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生态空間維度（兼顧行政區劃與生态系統整體性）、管理哲學維度（同時考慮“五位一體”的目标與戰略意涵）和綠色進路選擇維度（綠色發展抑或生态現代化取向）等三個維度或層面，構成了我國生态文明建設實踐區域模式探讨中基本的方法論考量，前兩者更多具有分析前提性意義，後者則更多決定着具體模式的理論意涵。而對江西北部、雲南普洱市和内蒙古庫布其三個案例的比較分析表明，我國生态文明建設的區域實踐在現實中是異常複雜與多樣化的，因而任何視角下所做出的區域模式概括及其普遍性聲稱都應非常謹慎。

關 鍵 詞：生态文明建設、試驗區（示範區/先行區）、區域模式、綠色發展、生态現代化

作    者：郇慶治是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國外馬克思主義、環境政治和歐洲政治 (qzhuan@pku.edu.cn)

 

在筆者看來，黨的十九大之後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研究，理應同時在理論深化與實踐概括兩個維度上有實質性進展或突破。前者突出表現在學界無論對于學術前沿性的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體系的闡發還是更為基礎性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基礎範疇的辨析，都還需要做大量的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理論與學科層面上的研究工作[1]；後者則集中表現在學界對于鮮活生動卻又呈現為高度異質性或多樣性的生态文明建設地方踐行實踐，既缺乏足夠細緻深入的實地考察了解，也很少能夠提出富有理論洞察力和政策反思性的分析建議，因而整體上尚未真正形成一種生态文明話語理論與踐行實踐之間的建設性互動。基于此，筆者将結合2018年暑期應邀參與的三次生态文明建設區域典型案例考察，着重讨論一下如何規範化或提升對我國生态文明建設區域模式的學理性闡釋。

 

一、生态文明建設的區域模式及其研究：方法論層面

筆者對這一議題的探讨，始于2015年和2016年連續兩次對浙江安吉這一生态文明建設全國明星縣的學術考察，即嘗試分析她究竟在何種意義上構成了一個獨立的生态文明建設區域模式。[2]在理論層面上，筆者特别強調的是，任何現實性區域模式都必須是一個五位一體意義上的整體，也就是必須同時呈現為生态文明的經濟、社會、制度、文化與生态環境治理及其彼此間契合一緻，單純的良好生态環境質量本身（尤其是自然天成意義上）并不能界定為或等同于生态文明；在實踐層面上，筆者所強調的是，安吉縣的踐行實踐及其成果必須置于整個浙江乃至全國的從生态示範建設到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宏觀背景和語境之下。其基本看法是，安吉縣确實同時具備了包括自然生态禀賦、地理區位優勢和經濟轉型大背景在内的機會結構條件，再加上當地政府及其領導下的基層民衆的創造性努力，從而取得了至少如下四個方面的生态文明建設成效：雛形初具的生态經濟、保持優良的生态環境、品質大大提升或優化的生态人居、得到初步挖掘與開發的生态文化。也正是在上述意義上，筆者認為，浙江安吉的實踐探索構成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區域性模式，盡管對這一模式的普适性與特殊性意蘊還需要做更明确具體的限定[3]。

從更一般意義上說，筆者認為，生态文明建設區域模式的學理性研究，首先需要對如下三個問題做出明确的方法論界定或闡釋：行政轄區抑或地域為主、目标結果抑或重點突破側重、綠色發展抑或生态現代化取向。第一個問題所關涉的是，我們對某一區域案例的考察是基于通常所指的行政區劃還是更充分考慮生态系統的完整性及其要素，也就是轄區還是地域考量為主的問題[4]。應該說，二者之間的視角差異是明顯的和重要的。一方面，現實中的行政分區雖然在許多情況下已經将自然生态系統的完整性及其要素考慮其中，但相反的例子也并不罕見——比如我國現行省市自治區層級中的河北省、甘肅省和内蒙古自治區，而且，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說，相對于整個國家和地球的生态系統完整性，任何級别上的行政劃分都難免是一種人為的切割或阻斷——比如相對于我國的長江和黃河流域水生态系統而言。所以，我們經常聽到的一句話就是，大自然并不知道（承認）行政邊界。但另一方面，至少就現實可操作性來說，行政區劃又是我們思考人類社會的經濟社會與文化現狀及其變革的最自然或便利的工具，探讨象征着人與自然關系、社會與自然關系文明水平的生态文明時也不例外。因此，我們的确應該非常慎重地讨論基于某一行政區劃對象的生态文明建設及其典型意義，而且必須始終将這種基于行政區劃的分析内置于其所屬的更為寬闊的生态環境整體或背景，而對此思路的一個重要方法論矯正就是盡可能在更高行政層級上審視生态文明建設的區域或地域模式，從而使得狹義上的行政區域模式同時呈現為一種生态地域模式。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筆者曾提出[5]，“省域”很可能是我國生态文明建設區域模式研究的最佳行政層級（相對于地市、縣區和鄉鎮而言）。

