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深入理解與闡發“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念或話語理論的關鍵在于，不能将其簡約或虛化成為一種生态環境治理的公共政策概念或術語，而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一更宏大、也為更為重要的背景和語境。更明确地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話語與政治——相較于各種形态的“生态中心主義”或“生态資本主義”——更能夠（應該）代表當代中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本質或目标追求。依此而言歐美“綠色左翼”學界所倡導與推動的“社會生态轉型”理論——以及其他各種激進轉型理論，未必能夠最終導緻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大轉型”甚或“社會主義轉向”，但它确實給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提供了方法論（話語）與政治層面上的某些啟迪。

 

關 鍵 詞：社會主義生态文明 轉型政治 生态馬克思主義 社會生态轉型 綠色左翼

 

無論是就其作為一種現實實踐的未來可能性還是對它的學理性闡發來說，當代中國語境或視域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都是一個值得做更系統與深入探究的議題。[1]2017年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簡稱“十九大”，下同）工作報告對“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觀”的強調再次表明，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意味着或指向一種“社會主義生态文明”。也就是說，漸趨成為大衆共識的是，現實中具象性的生态環境難題應對及其保護工作其實有着明顯的政治意識形态和社會整體性變革的意涵。在本文中，筆者将從分析作為一種綠色變革話語理論與政治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的國際性“轉型話語”語境入手，進而闡明它基于當代中國現實的環境政治哲學或轉型政治意蘊。

 

一、轉型、轉型話語（政治）與社會生态轉型

 

政治哲學的“轉型”（transformation or transition）概念既可以泛指某一社會（包括人類社會本身）的社會形态意義上的根本性變革，但更多是指這個社會在同一社會形态條件下的階段性或局部性改變，而衡量這種階段性或局部性改變的标尺也是極其多樣化的，比如社會的經濟技術基礎、能源資源支撐體系、政治統治與社會治理方式、大衆性生活消費方式等。依此而言，轉型是一個叙述性或闡釋性的概念，旨在更為清晰地表明社會已經或正在發生的某種意義上的尚未構成本質性的改變，尤其是那些“社會的（societal）”而不僅僅是“社會的”（social）或“社會學意義上的”（sociological）變化[2]。而且，作為一個政治哲學概念，“轉型”更為關注或強調的是社會中那些社會形态影響意義上的整體性或重大變革的政治意蘊，而對于社會某些層面或領域中的轉型實踐（事實）的描述、闡釋或研判，也往往會基于頗為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态或哲學立場。比如，對于近代社會之初手工業作坊技術體系向機器大工業技術體系的轉型，以及目前正在進展中的化石燃料能源體系向可再生能源體系的轉型，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和生态主義等都會對其發生過程及其經濟社會後果做出頗為不同的叙述與闡釋。

 

政治哲學中的轉型話語（discourse of transformation）或轉型性話語（transformative discourse），顯然不同于作為一種既定事實或現實實踐的轉型本身，但卻無疑是基于對轉型的界定、分類與理論分析而建構起來的。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就像此前并不鮮見的轉型話語一樣，最近這一波自2010年代以來萌生并迅速變得有些流行的國際性轉型話語，也是深刻内嵌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整體性制度環境及其文化觀念基礎的。換言之，歐美主導語境下的轉型話語或轉型性話語，其實質就是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階段性變革或局部性轉變的話語。相應地，一方面，當前的轉型話語或轉型性話語作為一個話語理論集群是高度異質性的或政治多元化的。另一方面，轉型術語和轉型話語之所以在2010年前後再次形成一波風潮，其最重要的推動在于這場危機所表明的歐美國家長期以來所偏執于的現代化發展（以工業化與城市化為主）模式甚或理念本身的窮途末路。因而，資本主義社會的階段性變革或轉型成為一種廣泛共識。

 

新一波轉型話語論争有着如下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它們所面向或讨論的轉型不再隻是事實追溯性或闡釋性的，或者說“向後看”的，而且還是未來憧憬性或規範性的，或者說“向前看”的。相應地，某種轉型話語在相當程度上就成為未來轉型進程的一種影響性力量，也就是成為現實中的“轉型政治”的一部分。二是它們所面向或讨論的轉型還具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深刻性或内源性挑戰應對特征。如果說歐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體系）此前所遭遇的挑戰主要是資本積累方式、經濟技術手段、政治統治與社會治理工具等層面或領域中的困境，而它都通過資本類型擴充、地理區域拓展、經濟管理運營革新、民主政治改進等方法實現了資本主義社會自身的階段性變革而不是走向崩潰，那麼，2010年代金融與經濟危機所彰顯的則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與文化根基的“擴張型現代性”本身以及由此所引發的多重性危機。[3]相應地，它所提出的一個核心性問題就是，以資本擴張或增殖為根本遵循的資本主義社會能夠由此走向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社會嗎？或者借用哲學的語言來表述，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現代性可以質變成為自我反思性的嗎？

