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應該說明的是，在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及其建設的理論視域或話語體系下讨論綠色扶貧、生态補償與環境公正之間關系這一現實性極強的議題，其直接源起是“中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研究小組”2018年4月底組織的在江西省撫州市的另一次學術考察。那次考察的主題是“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過程中的生态資本、綠色技術與大衆參與”，其主要目的是觀察與探讨現實實踐中被越來越頻繁地采用的生态資本和綠色技術這些可稱之為“淺綠色”或“生态資本主義”的環境經濟技術手段，是否可以通過新型大衆參與的民主社會政治實踐，最終服務于我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那次考察的結論盡管不是簡單确定的，卻顯然是非常有意義的和重要的（參見《理論與評論》2018年第4期和《鄱陽湖學刊》2018年第5期）。因為，無論是地方政府積極參與其中的生态環境管理雲平台和大數據建設還是地方政府大力扶持下的鄉村有機農場（養殖基地）建設，以及其它環境治理項目的立項實施，都離不開資本（資源/金融）化的自然生态和綠色技術要素，而且後者總的來說有着較為可觀或迅速提高的利潤回報（至少相對于其它行業或項目的投資而言），就此而言，擁有或運營生态資本和綠色技術正在呈現為一種政治正确且回報率較高的投資（經濟）領域——這對于當地的生态文明建設實踐來說當然是一個好消息，但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作為公共（集體）自然資源法定擁有者還是企業生産活動參與者的社會主體，如何能夠以一種更加普惠性和制度化保障的方式加入到這一進程并公平分享其中的物質财富産出與民主掌控這種新型綠色經濟的未來發展，顯然還是一個并未被充分關注的問題。也正因為如此，社會主義政治考量的注入與持續推動遠不隻是一個生态文明建設層面上的問題。

由此，我們可以對本次學術考察的主題有一個更清晰的理解，那就是，如何通過引入環境公正（正義）理念的新闡釋，把目前全國各地正在組織實施的各種綠色扶貧（“精準扶貧”政策）與生态補償（“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政策）舉措置于一種新的政策話語框架之下，并最終服務于我們所理解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更具體地說，像江西撫州這樣的地區，生态文明建設更多呈現為如何生态和社會理性地開發利用較為豐厚的自然資源或經濟條件（生态資本），但像山西省西北部這樣的區域則有着明顯的不同，或者由于先天不利的自然生态禀賦條件很難直接呈現為實現綠色（可持續）發展的經濟性資源或資本，或者由于曆史上的長期過度資源開發目前呈現為經濟發展轉型與生态環境保護上的雙重困難——也就是“既無金山銀山也無綠水青山”。因而，從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視野來看，一方面，這些區域所從事的生态環境改善或重建綠水青山的努力，并不隻是自身生存發展家園的自我修複，還同時承擔了國家或區域的生态安全屏障的職能，值得從綠色扶貧或生态補償的角度（生态惠益補償或獎勵原則）給予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它們曆史上曾做出的自然資源（低價）輸出和生态環境犧牲，也需要從社會與環境正義的角度得到一些經濟發展、環境改善和生态修複層面上的财政賠償或補償，而這些賠償、補償和獎勵（政策）可以構成這些區域啟動綠色轉型或發展進程的重要動力支持。無疑，這也将會成為我國西北部地區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特點。