第二個問題所關涉的是，我們對某一區域案例的考察是側重于作為一種綜合性追求或動态性進程的目标結果還是它所采取的優勢或重點突破的戰略性選擇，也就是目标結果還是戰略重點的問題。這首先關系到的是我們對于生态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目标與戰略意涵的基礎性理解。的确，黨的十八大報告更多強調了“五位一體”的戰略路徑意義，即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設融入其他“四大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但無論是對生态文明目标狀态還是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的認知考核，都必須将其視為一個同時包括經濟、社會、政治、文化與生态環境治理等不同層面的整體。然而，現實中普遍存在、也頗為合理的是，某一區域會基于自己在某個維度上的特點優勢（或明顯的短闆不足）選擇重點突破，從而開啟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現實進程，比如尤其是優良生态環境質量的保護與保持。而需要明确的是，雖然生态文明建設戰略重點意義上的差異化選擇也可以稱之為廣義的模式（之分），但它畢竟不同于基于生态文明完整内涵的區域模式——比如一個地區的環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系統保持經驗，并不足以聲稱構成了一個獨立的生态文明建設區域模式。對此，一個适當的方法論處置是，我們當然可以讨論不同區域開啟和推進生态文明建設時的不同重點或戰略選擇，但在具體分析和模式概括時必須充分估量這種重點或優勢突破的立體性效果。比如，一個地區的環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系統保持努力，是否以及在何種程度上引發了其經濟、社會、制度與文化層面上的連鎖性（内在一緻性）回應，反之也是如此。

第三個問題所關涉的是，某一區域的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總體上所采取的是一種“綠色發展”還是“生态現代化”的新經濟社會發展（現代化）取向，也就是使“綠水青山”成為“金山銀山”還是用“金山銀山”置換“綠水青山”的問題。筆者在它文中曾對此做了具體讨論并将其大緻劃分兩個類型[6]：綠色發展模式和生态現代化模式。前者以江西省、貴州省這樣的中西部省份（部分意義上的福建省等）為代表，其主要特點是擁有相對較為優厚的生态環境禀賦條件，因而生态文明建設實踐中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如何在确保區域生态環境整體質量不受影響的前提下更加明智地開發利用轄區内的自然生态資源，從而實現經濟較快發展與生态環境質量的兼得共赢，也就是人們經常說的使綠水青山真正（轉化）成為金山銀山。後者以江蘇省、廣東省、山東省這樣的東部沿海省份（也包括像以武漢、西安和成都—重慶等為中心的中西部都市圈區域）為代表，其主要特點是擁有相對較為強大的經濟财政實力和經濟社會現代化水平，因而生态文明建設實踐中的矛盾主要方面是如何通過大規模的經濟财政投入和工藝技術管理革新來實現區域經濟結構及其能源技術體系的生态化重構，從而在實質性解決現代化過程中累積起來的城鄉工業污染與生态破壞問題的同時，滿足廣大市民群衆不斷提高的美好生活與生态公共産品需要。相對于複雜多樣的現實狀況而言，這當然隻是一種大緻性的區分，而它的主要方法論意義在于，自然生态資源（禀賦）的全面可持續開發利用和傳統現代化（發展）體系構架的生态化重構，是當代中國語境下生态文明建設的兩大綠色進路選擇。

在筆者看來，上述三個維度或層面構成了我國生态文明建設實踐區域模式探讨中必需的方法論考量，即生态空間維度（兼顧行政區劃與生态系統整體性）、管理哲學維度（同時考慮“五位一體”的目标與戰略意涵）和綠色進路選擇維度（綠色發展或是生态現代化取向），而前兩二者更多具有分析前提性意義，後者則更多決定着具體模式的理論意涵。無疑，這些維度或層面作為一個整體性分析框架[7]，尚有許多需要進一步明晰與廓清之處。但無論如何，它是筆者接下來進行的案例比較的方法論基礎或框架。

 

二、個例比較：江西北部、雲南普洱市和内蒙古庫布其

1. 江西北部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第一，本文所指的“江西北部”區域，即南昌市、景德鎮市和九江市，并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自然地理或行政區劃概念（通常來說“贛北”還應包括上饒市），而是由于由中央網信辦、光明網等單位組織的“感受改革巨變、思考中國奇迹——改革開放看江西網絡主題活動”，恰好安排在了這裡。而筆者所關注與思考的，不隻是這些年來這一區域經濟社會與文化領域中所發生的滄桑巨變，也包括它在綠色發展主題或戰略進路下的區域性生态文明建設實踐進展及其經驗。

