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文化不僅僅表現為一般社會觀念，在其最深刻的意義上，文化表現為制度理性，表現為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所依據的理念。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今世界兩種典型的制度文化，具有不同的制度文化邏輯，秉持着不同的全球化頂層設計理念。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從抽象人出發，在個體自足、私有财産神聖不可侵犯、自發社會自動均衡、基于底線共識的最小國家、以“人權高于主權”面目出現的世界警察權等一系列制度文化的指導下，形成了與金融資本的剝奪性、寄生性積累相适應的全球化頂層設計體系，這一體系給拉美、蘇東等地帶來嚴重的災難，造成了西方社會自身中産階級的貧困化、民粹主義的崛起、國際秩序的震蕩、全球化的逆轉，把世界帶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危機之中。與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相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文化，把中國古代制度文化精華、西方制度文化的合理要素、後發國家民族和民主革命文化以及新時代人類社會新發展理念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有機熔為一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成為新時代全球化頂層設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示範性制度文化。

[關鍵詞]中國；制度文化；人類命運共同體；示範價值

文化在其最深刻的意義上表現為制度理性，表現為制度文化，也即表現為制度設計所依據的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頂層設計也應有其制度文化根據。新自由主義認為自己提供了全球化頂層設計的終極理念，提供了一個自由共同體的理想方案，而實際上新自由主義提供的自由共同體隻是一個形式自由的虛幻共同體，在這樣一種形式自由的共同體之下，所真正掩蓋着的是金融資本的全球統治。新自由主義認為自身所提供的這個形式自由的共同體就是人類曆史的終結，而馬克思主義認為這隻是一種形式自由的虛假共同體。從這種虛假共同體走向真實的共同體，正是社會主義的世界曆史使命。社會主義經過一系列的曲折探索，終于确定了一條可以與全球化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相并存并引領資本主義的一種制度形式，這種制度形式的核心就是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蘊含的制度文化，是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文化的基礎上，把中國古代制度文化精華、西方制度文化的合理要素、後發國家民族和民主革命文化以及新時代人類社會新發展理念等等有機熔為一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對于第三世界國家如何尋求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對于西方國家如何尋求真正解決結構性危機的道路，對于克服西方右翼民粹主義逆全球化的風險，對于人類的協同發展，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都具有重要的示範價值。

一、西方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的缺陷

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是一種形式自由的文化，它放縱了金融資本的剝奪性積累，遮蔽了金融資本的世界霸權，加劇了自然生态系統與人類的對立，造成了全球化的逆轉，逐步否定了新自由主義所預設的一系列前提，催生了新民粹主義，從而也否定了新自由主義自身。

第一，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是一種形式自由的文化。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是從人的自由出發的，但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所論及的自由是抽象人的自由，是身份自由、契約自由、生意自由、法人自由、憲政自由，它所涉及的隻是自由的形式，而不涉及自由的内容。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把人從具體的生産關系中抽離出來，把人理解為抽象的理性人格、道德人格、法權人格。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把所有權看作是自由意志在占有關系上的體現，是個人法權自由的體現，是個人人權的派生表現，但實際上所有權是建立在社會勞動、社會分工的基礎上，資本的所有權是建立在支配别人勞動的基礎上。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崇拜自發秩序，認為自發社會會達到自我均衡，是最優社會；認為在自發社會中，隻要保證身份自由和契約自由，每個人就會以最優的方式實現自身的利益，個體利益就會最大化，社會利益也會最大化。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強調最小政府，把國家隻看做守夜人國家；在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之下，國家隻是基于“底線共識”之上的“最小國家”，隻是自由秩序的守夜人，經濟生活看作是個人意志私自調節的領域，處在國家公共權力的職權範圍之外；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認為，國家隻管程序正義而不應該去關注每個人的具體福利，用自由政治哲學的話說，即是隻管是否“正當”、不管是否“好壞”。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認為，福利國家是有害的，是養懶漢的，是有損形式自由和程序正義的。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在實踐上被概括為“華盛頓共識”，即私有化、自由放任、去管制化、減少社會福利等一系列政策主張。新自由主義的這些主張，留下了一系列的制度盲點，例如，生産關系的内部對立與調整問題，社會分化問題，貧困問題等等，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認為這不是制度應該去規範的對象。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的這些特點，方便了金融資本的統治。

