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國内外重要講話中多次提及“人類命運共同體”，深刻回答了新形勢下“建設什麼樣的世界，怎樣建設世界”的時代課題，逐步形成了較為系統、完整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在當前全球治理的時代命題下，站在全人類的高度，立足現實問題和現代病症，依據人類曆史發展規律凝練而成的中國方案。習近平在談及全球治理體制變革和理念創新時曾指出，“全球治理規則體現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離不開對人類各種優秀文明成果的吸收”，我們應該“積極發掘中華文化中積極的處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當今時代的共鳴點”[1]，這一論斷旗幟鮮明地指出了優秀文化融合的重要性，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形成正是對這一理念的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一方面蘊含着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也與馬克思主義高度契合。可以說，它是融合二者理論精華基礎上開拓的新理論、新視野、新領域，是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融通的結晶，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次曆史飛躍。

一、共同體本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的倫理基礎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作為重要理論資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提供了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兩者看似相距甚遠，主要是時空的距離：一個是西方近代思想，一個是中國古代智慧。但實際上，二者的思想内容具有高度融通性。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都對有關“人”的問題十分關切，這是它們能夠跨越時空距離展開對話的基礎。它們都洞察到了人類本質中的社會性和共同體性，肯定了人的創造性，始終關注人的自由個性發展問題。在這些問題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立場是一緻的：二者都是從共同體出發去闡釋各自的思想，也就是說，二者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是共同體本位的，這決定了二者在社會倫理上的立場是共同體本位而非個人本位。進一步講，二者對于“人”的認識也是共同體本位的。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中國傳統文化，他們視域中的“人”指的都是共同體中的“人”，而非狹隘的、單個的、孤立的、個人主義意義上的“人”。這與資本主義的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拜物教價值觀具有根本性區别。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對于人類社會發展問題都有深刻的思考和深入的探讨，共通的思想源于一種“以天下觀天下”[2]118的深遠視野和廣大胸懷，他們謀劃的是全天下、全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而非局限于某一群人、某一類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意在打破國家、民族和意識形态的界限，将全世界的人類都納入解釋範圍，形成一個能夠共同應對挑戰、共享發展成果的人類整體。因此，“人”是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責任主體和核心要素。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在“人”的認識上高度一緻，這為二者互相融合而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奠定了倫理基礎。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從共同體出發定義“人”，首先體現在對人的社會性本質的強調。馬克思指出，人并非孤立的個體，“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3]501。