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我國的扶貧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重消除“生存性貧困”、輕消除“發展性貧困”的傾向，從而導緻返貧現象和貧困代際傳遞的問題。本文基于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以及人力資本學說，論述了人力資源開發對于消除“發展性貧困”的關鍵作用，并針對扶貧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消除發展性貧困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發展性貧困 人力資源 智力扶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成就的同時，在消除貧困方面也為世界減貧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消除絕對貧困現象。十八大以後，我國的扶貧工作進入了最後攻堅階段，特别是十九大以來，在全面決勝小康社會的進程中，政府的扶貧力度逐步加大，貧困人口進一步減少。同時我們也應看到，由于我國的扶貧工作時間緊、任務重、難度大，因而，在扶貧工作中也存在着重短期效應的問題，特别是重消除生存性貧困而輕消除發展性貧困的傾向，需要高度重視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矯正。

 

一、消除“發展性貧困”的現狀及其危害 

 

貧困按照不同的标準可以劃分為不同的類型。學術界關于貧困類型的劃分，可以總結為“成因分類說”、“程度分類說”和“性質分類說”（陳成文，2017）。針對不同類型的貧困，我國采取了不同的扶貧方式，如救濟式扶貧、開發式扶貧和攻堅式扶貧、精準扶貧（喬陸印、何瓊峰，2018）。按照貧困程度的不同，貧困分為生存性貧困和發展性貧困。生存性貧困是指個人或者家庭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無法得到有效和持續地滿足，屬于極端貧困或者絕對貧困。發展性貧困則是一種相對貧困，一般指個人或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可以得到滿足，但缺乏自我發展以徹底擺脫貧困的知識、技能和機會，針對這兩種貧困的扶貧方式是生存性扶貧和發展性扶貧，現有扶貧研究中與之分别對應但又有不同之處的是保障性扶貧和開發式扶貧。孫久文和張靜（2019）認為保障性扶貧有類似“托底”的功能，解決諸如殘疾、重大疾病等開發式扶貧解決不了的問題，而開發式扶貧是使貧困人口參與生産而擺脫貧困，他們建議現階段的扶貧工作應從開發式轉向開發與保障并重。而本文認為生存性貧困和發展性貧困雖然都屬于貧困生活狀态，但各自的貧困程度卻大不相同，在扶貧工作的不同時期也處于不同的地位。生存性扶貧是保障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是“輸血”，發展性扶貧則是尊重貧困人口的創造性和主體地位，激發其潛能，為其創造徹底脫貧的條件，是“造血”。當前，我國已經處在向全面小康邁進的決勝階段，因而，應将消除發展性貧困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

 

（一）消除“發展性貧困”的現狀

 

我國的扶貧工作開始于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當時的中國剛剛開始改革開放，國民收入水平整體上還比較低，因而，緩解生存性貧困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扶貧工作的主要目标。進入新世紀後，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拉大，部分地區和居民的收入已經達到和超過小康水平，而另一部分地區和居民仍掙紮在貧困線邊緣。于是，為社會公平計，消除生存性貧困仍然是扶貧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們可以從扶貧資金的使用情況來看我國扶貧工作中重消除“生存性貧困”而輕消除“發展性貧困”的狀況。以2016年為例，這一年我國共投入扶貧資金2958.6億元，其中直接投入農林牧業及相關加工業的共有576.2億元，占總資金的19.5%；用于改善農村基礎設施、異地搬遷和衛生設施的建設資金達1294.4億元，占43.8%；用于衛生技術人員培訓的隻有2.2億元，隻占0.07%；用于勞動力職業技能培訓的僅有13.8億元，僅占0.47%。較好的變化是國家加大了對農村中小學教育的投入，僅2016年，用于農村中小學建設和營養餐計劃的資金就達320.2億元，占扶貧總資金的10.8%。[①]由此可見，目前我國對有助于貧困人口擺脫“發展性貧困”的教育和培訓工作的資金投入力度還有欠缺，尤其是對農村勞動力的職業技能培訓工作的資金投入還遠遠不足。

 