 

可以說，上述背景或語境呼喚并促成了一種激進的或“綠色左翼”的轉型話語的出現與迅速成長。這其中特别值得關注的著作是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大轉型》。[4]波蘭尼及其《大轉型》對于一種“綠色左翼”轉型話語建構的相關性或貢獻在于，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曆史與發展的分析同時具有闡釋與解構的一面，而其解構意義在于，彰顯與強調了當代資本主義經濟政治的非天然性和變革必要性與可能性——他甚至提及了作為其替代物的一種“社會主義社會”（“重建社會家園”）的前景[5]。比如，當今轉型話語中的“第二次大轉型”概念[6]——強調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的文明革新意義與意涵——顯然就直接來自波蘭尼的“大轉型”。當然，至少與波蘭尼及其《大轉型》同等重要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等有關著述，盡管也許是“替代”或“革命”而不是“轉型”才能準确表達他關于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未來走向的立場。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整體性和漸進變革特征都是毋庸置疑的，但更為重要的是，它的基本矛盾及其演進決定着資本主義社會被共産主義社會取代的曆史必然性和現實進展。[7]馬克思及其有關著述對于一種“綠色左翼”轉型話語建構的相關性或貢獻在于，具有鮮明的質變或斷裂表征的共産主義社會及其過渡願景，依然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及其階段性轉型的一個無法回避的标杆或坐标參照，而任何無意或有意回避了這種願景本身的轉型話語都很難說是真正激進的。

 

正是在上述背景與語境下，歐美學界近年來興起并逐漸成型的“社會生态轉型”理論成為一種頗具代表性的“綠色左翼”轉型話語。[8]概括地說，“社會生态轉型”話語或理論包含兩個相互關聯的基本觀點。其一，它是對當今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及其主導的國際社會所倡導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綠色政治或政策的一種批評性回應。在它看來，由自然（生态）資本、生态現代化、綠色增長或綠色經濟等表述不一的術語所組成的“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态資本主義”話語，終究不過是當代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政府的一種危機應對或資本規制戰略，希望依此來擺脫傳統的資本增殖模式和政治統治模式所面臨的難以為繼的危機或挑戰。單純就這種思路或戰略的現實可行性而言，依據烏爾裡希·布蘭德（Ulrich Brand）的分析[9]，至少少數歐美國家的确可以在一個經濟與政治日益一體化的世界平台上做到這一點。但就像以往發生過的資本主義階段性轉型的首要目的是延續（或加速）資本增殖和維持社會政治統治一樣，這次的生态化轉型也是如此。這意味着，無論是自然生态的虛拟資本化，還是環境友好型經濟與治理方式的吸納彰顯，都将是一個基于資本增殖尺度或邏輯的選擇性過程。因而，“社會生态轉型”理論認為，主導性或“淺綠色”轉型話語的根本性缺陷或弊端同時在轉型力度與範圍的意義上：僅僅着眼于能源、技術或經濟運營監管的顯性要素或層面的革新，而無視或回避社會整體意義上的結構性重建，是嚴重不充分的，而依然是一種民族中心主義或地域主義的轉型思維或戰略追求，則很難形成一種區域更不用說全球層面上的曆史性變革合力——1990年代以來的國際氣候變化應對政治和可持續發展政治已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其二，它是基于當今歐美國家現實的對後資本主義社會或文明主導時代的一種“綠色左翼”政治構想。“社會生态轉型”理論之所以可稱為一種激進的綠色轉型話語，不僅在于它對（新）自由主義綠色話語或“綠色資本主義”理論的激烈批判，還在于它對當今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範圍與力度的更大膽想象。在它看來，生态環境危機應對旗幟下的社會生态轉型，理應同時是一個社會公正與生态可持續考量兼顧的綜合性變革過程。任何緻力于解決生态環境問題的政治決定或政策舉措，都必須充分或優先考慮社會公正與正義層面上的原則要求，而社會公正與正義層面上原則要求的更充分實現，應該也會有助于那些解決生态環境問題的政治決定或政策舉措的制定落實。很明顯，這種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轉型目标與進路的理解，已經非常接近于我們熟知的歐美生态馬克思主義或生态社會主義的理論分析，即一種“綠色（生态）的社會主義”，隻不過它似乎更願意自稱為一種“批判的政治生态學”[10]。同樣不容忽視的是，“社會生态轉型”理論所構想的轉型願景與過渡戰略，（隻能）是面向整個歐美資本主義世界的或全球性的。也就是說，由于各種“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态資本主義”性質的轉型話語與戰略，從一開始就緻力于或滿足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局部性或階段性變革目标與追求，因而，它們并不會挑戰并變革資本主義性質的社會經濟制度框架及其文化觀念基礎，除非這些話語與戰略遭遇到來自更大範圍内直至整個世界的、受到其社會不公正與生态不可持續後果影響民衆的強有力抗拒。換言之，“社會生态轉型”政治的本質在于，它理應是、而且必須是跨地域的或全球性的，而這意味着當代左翼政治的一種綠色左翼融合意義上的和全球層面上的重組，即逐漸形塑一種“全球性轉型左翼”變革主體[11]。

