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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論壇
宋朝龍：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衰頹與新民粹主義的崛起
【内容提要】20世紀70、8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大規模階級鬥争相對緩和，新自由主義乘勢崛起，作為新自由主義主流運動的補充，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發展起來。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從經濟決定論轉向文化和意識形态決定論，從大規模集體行動的邏輯轉向分散的鬥争。美國金融危機以來，大規模社會運動的複興，經濟議題回到政治運動的中心，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文化和自我意識革命逐步衰頹，新民粹主義乘勢崛起。在聚焦經濟議題和強調集體行動方面，新民粹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迥然不同，但是從強調族群的文化和身份差異的角度，民粹主義又把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發展到了極端。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是與金融資本的上升期相适應的，新民粹主義是與金融資本的下降期相适應的，但二者都因不理解金融資本的本性而把民衆運動引向了錯誤的方向。隻有社會主義民主運動才能賦予民衆運動以正确的方向。
【關鍵詞】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衰頹，新民粹主義，崛起
20世紀70、80年代，新自由主義興起，金融資本進入新一輪全球擴張時期，大規模階級鬥争相對緩和，革命動力枯竭，諸如環境保護、動物保護、女權運動、種族平等運動、同性戀、殘疾人各種形式的新社會運動發展起來[1]。在這衆多運動中，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是其重要的一支力量。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反對個人被物化、被異化，強調随時随地的分散鬥争，強調自我意識的革命，強調主體的身份确認。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從階級解放轉向抽象的個人解放，從集體行動轉向分散的個人行動，從經濟決定論轉向文化決定論，從必然性轉向偶然性。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圍繞着金融資本積累所導緻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社會運動日益集中起來，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衰頹，新民粹主義崛起。和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強調經濟之外的邊緣性話題以及強調分散的鬥争不同，新民粹主義聚焦經濟議題、強調集體行動。但是，從強調族群的文化和身份差異的角度，民粹主義又把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邏輯發展到了極端。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是金融資本上升期的社會運動形式，新民粹主義是金融資本下降期的社會運動形式，但是二者都不理解金融資本的本性，最後都成了金融資本統治的共謀者。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内在超越金融資本的統治。
20世紀70年代末以後，新社會運動呈現出分散性、點狀式的特點，參與主體的身份範圍十分廣泛，包括自由貿易的反對者、清潔環境的支持者、同性戀者、女權主義者等等。在這些運動中，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是一支非常值得關注的對象，它在一定程度上表達和概括了這個時代的政治特征和時代精神。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試圖打破經濟決定論，主張意識形态和文化的決定性作用，主張去中心化、去本質化，強調偶然性，強調随時随地的反抗，強調個體主體性的确證。拉康、福柯、普蘭查斯、齊澤克、阿多爾諾、列斐伏爾等都對這種後代主義身份政治發生過重要的影響。
