化的建設。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對于這種新型共同體及其文化的具體意涵，以及如何與國家相關重大戰略舉措比如“一帶一路”倡議實現有效銜接，還需要做更深入的研讨。在筆者看來，尤其需要強調如下三點。

第一，全球資源環境安全共同體及其文化是一種全新的國際關系理念、構型（秩序）與戰略取向。概括地說，它指向一個和平發展、包容開放、合作共赢、尊崇自然的新世界，并基于一種全新的和平觀、安全觀、義利觀、文明觀和環境資源觀。具體而言，它要求現代民族國家尤其是世界大國與強國能夠在地球整體和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相統一的視野下看待自己和他人的自然資源問題、生态環境問題、國家國土安全問題、經濟社會發展問題，而國際間長期以來的現實主義思維或政治已經失效。比如，無論美國或歐洲在經濟上軍事上如何強大，都不可能獨立解決整個世界範圍内的一系列挑戰性難題，更不可能獨立解決像全球氣候變化這樣的全球生态環境難題。

應該說，單純從環境主義政治或思維的視角看，資源與環境安全的集體、公共甚或全球性質，是顯而易見的。比如，我們很難設想全球氣候變暖或生物多樣性劇減的生産生活影響隻局限于某些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或地區，盡管它們在不同國家或地區的具體表現形式可能有所不同（印度洋島國和西伯利亞高寒區域）。正是基于上述素樸感知，從1972年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到1992年裡約環境與發展大會，國際社會逐漸形成了資源與環境安全上的“地球村”意識或“人類共同體”觀念，即“我們隻有一個地球”，以及基于縮小歐美發達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之間經濟水平差距的“環境與發展”兼顧或共赢戰略。[13]盡管這種“環境與發展”兼顧共識（表面上呈現為歐美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換取後者對生态環境的更積極保護）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起的國際氣候政治中遭遇了嚴重挫折（以1997年《京都議定書》及其所确定的兩階段減排構想的境遇為标志），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實質性崛起和歐美國家所遭遇的2008年金融經濟危機，卻共同造就了一種新型的國際“環境與發展”格局，或者說，它的2.0版本——這在21世紀第一個十年之後正變得日益明顯。

概言之，中國引領下的國際“環境與發展”新格局的基本特點是，通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社會現代化戰略與生态環境保護戰略的内在性結合——比如中國所主張與推動的“五位一體”意義上的“生态文明建設”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來努力創建一種基于更加和平、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的全球資源環境安全共同體。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包括歐美在内的發達國家在這一進程中所發揮的重要影響依然不可低估，而它們也絕不僅僅體現為一種物質性或經濟性力量，另一方面，我們是否能夠呈現為一種截然不同于傳統帝國主義的新型民主或環境友好力量，也并不是必然性的，至少很難能夠從過去的強權那裡學習到。

第二，作為一種新型全球資源環境安全共同體及其文化的首倡者，當代中國肩負着義不容辭的開拓創新與示範引領責任，而這将成為我國對人類文明做出自己曆史性貢獻的“中國智慧、中國方案、中國道路”的最突出部分或“靓點”[14]。

那麼，當代中國何以能夠擔當這樣一種曆史責任呢？在筆者看來，一方面，我們的優勢是明顯的。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僅已經積累起了較強的物質經濟實力（尤其是在經濟規模或總量的意義上），而且已經具備了較高的基于現代經濟技術與管理水準的國際性資本運營與産業輸出的能力。與此同時，借助于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和生态文明體制改革，我們統籌協調經濟現代化建設與資源環境安全的國家治理和企業運營能力正在迅速提升。

此外，我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性質也是一個必須加以強調的要素。社會主義的目标追求與制度框架，決定了我們的經濟現代化發展既不會走向任何意義上的全球或地區霸權，也不會以霸權或武力的形式來實現與維持自己的經濟發展。換言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本質上是一條和平之路、共赢之路和與自然和解之路。這方面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黨的十九大報告的如下闡述：“中國共産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鬥的政黨。中國共産黨始終把為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作為自己的使命。”[15]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推動構建這樣一種新型共同體及其文化仍面臨着諸多方面的難題與挑戰。除了現實國際政治中的主導性制度、規則及其文化上的限制，需特别強調的是，我國的國内資源環境安全共同體建設（或生态文明社會建設）仍處在一個初創性階段，而我們在将國内綠色經驗的國際轉化上也還存在很大的能力欠缺。

第三，“一帶一路”倡議及其組織實施，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成為當代中國展示其對于這種共同體及其文化創建的政治意願與引領能力的最直接（主要）實踐平台。其中，政府的重大政策舉措和海外投資企業的踐行，扮演着一種十分重要的“形象塑造”作用。