 

因此，如果不是過分糾結于嚴格意義上的概念術語表述形式，那麼，“社會生态轉型”理論其實就是當代歐洲社會主義政治與生态主義思維的一種時代結合。其核心意涵是，在社會主義理論和政治框架内對生态環境議題的吸納融入，将會成為當代社會主義運動自我革新的重大曆史機遇——“努力實現當今社會關系向一個和平與社會公正的社會的轉型”[12]。換言之，當今時代的社會主義政黨與政治必須同時是“紅色的”和“綠色的”，或者說“紅綠的”。

 

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當代中國語境下的術語學分析

 

上述對國際轉型話語尤其是社會生态轉型理論的概述，對于準确理解與闡發當代中國語境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socialist eco-civilization）理念是頗有助益的。一方面，無論是就其理論踐行要求還是現實政治影響來說，以“社會生态轉型”為代表的激進或“綠色左翼”轉型話語，都是一個并非隻限于歐美國家範圍的國際性或全球性思潮與運動，比如目前已經活躍于拉美地區的“超越發展”理論和印度的“激進民主”理論等[13]。很顯然，“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念也可以大緻劃歸為這種國際性或全球性“綠色左翼”思潮與運動的一部分。其基本理據在于，中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不但要緻力于解決經濟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較為嚴重的一系列生态環境問題，而且要在這一過程中自覺促進與實現“生态可持續性與現代性”和“生态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雙重結合。[14]也就是說，作為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目标追求的生态可持續性或生态主義，将同時是一種實現了“現代性”的生态否定與超越和“資本主義”的生态否定與超越的社會主義，而這将是一個真正的綠色社會，也就是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社會。依此而言，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任何現實進展，都是無法置身于這種國際性或全球性“綠色左翼”變革進程（也即是廣義的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之外的，同時也是它的重要表現與支撐。

 

另一方面，與包括歐美國家在内的“綠色左翼”政黨與政治不同的是，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是在一個社會主義制度框架與文化觀念體系基本得以确立的宏觀背景與語境下進行的。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在當今中國更多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整體進程的組成部分，或者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階段性發展或自我轉型。[15]而這其中，作為唯一執政黨的中國共産黨的政治意識形态綠化和政治領導作用發揮是至關重要的。[16]其一，對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話語與政治的逐漸形塑或吸納，對于中國共産黨來說是一個政治意識形态不斷綠化的長期性過程。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倡導的“勤儉節約（建國）”思想，到20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後确立的“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再到90年代初起制定實施的“可持續發展”戰略[17]，中國共産黨漸趨演進成為一個綠色的左翼執政黨。2007年舉行的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将“生态文明建設”寫入大會工作報告和修改後的黨章，是迄今為止一個最重要的标志性節點，而這一綠化進程本身仍在持續進展之中。其二，中國共産黨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不容置疑的政治領導力量。2012年“十八大”所确立的“五位一體”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總體布局，對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設來說同時是在戰略路徑和總體目标意義上的。而2017年舉行的“十九大”不僅将生态文明及其建設明确地置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宏大理論體系之下，而且對于到本世紀中葉的生态文明建設目标做了“三步走”的中長期規劃，即“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堅戰”（2020年之前）、“生态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标基本實現”（2020~2035）和“生态文明全面提升”（2035~2049年）[18]。這充分表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已成為中國共産黨治國理政的一個明确政治目标和常态性議題政策（任務）。

 