在我國貧困發生率較高的農村地區，恰恰是農村勞動力學曆低并缺少專業技能培訓的地區。比如，貴州省是我國農村貧困發生率較高的西部落後省份，據統計，2014年至2016年，貴州省共有農村貧困人口623萬、493萬、372萬，農村貧困發生率為18%、14%、10.6%，[②]而同期全國的農村貧困發生率分别為7.2%、5.7%、4.5%。[③]貴州的農村貧困發生率之所以如此之高，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村地區勞動力整體受教育水平偏低且缺乏脫貧緻富的專業技能。首先，農村勞動力整體受教育水平不高。據2018年貴州省公布的第三次農業普查公報數據顯示，2016年，貴州有農業生産經營人員1153.15萬人，在這些農村勞動人口中，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者占0.8%；高中或中專文化程度者占3.27%；而初中和小學文化程度者以及文盲者約占95.93%。[④]較低的整體受教育水平使得貴州的農村勞動力缺少擺脫“生存性貧困”後進一步發展的必要知識和技能基礎。其次，貴州省農村勞動力缺乏了解和學習農業技術的渠道。根據對貴州省貴陽、安順、銅仁、六盤水等4市、12個行政村的100多家農戶中留守農民、外出農民和返鄉農民的問卷調查，這三類農民中通過鄉農技推廣站學習種植糧食作物的占2.7%，通過村裡組織學習的占1.3%，從政府宣傳中學習的占4%，從書本中學習的占2.7%，而有78.7%的農民是通過自身實踐積累種植經驗，14.7%的通過自學，8%的通過向其他村民學習，5.3%的是父輩傳授的技能（李華紅、王昌鋒，2011），了解和學習農業技術渠道的嚴重匮乏是貴州農村扶貧工作中輕視消除“發展性貧困”的典型表現。

 

總之，在我國的扶貧實踐中，存在着重消除“生存性貧困”而輕消除“發展性貧困”的現象。盡管這種現象有其特定的曆史背景和一定的政策合理性，但對消除“發展性貧困”的長期輕視，使得我國的扶貧工作效果不盡理想，有時甚至是勞而無功。因此，在今後的扶貧攻堅階段，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二）輕消除“發展性貧困”的危害

 

以往輕視發展性貧困的一個突出惡果，是部分貧困人口在消除生存性貧困後由于缺乏進一步發展的動力、技能和機會後而又重新返貧，這使得我國部分的扶貧工作成為一種“無用功”。據統計，1994年，我國返貧人口低于當年貧困人口存量的10%；到2000年底，這一比例超過了三分之一；截止2010年底，我國的2688萬扶貧對象中有三分之二都屬于返貧人口。尤其是在2003年，我國的赤貧人口數量首次出現了反彈，新增貧困人口80萬，其中陝西、河南、安徽和黑龍江四省的返貧人口總和更是超過了200萬。部分地區的返貧率也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陝西省1999年以前的返貧率隻有10%左右，而1999年、2000年則高達60%左右。河北省1996年的返貧率為15%，1997年為20%，1999年則超過了50%（羅利麗，2008）。雖然貧困人口返貧的原因多種多樣，例如：疾病和自然災害等偶然因素、貧困标準不斷提高的制度因素、脫貧者大多徘徊在溫飽線邊緣的現實因素、脫貧産業遭遇市場風險因素等等，但擺脫生存性貧困後的個人或家庭缺乏進一步改善生活的知識、技能和機會仍是導緻返貧的最重要和最根本原因。而這些返貧現象的發生基本上都可歸結為長期以來我國扶貧工作中缺乏解決發展性貧困的意識、機制和措施。

 

輕視發展性貧困消除所導緻的另一個突出問題，是貧困的代際傳遞。其典型表現就是很多貧困家庭往往連續幾代都是貧困戶，這種“世襲貧困”多是因為父輩或者祖輩缺乏良好的教育、一定的遺産以及相應的社會資源。幾代人之間的受教育水平常常體現出較強的正相關性，即受教育程度較低的父母一般缺乏強烈的意識、足夠的動力和充足的資源去支持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這就導緻父輩或者祖輩雖然擺脫了生存性貧困，但依然長期掙紮在貧困線附近，自我發展所需的知識、技能和機會的缺乏不僅使其自身終生處于發展性貧困的狀态，而且這種狀态也由于其無法為子孫們提供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使得子孫們也處于發展性貧困的狀态，從而緻使貧困代代相傳，甚至貧困家庭世世代代都無法擺脫貧困的泥潭。盡管目前由于統計數據的缺乏，尚無研究表明，貧困必然世代傳遞以及貧困會平均在幾代人中傳遞，但貧困代際傳遞現象依然是我們無法忽視的客觀事實。

 