人類無法完全脫離社會而存在，在其生存和發展的過程中必然結成各種社會關系，正是在這些社會關系中，在人與人以及人與自然的有效互動中，人的對象化活動才能達到預期效果。社會是人與自然的統一體，人生存于社會之中，是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複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3]187。脫離了社會的孤立的、單個的人，無法将自己的本質對象化到自然界中。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也是在社會中定義的。“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4]226中國傳統文化認為人之所以為人，在于遵守人倫綱常，人倫關系的約束是定位個人的坐标。孔子曾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綱常，而後孟子祖述先王之道，完整地提出五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5]《孟子·滕文公上》《白虎通義·三綱六紀》更進一步細化，提出君臣、父子、夫婦、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九種關系。從人倫關系的不斷完善和細化中可以看出，中國傳統文化十分重視和強調人的倫理秩序和道德關系，原因在于中華傳統深刻地體認到，人需要在不同的人倫關系中尋找自己的定位，當關系網中的社會關系确定了，人的特殊性就确定了。人隻有從社會關系出發，認同倫理綱常的合理性，才能在各種社會關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實現人的價值。可見，中國傳統文化視域中的“人”，指的不是孤立的“單子化”的人類個體，而是由社會關系定義下的“人”，也就是共同體中的“人”。個人與共同體的關系是中華傳統始終關注的重點，且維護共同體的秩序是協調二者關系的關鍵。中華傳統提出了以“五倫”(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和“五常”(仁義禮智信)為主幹的倫理秩序和道德觀念，從而彰顯了人倫關系所内蘊的豐富道德意義，極大增強了人倫關系的合道德性，強化了個人對共同體價值觀的認同，為維護政治秩序和政治穩定提供了有力支撐。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都強調人的共同體本質，主張個人與共同體的統一。老子有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2]94這表明了“道”是世間萬物的本原，是最根本之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并非“單子化”的“人”，而是處于共同體中的“人”，而這些不盡相同的“人”又都源于“道”，他們共同統一于“道”，就像是太陽與光線的關系，每一根光線都源于太陽，這些光線共同構成太陽這一整體，但是每一根光線都是獨特的、不同的[6]148。馬克思認為，人具有類本質，“類”是基于物種共性的分類。人與人是共通的，具有相同的共性，同屬于一類。換句話說就是：人的本質中有共通的性質(也就是共同體本質)，人類天然地需要團結在一起組成共同體，正如馬克思所說：“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 [7]394真正的共同體不僅為人的生存發展提供條件，也為人實現自身價值提供條件，因為“隻有在共同體中，個人才能獲得全面發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說，隻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3]571。異化勞動使人與這種共同體脫離，不斷喪失人的本質，以及個人自由，所以馬克思呼籲消除異化，使人複歸共同體，而這種複歸“總包含着恢弘的靈魂”[7]394，是向人的本真的回歸。人的真正的共同體能夠讓人滿足需要、實現價值、展現本質，“那個脫離了個人就引起個人反抗的共同體，是人的真正的共同體，是人的本質”[7]395。個人與真正的共同體互相依存，密不可分，個人的生存發展依賴于共同體，而共同體也為展現人的本質力量提供一切可能的手段。在馬克思的表述中，“真正的共同體”既指“自然形成的共同體”，又往往用作“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同義語。因此，馬克思将階級社會的“國家等等”稱為“過去的種種冒充的共同體”“虛假的共同體”或“虛幻的共同體”[3]571。一般說來，人是内在于共同體而展現其固有本質的，而共同體是時代和曆史的産物，在為人類提供條件的同時，也将曆史的印記傳遞給人類，塑造着人類個體的特性，使個人與共同體統一于曆史階段的客觀條件。

