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海良：“重讀”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思想資源和學理依循——恩格斯晚年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開創性研究
周紹良丨記臘八粥
[關鍵詞]恩格斯 馬克思主義發展史 “重讀”馬克思 學理依循 思想資源
1883年3月馬克思逝世，恩格斯自然成為繼續演奏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史詩的“第一小提琴手”。從1883年至1895年，恩格斯在其晚年的12年革命實踐和理論研究中，為馬克思主義發展作出了傑出的貢獻。特别是在對馬克思理論遺産的整理和編輯出版中，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作出了開創性研究。
恩格斯晚年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開創性研究，大體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通過“重讀”馬克思，奠定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學理依循，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基本思想資源作了深湛研究；二是通過對馬克思思想過程和革命實踐的研究，其中包括馬克思的生平和事業，以及與馬克思思想發展有關的組織機構、理論活動等的研究，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内在邏輯作了深透研究；三是通過對各種反對和曲解馬克思思想的觀點和理論的批判，厘清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理論旨向和學術規範，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思想實質和時代意蘊作了深刻探索。本文僅就以上第一方面的問題作一些探讨。
先作個說明，本文所說的恩格斯對馬克思的“重讀”，是指1883年之後，恩格斯在重新出版馬克思著作時，以撰寫“導言”或“引言”的方式，對馬克思著作的“重新”讀解，再現馬克思思想的真實過程和科學内涵。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來說，恩格斯“重讀”馬克思的意義，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重讀”馬克思著作，闡明這些著作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和意義，對這些著作中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作出闡釋；二是“重讀”馬克思著作，闡明這些著作在馬克思思想形成史中的意義，對這些著作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意義作出研究；三是“重讀”馬克思著作，對馬克思思想作出适合于時代變化要求的新的理解，對面向“新的曆史紀元”的馬克思主義作出新的闡釋。
一、恩格斯“導言”“引言”對“重讀”馬克思的意義
馬克思逝世後，德國社會民主黨提出出版馬克思全集的想法，恩格斯對于這一想法一直表示支持，但他極不贊成貿然行事、倉促而為：他堅持認為這一類“馬克思全集”應該“以單行本出版馬克思一些篇幅不大的著作，不加注釋和序言”，超過這個限度，恩格斯明确表示“我就不能同意了”。[1](P614)恩格斯要保留為馬克思主要著作撰寫“序言”和“注釋”的權力。這就是說，恩格斯把“重讀”馬克思，即以“注釋”和“導言”的方式“重讀”馬克思，看作是馬克思思想研究的大事。恩格斯不會托付别人來做這件大事，自信隻有他本人才能承當。
1885年5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出版社負責人海爾曼·施留特爾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提出出版馬克思的短篇著述的計劃，恩格斯對此作了回答。恩格斯提出了三個方面的意見：一是編輯“馬克思的短篇著作”，不應該把其中的“國際文獻”，如《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法蘭西内戰》《總委員會向在海牙舉行的代表大會的報告》，以及《共産黨宣言》等“算在内”；對這些著述，恩格斯提出：“想保留為這些著作寫點引言的權力”。作為馬克思最親密的戰友和遺囑執行人，恩格斯自然有對馬克思重要著作撰寫“引言”的專有的權力。二是對準備出版的“馬克思的短篇著作”，要作出基本的文本研究。例如，在《新萊茵報》上的文章，首先需要斷定哪些是馬克思寫的，因為“馬克思在這一時期的文章，幾乎不能同我的分開，因為我們彼此有計劃地作了分工”，這也是恩格斯認為他有“重讀”馬克思的這種“權力”的根據所在。三是注重從馬克思思想的曆史發展和理論演進的内在邏輯上編輯出版“馬克思的短篇著作”，例如，把《新萊茵報》時期的文章同有關第一國際的文章放在一起出版，就“未必恰當”，因為“這些文章和著作前後相隔十五年到二十年”。[2](P311-312)把曆史背景和理論主題不同的這兩個方面的文章合在一起，顯然不利于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曆史發展和思想演進之間内在關系的理解。
