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提示：

面對部分英文媒體的報道偏差，我們既要警惕某些外來聲音通過網絡對中國内地輿論産生的影響，也要以更高水平的對外傳播講好、講深、講透中國的戰“疫”故事，充分展現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對中國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西方部分英文媒體一方面客觀地呈現積極抗“疫”的中國形象；另一方面，由于傳播渠道差異、文化差異、意識形态偏見等原因，被扭曲的解釋、被屏蔽的真相、被颠倒的事實也充斥其中。部分英文媒體對中國疫情的報道，值得我們認真審視和思考。

中國戰“疫”國際形象得到的認可

為觀察西方媒體對中國新冠肺炎疫情的報道，筆者搜集梳理了2020年1月16日至2月14日英國、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四國媒體共500多篇報道，來源包括美國的《華盛頓郵報》《新聞周刊》《費城詢問報》和CNN、英國的《倫敦标準晚報》《旁觀者周刊》、加拿大的CBC和《環球郵報》、澳大利亞的《澳大利亞人報》《澳大利亞時代報》《悉尼晨鋒報》。在筆者所掌握的資料中，大多數報道引用了中國内地媒體發布的相關消息，不同程度地肯定了中國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一定程度上積極評價了中國在疫情初期快速識别病毒并第一時間向世界分享信息的舉措。《澳大利亞人報》報道說，澳大利亞新興病毒專家Mackay教授稱，中國人快速識别測序病毒并将該信息發布給WHO的行為“已做對了一切”。美國《新聞周刊》報道稱，中國科學家研究和共享病毒信息的進步舉世矚目；由于中國政府的快速反應，使得人們對于新冠病毒有了至關重要的新認識，為全球下一步的防疫對策奠定基礎。美國《華盛頓郵報》肯定了對武漢實施“封城”隔離的措施，認為關閉中國主要交通樞紐之一的決定是“一項非常有力的措施”，能有效控制疫情傳播。

部分英文媒體對中國戰“疫”的報道偏差

在部分英文媒體的相關報道中，也不乏主觀性、片面性、傾向性很強的報道。主要表現在：第一，個别媒體忽視中國國情，質疑武漢“封城”的必要性和有效性。第二，趁勢攻擊中國。部分英文媒體報道出現的偏差,與其了解的信息有限、對中國國情不熟悉、固有的意識形态偏見等都有關系，具體說來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話題選擇偏好造成了報道偏差。對比中西媒體報道不難發現，中國内地媒體側重報道官方救援、社會援助和疫情受害地區的自救與恢複，彰顯中國人民衆志成城戰勝疫情的決心，同時适當消解疫情本身的悲劇色彩，增強戰勝疫情的信心。相反，西方部分英文媒體往往先入為主，側重報道疫情産生的各種影響，甚至渲染感染者的“慘狀”，更傾向于從個體體驗的角度報道疫情嚴重地區人們的生活軌迹和心理感受，更容易引導受衆對中國形成負面評價。

事實選擇偏差造成的報道偏差。選擇不同的“事實”，就能呈現出不同形象。疫情期間，無論是中國内地還是整個國際輿論場中，都混雜着各種“情報”和駁雜的聲音。而部分英文媒體的報道，熱衷選擇負面信息甚至刻意編排、堆砌細節，一定程度上掩蓋了中國内地抗“疫”的總體進展情況和成效。

意識形态差異造成報道偏差。此類報道偏差最常見的手段是使用污名化的“話語包”，如将“人民戰争”指認為自上而下的、忽視基層的控制，采用“東亞病夫”等歧視性詞語等。較為隐蔽的方式是在叙述中隐含二元對立結構：将“自己（讀者）—被報道者—中國公衆”與“中國政府—中國共産黨”對立，将媒體自己打扮成正義的代言人和傳播者，引導媒體受衆産生對中國政府的不滿情緒。

講好講深講透中國戰“疫”故事

面對部分英文媒體的偏差性報道，我們除了要把工作做得更好，以實實在在的成績來否定那些偏見，還要主動講好、講深、講透中國的戰“疫”故事，讓國際社會更多了解中國、親近中國。

國家形象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場戰“疫”中，中國政府對中國人民、對國際社會高度負責，全國各族人民四海一家、團結一緻、高度自律、互助互愛，白衣天使們不怕犧牲、甘于奉獻，基建工人們夜以繼日高效率、高強度搶建雷神山、火神山醫院……這些故事哪一個不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勤勞智慧、團結協作精神在新時代活生生的體現呢？如果我們講不好中國的抗“疫”故事，如果不能讓國際社會深入了解中國戰“疫”的真實情況，就對不起這些新時代的英雄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客觀地講，國際輿論格局依然是西強我弱，但這個格局不是不可改變、不可扭轉的，關鍵看我們如何做工作。”面對部分英文媒體的報道偏差，我們既要警惕某些外來聲音通過網絡對中國内地輿論産生的影響，也要以更高水平的對外傳播講好、講深、講透中國的戰“疫”故事，充分展現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這應是我們文化軟實力的重要體現。

（作者單位：beat365官方网站。程美東系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安徽師範大學特聘教授、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發展研究基地負責人兼首席專家）

來源：《中國教育報》2020年03月1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