第二，嚴格說來，綠色發展主題或戰略進路也不是這個區域作為一個整體或其中某一個城市的獨特性考量，而更多是一個全省或省域意義上的生态文明建設戰略進路選擇。[8]可以說，正是在不斷深化改革開放的進程中，江西省委、省政府逐漸認識到，必須将大力推進綠色發展和生态文明建設作為全省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核心性方面。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成功入選生态文明先行示範（省）區建設名單（2014）和國家生态文明試驗（省）區建設名單（2017）為契機，江西省的綠色發展戰略或綠色發展引領的生态文明建設路徑漸趨成型。[9]這一戰略的深層意涵是，對于像江西這樣的生态環境資源（禀賦）優厚、而傳統工業化模式嵌入程度相對較淺的省域來說，生态文明建設這一最初由生态環境保護與治理引發的同時關涉到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各個層面變革的系統性工程，或者說一場異常複雜與深刻的整體性社會生态轉型，就會較自然地轉換成為一種對其自然生态資源（禀賦）及其經濟性利用的新型感知和實踐。相應地，這種重新認識省域内自然生态資源保護價值及其合理利用途徑的過程，也就是江西省主動推進生态文明建設或實施綠色發展轉型的實踐曆程。當然，這是就其整體性或主導性特征而言的，在現實中廣義的“綠色發展”還包括另一個側面，即以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方式（包括綠色産品、技術與管理）實現對現存工商業經濟體系的生态化重構。因為，現代經濟包括傳統産業體系至少在一定區域經濟規模意義上是必不可少的，問題隻在于盡量使得這些産業的産品、工藝和管理盡快符合生态化的原則要求，而這對于省域内的經濟現代化程度相對較高區域來說更是如此。

筆者一行這次對江西北部區域的參觀考察，清晰地印證了“綠色發展”主題或戰略進路的兩個側面。[10]一方面，景德鎮市以禦窯博物館和陶溪川陶瓷文化創業園為核心的國家文旅創意園區、城市國家森林公園，九江市武甯縣的“林改第一村”長水村，以及部分意義上的南昌市的滕王閣遊輪贛江夜遊項目等，所關涉的都不僅是對自然曆史文化資源的地方性開發利用，還包括如何傳承保護這些具有重大生态系統功能與曆史文化價值的共同性财富遺産。這其中，景德鎮市文旅創意園區的修複打造，同時有着發揮地方政府的總體規劃保障作用、國有企業的社會責任擔當作用、曆史文化遺産的經濟價值轉化與創新作用、龍頭産業與企業的城市發展引領作用等多方面的考量或潛能，而它所采取的一系列向境内外人士開放并特别吸引鼓勵青年才俊的舉措（因而城區内有着達數萬人之衆的“景漂”），更是顯現了這一千年世界瓷都的博大胸襟與進取精神；而地處聞名世界的廬山西側的武甯縣，本來就有着十分優越的生态環境資源，比如高達74%的森林覆蓋率和差不多全年保持一級的大氣質量與一類水的地表水質量，而敢為天下先的林權改革和林下經濟發展舉措（比如全面實施“林長制”），則使得這一縣區成為全國綠色發展和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的先驅。需要強調的是，對于這些生态環境禀賦優越的地區來說，如何保持它們現有的生态環境質量當然很重要，但從綠色發展和生态文明建設的角度而言，更為重要的則是，在這些地區是否正在形成一種符合自然生态系統規律及其要求的社會經濟生産與生活方式，而這顯然不是短時間内可以做到的。總之，綠色的發展和生态文明建設絕不等于單純的保持保護生态或取消人類經濟活動，而是在一種新型的經濟社會制度框架下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另一方面，南昌市的江中集團（“江中藥谷”）與江鈴汽車、景德鎮市的“航空小鎮”和九江市的“九江石化”等所凸顯的，不僅是我國現代企業尤其是大規模國企的不斷提高的經濟盈利能力和國際競争力，還包括它們所共同體現出的綠色低碳循環化發展轉向——“踐行綠色低碳、建設智能工廠”的标語口号随處可見。像“江中藥谷”這樣的現代高科技中醫藥制造基地，不僅選擇了山清水秀的灣裡風景名勝區，因而對于廠區範圍内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珍視（其中建設用地隻開發了15%左右），2014年被評為“中國最美工廠”，而且從産品的生産工藝到包裝營銷都貫穿着“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人與自然和諧理念；而即便像“九江石化”這樣傳統類型的化工企業，也已不僅擁有與世界同步的高科技研發和管理水平，而且每年花巨資投入到生産環保工藝改造，以及廠區内及其周邊的生态環境保護，努力做到在向國家和地方經濟做出較大貢獻的同時，與周圍社區居民和生态環境的和諧共存，比如，企業生産過程中的污染物排放已經實現了社區與環境風險大大降低的國家規定水平（每年排入長江的處理後尾水隻有數百萬噸，絕大部分實現了體系内循環使用）；至于江鈴汽車和“航空小鎮”中的“江直投”（2012年成立）和昌飛公司（1969年成立），由于本身就是行業高科技的代表或前沿，因而都把“智能制造”和“綠色化”作為企業追求與管理的生命。這些實例所彰顯的是，高科技綠色現代化企業不僅已經成為南昌、景德鎮和九江等地的重要經濟與财政支柱，而且在有力促動着江西各地的工業（經濟）生态化轉型升級。長期以來，江西各界都習慣的一個謙稱就是“中西部落後地區”，但這個說法隻有部分意義上的正确性，即傳統工業産業體系不夠完備以及GDP創造的相對比重較低，而由于綠色發展理念或模式的出現正在重構未來世界的經濟體系及其經濟效益評價标準，綠色低碳循環水平或程度将會成為最為重要的衡量指标，因而更合理的說法是，現行工業産業體系的綠色化（智能化）發展——與境域内豐富自然資源的生态化經濟開發利用一起——提供了像江西這樣省域實現彎道超車或跨越發展的重大曆史機遇和現實可能性。