由此可知，由于長期對發展性貧困問題的忽視，使得我國扶貧工作中的返貧現象和貧困的代際傳遞現象相當嚴重，這些現象的存在使我國扶貧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也極大地制約着我國脫貧目标的順利完成。因此，我國的扶貧工作要想達到标本兼治和根治貧困的目标，就必須針對“發展性貧困”采取有效措施進行精準扶貧。正所謂“扶貧既要扶物質之貧，更要扶智力之貧”，而且隻有扶了智力之貧，才能有效阻斷“重新返貧”和貧困的“代際傳遞”。

 

二、消除“發展性貧困”的理論基礎

 

要使貧困人口徹底擺脫貧困，必須增強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正如常言道：“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經濟學理論和國内外的脫貧實踐都表明，要增強貧困人口的自我發展能力，就必須開發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源，這是防止貧困人口擺脫生存性貧困後又陷入發展性貧困的根本之道。

 

無論是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還是西奧多•W•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的人力資本學說抑或是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能力貧困論，都充分表明：教育等人力資源開發，是提高勞動者素質從而避免“發展性貧困”的有效途徑。

 

（一）勞動力價值理論

 

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告訴我們，提升勞動力的價值、開發勞動者的人力資源最有效的途徑，是通過教育和培訓使勞動者的勞動即勞動力商品的使用成為高級的、複雜的勞動，從而在相同時間内比其簡單勞動能創造出更多的财富和價值包括剩餘價值。

 

馬克思在論述勞動力的價值構成時強調了教育和訓練對勞動力價值的影響：“為改變一般人的本性，使它獲得一定勞動部門的技能和技巧，成為發達的和專門的勞動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訓練，而這又得花費或多或少的商品等價物。勞動力的教育費用随着勞動力性質的複雜程度而不同。”[⑤]這意味着，提高勞動者的專業素質和發展能力，必須通過教育和培訓來實現。

 

教育和訓練對勞動力價值的影響可以通過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的區别來理解。教育和訓練可以使勞動者成為複雜勞動的提供者，而“比較複雜的勞動隻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複雜勞動等于多量的簡單勞動。”[⑥]這就是說，通過教育和訓練而掌握了專業技能的勞動者，能夠完成比較複雜的勞動，從而創造的價值要多倍于簡單勞動。這是因為，“比社會的平均勞動較高級、較複雜的勞動，是這樣一種勞動力的表現，這種勞動力比普通勞動力需要較高的教育費用，它的生産要花費較多的勞動時間，因此它具有較高的價值。既然這種勞動力的價值較高，它也就表現為較高級的勞動，也就在同樣長的時間内對象化為較多的價值。”[⑦]

 

綜上，馬克思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将勞動區分為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并深刻地分析了兩者的差異和聯系，指出了教育和培訓對提升勞動者自身價值，增加其從事複雜勞動的機會，創造更多使用價值和價值的重要意義，啟示我們在消除發展性貧困時高度重視教育和培訓的作用，注重勞動者勞動技巧和發展能力的開發和提升。

 

（二）人力資本學說

 

舒爾茨提出人力資本學說之前，西方經濟學大多将經濟的增長歸功于物力資本的積累和投資，而人類對自身的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

 

舒爾茨被稱為“人力資本概念之父”，他在20世紀50年代提出并倡導了人力資本學說。他認為，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可以替代其他生産要素。他對農業生産中的生産要素替代關系進行研究後發現，對農民的培訓和教育以及農業科學技術的研發、推廣和應用可以部分替代土地的作用，從而改進農業生産，并使農民增收。他對丹麥和日本的農業進行研究後認為，1870年至1900年丹麥農業的飛速發展和當今日本農業科技水平的大幅提升都與教育密切相關。他的研究發現，初等教育的投資回報最高。因為受教育者在完成初等教育後就具備了讀、看和算的能力，從而能夠大幅降低農技推廣的成本。這就啟發我們，僅僅是初等教育對實現農業科技落地進而促進農民增收就是十分重要的。

 

舒爾茨還進一步指出，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率超過物力資本投資收益率。他通過自己創造的“經濟增長餘數分析法”，測算出由教育形成的人力資本貢獻了美國1929至1957年國民經濟增長額的33%。此外，他還測算了1900年到1956年美國的教育投資數據，結果表明，教育收益比非人力資本收益更有吸引力，美國教育開支的增長與按美元計算的實物資本形成總量的增長相比高三倍半左右。[⑧]即，随着收入的增加，美國更願意将資本投入教育等人力資本開發領域，因為教育投資等人力資本的投資收益要遠高于非人力資本的投資收益。這說明，相比同樣數量的物質資本的投入，通過教育和培訓等人力資本開發所帶來的效益更為可觀。