恩格斯晚年一直把“重讀”馬克思當作自己最為重要的“權力”，也是最為神聖的事業。1885年10月，恩格斯在給施留特爾的信中提出：“我确信，《新萊茵報》上的那些文章，如果不附上事件的真實經過，是不能重印的。”[2](P361)恩格斯贊成把馬克思在1850年《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發表的論述法國1848年革命及其之後事件的系列文章，編輯成定名為《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的小冊子。在恩格斯看來，在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曆史探究中，離開産生曆史事件本身的“真實經過”，就無法理解理論的本意。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這一特征，是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這一思想體系的本質所決定的。以“導言”的方式“重讀”馬克思，對于理解馬克思思想的曆史同理論和現實之間的關系是十分重要的。
恩格斯對“重讀”馬克思意義的這一理解說明，脫離社會曆史的“真實經過”，是不能準确理解馬克思理論要義及其思想真谛的。“重讀”馬克思，不可能是後來的讀解者臆度的結果，也不可能是單純依據所謂的“症候”閱讀的結果。
在恩格斯看來，“重讀”馬克思也包括對馬克思著述所作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意義上的“增補”，如對文本必要的考據意義上的“增補”說明，就是“重讀”馬克思的基本要求。恩格斯在1876年到1878年間完成的《反杜林論》，是為批判歐根·杜林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領域宣揚的錯誤觀點，特别是為回擊杜林對馬克思學說的攻擊、為清除杜林對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影響而撰寫的著作。《反杜林論》第二編“政治經濟學”第十章“《批判史》論述”是馬克思撰寫的。為了寫作“《批判史》論述”這一章，馬克思在1877年1月開始閱讀杜林《國民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批判史》（1875年柏林版）一書，寫了對該書評論的草稿。1877年2月底至3月初，馬克思撰寫了《評杜林〈國民經濟學批判史〉》的手稿。恩格斯對馬克思的手稿作了修改和删節，定名為“《批判史》論述”，作為《反杜林論》“政治經濟學”編的第十章發表。
1894年5月，在為《反杜林論》撰寫的第3版序言中，恩格斯提出，要從文本上對原先第十章“《批判史》論述”作出“重要的增補”。這是因為，“這一章所有重要的部分都是馬克思寫的。在原定作為報刊文章的初稿上，我不得不把馬克思的手稿大加删節，而恰恰在删掉的部分裡，他對經濟學史的獨立的闡述比起對杜林主張的批判要重要得多。這些闡述恰恰又是手稿當中甚至直到現在還具有重大意義和長遠意義的部分。我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馬克思說明配第、諾思、洛克、休谟等人在古典經濟學産生過程中所應占的地位的那些部分，盡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發表出來；而他對魁奈的《經濟表》所作的解釋就更是如此了，這個表對整個現代經濟學來說，仍然是不可解的斯芬克斯之謎。相反，凡是專門涉及杜林先生著作的地方，隻要不影響上下文的聯系，我都把它删掉了。”[3](P17-18)按照這些想法，恩格斯根據馬克思《評杜林〈國民經濟學批判史〉》手稿對第十章作了“增補”。在恩格斯看來，經過“增補”的“《批判史》論述”這一章，已經“盡可能完全地并逐字逐句地”恢複原來文本的樣式，也更為妥帖地體現了馬克思手稿中“甚至直到現在還具有重大意義和長遠意義的部分”，以及馬克思在文本中“對經濟學史的獨立的闡述”。[3](P17)
恩格斯對馬克思的“《批判史》論述”的“增補”，作為“重讀”馬克思的重要形式，實質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文本解讀和考據方式的運用。
二、“重讀”馬克思中對馬克思主義基本思想的闡釋
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重讀”馬克思的第一部著作就是《共産黨宣言》。1883年6月，恩格斯為《共産黨宣言》德文第3版寫了“序言”。恩格斯以“重讀”的方式，在這篇簡短的“序言”中，用了一半以上的篇幅，對“貫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即馬克思唯物史觀“基本思想”作了概括。這就是：“每一曆史時代的經濟生産以及必然由此産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曆史的基礎；因此（從原始土地公有制解體以來）全部曆史都是階級鬥争的曆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争的曆史；而這個鬥争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産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争，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産階級）下解放出來。”恩格斯揭示了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階級鬥争的本質及其必然趨勢，對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作了科學概括。顯然，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來看，“這個基本思想完全是屬于馬克思一個人的”。[4](P9)