第二，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放縱了金融資本的剝奪性積累。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在抽象人權的名義之下遮蔽了金融資本的真實統治。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實際上就是金融資本的制度文化，新自由主義所建構自由就是金融資本所需要的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制度文化保障了金融資本活動的一切自由條件，例如，對産權的保護、對契約自由的保護、對自發秩序、自由市場的保護，對國家公共權力的限制等等，這使金融資本可以自由獲取各種壟斷性的生産資料，可以獲得完全自由的行動條件。金融資本統治所造成的社會對立是自由主義制度文化自身所無法識别、無法解決的。新自由主義隻能批判那種違背形式自由和契約關系的權力，例如領主的權力、國王的權力等等。自法國大革命以來，新自由主義還集中反對另一種權力即民主的權力，以“衆意”反對“公意”，認為“公意”是多數的暴政，認為民主是對自由的剝奪；新自由主義後來更發展為對社會主義的系統攻擊。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認為凡是經過契約建立的關系就是正當的，而金融資本的權力正是在契約關系的基礎上、在不違背契約原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在契約關系的基礎和前提下，金融資本通過定價權、證券投機、地産投機、國債投機、支配貨币發行權制造通貨膨脹等等而導緻了中産階級的破産和市民社會的貧困化，這都是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所不能批判的，因為這一切過程都是在遵循自由主義的原則即都是在遵循契約自由的前提下發生。

第三，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遮蔽了金融資本的世界霸權。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在反對舊殖民主義制度文化的同時，發展起了新帝國主義的制度文化。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主張人權高于主權，實際目的卻是實現金融資本的全球統治，打壓後發國家的經濟主權。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主張“霸權穩定論”，自以為是通過軍事霸權為全球提供公共秩序和公共産品，而實際上卻是金融資本按照自身需求來選擇性地幹預世界秩序。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的真正目的是使金融資本保持全球自由流動狀态，把金融資本的權利作為人權來保護，并以人權高于主權的旗幟，來打擊那些不願迎合和屈從國際金融資本的國家。在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下，金融資本控制全球能源，進行跨國避稅，攻擊新興市場國家，造成周期性的金融危機、信用危機和主權債務危機，例如拉美債務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等。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後，美元與黃金脫鈎而具有無限發行的能力，貨币發行成為金融資本在國内和全球進行剝奪性積累的工具。金融資本還在各國培植代理人。在新自由主義的金融霸權秩序下，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權力由國際金融資本的代理人所接管，陷入貧困化和依附化的陷阱，成為靠出賣資源、出售單一商品的下遊國家。新自由主義霸權國家在第三世界聯合各種反政府力量，通過政變或顔色革命，加劇種族和教派沖突，削弱政府機構影響力，破壞決策機構能力，這些政府形式上獨立而實質上卻依附于中心國家。在中東、拉美等地區，新自由主義的金融霸權制造了社會亂局，加劇了社會動蕩，造成了全球化進程中的焦慮、絕望、無助的大量邊緣群體，這些群體極有可能成為各類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的溫床，為新自由主義的帝國幹涉提供了大量的口實以及可供收買的力量。在新自由主義霸權之下，諸多邊緣國家國内的政治、經濟民主改造和經濟社會發展更加難以實現。

第四，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加劇了自然生态系統與人類的對立。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從抽象的人權出發，把金融資本的權利和人權互相混同起來，把金融資本所需要的權利作為人權來保護，使金融資本獲得了完全自由行動的條件，使金融資本成為了自由放縱的統治者。新自由主義不分析現實的人，不分析人的具體的、物質生活的生産和再生産，不分析人與自然之間的聯系，不從具體機制上分析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代謝過程。新自由主義把大自然當作一個客體，當作人類的所有權借以确立的一個勞動對象、一個承載主體自由的純粹客體。金融資本把大自然變成一個具有商業價值的對象納入到自身的權力範圍之内，對大自然、對不動産進行壟斷式占有和掠奪性開發。金融資本把對大自然的所有權拿到股票市場上去貼現，大自然成為金融利益的工具。