第一，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看不到金融資本的總體性統治。金融資本的統治具有形式上的隐蔽性，因為金融資本是借助形式自由和契約關系确立自己的等級統治的，這往往使人們找不到、意識不到金融資本對經濟、社會、政治生活的全面統治。正是這種情況使後現代主義者迷失了鬥争的對象。後現代主義把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關系看作是無主體的權力關系，實際上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關系當然不是無主體的，資本、金融資本就是權力關系的主體。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消解了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把社會鬥争形式分解為多元化的構成要素，這些要素構成了一個随形勢變化而變化的、不穩定的、分散的、離散的對象。後現代主義的這種特點，早在阿爾都塞多元決定的矛盾觀中就初見端倪。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論接口反對經濟決定論，而模糊了所有制關系在市民社會運行以及政治運動中的決定性作用。阿爾都塞理論上的缺點被恩斯特•拉克勞和查塔爾•墨菲所發揮。拉克勞和墨菲正苦于無法說明在錯綜複雜的社會現象中各種具有差異性的主體如何超越各種矛盾、如何能夠在不失自身特殊性的前提下為同一個目标努力、如何在複雜的現象把握事件發生的關節點這些問題的時候，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理論為拉克勞和墨菲提供了幫助。拉克勞和墨菲發揮了阿爾都塞關于上層建築特殊效能和相對獨立性這一主張，他們把政治、文化與經濟放在同一個層面上，繼續誇大了政治、文化的作用[2]。與拉克勞和墨菲相似，普蘭查斯把生産關系和剝削關系從國家理論中的核心置換出去，強調多元決定國家觀和階級觀，建構了政治的支配性。多元決定論把社會發展的趨勢呈現為一種多元和随機的狀況。在後現代主義多元随機的理論邏輯之中，就更隻是看到社會現實的支離破碎的現象形态，看不到金融資本對社會生活的系統性支配地位。
第二，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看不到金融資本自我否定的内部邏輯。後現代主義在資本自我否定的道路之外尋求人的解放道路。後現代主義仔細描述、揭示和渲染了個人如何被資本塑造、如何被資本所生産，例如個人的普遍勤勞的屬性、作為消費者的屬性、被物化的屬性等等，都是資本塑造的結果。後現代主義認為個人不再是主體，而隻是被資本生産出來的屬性；認為資本支配了整個社會，支配了每個人，支配了每個人的生活領域；認為資本支配着人們的生活、交往、消費和觀念，消解了人的主體性；認為資本把社會變成了一個囚籠，人被同質化，被完全扼殺、囚禁；人成為被徹底否定的、被完全掏空的主體，人隻能從從絕境中、從自己的絕對否定狀态中出發，尋求擺脫資本牢籠的自由之路。後現代主義所呈現的就是這樣一個被掏空的個人和無所不在的資本之戰。這個戰争實際上隻是個人的激進而無助的反抗。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實際上誇大了資本的統治，認為資本無孔不入、無所不在，人的主體性完全淹沒在資本的邏輯中。後現代主義看不到資本自我否定的運動。後現代主義從孤立個體的主觀反叛、主觀批判來尋求否定資本統治的力量，而看不到金融資本自我否定的邏輯，看不到金融資本一方面造成勞動的社會化，同時又造成一個腐蝕金融資本統治根基的寄生性的龐大積累體系。金融資本正是因為這種寄生性積累體系的膨脹而逐步腐蝕和瓦解自身統治的基礎。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看不到金融資本自我否定的運動，看不到金融資本自我否定的客觀條件和主觀條件，因而找不到主觀主義革命借以現實化的現實根據和現實道路，并因而陷入絕望之中。
第三，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否定工人階級作為社會聯合勞動者的階級屬性。後現代主義以一種碎片化的叙事，描述個别主體的生存狀态，以個别主體與世界的搏鬥代替曆史的規律以及階級的使命。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以差異為基礎，把個人主義發揮到極點，每一主體表現出自己的差異性，表現出區别于其他主體的一種獨特性，個人的身份都是以各自的差異為基礎自己建構起來的。人們不能夠以任何的一種客觀性質去強迫每個人接受他不願意接受的身份[3]。後現代主義不再強調階級而轉向了個人，但這種離開了社會生産關系的個人也不再是現實的個人，而是抽象的個人。後現代主義隻是在偶然性的領域中、主觀意識的領域中、個人獨特性和身份确認的領域内談主體的解放。後現代主義這種政治的特點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和後馬克思主義中可以清晰地折射出來。