1888年1月，恩格斯在為《共産黨宣言》英文版所寫的“序言”中，重述了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所闡述的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本思想”，同時還對這一理論的形成史作了進一步闡述。恩格斯認為，他和馬克思“早在1845年前的幾年中就已經逐漸接近了這個思想。當時我個人獨自在這方面達到什麼程度，我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就是最好的說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魯塞爾再次見到馬克思時，他已經把這個思想考慮成熟，并且用幾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樣明晰的語句向我說明了”。[4](P14-15)馬克思去世後，恩格斯對《共産黨宣言》這一“基本思想”的反複強調，體現了恩格斯在“重讀”時對馬克思的這一核心思想深刻把握，也體現了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意義的深刻理解。
1891年3月，恩格斯為“再版”馬克思的《法蘭西内戰》寫的“導言”，更為顯著地表明恩格斯“重讀”馬克思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中的意義。為了表明恩格斯“重讀”馬克思這一著作的理論的、政治的和曆史的意義，恩格斯在“導言”的落款處，專門寫上“189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20周年紀念日于倫敦”。[5](P112)
在“再版”《法蘭西内戰》時，恩格斯提出，在馬克思著作之前，“加上了總委員會關于普法戰争的兩篇較短的宣言”。這樣做的原因，就在于“《内戰》提到了第二篇宣言，而第二篇宣言如果沒有第一篇宣言作參照，是不能完全弄明白的”；更為重要的是，“這兩篇同為馬克思所寫的宣言，也和《内戰》一樣，突出地顯示了作者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已初次表現出的驚人的才能，即在偉大曆史事變還在我們眼前展開或者剛剛終結時，就能準确地把握住這些事變的性質、意義及其必然後果”。[5](P99)恩格斯凸顯了“兩篇宣言”和《法蘭西内戰》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從馬克思1852年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到1871年的《法蘭西内戰》，再到恩格斯1891年的《導言》，期間相隔40年，正是馬克思主義曆史發展的重要時期。這一時期所顯示的“在偉大曆史事變還在我們眼前展開或者剛剛終結時，就能準确地把握住這些事變的性質、意義及其必然後果”的特質。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具有的獨特的理論品質和思想力量的證明，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意蘊所在。
在《導言》中，恩格斯指出，馬克思的這部著作，“揭示了巴黎公社的曆史意義，并且寫得簡潔有力而又那樣尖銳鮮明，尤其是那樣真實，是後來關于這個問題的全部浩繁文獻都望塵莫及的”。[5](P100)以“重讀”方式，對馬克思的“基本思想”作出這種“補充”，正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學理意義和學術價值之所在。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如果我們今天在過了20年之後來回顧一下1871年巴黎公社的活動和曆史意義，我們就會發覺，對《法蘭西内戰》中的叙述還應作一些補充。”[5](P107)
恩格斯在《導言》中的最為重要的“補充”，就是對馬克思“《内戰》第三章已經作了詳細的描述”的理論，即“這種打碎舊的國家政權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政權來代替的情形”的“補充”。[5](P111)恩格斯指出：“公社一開始想必就認識到，工人階級一旦取得統治權，就不能繼續運用舊的國家機器來進行管理；工人階級為了不緻失去剛剛争得的統治，一方面應當鏟除全部舊的、一直被利用來反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機器，另一方面還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們毫無例外地可以随時撤換。”[5](P110)同時，“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巴黎公社采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一是“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交給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随時撤換被選舉者”；二是“對所有公職人員，不論職位高低，都隻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5](P110-111)在巴黎公社革命過去20年後，恩格斯對馬克思在《法蘭西内戰》中這一“基本思想”和核心要義的這一闡釋，突出顯示了恩格斯“重讀”馬克思的本意，再次強調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思想意向和學理依循。