 

總之，舒爾茨的人力資本學說不僅對分析經濟增長的源泉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而且對改造傳統農業、助力農民脫貧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同時也給予我國的扶貧工作以重要的啟示：僅僅依靠大規模的物力資本投資來拉動貧困地區經濟發展以使其脫貧并非最優的扶貧手段，而投資教育特别是投資初等教育等人力資源開發在消除貧困尤其是在消除發展性貧困中能起到巨大的作用，動員政府、企業、行業和個人等一切力量加大對教育和培訓等人力資本開發的投資是消除發展性貧困的明智之舉。

 

（三）能力貧困論

 

阿瑪蒂亞•森認為，不能單純地以收入和資源占有量的多寡來衡量居民的貧困程度，因為這種多寡并不能反映出居民的實際收入和運用收入所能達到的生活水平。他提出了能力貧困論，指出貧困的實質是“能力貧困”，收入低下而無法維持體面的生活隻是表象，隻是能力貧困的結果。因此，他主張放棄僅以個人的收入或者資源占有量作為衡量貧富的标準，而應将個人能力作為考察居民實際生活質量的重要指标。

 

阿瑪蒂亞•森進一步指出，為了擺脫“能力貧困”以争取“實質自由”，就必須增強自身的“可行能力”。他認為，貧困的實質是主體缺乏進行活動的基本能力，因此，要消除貧困就要給主體以進行活動的實質自由。一個人的可行能力，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實現的、各種可能的功能性活動的組合。其功能性活動，“可以包括吃、穿、住、讀書、看電視、社會參與（投票選舉、在公共媒體上發表言論觀點、上教堂做禮拜）等等”。而“實質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諸如饑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之類的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夠識字算數、享受政治參與等等的自由。”而且還包括各種經濟和社會權益，比如說，失業者有資格得到救濟，收入在标準線之下者有資格得到補助，每一個孩子都有資格上學受教育，貧困人口生病時可以享受醫療保障等等。[⑨]

 

可見，在阿瑪蒂亞•森看來，貧困是因為個人的可行能力被剝奪了，而可行能力的增強可以減少被剝奪的情況、減輕被剝奪的程度。通過提高人的可行能力可以擴展人的生産力和掙錢能力，增加收入，這反過來又能進一步提高人們的可行能力，從而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因此，單純依靠“輸血”式扶貧并不能根本性地解決貧困問題，隻有通過提高貧困個體自身的可行能力才能根本性地解決貧困問題。當然，教育是提高可行能力的重要手段。因而，提高“可行能力”以便争取“實質自由”的對策，就是要發展教育，大力開發人力資源，特别是“因材施教”式的人力資源開發，更能提高扶貧的效率。

 

三、消除“發展性貧困”的現實路徑

 

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源開發一直是我國扶貧開發的重要手段之一，國家了采取一系列措施挖掘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源潛力，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問題。在未來的扶貧攻堅階段，需要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大人力資源開發的力度，以從根本上解決其發展性貧困問題。

 

（一）人力資源開發扶貧中存在的問題

 

從國家層面來看，針對扶貧的人力資源開發，我國先後啟動了“雨露計劃”和“陽光工程”。1986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第一次全體會議啟動了“雨露計劃”，這一計劃起初主要是為貧困地區農民提供實用技能培訓。2005年6月正式命名為“雨露計劃”，由國務院扶貧辦主導。目前，雨露計劃主要由四大工程組成：貧困家庭青壯年勞動力轉移就業培訓工程、貧困家庭新生勞動力職業教育培訓助學工程、貧困村産業發展帶頭人培養工程、貧困家庭勞動力扶貧産業發展技能提升工程（王金豔，2015）。這四大工程主要是通過為貧困地區的青壯年和新生勞動力提供技能培訓以實現異地就業，以及通過培養貧困地區的緻富能手來帶動該地區更多的貧困人口脫貧。

 