從青年盧卡奇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到以齊澤克為代表的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無産階級從居于革命中心地位的主體，轉變為了被排除在社會主體結構之外的邊緣存在，革命也從曆史必然性的運動轉變為了單純的偶然性的設定，革命的目的從曆史使命和曆史規律的體現，轉變為長遠目标的缺失而隻注重眼前的、個别的、偶然的目标，革命獲得勝利的力量從階級意志和階級行動轉變為個人的所謂持續不變的否定和颠覆現存秩序的死亡曲，也即一種表面激進而實則無法撼動現存秩序的個體的文化和心理革命。在後現代主義的描述中，工人在生産過程中被肢解、被禁锢、被物化，工作結束之後，各種娛樂文化，電視中的肥皂劇，酒吧裡的狂歡，各種低級的文化産品，幫助工人暫時忘記煩惱、痛苦，麻痹他們的神經，使他們忘掉自己的主體性。資本從生産、文化、娛樂等等方面生産出與資本自身需求相适應的片面的個體，資本的統治滲透到個人生活的各個領域，把個人變成極度脆弱的個體，使他們被局限在各種感性、物化和異化的狀态之中。齊澤克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和分析，就是以一種後現代主義邏輯為基礎的。他認為無産階級是一種接近絕對空無的主體，一種被剝奪了實體的主體，這種主體喪失了任何實質性的内容。這種喪失了任何肯定性内容的主體，隻剩下純粹的否定性。齊澤克利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學，認為無産階級所剩的隻有死亡驅力，這種死亡驅力作為純粹的否定性，作為革命行動的動力，維持着主體對現存秩序的持續不斷的鬥争。後現代主義固然揭示了資本對人的異化，但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因為看不到社會生産者階級作為社會聯合勞動者的階級屬性，看不到階級主體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力量和希望，就隻能極力把個人的批判絕對化，極力誇張個體的受壓抑的深度和反叛的程度。但是在現實生活當中。我們看到的情景跟後現代主義所描述的是有相當距離的，孤立個人的反叛從來沒有真正觸動過社會的根基。後現代主義在其激進的描述中所遺失的正是個人被資本聯合為社會聯合勞動者這一事實，正是社會聯合勞動者變革資本主義制度的能力和潛力。
第四，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以自我意識的革命代替經濟政治制度的變革。後現代主義所尋求的解放不是個人從生産關系中的解放，而是個人在生活領域中的解放，是偶然個性和欲望的解放，是感性和審美領域的解放。後現代主義寄托于自我意識、感性意識、審美意識的自由，寄托于藝術化的實踐，寄托于技術的藝術化、政治的藝術化。後現代主義所主張的抗争，主要是文化和意識形态上的抗争。例如，阿多爾諾把反對總體統治的否定性辯證法引向意識的革命，力倡藝術拯救說，由此我們也能理解理論上如此激進的阿多爾諾為什麼在實踐上不支持當時左翼的實際運動。法蘭克福學派和存在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也試圖繞開核心的所有制關系問題，繞開傳統的階級分析和政治革命的視野，從文化層面切入尋找革命的出路。本雅明把藝術生産領域作為是革命性力量生長的地方，他認為用一種藝術政治化的方式可以将感性意識拯救出來、激發起來，形成一種感性意識的集體形式，彙聚成革命實踐的力量，形成變革曆史的主體。在本雅明看來，感性意識是感性活動及其發展過程中的交往意識；要喚醒革命主體就要去充分喚醒這種感性意識[4]。齊澤克認為人生活在意識形态的影響、塑造、支配和控制之中，但意識形态對人的控制總不可能是完全的，總存在一些縫隙、裂口，這些縫隙、裂口就成為主體自我彰顯之地，主體就可以由這些縫隙和裂口出發，對現存意識形态發動持續攻擊。列斐伏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主要是圍繞着對日常生活的消費方式、休閑方式的批判展開的。列斐伏爾的都市革命實際上是思維方式或生活方式的革命，他以空間鬥争來代替階級鬥争，認為階級性并不必然是空間中的核心形式，相反空間性必然是階級性的核心形式；他的空間鬥争，實質上隻是意識形态領域的空間鬥争[5]。上述這些思潮說到底都是文化決定論、精神決定論、自我意識決定論，這些思想體系和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具有基本理論指向和基本思路上的一緻性，其共同特點都是脫離經濟基礎來談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意識形态批判。