在《導言》中，恩格斯堅持把馬克思思想的曆史研究與現實運用結合起來，對馬克思思想的現實意義作出深入探讨，由此而确立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時代意蘊。我們可以看到，在《導言》對“新的真正的民主的國家政權”理論的闡釋中，恩格斯根據那個時代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實，對當時最發達的美國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性質作了比較性的探索。恩格斯指出：“正是在美國，同在任何其他國家中相比，‘政治家們’都構成國民中一個更為特殊的更加富有權勢的部分。在這個國家裡，輪流執政的兩大政黨中的每一個政黨，又是由這樣一些人操縱的，這些人把政治變成一種生意，拿聯邦國會和各州議會的議席來投機牟利，或是以替本黨鼓動為生，在本黨勝利後取得職位作為報酬。”恩格斯的結論是：“正是在美國，我們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本來隻應為社會充當工具的國家政權怎樣脫離社會而獨立化”。[5](P110)由此可見，恩格斯在“重讀”馬克思中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研究，蘊涵着極為深刻的現實意義。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研究，從來都是以曆史同理論和現實的密切結合為其思想意向和學理依循的。
三、“重讀”馬克思中對馬克思思想形成曆史的探索
1884年12月，恩格斯為次年出版的《哲學的貧困》德文第1版寫了“序言”。這一“序言”也以《馬克思和洛貝爾圖斯》為題，在《新時代》1885年第1期上發表。在“序言”中，恩格斯以“重讀”的方式，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意義上，對《哲學的貧困》作了兩個方面的探索：一是對《哲學的貧困》在馬克思思想史意義上的探索；二是通過對洛貝爾圖斯經濟學理論的批判，從馬克思經濟思想史意義上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地位和學術尊嚴。
在對《哲學的貧困》在馬克思思想史意義的論述中，恩格斯認為，在1846年至1847年的那個冬天，“馬克思自己已經弄清了他的新的曆史觀和經濟觀的基本特點”。[6](P199)顯然，恩格斯這裡所說的“曆史觀”和“經濟觀”的核心内容，就是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理論。《哲學的貧困》包含了馬克思對這些“新的曆史觀和經濟觀的基本特點”的闡釋。恩格斯的這一評價與馬克思的觀點是完全一緻的，馬克思認為，他的思想體系中的一些“有決定意義的論點”，在《哲學的貧困》中“第一次作了科學的、雖然隻是論戰性的概述”。[4](P593)
恩格斯還對馬克思與蒲魯東思想的“決裂”作了概要說明。恩格斯認為，自從1844年冬天馬克思在巴黎與蒲魯東相遇“常常整夜整夜地讨論經濟問題以來”，馬克思與蒲魯東的分歧越來越顯著，“他們彼此的道路是越離越遠了”，蒲魯東《貧困的哲學》的發表表明，“兩人之間現在已經橫着一條無法逾越的鴻溝；置之不理在當時已經不可能了”，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就是一種“答複”，“這一個答複裡也就确認了這個不可彌合的裂口。”[6](P199)
1884年6月，恩格斯為《雇傭勞動與資本》重新出版寫的“前言”極為簡潔，但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開創性意義卻十分重大。在“前言”中，一是通過“重讀”，恩格斯對《雇傭勞動與資本》形成首次作了權威說明。恩格斯指出，“這部著作從1849年4月5日起以社論的形式陸續發表在《新萊茵報》上。它的基礎是1847年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作的幾次講演。這部著作沒有全文刊載；在第269号上的文章末尾曾刊有‘待續’字樣”。[7](P701)寥寥數言，清楚地指明了《雇傭勞動與資本》的形成過程。二是通過“重讀”，對《雇傭勞動與資本》作為獨立的出版物加以确認。1847年12月下旬，馬克思在布魯塞爾德意志工人協會作完講演後，1848年初曾試圖在布魯塞爾出版這部著作，後來由于馬克思被逐出比利時而未能如願。《新萊茵報》分五次刊載《雇傭勞動與資本》後，馬克思也曾想出版單行本，最後也沒有遂願。1880年，在馬克思沒有參與的情況下，布勒斯勞首次出版了單行本。1884年，在恩格斯的參與下，《雇傭勞動與資本》在霍廷根—蘇黎世再次出版。《雇傭勞動與資本》單行本的出版，使其正式成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經典文本，成為研究馬克思思想形成和發展曆史的重要文本。
1891年3月，恩格斯在着手“再版”《雇傭勞動與資本》時，提出要寫一篇“導言”，解決由于一些術語上不夠完善，如把出賣勞動力說成出賣勞動等，可能在工人中引起的“混亂”。恩格斯提到：“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書中使用的還是他創造剩餘價值理論以前的那些術語，要出版一萬冊小冊子進行宣傳，這些術語就不能原樣保留下來了，因此我必須把它們全部改成現代用語，并加以說明。”[8](P50)恩格斯提出，“再版”《雇傭勞動與資本》，重要的是“要把它提高到《資本論》的水平”。[6](P199)