二、經典的對話：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設想與闡釋

人類社會發展問題是古今中外思想家始終關注和探讨的重要命題。人類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全球發展形勢嚴峻，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冷戰思維仍然占據主導。這導緻全球處于分裂态勢，戰争持續不斷，貧富差距加大，生态危機加重，人類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發展難題。面對如此形勢，中國共産黨開創性地提出了中國特色的全球治理方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盡管這是新時代提出的新思想，但是不難發現，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中國傳統文化都表達過對于人類共同體生活的推崇和向往，蘊含着共同體思想。二者雖然各成體系，各有自己的話語範式和表達，但是其核心思想是共通的。正是基于對“人”的理解的一緻性，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用跨越時空的對話，訴說着對于未來理想社會的向往。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在繼承二者的基礎上進行的理論發展和創新，承貫古今，連接中西。

(一)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一脈相承。馬克思終其一生都緻力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探索與研究。在他的構想中，理想社會應該是“自由人的聯合體”，這是他思想的落腳點，無論是對宗教的批判，還是對舊哲學的批判、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最終目的都是解放全人類，構建一個消滅剝削和壓迫，人類本質力量得以确證，人類得到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理想社會。

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批判了“虛假的共同體”，并闡述了他所認可的“真正的共同體”。馬克思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真正的共同體”被“虛假的共同體”所取代。在他看來，“真正的共同體”在現實性和規模上都遠遠超過資本家為私利而結成的“虛假的共同體”(政治共同體)，“真正的共同體”就是人的現實生活本身，就是在實際生活中體現出的人之為人的全部類本質和發展本質[7]394。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生存的理想狀态應該是共同體，因為隻有真正的共同體才能實現人類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而在諸如國家等冒充的共同體中，隻有統治階級才有個人自由，而對于被統治的階級來說，“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共同體，而且是新的桎梏”[3]571。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中進一步提出“真正的共同體”就是“自由人的聯合體”，并指出隻有生産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社會進入以物質财富極大豐富為基礎的共産主義社會，才能保證人的本質得以複歸。在馬克思描繪的未來社會的藍圖裡，“任何人都沒有特殊的活動範圍，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門内發展，社會調節着整個生産，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興趣今天幹這事，明天幹那事，上午打獵，下午捕魚；傍晚從事畜牧，晚飯後從事批判”[3]537。這是共産主義社會的真實寫照，随着社會發展，國家、民族、意識形态的分隔将不複存在，人類将以自由人的身份聯合成統一整體，攜手并進。馬克思對于人的自由解放的重視，對于社會進步發展的追求，對于共同體生活的設想，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提供了參考依據和理論基礎。可以說，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與發揚，是創造性發展和當代重構。

(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彰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儒家大同思想蘊含着中國古代先賢對于人類美好社會的憧憬和希冀。在大同世界裡，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盡顯其中。《禮記》曾對大同世界進行過描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4]75在“天下為公”的美好社會制度下，人與人之間講求信義，追求和諧，人們驅除了私利與隔閡，視一切人為自己的親人，互親互愛。共同體為人民生活提供保障，人們沒有顧慮和憂患，每個人都有美好的歸宿，整個社會井井有條，一派和諧，這正是共同體發展的最高表現形态。大同世界是以“和”為主旋律的世界，這股“大同”“和諧”的力量凝聚全人類，使之形成緊密聯系的整體，團結協作、共生共存。這種對理想社會的描繪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遙相呼應，為新時代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建構雛形。

儒家文化視世間萬物為一個整體，以天地人三才之道一以貫之。中華先哲曰“道”，曰“一”，曰“太一”，正體現了這種整體宇宙論。與西方全球主義的模式不同，中國傳統文化尊崇的是天下主義。大同世界是“天下”意義上的人類社會形态。“天下”作為生命共同體，包含天地萬物。形而下的天地萬物源于形而上的“道”，也就是一種整體上的和諧統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8]4，“天下”這個生命共同體的主旋律是“和諧”，其最高境界是儒家所尊崇的“太和”。

大同世界是中國傳統文化所認同的理想社會，“大同之‘天下’不是虛構和幻想之物，它是人類曾經體驗過的曆史。人們在潛意識中還保有大同天下，天下一家的記憶”[6]93。曆史的演變并非單調上升式的發展，而是曲折性與反複性并存。人類在曆史之初是以共同體方式生存的，最終也會歸于共同體生活。作為中國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的一種延續，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喚醒了我們身上“天下主義”的文化基因，以及每一個個體對于人類共同體的理性自覺。在國家紛争、大道既隐、私心膨脹的當今時代，中國傳統的“天下主義”、大同世界等治理經驗，為世界的發展貢獻出了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這種方案以共同體為出發點，又以共同體為落腳點，與以個人主義、利己主義為主導價值觀的西方模式截然不同，蘊含着引領全人類走出工具理性化“現代性”困境的重要啟示。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創新的理論生長點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旨在打破國家、民族和意識形态的界限，将全世界的人類，無論國籍、種族、性别，都納入解釋範圍，構建一個能夠共同應對挑戰、共享發展成果的人類整體，以尋求一條世界協同發展之路，謀得全人類共同的自由和全面的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強調共同體作為人的本質，将世界看作一個整體的人類世界，尋求各個國家、民族之間共同認同的利益追求、價值取向和行為準則，堅持一緻性和多樣性統一，以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推動人類社會整體發展。其中，“人”作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責任主體和核心要素，與這個整體世界的種種關系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核心所在。人類關系的三重維度——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身的關系是貫穿人類社會始終的基本問題，因而是關涉人類生存發展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理應關切的重要問題。這三層關系也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創新賦予了闡釋空間，正如有學者在研究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結合的思路和方法創新時指出的那樣：“應當對兩者關于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自身關系的解讀方式和邏輯架構，進行全面和深入的比較研究。”[9]