第五，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不自覺地轉化為金融資本統治的共謀者。後現代主義不去分析金融資本的統治邏輯，試圖在回避這個統治邏輯的前提下，來通過個體的自我身份确認、通過特立獨行、自我意識革命、日常生活批判來反對資本主義，這實際上是以另一種方式承認了資本主義。後現代主義表面激進，實際上對金融資本的統治來說，并無妨礙，甚至在一定意義上成為金融資本統治的共謀者，因為它轉移了金融資本自身矛盾的深刻性，把批判的方向引離了核心問題。例如，阿爾都塞就認為革命道路不是從空想到科學，而是從科學到烏托邦，烏托邦是必要的，他以自己是烏托邦主義者而自豪。齊澤克離開必然性去追求偶然性，他把所有的必然性都看作是現行社會的共謀者，他沒有意識到這樣在必然性之外堅持一個抽象的偶然性，也把就否定了資本主義自身自我否定的必然性以及社會生産者階級的必然曆史使命，從而反而使自己成為現有秩序的共謀者。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在激進地反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同時，實際上又契合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态，因為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分有一個共同的理論前提，即從抽象的個人出發。後現代主義把主體直接設定為個人，把個體看作有生命的個體，看作是自身身體、情感、意志、審美等等統一，看作是完善自足的個體。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似乎強調個人的具體性、全面性，強調個人在感性、理性上的具體性，強調日常生活的完整性，強調個人生命的完整性，但是這一切強調之中，卻忽視了生産關系的具體性，忽視了對生産關系的具體分析。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表面上以差異為基礎，強調每個人的身份都是構建出來的，但這種建構卻因為忽視了生産關系分析而變成了主觀偶然的構建。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看起來非常激進，結果卻走向了與資本的共謀，因為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隻在邊緣地帶從事主觀主義的激進鬥争，而對金融資本實際統治的客觀邏輯則無力揭示，更無力改變。
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不理解金融資本，不理解人們的生存危機和金融資本統治的内在關系，試圖以文化和自我意識的革命在金融資本統治的邊緣地帶尋求解放的道路，找不到能夠克服金融統治的主體力量。美國金融危機以來，大規模社會運動的複興，經濟議題回到政治運動的中心，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文化和自我意識革命逐步衰頹。
第一，與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對經濟決定論的否定相反，美國金融危機揭示了金融資本的全面統治。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不能認識統治社會的具體主體，沒有把社會批判集中到金融資本的全面統治上，否認經濟決定論，而走向文化決定論。美國金融危機之後，金融資本對社會生活的統治在其所導緻的一系列危機中呈現了出來。金融資本的積累通過對産業鍊、商業鍊，信用鍊的支配，通過對整個社會再生産鍊條核心環節的支配來積累。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經常出現資本過剩、生産過剩，如何解決這個問題？靠信用消費，也即把錢借給消費者來緩解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如果借的錢不能正常還上，信用關系、借貸關系就變成了債務關系，債務人的資産被扣押，被強制拍賣等等。信用關系變成了剝奪的手段。比如美國次貸危機當中，購房者用房産做抵押了，房産被銀行收回，于是，人們就看到了一些年輕媽媽不得不推着嬰兒車到馬路邊兒上去住這種景象。在這樣的事實面前，經濟關系、财産關系對人們生活的統治地位就清晰地呈現出來了，而面對這樣的問題，試圖靠文化和意識形态的革命，試圖靠個人改變觀念和生活方式，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第二，與後現代主義對曆史規律的否定相反，金融資本自我否定的規律在危機中凸顯了出來。金融資本在支配了産業鍊、商業鍊、信用鍊之後，在對職能資本的核心環節實現了壟斷控制之後，就有能力通過定價權、金融投機、地租投機、國債投機、支配貨币發行權等等而建立一套寄生性、剝奪性的積累體系。金融資本通過壟斷低價打敗競争者，又通過壟斷高價剝奪消費者，這是金融資本所支配的壟斷企業從事财富積累的重要途經。金融資本還通過一系列金融機制、金融創新等等來吸引、誘惑并剝奪中小投資者。把地租合并到利潤中，也是金融資本的行為邏輯之一。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向社會征收的貨币，自從亞當斯密、李嘉圖提出土地國有化主張，列甯新型民主革命綱領的内容之一也是土地國有化[7]。