因而，如果全面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當代中國背景和語境，“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念的完整意涵是不難闡明的。簡言之，當今中國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必須同時是生态上進步文明的和社會主義政治取向的。[19]具體來說，“十九大”報告所強調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和“綠色發展”，實際上都是對當代中國目标追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的分别性表述，而且它們之間是相互促進、互為條件的。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現代化”、“綠色發展”這三個概念，都是對“生态文明及其建設”這一傘形“元哲學”術語或範疇的一種次級性描述或表達。[20]相應地，更為具體意義上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設舉措，或者說環境經濟政策和生态環境行政監管手段意義上的革新，都應從屬于并接受這些次級性概念的“政治正确性”檢驗。比如，某一項環境經濟政策——無論是新能源消費補貼還是生态環境稅——的制定實施，都必須既符合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或綠色的準則、也符合社會主義的宗旨方向。

 

但也必須看到，一方面，當今中國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設話語更多是圍繞生态文明建設政策及其實踐自上而下地構建起來的，因而具有一種強烈的政策話語體系的表征，而作為一種政策話語，就會較容易受到歐美國家及其所主導的國際環境政策話語體系的羁絆或左右。歐美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開始的生态環境難題或危機綜合性應對，确實取得了某些切實的局地性成效，也的确在經濟技術革新、環境法治與行政監管、公衆社會政治參與等方面積累了許多有益經驗。而且順理成章的是，這些成效與經驗逐漸成為了歐美國家迄今所掌控或具有絕對影響力的有關國際政府間組織（包括聯合國機構）甚或非政府組織的制度模闆和話語規範。但問題是，雖然歐美國家中的大量生态環境難題應對手段和工具有着普遍性或政治中立性，但它作為一種生态環境治理國家模式以及國際化傳輸推送，無疑是基于并緻力于維護資本主義的社會政治體系、文化觀念和全球秩序的。[21]不僅如此，歐美國家現實中看似具體性政策工具或技術手段的采納與應用，也往往是一個嚴重依賴于其所屬政治制度環境或競争性條件的過程。[22]因而，在筆者看來，過度偏重于歐美（“先進”）國家經驗輸入模仿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設思路與戰略的公共政策化、議題性碎片化或國際标準化，是在當今中國科學認知與踐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念所面臨的首要風險。

 

另一方面，我國社會主義實踐（包括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的初級階段性或不充分性，同時在主客觀兩個層面上制約着我們對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社會主義維度或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的“社會主義”意涵的更深入與自覺闡發。應該承認，中國共産黨1987年“十三大”對當代中國所做出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性質的政治判斷，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這一國家百年戰略的理論基石，也是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23]這一戰略和理論包括兩個内在統一、相得益彰的側面或支柱，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代化建設，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實現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的經濟社會現代化，也即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而這首先是關系到中華民族在當今世界民族之林中的生存與地位問題；二是一種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主義制度構架與文化觀念體系的成長壯大，而終将是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民主政治意願和選擇決定着一個現代化中國的實現路徑與形式，以及一個社會主義中國的更高級社會形态及其過渡機制。而并非多慮的是，無論是由于适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客觀要求所采取的諸多政治折衷性甚或妥協性政策的累積性效應，還是随着改革開放走向深入而日漸融入歐美主導國際社會所引發的自然性結果，當今中國社會似乎正在滋生着一種對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無限持久化甚或“去政治化”理解的輿情氛圍或大衆心态，其基本表現則是對社會主義未來發展的日益抽象或淡化的政治想象。[24]就此而言，“十九大”報告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産主義遠大理想二者統一性的重申，具有重要的政治宣示意義。[25]因而，就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來說，并非不可能發生的情形是，對經濟社會現實的初級階段特征的過分強調——比如國有企業相對弱勢的國内外競争力（其實并不盡然），會限制我們對于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社會制度形式以及這些經濟社會制度形式的社會主義運營管理所具有的或可能帶來的實質性生态革新的戰略考量；同樣，囿于初級階段背景或語境而對新型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及其作用的忽視甚或回避——比如賦予國有企業更大的生态環境社會責任，也會在許多情況下或某種程度上制約我們深入思考與科學應對看似紛繁複雜的生态環境問題的整體性思路與更廣闊視野。換言之，筆者認為，對社會主義未來走向及其相應的政治要求的淡化或虛化處置，以及由此導緻的對于社會主義更高級階段目标與過渡機制及其積極效應的政治構想的供給不足或缺失，是在當今中國科學認知與踐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念所面臨的另一大風險。

 

