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天災、也是人禍的2019~2020年武漢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無疑給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和人民群衆生活造成了嚴重損失與沖擊，但它也以血的事實與教訓警示我們，必須從人文社會科學視角重新思考中華民族長遠發展所面臨的一系列根本性和基礎性問題。而在筆者看來，這一看似突如其來、但卻事出有因的災難性事件，尤其凸顯了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進路”難題，值得做深入探究。
應該承認，作為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的理論摹本的廣義生态馬克思主義，對于未來的生态社會主義社會總體上持一種相對樂觀态度。這既表現在它對未來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态特征，或對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生态環境危機的實質性克服的看法，也表現在對于如何實現這樣一種根本性變革或重建的自信。比如，即便是已經在主動趨近或複活社會主義自治傳統的戴維•佩珀和明顯具有生态無政府主義色彩的默裡•布克金，他們所描繪的未來綠色社會，也更多是一種過分理想或烏托邦意義上的圖畫。佩珀認為，“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人們持續地把他們的需要發展到更加複雜的水平，但不一定違反這個準則（即自然的限度）。這是一個在藝術上更豐富的社會，其中，人們吃更加多樣化和巧妙精緻的食物，使用更加藝術化建構的技術，接受更好的教育，擁有更加多樣化的休閑消遣，更多地進行旅遊，以及更好實現性生活的滿足，等等，但這将有可能對地球的負載能力要求得更少，而不是更多。”1也就是說，在他看來，既是由于每一個社會成員的物質需要都有一個天然的限度，也是由于這種需要是在一個全新的經濟社會制度條件下形成與發展的，所以這些需要完全能夠在大自然可以包容的生産力發展的範圍之内得到滿足。而布克金則認為，“這些較大規模的或複合性的公社——進一步通過生态系統、生物區和生物群落形成邦聯化的網絡，必須藝術化地适應其周圍的自然環境。我們可以想象，它們的廣場将會交織着河流，它們的集會場所将會被樹林環繞，它們的外觀經過深思熟慮并被雅緻地美化，它們的土壤被精心養育以促進有利于我們自己、家養動物甚至可能條件下生活在社會邊緣的野生動物等生存的植物多樣性。我們有理由希望，大的公社将會共處、滋養和養育那些本來就屬于生态系統一部分的生命形式”2。也就是說，在他看來，既是由于生态公社所具有的“自由創造的、合乎人性的和有意識培養的密切關系”，也是由于屆時人們所具有的生态方向感以及由此所賦予的自己活動的倫理意義，未來生态社會将會體現為“具有豐富的創造性自由主義特性的重新共同體化”，或者說人與自然之間由于人與人關系和解而帶來的重新和諧。包括佩珀和布克金在内的對未來綠色社會的這種理想化或烏托邦設計，當然可以從理論上消除或回避那些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的生态環境破壞難題——至于它們是否可以徹底根除由自身所導緻的生态環境問題是另一回事，但卻進一步彰顯了政治哲學意義上的過渡機制或變革動力難題，即現實中究竟可以由哪一個社會群體（組合）領導、又以何種方式邁入這一理想社會。結果是，佩珀隻得将起始或實現這一綠色變革的希望寄托于時間或未來，“直到大多數人确實希望它被創造出來并堅持它的時候，一個生态健康的社會主義社會才會到來”，布克金則将其寄托于我們對曆史經驗的學習感悟，“觀念隻有當人們準備接受它們時，才能傳達給大衆”，總之都不是當下的迫切之事。
相比之下，主流生态馬克思主義或生态社會主義理論所存在的更大缺失或難題，是對生态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态”這一前綴的科學意涵的準确闡釋與自覺吸納，而薩拉•薩卡也許是為數不多的例外。與其他綠色左翼學者不同，薩卡将自己的“激進生态社會主義”的理論分析置于一個全新的“增長極限”範式基礎之上：地球的自然資源供給和生态環境容量構成了對任何形态社會包括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發展的終極性限制，因而承認并遵從這一限制是建立一種真正可持續社會的物質基礎和倫理準則。依此，在他看來，受制于“增長抑或死亡”鐵律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可持續性或反生态本性是不言而喻的，而所謂的“生态資本主義”或“綠色資本主義”努力并不會改變這一本質或發展趨勢。對于社會主義而言，前蘇聯東歐地區的“現實社會主義”的最終受挫，同時是由于粗放式的經濟發展觸碰到了整個社會的生态極限和社會主義的道德規範及其踐行主體未能真正建立起來并持續下去，而歐美國家的民主社會主義或“市場社會主義”其實已然放棄了社會主義的标志性構成元素，所緻力于的至多隻是對新（舊）自由（市場）主義的社會僞飾，因而，未來的生态的社會主義社會必須同時是在生态上和社會上革命性的。就前者而言，它意味着當代歐美社會中工業（城市）化經濟的一種大幅度持續性退縮，直至可持續穩态水平；就後者而言，它意味着傳統社會主義制度（政策）元素比如自然資源和生産手段的公共所有形式、計劃形式和配給形式等的創新性運用，從而确保這種經濟活動退縮過程中的社會秩序、公正與進步。“一種真正的生态經濟隻能在社會主義的社會政治環境中運行，而且，隻有成為真正的生态社會才能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因為，一方面，資本主義與工業經濟之間存在着不可避免的且無法調和的矛盾，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又需要一種真正的生态經濟，而社會主義和真正的生态經濟之間是不存在矛盾的，前提是社會主義社會被看作是非工業社會。”3可以說，正是由于基于生态可持續性或“增長極限”的視角，薩卡對生态社會主義社會的“生态”前綴的理解已經超越了絕大多數生态馬克思主義者，在相當程度上承認了地球生态環境及其資源對于當代人類社會與文明的“天花闆效應”，盡管他并未棄置而是明确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政治價值與取向。需要特别強調的是，盡管他對于不同種類自然資源稀缺性和可替代性的具體計算的準确程度是可以讨論的，但随着國際環境政治與合作尤其是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行動的持續推進，自然生态的極限性約束已經成為左翼進步政治必須嚴肅面對的一個議題。換言之，他所描繪的未來綠色社會前景恐怕仍然是主流生态馬克思主義者所難以接受的，但卻越來越是無法繞過或回避的。