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金融資本發展起來之後，地産成為金融資本的一部分。金融資本的寄生性積累還表現在支配貨币發行權上。貨币發行權應該屬于公共權力，但是實際上公共權力是被若幹家大銀行所操縱的，是屬于聯合起來的私人權力，而不屬于聯合起來的公共權力。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國家所實施的量化寬松政策，實際上就是靠印鈔來解決問題，結果就造成通貨膨脹，使工薪階層的工資購買力大大貶值，這是對工薪階層的直接剝奪。金融資本的這一套寄生性積累的體制，會反過來腐蝕和破壞金融資本自身的積累條件，會造成一系列的危機，而危機則為社會變革提供土壤和條件。當下西方出現的逆全球化現象，就是金融資本自我否定的一種表現。資本是推動全球化的力量，也是破壞全球化的力量。自地理大發現以來，資本推動了全球化是廣度上和深度上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但是每當資本積累遇到危機，貿易保護主義，民族主義，逆全球化的浪潮就會泛起。縱觀15世紀到21世紀，在漫長的資本主義發展史當中，貿易保護主義不止一次地發生，資本主義體系性的震蕩也不止一次發生。全球化本身就是充滿着矛盾沖突的運動。全球化的這些矛盾運動，可以也應該歸結到金融資本的自我否定的運動中去。否定金融資本的是金融資本自身；金融資本的這種自我否定的規律正在當下西方社會的一系列變局中表現出來。
第三，與後現代主義對集體行動邏輯的否定相反，美國金融危機以來，處境困難的工薪階層和中産階級日益集結起來，表現出集體行動的強大力量。後現代主義否定必然性，強調偶然性，強調社會邊緣地帶的個體抗争，強調個體的差異性，強調差異性個體的随時随地的特殊鬥争，忽視經濟關系對階級共同體的塑造，否認大規模集體行動的必要性。但美國金融危機以來，被剝奪的工薪階層和中産階級日益集結起來，掀起了大規模的社會運動，使後現代主義所主張的那種個人的、偶然的、文化性的抗争被排擠到社會運動的舞台之後去了。例如，法國黃馬甲運動反對燃油費的增加，民衆中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不同種族、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就集結到一塊去反對政府的決議，迫使政府做出修改，彰顯了集體行動邏輯的力量。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出發點是認為西方社會已經是中産階級主導的社會，大規模階級集體行動的邏輯已經不再存在、不再必要。但是，美國金融危機之後，在金融泡沫破滅的廢墟上，在債務危機的廢墟上，工薪階層和中産階級再貧苦的問題凸顯了出來。西方社會已經不再是金字塔形狀的社會，而是點對面的結構，所謂“點”就是少數寡頭，而“面”，就是大面積再次陷入貧困的中下階層。南方科技大學思想政治教育與研究中心楊晗旭認為：現在西方社會最大問題是社會非常不平等。金融化和房地産化導緻人們把買房子視為一個巧取豪奪的手段。财富從來沒有這麼多創造過，但是另一方面社會卻陷入了大危機。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人們看到一個不平等，這個社會不公，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現在沒法解決，失業越來越多。以前失業者是無産階級的替補隊員，失業了，沒有工作，因為球隊要解散了，要被收購了，它是打替補的，按馬克思的話就是産業後備軍，這是當時理解的失業人群。現在失業者連候補隊員也做不成了，根本就沒有就業的希望。誘導消費，透支信用卡，把未來的錢花掉，把以前積蓄、父母積蓄花掉，來填補空白，這個很大的問題。在西方民粹已經産生，民粹的一個根源在于社會把金字塔形也否掉，變成了點對面的結構，少數寡頭是這樣的點，面對着大面積的失業和貧困。美國跟中國鬧，講了各種理由，最根本的還是因為國内失業問題。在筆者看來，金融資本積累所造成的貧困和失業，使社會生産者階級集結起來了，表現出集體行動的邏輯。中國人民大學beat365郭發指出：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社會運動表現出有别于以往“新社會運動”的新趨勢。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運動的參與主體由分散化轉向集中，運動的參與主體身份逐漸趨同。在新自由主義和金融危機的沖擊下，運動參與者無論身處何種階層，從事何種職業都屬于全球化的失業者。作為受壓縮階層，基于對共同利益的追求，基于對集體化的身份認同，使過去運動主體分化化的弱點，形成共同的反抗意識。随着運動開展的不斷深入和互聯網技術的突飛猛進，金融危機後參與者更加重視互聯網在運動中的作用，運動方式也呈現出線上互動、線下聯動的特征。運動參與者創新、共享和使用免費的開發軟件，為線上線下的互動聯動提供技術支持。通過線上互動，加強了輿論動員，加強了運動參與者的溝通和聯系；通過線下聯動，增強了運動的力量，推動了運動參與者自身利益訴求的實現。以互聯網技術為中介，線上的輿論動員推動了線下運動的集中爆發，并突破國家、區域的界限，實現了運動的整合。