1891年4月底，恩格斯最後為《雇傭勞動與資本》“再版”寫的“序言”。把1884年“前言”的内容并入“序言”的開頭部分，在接着的論述中，恩格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提出，為了同馬克思後來的“新的觀點一緻起來”，有必要作一些“完全符合”馬克思本意的“必要的修改和補充”。[7](P702)
“序言”從更為廣泛的意義上，展開闡釋了“重讀”馬克思具有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意義。恩格斯提到，19世紀40年代，“馬克思還沒有完成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工作。這個工作隻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在馬克思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分冊出版之前的著作中，“有個别地方與他在1859年以後寫的著作不盡一緻，有些用語和整個語句如果用後來的著作中的觀點來衡量，是不妥當的，甚至是不正确的”。[7](P701)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視界内，恩格斯認為：“在供一般讀者閱讀的普通版本中，作者的思想發展進程中所包含的這種早期的觀點，也應該得到反映；作者和讀者都有無可争議的權利要求不加修改地重印這些早期著作。在這種情況下，重印這些早期著作，我連想也不會想到要更改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個字。”[7](P701-702)但是，考慮到“再版”的《雇傭勞動與資本》，是“專為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工作用的，這與上面所說的情況不同”。恩格斯認為：“在這種場合，馬克思一定會使這個發表于1849年的舊的論述同他的新的觀點一緻起來。所以我确信，我在這個版本中為了在一切要點上達到這種一緻而作的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補充，是完全符合他的心願的。”因此，“再版”《雇傭勞動與資本》“現在已經不是像馬克思在1849年寫成的那個樣子，而大緻有些像在1891年寫成的”。[7](P702)
恩格斯在這裡區分了“思想發展進程中”需要的文本和“專為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工作用”所需要的文本之間的差别。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中，主要是從“思想發展進程中”研究馬克思思想的，這時對于所研究的文本，如恩格斯所說的“我連想也不會想到要更改這些著作中的任何一個字”。這時，“不加修改地重印這些早期著作”，就是基本的學術規範，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學理依循。恩格斯對這一學術規範和學理依循的闡釋，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開創性研究的重要觀點。
在“再版”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中，為适合于“專為在工人中進行宣傳工作用”的要求，恩格斯所作的“修改和補充”主要在于，“在原稿上是，工人為取得工資向資本家出賣自己的勞動，在現在這一版本中則是出賣自己的勞動力”。[7](P702)其實，馬克思關于《雇傭勞動與資本》的演講，最重要的就是向工人們講清工資的本質，約·魏德邁抄錄的馬克思這一演講手稿的标題就是“工資”。[9](P753)
對馬克思早期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恩格斯“重讀”馬克思是極為關注的問題。關于曆史唯物主義的“起源”問題，恩格斯在1893年2月的一封信中提到，“在我的《費爾巴哈》（《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就可以找到足夠的東西”，恩格斯這裡指的是在《費爾巴哈》中作為“附錄”第一次公開發表的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手稿，“馬克思的附錄其實就是它的起源”。[10](P647)對馬克思這一手稿的發現和公開發表，恩格斯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的“1888年單行本序言”中作過這樣的說明：“我在馬克思的一本舊筆記本找到了十一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現在作為本書的附錄刊印出來。”恩格斯對馬克思1845年春在布魯塞爾寫的這一手稿的評價是：“這是匆匆寫成的供以後研究用的筆記，根本沒有打算付印。但是它作為包含着新世界觀的天才萌芽的第一個文獻，是非常寶貴的。”[6](P266)
1895年是恩格斯生命曆程的最後一年。1895年的第一天，恩格斯在給庫格曼的信中談到他和馬克思的“早期著作”的問題，認為這“應指1851年以前那段時期的作品”，但恩格斯這時更為關注的是，“找到1842年的全部《萊茵報》，主要是馬克思的文章”。[11](P341)這成為恩格斯去世前最為關注的一件事。