2004年，我國政府還實施了一項旨在促進貧困農村富餘勞動力向非農産業轉移的培訓項目，即陽光工程。該工程主要是通過為貧困農村富餘勞動力提供技能培訓，開發其人力資源，使其能在非農産業或城鎮中就業，以實現貧困農村富餘勞動力的轉移就業和增加貧困農民收入，幫助其脫貧。為适應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形勢，2014年陽光工程升級為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工程，探索建立适合新形勢下農村勞動力培訓的新體系。在陽光工程的示範下，各級政府也積極響應，僅在2015年省、市、縣各級政府的配套資金就超過5億元，2014—2015年每年培訓新型農民100萬人。[⑩]

 

除了上述兩項由中央政府主導、地方政府協同的貧困人口人力資源開發項目外，我國各級地方政府也積極行動，多渠道幫助貧困人口提升就業技能，努力通過開發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源來助其脫貧緻富。

 

總體而言，我國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源開發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逐漸成為我國扶貧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有效地遏制和減少了發展性貧困的發生和存在。但我們也應看到，目前我國的貧困人口人力資源開發工作仍然有許多的不足。

 

首先，貧困人口對參與技能培訓的積極性不高。很多貧困人口安于現狀，有些偏遠的農村地區貧困戶幾乎是世代貧困，他們安土重遷，在基本生活得到維持後并沒有足夠的動力去參加技能培訓以實現異地轉移就業。另外，我國的許多針對貧困人口的人力資源開發項目宣傳力度不夠，很多貧困人口處于信息貧困狀态，沒有足夠的機會參與這些人力資源開發項目。

 

其次，我國扶貧的人力資源開發的主體是政府，企業的參與度不高。無論是扶貧人力資源開發的經費，還是扶貧人力資源開發的組織實施，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主導實施。各級政府也将扶貧人力資源開發作為政績考核的指标之一，這種多半出于政績需要而進行的人力資源開發往往在制度設計和政策實施中會偏離初衷，人力資源開發的效果也會打折扣。我國的企業在貧困人口人力資源開發中基本上處于缺位狀态，而企業是最終的用人單位，相比政府而言擁有更多的用工需求信息優勢，且如果企業參與貧困人口培訓，則受訓人員可以在企業更加便捷和高效地接受一線生産技能訓練。

 

最後，我國扶貧中人力資源開發工作考核注重“量”，對“質”的重視不足。由于主要由政府推動，所以在工作考核時往往會注重在單位時間内為多少人提供了技能培訓，而對受訓人員接受培訓後技能的提升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改善則關注不夠，這就使得部分的培訓工作流于形式，成為面子工程。

 

（二）消除發展性貧困的政策建議

 

針對上述扶貧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按照黨的十九大對扶貧工作的總要求，今後的扶貧工作應在繼續解決生存性貧困的同時，着力消除發展性貧困，即大力推進貧困地區的人力資源開發，特别要注意喚起扶貧受體的積極性，積極激勵企業參與扶貧，并積極發揮政府的統籌和主導作用，避免地方政府扶貧的治标不治本。

 

第一，政府要加大教育投入，大力發展貧困地區的免費義務教育和農民職業教育。中央和省級财政應及時投入增量資金，努力改善學校環境和教學條件，落實好各項教育惠民政策，切實執行學生營養改善計劃，提高教師待遇，留住優秀教師。應在“十三五”期間普及三年高中教育的基礎上，在貧困地區推行免費學前教育，将免費教育年限逐步擴展至十五年。可試行對貧困地區上學的學生給予補貼，以免學生為了擔負養家之重任而辍學。在農民職業教育和培訓方面，應将重點放在提升農民職業技能和積極培育新型農民上，大力整合培訓資金資源，逐步建立政府統籌主導、各職能部門通力合作、産業聯動效果顯著的教育和培訓機制。

 

第二，鼓勵和引導企業、行業等社會力量開展教育扶貧。通過稅收優惠、貼息貸款等方式積極引導企業與貧困地區職業技能培訓院校合作，鼓勵對口行業組織、優質企業與貧困地區的職業院校建立共建、共享和共赢的合作模式。探索政府購買培訓教育服務等方法，激發企業培訓農民工的積極性，更好地發揮企業在農民工技能培訓方面的針對性強和實效性佳的優勢。支持高校、職業院校開設鄉村規劃建設、鄉村住宅設計等相關專業，培養一批鄉村規劃建設和振興的專業人才，改善鄉村交通和居住環境。企業也可以根據當地和本行業的實際需要，獨立創辦職業學校，定向培養各類各級的實用人才。例如阿裡巴巴為98%以上的國家貧困縣提供電商創業就業培訓課程，淘寶大學的電子商務培訓體系教會貧困人口通過拍視頻、做直播的方式銷售農産品，這些教育和培訓為貧困地區培養了大量特色農産品營銷人員。僅在2015年7月至2018年6月這三年時間裡，就有超過5500萬消費者購買了貧困縣的産品，全國有832個貧困縣通過阿裡巴巴平台銷售商品，農村淘寶在貧困縣培育出160個區域農業品牌，推出了486個興農扶貧産品。此外，要進一步動員慈善組織和社會資金到貧困地區捐贈學校和投資辦學，挖掘市場機制和社會力量的潛力，貴州盛華職業學院的教育扶貧模式值得借鑒。