政府作用及其發揮的突出例證是我國政府近年來所倡導的綠色“一帶一路”建設。2017年4月26日，環保部、外交部、發改委和商務部聯合推出“關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該文件明确提出，要“全面推進‘五通’綠色化進程，建設生态環保交流合作、風險防範和服務支撐體系，搭建溝通對話、信息支撐、産業技術合作平台，推動構建政府引導、企業推動、民間促進的立體合作格局”[16]。至于如何全面服務“五通”，它強調了如下5個具體舉措：一是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強生态環保政策溝通，促進民心相通；二是做好基礎工作，優化産能布局，防範生态環境風險；三是推進綠色基礎設施建設，強化生态環境質量保障；四是推進綠色貿易發展，促進可持續生産和消費；五是加強對外投資的環境管理，促進綠色金融體系發展。而對于強化企業行為綠色指引、鼓勵企業采取自願性措施，它也強調指出：鼓勵環保企業開拓沿線國家市場，引導優勢環保産業群式“走出去”；落實《對外投資合作環境保護指南》，推動企業自覺遵守當地環保法律法規、标準和規範，履行環境社會責任、發布年度環境報告；鼓勵企業優先采用低碳、節能、環保、綠色的材料與技術工藝；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采取就地、就近保護措施，做好生态恢複；引導企業加大應對氣候變化領域重大技術的研發和應用。

因而，在“一帶一路”倡議實施過程中主動推進一種全球資源環境安全共同體及其文化建設，已經成為我國政府的一種确定政策，也就是所謂的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當然，這些政策規定還有一個不斷細化和标準提高的過程，并且需要根據海外投資企業的踐行情況做出适時适度的調整。

三、個例分析：科卡科多—辛克雷水電項目

科卡科多—辛克雷（Coca Codo Sinclair）水電項目是中國政府與厄瓜多爾政府于2009年簽署的大型水電合作項目，也是中國企業首次在拉美國家實施的大型工程。該項目由中國電建集團承建，2010年7月正式動工，到2016年4月、6月，水電站兩期工程（分别包括四個機組、總裝機容量1500兆瓦、年發電量88億千瓦時）先後完成并并網發電，可以滿足厄瓜多爾1/3的用電需求。[17]2017年5月8~12日，筆者一行應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基多代表處的邀請，前往該項目所在地參觀考察。那時，水電站已經進入正常運行階段，大部分中國水電職工已經撤離，隻有少部分的勞工和技術管理人員留守，以便進一步做好工程善後交接與技術培訓工作。

單純從對象國經濟民生和國際合作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無可挑剔的“好項目”：它不僅解決了厄瓜多爾長期的電力短缺難題——每年用于進口鄰國哥倫比亞電力的開支達10億美元，徹底消除了首都基多以前頻繁的拉閘限電現象，而且，它通過該項目的實施培養了該國一批技術管理人員，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的交通設施建設和經濟發展（建設高峰時期曾創造了8000工作崗位）。

而從中方的立場看，這是一個總投資額達23億美元的大型項目，不僅提供了中資企業的海外項目，以及中國水電設備、技術和勞務輸出的機會，而且主要由中國進出口銀行等提供貸款或信貸擔保的方式，也擴大了中方金融業的海外業務，而主要通過厄瓜多爾未來石油産出來支付這些投資款項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國的能源供給安全。

然而，從一種更廣闊的視野來看，至少包括基金會支持的“超越發展”學術群體在内的拉美民間社團強調[18]，該項目存在着如下兩個方面的“缺陷”：一是自然環境安全或生态可持續意義上的，二是地方社區利益分享或社會可持續意義上的。

對于前者，該項目位于首都東北方的納波省與蘇坤比奧省交界處的亞馬遜森林的邊緣地區。如今，除了剩餘施工地點附近略顯混濁的河水，我們幾乎看不到任何大型工程施工的痕迹，但在建設高峰時期，整個工區綿延長達80公裡，僅在工程主址附近的小鎮就駐紮了數萬之衆。也就是說，在熱帶雨林沼澤密布、地基多為砂礫石和火山灰的自然地理條件下，據中方統計，首期樞紐工程共開挖土石方430萬立方米、混凝土澆築83萬立方米、使用鋼筋2.7萬根。可以設想，這些施工活動會對沿河兩岸生态環境産生一定影響（當然，這一地區有着極強的自我修複能力）。

與之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由于這一地區明顯區分為雨季和旱季，而旱季的降雨量和河水徑流量要明顯低于雨季。這就使得，可用于水力發電的水量實際上是不穩定的，結果是，或者所設計的最大發電量受到限制，或者過度抽水發電會影響到河流的徑流量并進而影響到水生态與水生物多樣性。