第四，與後現代主義把政治作為藝術化的實踐相反，美國金融危機以來，政治作為經濟之集中表現的性質充分表現了出來。金融危機以來，各種政治運動都是圍繞着經濟議題展開的。物價滕貴、中産階級衰落、失業問題、社會福利削減問題等等經濟問題，都是政治運動所圍繞着展開的重大問題。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救助投資銀行和金融機構，主要資本主義的國家采取了量化寬松的貨币政策，造成了财政赤字和債務激增，例如，美國這樣一個國家，國内生産總值22萬億美元，而國債規模卻激增到23萬億的規模，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國家進一步壓縮政府的福利開支。由于危機帶來的經濟箫條以及政策的緊縮政策，使民衆生活境況不斷的惡化，導緻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了遊行罷工以及中産階級的抗争[6]。美國金融危機之後的政治運動，再次證明了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面對政治運動的緊迫經濟議題，那種把政治看作是個人政治藝術實踐的後現代主義主張，那種把政治藝術化的做法實在是太奢侈、太遠離現實了。
第五，與後現代主義把意識形态獨立化相反，美國金融危機以來，意識形态表現出其對經濟、政治的強烈依賴關系。金融危機後随着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和社會運動規模的不斷擴大，意識形态和文化博弈變得非常激烈。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遭到挑戰，特朗普舉起的挑戰新自由主義的旗幟能進入美國主流社會并且獲得了總統競選勝利，更顯示了美國意識形态博弈的複雜性和激烈性。在美國還出現了社會主義者桑德斯，雖然桑德斯的社會主義主張更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改良主義的，但是在這美國自由主義盛行的背景下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前進和推動。19世紀，桑巴特曾著述論證美國為什麼沒有社會主義，而如今桑德斯在社會主義的旗幟下，獲得了越來多的支持，還曾一度差一點兒在美國民主黨内戰勝希拉裡。這些都不是單純可以用人們的主觀意圖能夠說明的。意識形态的博弈和演化趨勢，充分表現出其對經濟利益關系格局以及政治鬥争形勢的依賴性。西方世界文化和意識形态的激烈博弈，都是基于現實的、強烈的、大規模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的博弈，都和後現代主義所試圖強調的那種與大規模經濟政治博弈相分離的文化和意識形态博弈是不同的。資本主義危機時代的文化和意識形态博弈，充分表現了其自身與經濟、政治的有機聯系，表現出其自身對經濟和政治的依賴關系。
在美國金融危機之後，在過去短短十年時間裡，西方世界興起了新一波的民粹主義浪潮。新民粹主義的典型表現，就是美國特朗普政權裹挾民衆發起的逆全球化運動，以及英國獨立黨等右翼政治勢力裹挾民衆所發動的脫歐運動等。新民粹主義聚焦經濟議題和強調集體行動，這是區别于否定經濟決定論和集體行動邏輯的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但是新民粹主義又強調族群的文化和身份差異，從這一點看，新民粹主義又是對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發揮和強化，是在另一個更大的規模和層次上強調身份政治。
第一，新民粹主義的實質。新民粹主義的崛起改變了西方世界的政治氣候。新民粹主義是一種獲得了部分民衆支持的右翼運動，是基于生産關系内在的矛盾的一種階級博弈，但這種階級博弈卻具有一種錯誤的目标和形式。新民粹主義的實質是以另外一種形式來繼續維持和鞏固金融資本的統治。對新民粹主義的評價有兩種典型觀點：第一種觀點把新民粹主義認作為中産階級和下層民衆的訴求、推動社會變革的健康力量，第二種觀點把民粹主義歸咎于民衆的非理性，認為新民粹主義是底層群衆對自由的戕害。這兩種觀點都是對新民粹主義的誤判。新民粹主義的根源是兩級分化和社會撕裂。民粹主義的參與主體包含大量的中低層民衆，包括大量的、在金融資本積累關系中地位受到損害的中産階級、中低收入的工薪階層以及失業工人，這是民粹主義的基本參與主體。但是，民粹主義之所以成為民粹主義，卻不在于這些參與人員的來源，而在于這些參與人員被引向了錯誤的方向，在于塑造這些民衆運動的錯誤的“政治形式”。右翼政治勢力利用民衆的不自覺把民衆運動引向其他國家和族群，把民衆的注意力從金融資本的積累體系中移開，把金融資本積累所導緻的内部危機轉嫁到外部對象上去。新民粹主義把各國自身描述為一個受害者，認為自身内部的問題是由其他外部因素所導緻的。就像希特勒曾把猶太人當替罪羊一樣，新民粹主義把移民、把其他國家作為靶子。美國民粹主義的先鋒，美國總統特朗普，正是美國金融資本集團中的一員，是大地産商的成功代表。