(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類社會中最基本、最基礎的關系，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要面對的基本矛盾。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依存，構成有機整體：自然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基礎，人類則可以通過實踐開發，改造和利用自然。但是，在實踐的過程中，人類應該遵循自然規律，不能淩駕于自然之上，過度索取會緻使資源枯竭，肆意污染會破壞生态平衡。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聯合國日内瓦總部的演講《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特别指出了人與自然共生共存的緊密關系，呼籲全世界珍愛和呵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保護自然環境、建設生态文明，是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必要舉措。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世界人類共同行動，敬畏自然，珍愛地球，堅持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生産生活方式，為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而努力，這不僅僅惠及當代人，也是為子孫後代造福。為子孫後代留下藍天碧海、綠水青山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也是延續人類血脈和文明的必要之舉。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都蘊含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恩格斯曾在關于弗臘斯《各個時代的氣候和植物界》的劄記中根據西方曆史經驗指出，“文明是一個對抗的過程，這個過程以其至今為止的形式使土地貧瘠，使森林荒蕪，使土壤不能産生其最初的産品，并使氣候惡化”[10]，人類在享受文明帶來的物質财富的同時，也深受生态危機的困擾。生态興則國家興，生态強則國家強。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告誡人類不可過分陶醉于人類對自然界的征服，因為這種征服必然招緻自然界對人類的報複[11]。曆史證明，自然的力量是巨大的，能載舟亦能覆舟，能提供人類生存的條件，也能将人類文明毀于一旦，如果不重視人與自然的關系，不尊重自然運行的客觀規律，自然就會反噬人類，喪鐘将為人類而鳴。因此，我們要充分認識到人類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彼此休戚與共，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自然有其運行規律，人類要依據自然規律辦事，《周易》有雲：“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乎。”[8]15人類應該順應自然的規律，順應天地之德，順應日月之明，順應四季之序，這是自然法則，人類不能違背。荀子認為：“天有行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兇。”[12]這充分說明了自然依循規律運行的客觀性，其不因人類的主觀意願而變化，人類應該認識規律，掌握規律，依照規律辦事才能由兇轉吉，由亂轉治。生态問題是影響人類命運興衰的重大課題，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也是人類不斷追求和探索的曆史使命，這不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事情，而是需要整個人類攜手共建，團結一緻，共同面對。

(二)人與人和諧互利。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打通了人與人之間不同意識形态和價值觀念的隔閡，在這個理念的解釋範圍内，人與人之間和諧共處、互利共赢。人類社會正處在大變革時期，各國需要加強聯系，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充分發掘合作潛力，共同應對全球性難題，推進合作共赢的發展模式。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将因為攜手共同應對國家沖突、民族矛盾、貧富差距、生态危機等全球性問題而變得更加和諧、緊密。

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都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馬克思認為人本質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塑造了一個人，那麼關系和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國傳統文化推崇“和”，主張人與人之間“以和為貴”“和氣緻祥”“和氣生财”，這是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思維模式和價值理念，而且，“幾千年來，和平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脈中，刻進了中國人民的基因裡”[13]。這種思想文化傳統深深地影響着中國的處事理念，我們的外交政策崇尚“和衷共濟”，家庭關系遵奉“家和萬事興”，人際交往講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在這種“和”的理念影響下，中國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和平發展道路，同時也為人類社會發展注入文明力量。正如英國哲學家羅素所說：“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的一些東西，現代世界極為需要。這些品質中我認為和氣是第一位的。”[14]“和而不同”的處事之道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的核心價值準則所在。人與人的平等、和諧，擴展到國與國的平等合作、互利共赢，擴展到不同樣式的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進而在更大範圍内影響人類社會的發展。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彰顯了一種“和氣”的、平和的處世之道，為人類社會未來發展模式提供了新的視角。它将全世界人類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賦予平等的權利和義務。面對全球性問題，每個人都是利益相關者，所以每個人都是問題解決者。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共同命運凝聚着全人類，人與人之間和諧共處，共同承擔生存與發展的責任。可以說，每個人與每個人之間的團結協作，是全人類團結協作的條件。在這種以“和”為道的人類關系模式下，人與人之間的隔膜、競争将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合作、互利。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每個人都與人類共同命運緊緊相連，每個人的努力将推動共同體發展，而共同體的發展又将帶動個人發展，從而實現個人與共同體的協同發展，正如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中提出的：每個人的自由與一切人的自由的高度統一。