基于上述生态馬克思主義的話語語境或認識，我們可以對2019~2020年武漢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所凸顯的我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進路”難題做如下兩點讨論。其一，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的社會基礎或基質問題。究竟應該建設一個什麼樣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社會，又如何創建這樣一個我們所期望的社會？作為一個一般性問題，過去幾年中已經有着許多更多是一般意義上或抽象意義上的回答——比如小康富裕社會、和諧包容社會、共享共建共治社會等。但這一突發事件表明，其中的複雜性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要遠遠超出我們已有的理論認知甚或想象。一方面，對于像武漢這樣的超大規模都市來說，理應重新考慮目前采用的社會政治制度形式和治理機制是不是充分的，以及如何确保它們的及時、協調與有效發揮作用，但還要進一步追問它們在何種意義上還是或是否能夠成為一個民主地自我組織起來并對整個社會負責的地域空間，并依此審視我國近年來所大力推動的城市化、都市圈或“省會首位度”戰略。另一方面，着眼于此類公共安全事件成因的科學認知及其有效應對，除了應關注現代交通手段導緻的人口快速流動所帶來的公共治理與安全方面的風險隐患，更要深入分析這種超大規模流動背後的無序與浪費特征及其經濟社會背景——無論是農民工還是高校學生的龐大人口流動所體現的其實都是并不均衡的經濟社會資源配置，并反過來弱化了作為城市和鄉村而存在的社會的自主性。可以想象，新型科技比如大數據和更嚴厲社會管控手段的引入或強化将會成為疫情之後“亡羊補牢”式的應對之策，但我們仍有理由提問，日益城市化或都市化的未來社會将隻能是一種更高強度管控或更少個體自由的社會嗎？果真如此的話，又應如何理解與闡釋社會主義社會的解放意涵呢？
其二，生态文明建設的大衆科學基礎及其生态主體培育問題。近年來關于生态文明教育和生态主體培育的讨論，已經取得許多進展，比如中小學的生态文明素質教育和高校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框架下的生态文明建設主題教育。但這次突發事件所表明的是，生态文明教育的首要内容還是生态科學的教育，而教育的對象則應是包括各層次學生在内的所有社會階層或主體，特别是将富裕消費能力與不良消費嗜好結合在一起的特定社群。可以設想，那些更多是基于錯誤理念（比如養生保健）和好奇心的野生動物食用者，如果有充分的生态學和醫學知識，能夠确切知道像蝙蝠、果子狸這樣的（半）野生動物的病毒攜帶和傳播風險，就不太可能如此不負責任地去冒險消費。此外，如果能夠及時有效地科普各個行政監管渠道中的政策制定者、執法者和監督者，使得這些公職人員明确知道像蝙蝠、果子狸這樣的野生動物販賣食用的巨大公共衛生與安全風險，估計也不會發生像華南海鮮市場這樣長期違規違法經營直至釀成大禍的極端情況。當然，這些生态科學教育并不是确保某一社會主體或群體生态正确行為的唯一途徑，更不是實現其生态主體培育的唯一進路，前者更為有效的也許是足夠嚴厲的法律懲罰規定和執法力度，而後者更為根本的是自嬰幼兒時代開始的生态價值觀教育及其督促踐行。但從2003年“非典”疫情到2019~2020年新冠病毒肺炎，可以發現，防止風險轉變為災難的“主戰場”并非是那無辜受害受損的社會大多數，而是那些無知無畏的社會極少數。對于後者，除了借助社會大多數的政治意願與力量平常努力盡可能紮好紮緊全方位的制度屏障和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更為可靠的也許是切實做到有針對性的生命科普教育，而簡單寄希望或訴諸于對其“三觀”（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改造恐怕是很難奏效的。默裡•布克金在談到向生态社會的轉變時曾提到，“它純形式的結構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創造它們的人們的倫理價值”4，筆者認為，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也應充分考慮到這一點。
1. 戴維•佩珀：《生态社會主義：從深生态學到社會正義》，劉穎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37頁。
2. 默裡•布克金：《自由生态學：等級制的出現與消解》，郇慶治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07頁。
3. 薩拉•薩卡：《生态社會主義還是生态資本主義》，張淑蘭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5頁。
4.默裡•布克金：《自由生态學：等級制的出現與消解》，郇慶治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08~409頁。
文章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0年第1期。（國家社科基金2018年度重大項目“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号為：18ZDA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