他名義上代表大衆利益，實際上是把大衆的目光引向國外，而在國内繼續推行有利于華爾街的政策，例如，推行減稅、減少管制、削減福利等政策。英國脫歐運動的最大勢力是英國的脫歐派和獨立黨。英國獨立黨和脫歐派之所以強烈推行脫歐，一個重要的目的是要擺脫歐盟在金融危機之際将要出台管制措施，以期英國脫歐之後可以推行更放縱的金融自由化政策；此外，歐盟關于勞動權益的條款，也是英國金融資本試圖擺脫的桎梏。這些都是在民粹主義運動之下右翼勢力的真實目的。民衆運動之所以被右翼利用，之所以被右翼引向民粹主義的方向，最基本的原因，還在于左翼民主運動對民衆的領導乏力。民粹主義的特定内涵就是民衆運動被右翼所操弄，把本應該針對金融資本的運動轉變成對其他國家、民族或族群的攻擊上，使民衆運動稱為右翼勢力加強自身的工具。隻有左翼政治運動在理論、綱領和組織能力上提升了，才有可能把民衆運動從民粹主義的錯誤形式下解放出來。
第二，新民粹主義與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差異。新民粹主義運動的基礎是金融資本積累所導緻的中産階級衰落。在20實際70、80年代新自由主義曾描述了一個中産階級的神話。當時的美國夢也就是中産階級的夢想，工人可以擁有一套住房，供養幾個小孩兒，擁有汽車等高端消費品，甚至還可以購買一些股票，于是認為兩極分化和階級對立消除了，中産階級成為社會的主導。但是，自從2008年大衰退以來，中産階級出現大面積的貧困化，陷入債務陷阱、失業、通貨膨脹等等經濟病痛之苦而無力擺脫。在美國等西方國家，面對金融資本積累所導緻的結構性危機，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已經沒有用處，現在湧現的是新民粹主義的集體行動的邏輯。特朗普所代表的新民粹主義圍繞着經濟議題，既講經濟，又講集體行動。新民粹主義是一種基于生産關系内在的矛盾的一種階級博弈，聚焦經濟議題并強調集體行動，這是和否定經濟決定論和集體行動邏輯的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是不同的，二者呈現出不同的角度、規模、景象和特點。
第三，新民粹主義對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繼承。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認為人們的身份是自己建構起來的，而新民粹主義則利用了客觀的身份差異，例如曆史造成的族群差異來轉嫁金融資本積累所導緻的矛盾。如果從新民粹主義聚焦經濟議題和強調集體行動的角度來看，新民粹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是不同的，但是從強調族群的文化和身份差異這一點看，新民粹主義以一種新的形式複興了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是對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發揮和強化，是在另一個更大的規模和層次上強調身份政治。在西方自由主義核心地帶所發展起來的民粹主義，改變了自由主義“人權高于主權”的主張，不再追求抽象的普世主義，而舉起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旗幟，把國民身份的差異重新凸顯出來。例如特朗普總統就舉起“美國第一”、“美國優先”的旗幟，而把攻擊的矛頭指向墨西哥人、中國人等等。在2018年于beat365舉辦的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上，意大利前總理馬西莫·達萊瑪指出：美國為應對全球競争，采取了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手段，今天的世界沒有和解，世界不但沒有變成均一的，我們反而看到民族的、宗教的身份差異在加大，導緻了很多悲慘的沖突。新民粹主義在更大的規模上，即在族群差異上、在各國國民之間的身份差異上做文章，凸顯這種層次上的身份政治，正是要掩蓋各國國内矛盾的深刻性。這一點，和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作用，是異曲同工的，即二者都通過某種層次的文化差異而掩蓋了金融資本的真實統治。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身份政治成為資本主義意識形态一個必要的、必然的、内在的組成部分，是一個資本主義用來轉移社會真實矛盾的途徑和方式。
第四，新民粹主義的過渡性質。新民粹主義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是不穩定的，具有過渡性質。民粹主義一方面是草根的底層民衆反抗現行體制的變現，又是精英主義實施政治統治的工具。民粹主義的運動主體是民衆，但是民衆對造成自身困難處境的真實原因并沒有理性的理解，對金融資本積累制度和自身處境的内在聯系缺乏認知。在右翼勢力的蠱惑下，民衆也把矛頭指向其他族群、民族和國家，但是，這樣一種轉嫁矛盾和危機的做法，是不能解決危機的。如果各國都紛紛轉嫁危機，那隻能使危機更其深重。民粹主義政策隻是一種過渡性的運動，民粹主義自身相互矛盾的政策、相互矛盾的承諾，都将在社會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中得到呈現。民粹主義運動不可能真正滿足民衆的要求，不可能真正解決金融資本積累所導緻的各種矛盾。民衆運動将在民粹主義運動的基礎上繼續前進，抛棄其錯誤的運動形式，而尋求到民主運動的真實内容和真實要求。