因此，盡管作為江西省境内的經濟現代化發達地區，南昌、景德鎮和九江這一區域性案例有着自身的特殊性——2017年南昌市和九江市的GDP分列全省的第一位和第三位，但它的确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設實踐及其綠色發展主題或戰略進路選擇的多重意涵與現實複雜性，尤其是不能簡單化貶低或拒斥新型工業發展與傳統工業經濟生态化重構的綠色發展和生态文明建設促進作用。

 

2. 雲南普洱市

按照前文所指出的兩大類型的大緻性區分，不難理解，雲南省及其所轄的普洱等地市屬于第一種類型，即生态文明建設的綠色發展取向或模式。[11]而筆者一行應《人民論壇》雜志社邀約對普洱市瀾滄、西盟和孟連等縣以綠色發展為引領、推進區域生态文明建設的參觀考察，大大豐富與深化了對我國生态文明建設地方實踐的綠色發展模式的理解。

普洱市地處雲南西南部，轄9縣1區，國土面積為4.5萬平方公裡，是雲南省國土面積最大的州市，總人口262.7萬，有着十分優厚的自然生态氣候條件（比如森林覆蓋率高達68.7%并擁有16個縣級以上自然保護區）、生物（水電）資源禀賦（比如分布着全國1/3的生物物種和擁有1500萬千瓦的水能蘊藏量）、民族文化多樣性（比如少數民族占總人口的61%）和區域地理方位（比如有着長達486公裡的國境線和兩個國家級一類口岸），并因而被列為全國唯一的“國家綠色經濟試驗示範區”。2017年，全市實現地區生産總值624.59億元，地方公共财政預算收入53.22億（支出271.78億），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為26853元和9484元，三大産業比例為：25.59%：35.68%：38.73%。可以看出，一方面，普洱市有着令人羨慕的生态環境條件和居民生活環境質量，冬無嚴寒、夏無酷暑，連中心城區也有着每立方厘米空氣高達8000~10000的負氧離子含量，高出世界衛生組織規定的“清新空氣”标準12倍之多，被稱為最适宜人類居住、最适宜動植物生長、最适宜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地區，至于瀾滄、西盟和孟連三縣的縣城（尤其是西盟新縣城），就隻能用“窗明幾淨、眉清目秀”來形容，但另一方面，必須承認，按照現代經濟的衡量測算方式，普洱市的經濟實力仍是相對有限的，年人均23776元——比如列江西省11個地級市第十位的景德鎮市2017年的GDP總量也有900億元，而瀾滄縣則是雲南省27個深度貧困縣之一，貧困人口分别占縣總人口的24.1%和全市貧困人口的1/3，因而面臨着十分艱巨的脫貧攻堅任務。也正是在上述意義上，普洱市以及雲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設确有自身的明顯特殊性。

雲南省普洱市綠色發展的經驗性做法，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方面[12]：一是将綠色發展理念與戰略貫穿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和全過程。這突出表現在普洱市将自然生态價值的實現或轉換理念引入了區域經濟生産價值的核算，比如經過中科院課題組測算，該市全年森林生态服務功能價值約為2110億元，地區綠色生産總值（GEP）約為6700億。這兩組數據的更準确統計與核算是可以讨論的，但它所表明的是，傳統意義上以工業制造為核心的GDP統計與核算體系正在得到突破，而這對于綠色經濟發展和生态文明建設具有前提性重要性。其中特别值得關注的有兩點：一是水電開發，二是生态扶貧。對于前者，筆者參觀考察了位于雲南省瀾滄江中下遊河段“二庫八級”水電開發方案中處在第五梯級的糯紮渡水電站。水庫設計總容量為237.03億立方米，電站裝機容量5850兆瓦，年發電量239.12億千瓦時。需特别指出的是，它從2004年1月開始施工準備，2014年6月全部9台機組投産發電，曆時十年之久，是瀾滄江流域單體投資額最大的水電工程和基建工程項目（除了最近正在建設過程中的高速公路工程），直接促進了瀾滄縣8個鄉鎮28個村莊的擺脫貧困與經濟發展，同時，這座隻有不足300名員工的水電站也是迄今為止普洱市境域内的最大工業生産企業，貢獻着1/4以上的地區生産總值。同樣重要的是，水電是作為一種綠色能源、水電開發是作為綠色經濟的一部分來理解與統計的。對于後者，筆者參觀了西盟縣的三江并流牛養殖公司的班母村養殖小區和中蜂養殖項目，政府大力扶持這些企業産業發展的重要考量，除了充分開發利用當地豐富的草地資源（人均8.8畝）和蜜源植物資源，就是把農業結構優化調整與脫貧攻堅戰略有機結合起來。因為，在這些産業的發展過程中，貧困農民可以通過“龍頭企業+平台+合作社+貧困戶”的模式，參與到一種産業與經濟脫貧的健康性鍊條之中。對此，來自省政府的挂職縣委副書記（兼任縣駐村扶貧工作隊總隊長），還就這樣一種新農村産業發展鍊條模式的持久脫貧意義做了闡釋（13個雲嶺牛養殖小區全部建成後可以讓1.2萬名貧困人口人均增收2850元）。