因此，在筆者看來，“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念作為一種激進的或“綠色左翼”轉型話語，在當代中國的大衆傳播與踐行有着更為有利的一般性社會制度條件。而借助于中國共産黨“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報告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論述等官方權威文獻，它已經成為一個系統性話語理論體系（“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或“生态文明及其建設”）中意涵較為明晰的術語或概念。[26]但也必須看到，部分是由于其作為一個政策話語體系中基礎性範疇而構建起來的性質，更大程度上則是由于它所長期處于其中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本身的過渡性或不确定性特征，“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念的确存在一種被片面化诠釋或貫徹落實中“去社會主義化”的風險。也正因為如此，當代中國“綠色左翼”學界所面臨的一個挑戰性任務，就是從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廣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立場對“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的綠色政治哲學意蘊做出更明确與深入的闡發，尤其是它在何種意義上構成了一種将對當代中國産生深刻而廣泛影響的“紅綠”轉型哲學和政治。

 

三、“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的轉型政治意蘊

 

正如前文已經指出的，筆者所指稱的當代中國語境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是一種狹義理解或特定構型意義上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設”。概括地說，它既是當今世界範圍内的“綠色左翼”變革話語理論與實踐運動的一部分——尤其是就其共同反對與抗拒的資本主義霸權性經濟政治及其文化價值體系而言，同時也有着鮮明的中國背景與語境方面的特點——尤其體現在其明确緻力于一種“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條件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這意味着，這裡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是一種以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廣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引領的話語理論和政治政策[27]，并緻力于促動當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以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紅綠”取向或自我轉型。換言之，作為一種綠色政治哲學話語，它緻力于推進生态可持續性（生态主義）與社會主義現代文明（社會主義政治）的共生共榮，即更自覺地以社會主義的思維與進路解決現實中的生态環境難題，而這種實踐嘗試或思維又将在一定程度上确證和弘揚社會主義的理念與價值。

 

具體而言，這種“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話語理論或“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觀”包括如下三重“轉型政治”意涵。其一，它是一種對“生态資本主義”性質的生态環境治理理論與實踐的批判性分析和立場。一般來說，生态馬克思主義或“綠色左翼”理論視野下的“生态資本主義”，既指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框架，尤其是建立在生産資料私人所有制基礎上的市場經濟和多元民主政治，也指這一總體性社會條件下所采取的基于“自然（生态）資本化”理念的各種形式的環境經濟與公共政策舉措，其中最為重要的構成性元素則是所謂的“可持續發展”“生态現代化”“綠色國家”“環境公民”和“國際環境治理合作”等[28]。依此而言，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條件下，雖然已經消除了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意義上的“生态資本主義”的可能性，環境經濟與公共政策舉措層面上的“生态資本主義”的風險卻仍是明顯存在的。具體來說，它又呈現為兩種不同的情形：一是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生态資本主義”性質的政策舉措的積極效應被過度或扭曲性的放大，比如對基于市場機制的經濟政策手段的運用，因而，各種形式的環境經濟政策工具手段被過于簡單化或匆忙地移植國内并付諸實施，結果卻是，這些政策工具很難發揮它們在本土環境下的運行效果，甚至作為制度形式都難以及時建立起來。二是對國内所采取或鼓勵的許多生态環境治理公共政策舉措的“去政治化”甚或“親資本化”性質認識明顯不足，或者缺乏一種社會主義的意識自覺，因而，并未真正發揮出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經濟政治與文化促進潛能。需要強調的是，這裡的“生态資本主義”既是指一種通常所理解意義上的政治意識形态，也是一個服務于理論分析目的而引入的概念性工具。換言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條件下所采取的具有某些“生态資本主義”屬性的環境經濟與公共政策舉措，既可以最終融入或臣屬于資本主義的政治意識形态，也可以有助于或促成向社會主義更高級階段的過渡，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的轉型政治意蘊之一，就是努力闡明并推動後一種可能性。

 