第五，新民粹主義隻有讓位于社會主義民主運動，民衆運動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新民粹主義在西方大行其道，也是由社會主義左翼運動的相對衰落造成的。金融資本已經社會化了，拿個體性的意志，個人怎麼可能對付的了它？不能像後現代主義所認為的那樣的，說現代西方社會是無主體的社會。現代統治西方社會的主體是金融資本，而對付金融資本不能靠孤立的個人，更不能靠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和意識形态革命，更不能靠民衆和右翼勢力結合鼓吹民粹主義。解決金融資本剝奪社會的問題，必須依靠社會生産者階級的聯合體，在此之下，才可能有力量掌握住國家政權作為改造金融資本的工具，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科學社會主義的邏輯。金融資本已經支配了社會生産和再生産的各個環節，要否定金融資本不能靠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後現代主義、民粹主義，而應該把金融資本研究跟科學社會主義挂起鈎來。民粹主義勢力掌握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量的民衆，是因為這些地區的左翼社會主義運動一度衰落的結果。但是，我們也看到美國民主黨中的桑德斯、英國科爾賓領導下的工黨等，還在與新民粹主義鬥争，雖然成效有限。隻有當民衆運動為社會主義運動所掌握時，新民粹主義才能被超越。隻有社會主義民主運動才能賦予民主運動以正确的方向。
上面我們分析了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特點、美國金融危機以來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衰頹以及新民粹主義的崛起。20世紀70、80年代，資本主義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大規模階級鬥争相對緩和，新自由主義乘勢崛起，作為新自由主義主流運動的補充，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發展起來。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從經濟決定論轉向文化和意識形态決定論，從大規模集體行動的邏輯轉向分散的鬥争。美國金融危機以來，大規模社會運動的複興，經濟議題回到政治運動的中心，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的文化和自我意識革命逐步衰頹，新民粹主義乘勢崛起。在聚焦經濟議題和強調集體行動方面，新民粹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迥然不同，但是從強調族群的文化和身份差異的角度，民粹主義又把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發展到了極端。後現代主義身份政治是與金融資本的上升期相适應的，新民粹主義是與金融資本的下降期相适應的，但二者都因不理解金融資本的本性而把民衆運動引向了錯誤的方向。隻有社會主義民主運動才能賦予民衆運動以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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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龍（1977.02-），beat365官方网站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副院長，研究方向為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價值研究”（18BKS087）和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beat365)課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超越金融資本悖論邏輯的制度價值研究”（18XTCXBD）的階段性成果。
文章來源：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20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