對于後者，中方企業确實向當地雇員提供了良好的工資和其他福利待遇，并采取了一些駐地社區道路修建、駐地社區清潔水設施建設、駐地社區小學學習用具捐助等社會責任行動，但問題在于，無論就業機會還是當地社區的繁榮都是僅限于工程施工期間的，而真正的原住民并未能夠從中獲得充分的受益，或分享到水電站建設所帶來的好處，依然處于欠發展狀态或留下諸多環境難題。的确，即便是駐地社區的居民也沒有對該工程采取全盤否定的态度（除了個别社會活動分子），而且，也沒有将這種負面性效果完全歸咎于中方企業，但他們的确認為，将會在未來的類似合作中更明确強調地方社區利益及其法律性保障，尤其是與其中央政府進行談判時。

在筆者看來，該項目考察所發現的全球資源環境安全共同體及其文化構建意義上的問題是，第一，海外企業投資置業絕非僅僅是一個狹義上的經濟（工商業）活動，而是一個關涉到當地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态各方面利益與關切的綜合性活動，而對那些更多屬于自然資源（能源）開發或生态環境敏感區域的經濟活動尤其如此；第二，經濟投資活動以及海外企業的項目方案設計、施工建設和運營管理，應該更多地将當地政府需求和民衆利益關切納入其中。隻有這樣，我們的海外投資目标與戰略才能得到更順利實施，并将其置于一種“綠色發展、尊崇自然”的環境道德高地或政治正确立場之上；第三，地方社區尤其是少數種族或土著民族轄區的經濟開發項目，應該更多地考慮駐地社區及其民衆的可持續性難題（經濟、社會和生态等方面）。長期以來所偏重的單純依賴與中央政府的協議合同或外交手段，并不能确保項目的組織實施，也不具有更普遍意義上的道德合法性或正義性。尤其是對于當地那些低能甚或貪腐性政府來說，我們的失當支付有可能同時受到來自兩個方向的批評。可以說，随着中方企業的大規模走出去，這些企業文化或“軟實力”層面上的考量正在越來越具有經營管理或“硬實力”層面上的重要性。

結論

黨的十八大以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戰略已經逐漸成長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思想及其建設的首要對外關系方略[19]，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話語理論和制度體系構想以及在它們指導下的“一帶一路”倡議，正在成為迅速崛起的當代中國對于一個更理想世界的理論與實踐表達[20]。在自然生态領域，這絕不僅僅意味着中國将會日益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投資）主體——直接開采和耗用占全球額度最大的自然物質資源，也幾乎必然要求我們更多考慮如何承擔創建全球資源環境安全共同體及其文化的曆史性責任。就此而言，最先走出去的海外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這樣一種宏大責任的主要踐行者、擔當者，而它們顯然還處在一個學習探索的初級階段。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項目“綠黨及生态社會主義發展現狀與态勢研究”階段性成果；國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點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号為：18AKS016）

[1] 郇慶治：“理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三個重要層面”，《學術前沿》2017年06下，第13~20頁。

[2] 陳須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論在習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地位和意義”，《當代世界》2016年第7期，第8~11頁。

[3]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7頁。

[4] 國紀平：“為世界許諾一個更好的未來——論邁向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15年5月18日。

[5] “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參見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24/c1024-20892661.html（2017年12月6日）。

[6] “習近平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參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2017年12月6日）。

[7]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頁。

[8]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25頁。

[9]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58~59頁、60頁。

[10] 曲星：“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觀基礎”，《求是》2013年第4期，第53~55頁。

[11] 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第40~41頁、第39頁。

[12]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59頁。

[13] 郇慶治：“重聚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共識：紀念裡約峰會20周年”，《鄱陽湖學刊》2012年第3期，第5~25頁。

[14] 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概括為“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參見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25頁。

[15]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57~58頁。十九大之後不久舉行的中國共産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的主題就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政黨的責任”。

[16] 環保部等：“關于推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的指導意見”，http://www.gov.cn/xinwen/2017-05/09/content_5192214.htm（2017年12月9日）。

[17] 李強、王骁波：“中企打造厄瓜多爾‘第一工程’”，《人民日報》2016年11月11日；洪金領：“科卡科多辛克雷水電站開發建設曆史綜述”，《國際工程與勞務》2017年第7期，第53~56頁。

[18] Carolina Viola Reyes, ‘Territories and structural changes in peri-urban habitats: Coca Codo Sinclair, Chinese investment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nergy matrix in Ecuado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and conference on Chinese-Latin American relations” (Quito: 7-12 May 2017); Rebecca Ray, Kevin Gallagher, Andres Lopez and Cynthia Sanborn, China in Latin America: Lessons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osto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itiative of Boston University, 2015).

[19] 楊潔篪：“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日報》2017年11月19日。

[20] 阮宗澤：“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世界夢’”，《國際問題研究》2016年第1期，第9~21頁。

文章來源：《太平洋學報》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