二是利用十分豐富的地域生物（生态）多樣性資源，大力發展特色農林畜牧産業（品）。這方面最突出的當然是以古茶林、生态有機茶和高品質大衆茶為代表的普洱茶産業發展。作為茶樹原産地中心地帶和普洱茶的故鄉，普洱市尤其是瀾滄縣，境内有野生茶樹11.8萬畝，有全球迄今發現最古老的樹齡達1700多年的過渡型大茶樹——邦崴千年古茶樹，有全世界迄今發現種植年代最久遠、連片面積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人工栽培型古茶林——景邁山千年萬畝古茶林。筆者一行在雨中參觀考察了位于惠民鎮東南部的景邁山千年古茶林，以及正在建設中的景邁山茶文化遺産景區和附近的翁基古寨。概括地說，古老的茶樹與茶産業賦予了普洱的茶種植、生産加工與銷售以濃郁的文化氣息和品味，而文化意涵又大大提升了茶産業的經濟價值。當然，同樣基于豐富的生态生物多樣性資源的其他農林畜牧産品（業）也在迅速興起與成長，比如西盟的蜜蜂養殖加工業和牛養殖加工業、孟連的牛油果産業和蔗糖綜合加工業等。

三是利用極其豐富的地域生态文化資源，大力發展生态文化旅遊業。這方面除了更多是地方特色性的像瀾滄縣的酒井老達保（拉祜族古村寨和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産傳承保護基地）和翁基古寨（布朗族古村寨）、西盟縣的博航村佤族古寨和勐梭龍潭風景區、孟連縣的龍血樹自然保護區等生态人文景觀，最具有代表性的則是景邁山世界文化遺産的打造與申報。按照規劃，普洱景邁山古茶林将是一個達177平方公裡的文化遺産風景區，其中包括遺産區72平方公裡、緩沖區105平方公裡，申報要素為三片人地關系最顯著、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好的古茶林約1.84萬畝和9個傳統村落。至少從筆者的實地觀察來看，盡管也許更大範圍内和更寬闊視野的籌劃更有助于景邁山申遺的最後成功，但這的确反映了普洱市上下努力打造一個世界級旅遊景區的決心（普洱市境内設有兩個支線機場就是明證），從而帶動全市生态文化旅遊業乃至整個産業結構的升級轉型。

可以說，上述方面突出體現了雲南省普洱市以綠色發展引領區域生态文明建設的取向或進路特點，比如更多考慮脫貧攻堅戰政策目标的實現和更自覺開發利用境域内豐富的生态生物與民族文化資源。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說，包括普洱市在内的雲南省各地更接近于一種文化建設引領的區域生态文明建設模式或進路。[13]當然，這些縣區的生态文明建設鮮活實踐也提出或彰顯了一系列需要進一步觀察與思考的問題：比如綠色經濟、生态脫貧與水電開發之間複雜的理論和實踐關系（簡單拒斥水電開發自然是無濟于事的，但如何使之更好服務于當地綠色經濟發展卻是值得深入探究的），生态社會與文化資源開發中所面臨的相對于生态農林業、生态旅遊業和生态商業的顯而易見的困難（需要從源頭上防止新形式的“文化搭台、經濟唱戲”），駐地扶貧幹部感人事迹所進一步凸顯的如何發揮綠色企業家和生态文明建設大衆主體的作用及其培育機制，等等。

 

3. 内蒙古庫布其

通常所指的庫布其是内蒙古自治區境内的庫布其沙漠，它是我國的第七大沙漠，位于河套平原黃河“幾”字灣裡的黃河南岸和鄂爾多斯高原脊線的北部，因而有時又被稱為河套沙漠，也是距首都北京最近的沙漠。“庫布其”是蒙古語，意思是弓上的弦，因為它處在黃河下遊像一根挂在黃河上的弦。庫布其沙漠的總面積約1.39萬平方公裡，長400公裡，寬50公裡，在行政地理上橫跨内蒙古的杭錦旗、達拉特旗和準格爾旗等三旗。2015年7月，中國（内蒙）億利資源集團因為在庫布其沙漠1/3面積獲得有效治理這一突出成就中的傑出貢獻獲得了聯合國防治沙漠化公約組織所頒發的年度土地生命獎，随後，内蒙古庫布其成為中國沙漠治理以及沙漠生态經濟發展和區域生态文明建設的全國性樣闆。筆者參加由中共中央黨校組織的對庫布其科技治沙與發展沙漠生态經濟的實地考察後的主要印象是，以中國億利資源集團及其創業者王文彪為主體，通過長期持續科學治沙（尤其是借助技術創新與發展生态經濟産業）實現了庫布其沙漠地區的生态環境得到有效治理與恢複，住區居民生态安全與生活環境得到大幅度改善，企業自身實力也得到不斷發展壯大，因而是一個區域生态安全保障、企業生态創業與地方生态文明建設相互促進、相得益彰的範本。[14]

而從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理論研究的視角來看，内蒙古庫布其案例或模式同時提出了兩個層面上的問題：一是如何利用生态文明建設的話語理論體系來對庫布其模式做出學理性闡釋，也就是回答為什麼的問題，二是如何概括歸納庫布其模式作為一個生态文明建設區域模式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回答是什麼的問題。