在金融資本的掠奪性開發下，全球淡水資源減少、大氣被污染、植被被破壞、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樣性減少。首先是淡水污染。“世界水資源儲備豐富，但是有 97%被鹽化，僅有 3%是淡水資源可被利用，而這其中，絕大部分又分布在兩極的固體冰川中，剩下的大部分淡水資源也儲備在地下，且主要是深層地下水，能夠被人類直接利用的極少。目前人們的飲用水的主要來源是河流水、淡水湖泊水以及淺層地下水。這些淡水儲量隻占全部淡水的 0．3%，占全球總水量的十萬分之七，……而在這些有限并且珍貴的淡水資源中，水資源的浪費以及人為的污染又非常的驚人，很多的食品廢料、重金屬、肥料、殺蟲劑以及核廢料和核輻射對這些寶貴的生命之源又造成極其嚴重的威脅”[1]。其次是大氣污染。化石燃料燃燒氣體、工業排放氣體、交通運輸工具排放氣體和農業噴灑藥物氣體等嚴重污染了大氣，給人類健康、工業材料、生産設備、建築物和農作物造成破壞性影響。氣候變化已經并将繼續引緻極端天氣災難、紫外線輻射、河流幹涸、植被減少、冰川融化、水平面上升和低地國家被淹等災難。再次是植被破壞。植被資源豐富的國家，尤其是地處熱帶和亞熱帶國家的無度開采，導緻熱帶雨林面積萎縮，濕地幹涸。四是土地沙化。由于土地過度開墾、過度放牧，出現了地力退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等問題。由于過度使用化肥和農膜還導緻了土地闆結化和土壤污染。五是生物多樣性減少。生物多樣性是人類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生物多樣性給人類提供豐富的食物、藥材和工業原料，生物多樣性可以保持土壤肥力，可以調節氣候；生物多樣性還可以提供豐富的基因資源供人類進行科學研究。然而，由于環境污染，由于過度開發，由于獵殺野生動物等行為，生物多樣性已經受到嚴重破壞。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在物種受威脅程度評估标準的制訂與應用方面具有權威性。據2019年的統計數據，IUCN紅色物種名錄已經包括112400個物種，其中受到威脅的物種有30000種（26.7%）[2]。物種滅絕必将對生态環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壞，必将最終危及人類自身的生存。在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的框架下，生态保護成為金融資本的負擔。我們可以看到，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推動者美國共和黨的主流精英，面對嚴重的生态危機，一直無動于衷，對環保主義者冷嘲熱諷，反對在生态保護上增加國家開支。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氣候協議，正是為金融資本減負，為保護金融資本的利益而把人類的生存推向深淵。

第五，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造成了全球化的逆轉和新自由主義的自我否定。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自以為是在為自由秩序立法，是提供自由秩序的自然原理，是人類文明的最後希望，是人類文明的終結。但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從其抽象的前提出發，完全不理解金融資本的積累機制及其所導緻的一系列具體後果，在這些後果面前，新自由主義的前提假設、邏輯演繹都遭到了否定。我們可以看到，在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之下，因為放縱了金融資本的壟斷性、剝奪性、寄生性積累，導緻了中産階級的衰落、國家能力的衰弱、全球化的逆轉。面對底層的憤怒，新自由主義也隻有通過蛻變為民粹主義來求得解脫，即試圖通過加強族群、民族、國家和文明之間的對立，通過向外轉嫁危機來保護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政策，這正是我們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的右翼新民粹主義政策中所看到的。特朗普總統一方面在國内繼續奉行去管制化、對資本減稅以及削減社會福利的政策，另一方面把危機歸結于其他國家，利用民衆對于社會的不滿情緒，鼓吹“美國優先”、“白人優越”和“西方中心”的論調。逆全球化、互相轉嫁危機隻能進一步引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系統性風險，這一點我們從資本帝國的前幾個演化周期中可以多次觀察到：每當一個資本主義積累中心走向霸權頂點，就開始以加劇危機的方式繼續維持其霸權，結果自身的行動造成了自身滅亡的條件[3]。列甯對帝國主義曆史命運的分析也揭示了金融資本因建立在自身壟斷地位基礎上的寄生性和腐朽、因發展不平衡、因組成戰争集團而互相轉嫁危機而走向滅亡[4]。新自由主義放縱了金融資本，而金融資本的積累因導緻深刻的危機，否定了新自由主義借以迷惑民衆的社會生活條件；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以其内在的必然性造成了全球化的逆轉和新自由主義的自我否定。

二、中國制度文化吸收了人類制度文明的積極成果

中國制度文化是在近代3000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形勢之下，在晚清帝國盛極而衰、中國遭遇帝國主義列強殖民壓迫的情況下，通過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曲折探索，通過改革開放的實踐和理論總結生發出來的關于新型現代化道路的制度文化。