其二，它是一種關于生态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綠色社會制度框架構想或願景。必須承認，經典馬克思主義對于作為資本主義社會替代物的未來社會即共産主義社會的總體設想，是高度概括性或理想化的。從當代生态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來看，這一理想社會至少存在着如下兩個方面的重大挑戰或“不确定性”：一是未來共産主義社會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将是一個比當代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更為物質富裕的社會，二是未來共産主義社會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将是一個比當代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更加符合社會與生态理性的社會。就前者而言，當今世界所日益呈現出的自然資源枯竭和生态環境惡化前景——即便充分考慮到科學技術繼續進步的可能性，已經在相當程度上侵蝕或終結了任何關于未來極端富裕社會的政治想象；就後者而言，在一種物質财富越來越難以實現或維持高度富裕的社會條件下，社會主義的财富公平分配與個體（群體）間平等原則即社會主義原則似乎顯得更為必要，但也肯定會變得更加難以成為現實。這其中的一個悖論性情形是，社會物質财富的源源不斷湧現與社會和諧和生态理性的新型社會及其大衆主體的孕育，不再是一個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的正向過程，而是一個彼此牽制、相互沖耗的逆向進程。無論如何，馬克思恩格斯近兩個世紀之前關于未來共産主義社會的政治設想，已經無法作為當今世界任何社會主義社會的社會與生态先進性的背書擔保，而今天所能做出的關于未來新社會的所有烏托邦想象也都很難将一個極端富裕社會作為其立論起點。基于此，德籍印度學者薩拉·薩卡（Saral Sarkar）甚至提出[29]，應從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衰敗或不可持續趨勢中探尋一種建立在“有秩序退縮”基礎上的生态的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而這将是一種生态的、新型的社會主義。而如果嚴肅對待或吸納這種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廣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的新認知[30]，那麼，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語境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就會呈現為一種特定意義和構型上的理解與追求。概言之，這種未來綠色社會将是一個并非傳統理解或宣傳的那樣雄心勃勃的、聲稱可以滿足所有人的無限需求的富裕社會（“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而它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框架則是圍繞并緻力于大衆主體的基本生活需要（衣食住行）的可持續保障而建構起來的。因而，對包括自然生态環境在内的各種基礎性資源的公共所有、共同管理、公平分配、互惠分享、可持續性利用，将會成為其最根本性的社會原則或核心價值。相應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條件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既要自覺緻力于構建一種相對物質簡約、但卻具有更明确的社會主義表征的新型制度構架，也要大張旗鼓地鼓勵與營造一種相适應的支撐性社會主體和大衆文化。[31]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話語與政治的綠色變革或“轉型”意蘊在于，它所指向或倡導的是在21世紀新時代背景下的“社會主義”理念與“生态主義”理念的創造性結合，既不再固守經典社會主義的某些願景設想或原則條款，也不會無原則辯護或支持公共生态環境質量改善旗幟下的政策舉措。

 

其三，它是一種關于當代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現其階段性提升或自我轉型的“紅綠”戰略與踐行要求。正如前文所讨論的，當今中國“綠色左翼”話語和政治與歐美國家“綠色左翼”話語和政治的重大區别在于，前者所緻力于實現的是一種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框架和文化觀念體系之下的階段性過渡或轉型，而後者則更多是一種趨向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框架和文化觀念體系的根本性變革或重塑。就此而言，後者的難度顯然要大得多。但是，這隻是一種理論層面上的分析，其實，現實中促成當代中國所處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現其向中高級階段過渡或轉型的困難和挑戰，同樣是異常艱巨的。必須明确，這種階段性提升或轉型所追求的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态目标是更高層次的或更加綜合性的，而因此需要面對或駕馭的社會矛盾也是更加複雜多樣的。相應地，面向或屬于“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理念和政治，理應是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所形成的社會主義理念及其制度化有所區别的。正是在上述意義上，“社會主義生态文明”作為一種轉型話語與政治承載或體現着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階段性發展的巨大挑戰及其潛能。[32]一方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社會初步現代化特征，決定了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産黨既不能固守傳統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政治甚至價值理念，也不能簡單拒斥那些明顯具有生态資本主義屬性的政策工具手段，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本性或取向，又要求執政黨及其政府必須在明确限制各種生态資本主義屬性的政策工具範圍及其影響的同時，切實強化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政治制度基礎以及大衆文化。否則的話，經濟社會現代化目标與生态環境改善目标的（局部性）實現，都不一定意味着或通向一種社會主義的未來——因為它有可能成為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的“生态資本主義”模式的翻版，而其中所凸顯的（國内國際）社會與生态非公正性是不能接受或不值得期望的。由此而言，2017年中國共産黨“十九大”所規劃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設“三步走”的路線圖，既是需要明确納入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總體戰略布局之下來考慮的，也必須從三大步驟條件下生态文明建設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之間的“五位一體”整體和彼此互動意義上來理解。[33]具體來說，“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堅戰”（2020年之前）時期和“生态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标基本實現”（2020~2035）時期與“生态文明全面提升”（2035~2049年）時期相比，“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的一般性生态文明制度框架與社會主義政治環境顯然應該是有所不同的，而标志着這些階段性提升或過渡的不應僅僅是一些環境經濟與公共政策層面上的工具手段，還應包括一些更具根本性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制度形式，而且是具有更明顯或深刻的社會主義特征的政治、社會與文化制度形式。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話語與政治所尤其彰顯或标志性的，是它明确蘊含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進程及其階段性生态文明建設目标的“紅綠”轉型戰略與踐行要求。比如，對于“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堅戰”來說更為有效的政治政策構架也許是強有力、大規模的行政管理和大衆動員，相比之下，對于“生态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标基本實現”來說更為有效的政治政策構架就很可能是更加企業自覺自律和政府職業化監管的綜合性治理體系，對“生态文明全面提升”來說更為需要的則應是全社會生産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價值理念的深刻飛躍，而标志或促動這些社會結構性條件變化的關鍵性元素則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設中日漸明晰的“社會主義”維度。