對于第一個層面上的問題，在筆者看來，它又可以細化為如下四個具體性問題：一是科學語言問題。生态文明話語理論主要是一種環境人文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但它卻是深刻植根于或依賴于生态（環境）自然科學和生态環境工程技術（科學）的。尤其是像沙漠治理及其生态環境修複這樣的高度專業性問題，是離不開嚴肅與嚴謹的生态（環境）科學态度、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的。對于庫布其模式而言，需要從科學上講清楚，從流沙固定到沙地綠化，從土壤肥力改善到農業種植，這一步步的生态環境品質意義上的巨大躍遷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又是如何可能的。也就是說，必須明确的是，庫布其沙漠的有效治理并不等于需要（能夠）完全消除這一沙漠本身，而庫布其的成功做法也是有其特定的自然生态環境條件的（比如相對豐富的地下水資源）。二是生态文明及其建設話語問題。正如前文已經論及的，“五位一體”意義上的整體性生态文明建設，并不能簡化為其中的某一個方面比如生态環境治理。就庫布其的例子來說，生态治沙本身并不能等同于生态文明建設，而是必須将其置于從國家生态安全保障到區域綠色經濟與社會文化協調發展的宏大背景和綜合性目标體系之下。也就是說，沙漠治理不僅改善了整個區域的自然生态環境，還帶來了當地社區與居民的綠色經濟發展和生活品質提升，所以才是實實在在的生态文明建設。三是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兩山論”的理解與應用問題。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兩山論”對于包括庫布其在内的區域生态文明建設的一般性指導意義，是毋庸贅言的——它的一個十分醒目的口号就是“億利人把綠色中國夢寫在大漠上”，而且，總書記本人也對庫布其沙漠治理經驗做過多次重要批示[15]。但具體來說，庫布其沙漠治理與其他地區“兩山論”踐行的理論意蘊是頗為不同的，它首先要解決的是當地社區或企業的自然生存條件問題，也就是，需要在不違背大自然客觀規律的前提下創造出（重新找回）屬于自己的生活家園或“綠水青山”，而且，日後的任何經濟社會活動也絕不能以生活家園或“綠水青山”的得而複失為代價。因而，庫布其案例所尤其彰顯的是“兩山論”中“綠水青山”側面的生态安全屏障（保障）重要性，以及人們在創造“綠水青山”過程中所體現出的主動精神、堅毅精神和奉獻精神。四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設話語及其實踐問題。荒漠化治理當然是全球生态環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庫布其的沙漠治理經驗也的确具有一定的國際推廣與借鑒價值。但必須明确，無論是沙漠治理還是全球氣候變化應對，都隻是意涵更為寬泛的全球生态環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設的一個側面或局部，而且都有着自己更為具體和專業化的話語政策體系，不宜過于籠統或抽象地稱為生态文明建設。更為重要的是，庫布其模式在全球和國際舞台上的經驗分享意義要遠大于方案輸出價值，我們對此必須始終有足夠清醒的認識。

對于第二個層面上的問題，筆者認為，庫布其模式可以大緻概括為如下五個具體性意涵[16]：一是以生态科技治沙為起點或切入點的國家（區域）生态安全屏障建設。毫無疑問，庫布其沙漠地區生态文明建設的所有努力的基礎，是從根本上扭轉這一區域長期以來的沙漠化趨勢并逐漸改善當地居民的生态安全狀況和生存條件。因而，對于該地區來說，生态文明建設的起點或着力點，并不是我們通常所見的工業污染治理和生态環境保護，而是如何創造（重新找回）曾經構成人類社會有機組成部分的自然生态環境。而且，這種努力從一開始就不隻是滿足本地需要，而是有着跨區域、國家西北邊疆甚或全球性的生态安全屏障意義——比如改善遠在800公裡之外的首都北京的沙塵暴頻發現象。如今，經過30多年的努力，庫布其地區的生态環境已經實現明顯改善：30多年來，沙漠沙地面積減少了29%，沙丘高度整體下降了50%，半固定、固定沙丘面積顯著增加；年降雨量從1988年的不足100毫米增加到2016年的456毫米，植被覆蓋率從1988年的3%~5%增加到2016年的53%，生物種類從1988年的不足10種增加到2016年的530種，出現了天鵝、野兔、胡楊等100多種絕迹多年的野生動植物，2013年和2014年還先後迎來了70~80隻灰鶴與成群的紅頂鶴。

二是以生态産業（經濟）發展為主要抓手或進路的區域綠色發展模式。無論從沙漠治理的長期成效還是沙漠治理的直接目标來說，大力發展本地生态産業與生态經濟從而實現沙漠地區居民的小康生活和脫貧緻富，都是一種必需性的戰略選擇。過去的經驗一再表明，不解決當地居民的生産生活問題，不解決當地社區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渠道與手段問題，局部性綠化的植被和暫時性改善的生态環境都是難以為繼的。如今，除了國家相關部門政策扶持下的生态化産業比如太陽能生産與有機農業生産，更多是基于地方自主性的林下養殖産業、中草藥種植加工業和沙漠旅遊産業等也都逐漸發展起來，并且初步形成了一個沙漠生态産業（經濟）鍊或體系。這些生态化産業不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決沙漠地區居民的物質收入來源問題，也可以為當地社區的社會與文化可持續發展提供強有力的财力支撐。比如，億利資源集團自身已經從當初經營困難的國營鹽廠，發展成為“生态修複、生态農牧業、生态健康、生态旅遊、生态光伏、生态工業”的“六位一體”的沙漠生态産業體系，其中沙漠生态旅遊已經達到30萬人次的接待水平，年銷售收入1.4億元。