1895年4月，恩格斯十分贊成把馬克思在《萊茵報》期間寫的三篇文章彙編成冊。恩格斯提到：“我将很快把它們看完并寫出序言，這三篇文章是：（1）關于萊茵省議會的辯論，（2）關于林木盜竊，（3）關于摩塞爾河地區釀造葡萄酒農民的狀況。”[11](P440)恩格斯提到的這三篇文章就是：《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關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級會議記錄的辯論》《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摩塞爾記者的辯護》。幾天之後，恩格斯再次談到這三篇文章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地位問題。恩格斯指出：“我曾不止一次地聽馬克思說過，正是他對林木盜竊法和摩澤爾河沿岸地區農民狀況的研究，推動他由純政治轉向經濟關系，并從而走向社會主義。”[10](P701)幾天之後，恩格斯又提出：“除《萊茵報》上的文章之外，我還發現了馬克思同一時期寫的另一篇揭露書報檢查的狂暴行為的文章；可以把它同其他文章一起重印。”[11](P451)恩格斯這裡指的是馬克思的《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該文發表于1843年出版的《德國現代哲學和政論界轶文集》中。到1895年5月，恩格斯對這一小冊子定下了四篇文章，他在給梅林的信中提到：“我同意您的隻把《萊茵報》上的兩篇長文和關于共産主義的文章（以及《轶文集》上的一篇文章）全文出版的建議。”[11](P455)
恩格斯同意暫時以《卡爾·馬克思的處女作》為題出版這一小冊子，但他在生命的最後時刻沒有能完成這一小冊子的“序言”及可能有的“注釋”。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中，恩格斯提出的馬克思這四篇文章，後來被認為是研究馬克思早期思想的主要文獻，成為研究馬克思主義創立時期的最重要的文獻。
四、“重讀”馬克思中對馬克思思想的新的闡釋
“重讀”馬克思，對馬克思思想作出新的闡釋，這是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開創性研究的重要特點。1893年，意大利文版的《共産黨宣言》正式出版。同年2月，恩格斯在“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中，對《共産黨宣言》的基本理論作出面向20世紀的“新的曆史紀元”的闡釋。
恩格斯認為，《共産黨宣言》發表後不久爆發的1848年革命，“雖然不是社會主義革命，但它畢竟為社會主義革命掃清了道路，為這個革命準備了基礎”；自那以後的45年間，“資産階級制度在各國引起了大工業的飛速發展，同時造成了人數衆多的、緊密團結的、強大的無産階級；這樣它就産生了——正如《宣言》所說——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複每個民族的獨立和統一，那就既不可能有無産階級的國際聯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為達到共同目的而必須實行的和睦的與自覺的合作。試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條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蘭工人、俄羅斯工人的共同國際行動！”[4](P26)恩格斯對1848年到1893年近半個世紀《共産黨宣言》傳播史作出了精辟概述，同時也對歐洲無産階級革命運動中“無産階級的國際聯合”和“各民族為達到共同目的而必須實行的和睦的與自覺的合作”的趨勢作出新的闡釋。
恩格斯在這一“緻意大利讀者”的“序言”中特别提到：“《宣言》十分公正地評價了資本主義在先前所起過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是第一個資本主義民族。封建的中世紀的終結和現代資本主義紀元的開端，是以一位大人物為标志的。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紀的最後一位詩人，同時又是新時代的最初一位詩人。現在也如1300年那樣，新的曆史紀元正在到來。意大利是否會給我們一個新的但丁來宣告這個無産階級新紀元的誕生呢？”[4](P26-27)在恩格斯看來，《共産黨宣言》是“新時代”的“宣言”，也是無産階級面向“新的曆史紀元”的“宣言”。
恩格斯期盼的“新的曆史紀元”，應該就是“社會主義紀元”。1894年新年伊始，意大利社會黨人朱澤培·卡内帕請求恩格斯為《新紀元》周刊題詞，以表達未來的“社會主義紀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給卡内帕的信中坦言：“要用幾句話來概括未來新時代的思想，而又不堕入空想社會主義或不流于空泛辭藻，幾乎是難以完成的。”但是，他還是根據“重讀”《共産黨宣言》的意境，結合《共産黨宣言》意大利文版的出版，從《共産黨宣言》中摘錄了以下論述作為題詞：“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産階級舊社會的，将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10](P666)在“重讀”馬克思中，恩格斯提升了《共産黨宣言》這一論述的理論境界和思想力量。