 

結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深入理解與闡發“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念或話語理論的關鍵在于，不能将其簡約或虛化成為一種生态環境治理的公共政策概念或術語，而脫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這一更宏大、也為更為重要的背景和語境。就此而言，“十九大”報告對“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觀”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及其“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基本方略的明确強調，同時有着重要的“紅綠”或“綠色左翼”政治與理論意涵。[34]更明确地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話語與政治——相比于各種形态的“生态中心主義”或“生态資本主義”——更能夠（應該）代表當代中國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本質或目标追求。這當然不是說，“生态中心主義”所強調的社會的個體價值倫理觀念變革的重要性，“生态資本主義”所強調的社會的經濟技術手段與行政監管手段革新的重要性，都是無的放矢的甚或錯誤的，而是說，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或廣義的生态馬克思主義理論所闡明的社會形态意義上的根本性替代——即用一種生态的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包括“綠色資本主義”），對于當代人類社會最終走出全球生态危機并構建一種真正的生态文明不可或缺。歐美“綠色左翼”學界所倡導與推動的“社會生态轉型”理論——以及其他各種激進轉型理論，是否能夠最終導緻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大轉型”甚或“社會主義轉向”，至少從目前來看，其實是相當不确定的，而這也絕非僅僅是由于理論自身不完善方面的原因，但它确實給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同時提供了方法論（話語）與政治層面上的某些啟示：“五位一體”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設“三步走”構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階段性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高級階段轉型，其實就是新世紀中國同一個曆史進程的不同側面的分别概括或表述，而這樣一種宏大社會轉型目标追求的實現将隻可能是長期而艱巨的偉大實踐或鬥争的結果[35]。

 

（國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項目“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号為：18ZDA003；國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點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号為：18AKS016；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2016~2019年項目“綠黨及生态社會主義發展現狀與态勢研究”階段性成果）

 

[1] 郭劍仁、楊英姿、蔡華傑、李全喜、李昕蕾：“深化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研究”筆談，《中國生态文明》2018年第5期，第76~90頁。

[2] 劉少傑：“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質與缺失”，《學習與探索》2014年第9期，第33~39頁；張雄：“社會轉型範疇的哲學思考”，《學術界》1993年第5期，第36~40頁。

[3] 約瑟夫·鮑姆：“歐洲左翼面臨的多重挑戰與社會生态轉型”，《國外社會科學》2017年第2期，第13~19頁；薩拉·薩卡：“當代資本主義危機的政治生态學批判”，《國外理論動态》2013年第2期，第10~16頁。

[4]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Farrar & Rinehart, 1944/1945/1957/2001).

[5]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p. 257.

[6] Gerhard Schulze, Die beste aller Welten. Wohin bewegt sich die Gesellschaft im 21 Jahrhundert? (Frankfurt am Main: Hanser Belletristik, 2003), p. 81; Wissenschaftlicher Beirat der Bundesregierung Globale Umweltveränderungen (WBGU), Welt im Wandel: Gesellschaftsvertrag für eine Große Transformation (Berlin, 2011).

[7]《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頁。

[8] Ulrich Brand and Markus Wissen,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Douglas Richardson et al. (eds.),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7), pp. 223-245; Christoph Görg, Ulrich Brand, Helmut Haberl, Diana Hummel, Thomas Jahn and Stefan Liehr, ‘Challenges for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Contributions from social and political ecology’, Sustainability 9 (2017), pp. 10-45; Karl Bruckmeier,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Reconstructing Society and Na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9] Ulrich Brand and Markus Wisse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rticulations of state–capital relations in the multiple crisis’, Globalizations, 9/4 (2012), pp. 547-560; ‘Crisis and continu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nature relationship: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nd the limits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4 (2013), pp. 687-711; Ulrich Brand, ‘“Transformation” as a new critical orthodoxy: The strategic use of the term “transformation” does not prevent multiple crises’, GAIA 25/1 (2016), pp. 23-27.

[10] Ulrich Brand, ‘How to get out of the multiple crisi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Environmental Values, 25/5 (2016), pp. 503-525.