三是由生态企業（家）引領驅動的區域生态環境治理體系。毋庸置疑，一個健康的區域生态環境治理體系應該是由政府、企業、地方社區、社會公益組織和群衆個體所形成的多主體整體或合力。而同樣重要的是，這一整體或合力之中的領頭羊或“先驅者”是至關重要的，而且，可以想見，在庫布其這樣的曾經一度嚴重沙漠化地區，能夠出現或遇到這樣一個領頭羊或“先驅者”是多麼的關鍵和重要!十分幸運的是，以本地企業家王文彪為領導核心的億利資源集團，毅然決然地選擇了成為庫布其沙漠的命運改變者，也使自己最終成為了充滿傳奇色彩的生态創業者——他們在最困難的時刻選擇了堅持而不是放棄，并恰好趕上了黨的十八大以來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新時代。依據2018年6月公布的由中國林業科學院等單位完成的《億利庫布其三十年治沙成果報告》，億利資源集團在庫布其堅守治沙30年，共投入産業治沙資金300多億元、公益治沙資金30多億元，規模化治理沙漠910萬畝，帶動庫布其及周邊群衆10.2萬人脫貧緻富。而億利資源集團履行其社會與環境責任的最主要方式，除了直接資助當地的中小學教育和其他公益事業，是構建讓廣大農牧民參與生态治沙和沙漠生态産業發展的市場化機制（平台）。結果是，當地農牧民在因此具有多重身份（沙地業主、産業股東、旅遊小老闆、民工聯隊長、産業工人、生态工人、新式農牧民）并獲得了豐厚收入的同時，成為了庫布其治沙和生态文明建設事業的最堅定支持者、最廣泛參與者和最大受益者。

四是緻力于蒙藏漢多元社會與文化共同體的構建及其和諧共榮。應該說，地處河套地區的庫布其沙漠區域，同時有着十分豐富的蒙藏民族文化、黃河文化和草原文化，而且曆史上曾經有過頗為優越的自然生态環境。因而，庫布其沙漠治理的中長期目标，應當是這一地區的生态可持續社會協調和諧的經濟社會發展與文化繁榮。也就是說，“五位一體”意義上的生态文明建設，理應是沙漠生态治理已經卓有成效的這一地區的更自覺取向與追求。相應地，這些多樣化的生态環境條件和多元化的民族文化資源，将會是庫布其地區生态文明建設實踐中十分寶貴的資産财富和重要路徑。筆者一行對如今已經煥然一新的蒙漢新社區居住點及其家庭設施的考察（比如獨貴塔拉鎮的杭錦淖爾村和道圖嘎查村）充分表明了這方面所取得的進展——絕大部分家庭都已經做到“居者有其屋”（包括水電暖氣等配套設施）和擺脫了物質生活貧困，而從新型社會與文化共同體構建的角度來說則還有很大的提升與進步空間，比如如何使蒙漢居民成為地方社區和民族文化繁榮的更自覺與更主動參與者、創造者，特别是借助于發展地方特色農林業和沙漠生态旅遊業，而不是簡單将工程建設與産業經營委托給外地或境外的資本國際化公司。

五是國際荒漠化治理經驗分享的中國平台或貢獻。作為全球唯一一個得到有效治理的較大規模沙漠地區，庫布其的成功做法或經驗本身就值得高度關注與廣泛推廣。但更為重要的是，通過舉行兩年一度的國際沙漠論壇（2007）、建設“一帶一路”沙漠綠色經濟創新中心（2017）、創辦國家或西北地區的“世界沙漠種質資源體驗園”與“沙漠種質資源庫”等舉措，庫布其正在将自身打造成為一個國際荒漠化治理經驗分享的中國平台，從而表明當代中國在國際沙漠治理與全球生态文明建設中的重要參與者、引領者和貢獻者角色。因而，以億利資源集團為核心的庫布其治沙技術、種質和産業意義上的推廣輸出，包括在我國的西北地區和境外的“一帶一路”地區，無疑是十分重要的和前景廣闊的，但更值得關注的是，它作為我國參與全球生态環境治理與生态文明建設代表性或前沿性領域的象征性重要性。可以說，正是像庫布其這樣的鮮活“綠色故事”在大幅度提升中國綠色“一帶一路”政策倡議乃至全球生态文明建設話語的國際影響力與傳播效果。