 

第三，依法按章扶貧，保持政策延續性和動态調整。為避免“運動式”的扶貧，需将扶貧的政策和措施法律化和規章化。政府除了直接投資“扶貧教育”外，還要負責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并保證其貫徹落實。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基于教育的人力資源開發絕非一日之功而需要長期不懈的努力，教育等人力資源的開發需要有全局性的長期規劃，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有頂層設計。同時，還需根據扶貧開發的進展做出适時的局部調整。力争通過長期和靈活的農村人力資源開發，逐步優化農業從業者結構，适應現代化農業和現代化農村的發展需要，培養出更多對我國農業發展和鄉村振興至關重要的農業職業經理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帶頭人、現代青年農場主和林場主。

 

第四，拓展教育扶貧方式，提高精準扶貧效率。在着力推進普惠性學前教育、進一步加強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标準化建設、大力發展普通高中教育、特别是服務當地優勢特色産業的職業教育的基礎上，積極探索針對貧困家庭的“訂單式”教育扶貧。比如，對貧困地區的特困兒童、患病兒童、留守兒童等特殊兒童群體，由各級團組織、社會組織、村社區、婦聯、有關工委、志願者以及有能力的黨員幹部、退休人員及社會有識之士等組成“愛心家長”，對其實行“一對一”結對幫扶；對家中有勞動力卻因缺乏産業知識或者技術技能的貧困戶，組織農技校和職業學校的專業教師，實施“師對生”的現代學徒教學；對因殘疾緻貧的貧困戶，采取“職特一體”式教育，助其自理自立。

 

總之，治貧先治愚，扶貧先扶智。教育等人力資源開發扶貧既可扶知，又可扶智，還能扶志，最具可持續性，不僅可以有效地遏制重新返貧，也可從根本上斬斷貧困代際傳遞的鍊條。因此，在扶貧的攻堅階段，必須大力實施教育等人力資源開發扶貧，充分發揮其在精準扶貧中的基礎性、帶動性作用，以從根本上消除發展性貧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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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of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Eradicating Developmental Poverty——Theoretical Basis and Realistic Path

BAI Xue-qiu  YU Zhi-li

(School of Marxism, Peking University 100871)

Abstract：The precision in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has already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ut there exists a tendency that people values eradicating survival poverty rather than eradicating developmental poverty, which result in the problem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of poverty. Based on Marx’s labor value theory and human capital theor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key role of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in eradicating developmental poverty and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 to eradicate developmental poverty against proble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developmental poverty; human resources; intellectual poverty alleviation

 

[①] 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17》，中國統計出版社2017年版，第368頁。

[②] 貴州省統計局. 2017年貴州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http://www.gz.stats.gov.cn/tjsj_35719/tjgb_35730/tjgb_35732/201804/W020180404415559963641.pdf，2018-4-4.

[③] 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17》，中國統計出版社2017年版，第346頁。

[④] 貴州省統計局. 貴州省第三次全國農業普查主要數據公報（第五号）.

http://www.gz.stats.gov.cn/tjsj_35719/tjgb_35730/pcgb_35731/201802/t20180213_3168294.html，2018-2-13.

[⑤] [德]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共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0頁。

[⑥] [德]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共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頁。

[⑦] [德]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中共中央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頁。

[⑧] [美]西奧多•W•舒爾茨，《人力資本投資》，蔣斌等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34頁。

[⑨] [印]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赜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3頁。

[⑩]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市場與經濟信息司. 對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5185号建議的答複.

http://www.moa.gov.cn/zwllm/tzgg/tz/201607/t20160719_5211782.htm，2016-7-19.

 

文章來源：《上海經濟研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