[11] 烏爾裡希·布蘭德：“超越綠色資本主義：社會生态轉型和全球綠色左翼視點”，《探索》2016年第1期，第47~54頁; Ulrich Brand, ‘Beyond green capitalism: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perspectives of a global green-left’, 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9/1 (2016), pp. 91-105.

[12] 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 (EL), Statute of the Party of the European Left (Rome: 2004), article 1.

[13] Miriam Lang and Dunia Mokrani (eds.), Beyond Development: Alternative Visions from Latin America (Quito: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2013); Ashish Kothari, Federico Demaria and Alberto Acosta, ‘Buen Vivir, degrowth and ecological Swaraj: Alternative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3-4 (2014), pp. 362-375.

[14] 郇慶治：“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理論與實踐向度”，《江漢論壇》2009年第9期，第11~17頁；潘嶽：“論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綠葉》2006年第10期，第10~18頁；謝光前：“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初探”，《社會主義研究》1992年第2期，第32~35頁。

[15] 劉思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發展道路初探”，《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3期，第69~72頁；陳學明：“建設生态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題中應有之義”，《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08年第6期，第71~78頁。

[16] 劉勇：“生态文明建設：中國共産黨治國理政的與時俱進”，《社科縱橫壇》2012年第12期，第17~18頁；張首先：“生态文明建設：中國共産黨執政理念現代化的邏輯必然”，《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年第4期，第18~21頁。

[17] 秦立春：“建國以來中國共産黨生态政治思想的演進”，《求索》2014年第6期，第11~16頁。

[18]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28~29頁。

[19] 張劍：《社會主義與生态文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版；王宏斌：《生态文明與社會主義》，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

[20] 郇慶治：“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理論的十大基礎範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8年第4期，第16~26頁。

[21] Ronnie Lipschutz,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Power, Perspectives, and Practice (Washington, D.C.: CQ Press, 2004); 于興安，“當代國際環境法發展面臨的内外問題與對策分析”，《鄱陽湖學刊》2017年第1期，第75~82頁。

[22] Victor Wallis, Red-Green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Technology of Ecosocialism (Boston: Political Animal Press, 2018).

[23] 趙曜：“重新認識和正确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求是》1997年第17期，第2~5頁。

[24] 中國人民大學周新城教授2018年1月14日發表在黨刊《求是》雜志旗下的“旗幟”欄目官方微博上的“共産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一文，标題引自《共産黨宣言》并且是為了紀念該宣言發表170周年而作，但卻遭到了來自不同方面的尖銳批評甚至是政治謾罵。筆者的看法是，他在該文中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過渡”性質（“充滿矛盾和鬥争”）的強調是正确或适當的，但卻并未對這一階段向更高級階段（而不是倒退到資本主義私有制）的轉型路徑與機制提出進一步的明确看法。

[25]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第63頁。

[26] 郇慶治：“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觀闡發的三重視野”，《北京行政學學院學報》2018年第4期，第63~70頁。

[27] 郇慶治：“作為一種政治哲學的生态馬克思主義”，《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17年第4期，第12~19頁；“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學基礎：方法論視角”，《社會科學輯刊》2017年第1期，第5~10頁。

[28] 解保軍：《生态資本主義批判》，中國環境出版社2015年版；郇慶治（主編）：《當代西方生态資本主義理論》，beat365出版社2015年版。

[29] Saral Sarkar, Eco-Socialism or Eco-Capitalism? A Critical Analysis of Humanity’s Fundamental Choices (London: Zed Books, 1999).

[30] 王雨辰：“論生态學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生态文明”，《高校理論戰線》2011年第8期，第27~32頁；陳永森：“生态社會主義與中國生态文明建設”，《思想理論教育》2014年第4期，第44~48頁。

[31] 值得關注的是，2017年“十九大”報告明确提出了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這一概念，其意涵已經遠遠超出了原初意義上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盡管與拉美等地“綠色左翼”學者所倡導的“好生活”概念相比還至多是“淺綠的”。

[32] 郇慶治：“生态文明新政治願景2.0版”，《人民論壇》2014年10月（上），第38~41頁。

[33] 郇慶治：“打赢藍天保衛戰：勁宜鼓不宜松”，《國家電網》2018年第11期，第44~45頁。

[34] 郇慶治：“以更高的理論自覺推進新時代生态文明建設”，《鄱陽湖學刊》2018年第3期，第5~12頁。

[35] 郇慶治：“生态文明建設是新時代的‘大政治’”，《北京日報》2018年7月16日。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