1895年2月至3月間，恩格斯撰寫的《卡·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一書導言》，成為恩格斯“重讀”馬克思的最後一篇文章，也成為恩格斯晚年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創造性探索的最後箴言。
在這之前十年，1885年6月，恩格斯在給施留特爾的信中提到：“您打算把《新萊茵報》上有關1848年巴黎的六月戰鬥的論文收集在一起。這太好了。”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來看，恩格斯提出，“為了确立内在的聯系”，可以從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有關論文中，“選出必要的段落”作為“補充”；恩格斯認為，收入《法蘭西階級鬥争》中的這些論文“是有意義的”，因為“這是為維護六月戰士而寫的關于巴黎無産階級首次戰鬥的當代唯一的著作”。[2](P330)恩格斯在他生命的最後時間，實現了他十年前的夙願。
根據恩格斯的意見，《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不僅收入了馬克思為《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寫的一組文章，即《1848年的六月失敗》《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陸上産生的後果》三篇；在小冊子的編校過程中，恩格斯提出，把馬克思在《新萊茵報。政治經濟評論》上發表的《時評。1850年5—10月》一文也收入小冊子，恩格斯還為該文加了《1850年普選權的廢除》的标題。恩格斯認為，這樣“就真正使得這部著作完整了，否則小冊子将顯得殘缺不全”。[10](P685)
1895年2月，恩格斯提到，《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這本小冊子，“不寫導言就無法出版”；他談到，“導言相當長，因為除了對那時以來發生的事件加以概述外，還應說明為什麼我們那時會寄希望于無産階級取得最近和最終的勝利，為什麼這一點沒有實現，以及後來發生的事件在什麼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當時的看法。”[11](P389)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研究，重要的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成的“事件”背景的“概述”、對理論形成及其内涵的論述，以及對理論的作用特别是與“事件”的關系等的研究。
就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開創性研究來看，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恩格斯在《導言》中所作的以下三個方面的新的闡釋。
首先，《導言》以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中的方法論為例，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作了深刻闡釋。恩格斯指出：《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小冊子，是“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義觀點從一定經濟狀況出發來說明一段現代曆史的初次嘗試。在《共産主義宣言》中，用這個理論大略地說明了全部近代史；在馬克思和我在《新萊茵報》上發表的文章中，這個理論一直被用來解釋當時發生的政治事件”。[6](P532)
恩格斯認為：在運用唯物史觀“從一定經濟狀況出發來說明一段現代曆史”，或者在“解釋當時發生的政治事件”時，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在判斷當前發生的各個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時，人們總是不能追溯到終極的經濟原因”。這是因為，“某一個時期的經濟史的清晰的概況，決不會在當時就得到，而隻有在事後，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後才能得到。在這裡，統計是必要的輔助手段，而統計總是落在事件之後。”就此而言，“在研究當前的事件時，往往不得不把這個最重要的因素看做是固定的，把所研究的時期開始時存在的經濟狀況看做是在整個時期内不變的，或者隻考慮這個狀況中那些從現有的明顯事件本身産生出來因而同樣是十分明顯的變化”。[6](P532-535)在這種情況下，“這種對經濟狀況（這是所要研究的一切過程的真正基礎）中同時發生的種種變化的不可避免的忽略，必然是産生錯誤的根源。但是，概括叙述眼前的事件時所面對的一切條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産生錯誤的根源，然而這并不妨礙任何人去寫眼前的事件”。[6](P535)
恩格斯認為：“當馬克思着手撰寫本書時，要避免上面所說的那種産生錯誤的根源就更難了。”但是，馬克思做到了。這是因為，“馬克思準确了解法國在二月革命以前的經濟狀況以及這個國家在二月革命以後的政治事件，所以他能對當時的事變作出這樣的叙述，這一叙述對事變内在聯系的揭示達到了至今還無人達到的程度”。[6](P535)馬克思對唯物史觀的運用，不僅提供了理解法國二月革命的一把鑰匙，而且也為我們探讨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發展和社會現實背景關系問題提供了學術示例。