可以說，山西岢岚縣和右玉縣這兩個案例對于這一議題的讨論是頗為契合的。前者直觀上是一個通過易地搬遷來從根本上解決“一方水土難以養一方人”的問題，但實際上是一個異常複雜的、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系統性工程。從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視角來看，這種異地安置方案既要從根本上改變搬遷居民的周邊生态環境，基本做到生态宜居、交通便利，還要為搬遷居民确保（提供）必需的住所及其配套設施、經濟收入來源、社會交往渠道和文化認同媒介。必須承認，岢岚縣政府對此做出了力所能及的精細周到的安排：“規劃引領、統籌推進、新區建設、産業支撐、鄉村治理”。比如，僅在搬遷去向上，像趙家窪這樣115個深度貧困村的居民就有“1+8+41”的三種自願選擇：縣城、鄉鎮政府所在地和中心村，而不同的遷居去向将會獲得不同形式（額度）的移居補助。在宋家溝和陽坪村（鄉政府所在地），筆者一行所看到的是修繕一新、風格統一、設施完善的民居街道，每一個家庭都直接擁有了現代城鎮生活所必需的水電氣網等基礎設施條件，因而獲得了搬遷居民的整體認可和欣然接受。同樣重要的是，岢岚縣在做好新時期縣城、鄉鎮和中心村規劃建設發展（比如堅持“依山就勢、錯落有緻、鄉土風情”的原則）的同時，将完成搬遷的村莊進行整體拆除、退耕還林、荒山綠化和生态修複等多方面的生态環境治理，因而呈現出一種十分明确的生态建設維度。當然，這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也許是搬遷資金的數量及其籌措渠道問題，而宋家溝和陽坪村都找到了一個适當的解決方案。比如，宋家溝項目資金籌措共計5200萬元，其中包括政策資金（656.8萬元）、異地搬遷資金（976萬元）、政府融資（3094.4萬元）、風貌整治自籌（472.8萬元）等四大部分，而每一個三口之家的建設費用（以60平方米為标準）在11.4萬元左右，基本做到“搬遷不舉債”。

後者更多為人所知的是一個右玉縣人民在黨和政府領導下“久久為功、利在長遠”的治沙植樹脫貧的感人故事——尤其是通過2018年10月中央電視台播出的電視劇“右玉和她的縣委書記們”）。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始至今，20任縣委書記們秉承“右玉要想富，就得風沙住，要想風沙住，就得多栽樹”的樸素而科學的信念，帶領右玉人民群衆終将這塊不足0.3%林木覆蓋率的黃沙肆虐之地變成了如今林木覆蓋率超過54%的塞上綠洲。這樣一個新中國的“敢叫日月換新天”的綠色故事及其所蘊含着的巨大精神力量，無疑是震撼人心、催人奮進的，尤其在當前這個繼往開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新時代。但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它也是一個創造性推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尤其是踐行習近平總書記“兩山理論”的典型案例。一方面，綠水青山對于像右玉縣這樣的地區來說絕不是自然天成的，而是通過人民群衆長期的艱苦努力奮鬥出來的，因而是彌足珍貴的。也就是說，生态文明建設對于當地而言首先是一個如何重新創造（修複）綠水青山、确保生存家園安全的問題，而不是将綠水青山轉化為物質财富或金山銀山的問題。而要做到這一點，同時需要的是科學治沙植樹态度（方法）、黨和政府領導的正确性與持久定力、人民群衆的執着與獻身精神——正是那一代代基層領導幹部、普通共産黨員和農牧民群衆用他們的青春和生命共同書寫了今天的“右玉精神”。另一方面，綠水青山向金山銀山的現實轉化，不僅需要鳳凰涅槃般的漫長等待，而且需要新形勢下地方黨和政府的精心謀劃與運籌帷幄，以及廣大人民群衆的創造性努力。如今，右玉縣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滿目青翠的綠水青山，又趕上了整個國家和山西省實施綠色轉型與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曆史機遇，因而完全可以通過一種更加綜合性的生态文明建設努力實現一種更加綠色可持續的發展——努力做到經濟可持續性、生态可持續性與社會可持續性的内在契合和有機統一，或者說“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而從上述兩個層面來說，我們都可以清晰看到或感受到社會主義政治取向和制度保障的決定性影響與力量。

因而，在具體讨論我國當下各種與生态環境治理相關聯的綠色扶貧政策舉措所存在的瑕疵之處、各種基于環境公正或生态正義理念的生态補償政策舉措的有待完善之處的背後，山西岢岚縣和右玉縣案例對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研究的重要啟思是，我們需要更自覺地從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保障與願景想象作用入手做一些深入思考。在筆者看來，如果說在岢岚縣是以一種社會主義的思維或進路促進了縣域層面上的生态可持續性、社會可持續性與經濟現代化發展的相統一，那麼在右玉縣則集中展現了社會主義政治在滿足人民群衆長遠利益、整體利益和基本需求上的得天獨厚的優勢。相應地，随着這些地區的生态文明建設進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社會主義的思維進路與政治取向仍會有巨大的影響施展與作用發揮空間（比如這些地區在統籌促進特色農牧業與生态旅遊業的發展過程中）。

作者：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中國生态文明》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