    可以說，内蒙古庫布其是一個頗具代表性的生态環境修複和綠色發展戰略進路下的生态文明建設區域模式，類似的例子還有河北的塞罕壩林場、山西的右玉縣和甘肅的八步沙林場等，所面對的都是如何修複長期以來遭到嚴重破壞、甚至已經不再适宜人類生存的“窮山惡水”，因而必須首先創造出一片屬于自己的“綠水青山”。也正因為如此，它們提出或彰顯了對其生态文明建設區域模式的學理性闡釋中的一些新問題：一方面，不能簡單說要原封不動地保護或保持周邊的生态環境（“原生态”），而是要通過持久性艱巨努力以便實現生态環境的“人化”（适宜人居），因而簡單套用歐美生态中心主義的理念和話語是無濟于事的，另一方面，無論是生态環境的人為修複過程中還是生态環境初步治理後的經濟社會與文化建設，都必須嚴格遵循自然生态的内在規律和客觀要求，因而必須是以自然生态和社會可持續性為前提的。

 

三、簡要評論

應該說，上述個例分析的最主要結論就是證實或凸顯了我國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的現實複雜性與多樣性[17]，因而，任何視角下所做出的區域模式概括及其普遍性聲稱都應是非常謹慎的。這既是由于筆者一直堅持的對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設這一傘形（元）概念的“五位一體”意義上的整體性理解，也是由于全國各地十分多樣化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和自然生态與文化環境條件。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圍繞本文開篇所提出的方法論闡釋，做一些更具體性的比較分析。

從生态空間維度上說，生态系統完整性與适當行政區劃層級的結合當然很重要，但卻隻能是一個原則性或理想性追求。相對于雲南普洱市，内蒙古庫布其和江西北部兩個實例似乎有着更大的優越性，因為它們涵蓋了更大的行政區劃範圍（分别包括了三個旗和三個地級市）并且有着更為明确的生态地理圖景，前者是庫布其沙漠及其地域生态環境，後者則是鄱陽湖流域及其水生态環境。也就是說，這兩個整體性地域生态環境對于我們思考生态文明建設的區域模式顯然是十分重要的。然而，我們卻不難發現，内蒙古庫布其作為一個地域的區域主體意識其實是挺弱的，而是像億利資源集團這樣的大型本土企業扮演着一個區域粘合劑角色，而江西北部也并不存在一種區域整體性的協同戰略或合作機制，并且像鄱陽湖高效生态經濟區這樣的國家戰略似乎也未能發揮類似的作用。至于雲南普洱市，部分由于自然生态地理上的異質性，即便像景邁山世界遺産景區打造這樣的全市性戰略舉措，也隻對臨近的西盟和孟連兩縣産生了有限的影響（比如普洱市的第二個機場也是修建在了瀾滄縣境内）。

從“五位一體”目标與戰略的雙重意涵維度上說，一方面，這三個案例都體現了多重目标追求意義上的主動與自覺，以及正确戰略與重點選擇的重要性，比如内蒙古庫布其借助億利資源集團的企業（理性）行為實現了沙漠治理與區域生态環境改善、生态産業（經濟）發展和社會文化事業發展的協同進步，而雲南普洱市也在全方位發展綠色經濟的同時大力提升城鄉居住生活環境和振興弘揚地方性民族傳統文化。但另一方面，也許是由于發展階段性的原因，對于經濟目标層面和經濟手段戰略的資源與精力投入明顯處于一種絕對主導性的地位，生态文明建設的綠色經濟（産業）目标或戰略化的現象在上述三個案例中的許多地方都不同程度的存在。其主要表現是，許多綠色産業或項目的開發運營中并未充分考慮不同類别自然生态與曆史文化資源的價值商業化路徑的特殊性，也相對較少考慮地方社區或居民集體在綠色産業（經濟）發展中的主體作用發揮（無論是景德鎮的陶瓷産業轉型還是普洱市和庫布其億利資源的生态扶貧過程中都存在類似的現象）。因而，如何進一步強化生态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目标認知和明确生态環境建設、經濟建設、社會建設、制度建設與文化建設舉措的内在一緻性[18]，仍是一個需要逐漸解決的問題。

從綠色進路選擇維度上說，這三個案例清晰地展示了綠色發展模式的多樣化樣态與潛能。如果說江西北部所凸顯的是綠色發展取向或模式與生态現代化取向或模式之間的多種可能性，那麼，雲南普洱市和内蒙古庫布其所彰顯的就是狹義的綠色發展取向或進路之下的多種可能性，對豐厚自然生态資源禀賦的生态化開發利用和對相對不利生态環境條件的生态化改造，都是對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兩山論”的科學認知與生動踐行，更取決于廣大人民群衆的生态文明建設實踐創造。從較長的時間維度看，更為關鍵的仍是，自然生态資源禀賦豐厚地區的生态化開發利用比如雲南普洱市和成功實現了生态環境條件生态化初步改造的地區比如像内蒙古庫布其，如何逐漸超越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理念和模式，真正走上一條建設生态文明的綠色發展（現代化）之路。比如，我們必須要追問的是，像雲南普洱市這樣的地域，是否有必要和可能最終演變成為長江三角洲那樣的現代化都市，而像内蒙古庫布其這樣的地域，是否有必要和可能最終發展出一大批巨無霸式的工業生産集團。對此，我們既要有足夠的耐心和堅毅，也要有一種清醒的曆史自覺。

 

（國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項目“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号為：18ZDA003；國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點項目“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号為：18AKS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