其次，恩格斯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角度，在對《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的諸多理論的闡釋中，凸顯了馬克思“第一次”提出的一個“公式”的重要意義。這就是：“使本書具有特别重大意義的是，在這裡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國工人政黨都一緻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經濟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産資料歸社會所有。”恩格斯認為，“這裡第一次表述了一個使現代工人社會主義既與封建的、資産階級的、小資産階級的等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截然不同，又與空想的以及自發的工人共産主義所提出的模糊的财産公有截然不同的原理。”[6](P537)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不是對曆史上馬克思思想過程僅僅作出“紀年式”的排列，而是要從曆史、理論與現實的結合中，探尋馬克思主義曆史發展的思想精粹、核心要義和本質規定。恩格斯對馬克思“第一次”概括具有的“具有特别重大意義”理論的闡釋，既深刻揭示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精粹和核心要義，也揭示了馬克思主義曆史發展的一個“公式”，一個确立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曆史發展本質規定的“公式”。
第三，恩格斯堅持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中科學原理和科學精神相結合的學理依循，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研究的内在品質。對于19世紀末的歐洲工人運動來說，恩格斯在《導言》中提出，1848年法國革命中無産階級的“鬥争方法”，可以認為“在一切方面都已經過時了”，對于現實的歐洲工人運動來說，“這一點值得在這裡比較仔細地加以探讨”。[6](P538)恩格斯對1848年法國革命之後歐洲無産階級革命“鬥争方式”變化問題分析時提出，19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别是在德國，“由于這樣有成效地利用普選權，無産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争方式就開始發揮作用，并且迅速獲得進一步的發展。人們發現，在資産階級用來組織其統治的國家機構中，也有一些東西是工人階級能夠用來對這些機構本身作鬥争的。”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無産階級革命鬥争的條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使得“資産階級和政府害怕工人政黨的合法活動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動，害怕選舉成就更甚于害怕起義成就”。[6](P545)但是，恩格斯提出：“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曆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無一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6](P550-551)的根本道理，并沒有發生變化。
對這個“須知”的道理，恩格斯在小冊子的編輯出版過程中，有過更為明确的說明。1895年3月，恩格斯在編校這一小冊子時的一封信中，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對曆史問題的“不可效法”的做法，這一做法就是“有時以過去宣傳革命的那種勁頭否定革命”。恩格斯旗幟鮮明地提出：“如果你們宣揚絕對放棄暴力行為，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政黨會走得這麼遠，竟然放棄拿起武器對抗不法行為這一權利。”[10](P686)恩格斯這一論述，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了他和馬克思曆來堅持的根本的無産階級革命觀。任何尊重科學和曆史的人，都不會從中得出其他什麼“否定革命”的結論。
寫這封信後五個月，1895年8月恩格斯與世長辭。但恩格斯留下的這些箴言，久遠地留在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記憶中，成為恩格斯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開創性研究的重要的理論标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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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研究》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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