(三)人與自身内外和諧。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不僅強調人類社會整體的和諧發展，而且重視共同體中每個人的和諧發展。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關涉的三層關系中，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可以說都是人的“外在”關系，側重人的外部世界；而人與自身的關系則是人的“内在”關系，側重人的内部世界。在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人與自身的關系應當是内外和諧的，也就是人與其自身的思想、精神、心理和能力相協調，思想狀态與時代發展相适應，自身内在精神與外在行為協調統一，心理狀态健康、穩定，個人能力得到相當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從一定意義上說，人與自身關系和諧是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和諧的基礎，因為隻有人與自身和諧，感受到個人之于世界的價值、作用、意義，體會到人生的滿足感和獲得感，才能充分認識個人與共同體的關系，更好地成為共同體的一分子，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而努力。

身體和内心是個體生命的陰陽兩面，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和諧内在于人之道，人通過身體力行踐履道德，彰顯人的内在本質力量，“與天地合其德”[8]15。馬克思曾指出，“隻有在共同體中才可能有個人自由”[3]571，隻有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個人才能“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2]571。人是共同體成員，不是絕對孤立的個體，個人的發展隻有在與他人的關系中，即在共同體生活的相互依存與相互交往中才能實現。天地萬物生命共同體之下最大的共同體就是人類。人類結成命運共同體，将為個人發展提供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所以，全人類構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有利于人們擺脫“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15]狀态，在片面的“物”的繁榮中尋回迷失的自我，培養文化品質和精神内涵，成為能動的、完善的，敢于追求、思考和批判的“真正的人”。這種從“經濟人”“理性人”“工具人”成長為社會人、文化人、精神人的過程，使得個體的生命價值不斷充實、不斷豐滿。

在新時代，中國的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美好生活不僅僅是中國人民的需要，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需要，是全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标。美好生活的建構一方面是物質生活的滿足，但更重要的是精神生活的充實。習近平曾對“人”進行過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人”究其本質是文化的人，具有能動性和全面性；而非“物化”的人，僵化且“單向度”。人類不僅追求物質層面的滿足，幸福感、精神和諧、人際關系和諧、精神生活的充實、生命的意義，這些精神層面的滿足對于一個人來說同等重要[16]。這充分顯現了黨和國家對于人的社會性、能動性的體認。在這樣的關懷下，人們可以更好地追求精神生活、追求美好生活。

總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以共同體本位為倫理基礎，跨越時空的距離，展開人文主義對話，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提供理論支撐。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融合創新的新理論、新視野、新領域，既體現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文化，又融合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精髓，具有寬廣的理論視野，科學的發展定位，在解決當前重大問題和引領世界長期發展上具有極為深遠的重要意義。中國共産黨人充分吸收、融會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傳統文化等人類社會的寶貴精神财富，展現了一貫的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精神氣度。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凝聚全人類的共同願景，為人類社會未來發展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必由之路。這種政治智慧将驅動全世界摒棄冷戰思維和霸權主義，轉而奉行平等、和諧、合作、共赢的發展理念。在這種理念下，世界将打破血緣、地緣、種族、國籍的界限，在多樣與差異中尋求共性，彼此尊重，互相借鑒，團結協作，攜手并進，這個世界也會因此變得更加豐富多彩、欣欣向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