第一，中國制度文化吸收了中國古代的制度文明成果。中國制度文化吸收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的積極成就。中國傳統制度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下一家的觀念，行政和法制方面的成就等等，對國家治理都具有重大的價值。中國古代制度文化形成外儒内法的傳統，形成了儒家知識分子依據中央集權下的行政性分權制度來治理政府和社會的傳統，在國家治理方面成就斐然。如果說在商業和私法領域，西方文明獨占鳌頭，那麼，在國家治理和公法領域，中國文明則頗多建樹。中國古代重主權的統一，這不同于西方長期主權分裂、貴族共和、三權分立的狀況。中國古代制度文明發展了主權統一之下的行政性分權制度，例如，秦朝的三 公九卿制，唐代的三省六部制，明朝的内閣制等等。在選官制度上，中國古代實現了從世官制、察舉制到科舉制的過程。在官員考核制度上，中國早在周代就建立了比較完整的監察制度。中國古代政治文明還發展起了比較系統的回避制度，包括親屬回避、地域回避、科考回避、監察回避等等。中國古代政治文明還強調“善治”和政治的正當性，提出了 “民本”思想, 包括愛民、惠民、安民、教民、惜民之力、恤民之苦、得民之心、取民之信等具體原則。中國制度文化在自然經濟時代支撐着超大國家的運轉，實現了成功的民族融合，内部培育了發達的生産力，推動了中世紀世界經濟的交流，一定程度上為西方大航海時代的商業革命提供了引力和動力。中國古代制度文化的成就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當中獲得了新的體現，我國在行政體制、巡查體制等等方面吸收了中國古代制度文化中的合理要素，這有利于中國形成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我們隻要把中國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統一國家與歐洲各民族國家分立的狀況相比較，把中國統一的國内市場和歐盟的危機相比較，就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自1840年以來，中國人對于中國古代制度文化逐步産生了虛無主義情緒，我們不應該以曆史虛無主義的精神把中國古代制度文化的合理要素給抽象掉，而應積極吸取其中的合理要素，運用到全球化時代國家和國際關系的治理中去。

第二，中國制度文化吸收了西方近代制度文化的合理要素。在對民族命運的思考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糟粕的批判和改造中，中國近代的先進知識分子也對西方制度文明中的合理要素進行了引介、評價和吸收。在社會主義實踐探索中，中國制度文化吸收了以人為本、法治社會、法治政府、市場競争、産權保護、程序正義、責任政府等西方啟蒙文化中的合理要素，吸收了西方社會民主主義所強調的社會福利原則、社會保障原則，借鑒了西方社群主義的整體主義倫理文化。中國制度文化從現實的人出發，強調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保護人民的生存權、發展權而不僅僅是抽象的法權；保護合法所得的所有權，包括勞動創造的所有權，生産性資本所創造的所有權等；中國制度文化把政府權力作為公權力進行積極的約束、規範。這些都體現着對西方制度文明合理要素的吸收和踐行。

第三，中國制度文化體現了後發國家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運動中所形成的制度文化。中國制度文化還吸收了反帝反霸鬥争當中的制度成就。在諸多第三世界國家，因為政黨的傾軋、國家的孱弱，社會缺乏凝聚力，戰略資源和政權被國際金融資本和地方寡頭精英所支配，造成民不聊生、政局動蕩的局面。通過堅強的民主革命，鍛造對外可以抵禦金融帝國霸權、對内可以對經濟生活進行民主改造的國家政權，這是第三世界國家走上民族複興的必要條件。在廣大的第三世界國家中，一部分國家成功實現了民主革命，一部分國家局部完成了民主革命，還有諸多國家遠遠沒有完成這個任務。中國的制度文化吸收了近代以來民族解放運動中志士仁人對制度文化和制度建構的探索，體現了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一種民族獨立、解放、自強的精神。

第四，中國制度文化吸收了全球化發展所需要的共同價值觀。新階段的全球化需要有更具包容性的制度安排。在曆史上，英國自由貿易體系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但是，大英帝國體系同時是一個殖民主義體系，這一體系導緻了帝國主義之間瓜分殖民地的戰争，激起了殖民地的反帝鬥争。美國體系承認民族自決權，實現了主權國家形式上的獨立和平等，提供了國際貨币、國際貿易組織和世界銀行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擴大了國際貿易範圍，推動了全球化的發展。但是，美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秩序下金融資本的剝奪性積累，也造成了體系性的危機。曾經帶頭建構全球化秩序的英美等發達國家反過來帶頭反對全球化。與新帝國主義國家的虛假平等理念不同，中國一貫反對霸權主義，始終堅持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應平等尊重，和平共處；中國在國際關系處理上遵循、體現、推動和維護着《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的平等主權原則、日内瓦公約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聯合國憲章的四大宗旨和七項原則、萬隆會議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成為處理國際關系共同價值觀的踐行者。

第五，中國制度文化體現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内核。中國的制度文化體現了社會主義的原則，體現了不同于形式自由的積極自由的原則。馬克思主義是一種不同于新自由主義的新型自由哲學，科學社會主義是能夠内在揚棄金融資本的制度文化和制度安排；隻有理解到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這種實質，才能自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内涵。科學社會主義的制度文化不是把抽象的個人自由作為原則，而是從具體的、現實的人來考察人的具體的自由。新自由主義的形式自由背後還掩蓋着金融的資本統治，隻有克服包含在形式自由哲學中的内在矛盾，隻有克服包含在個人生産生活條件中也即包含在所有權、市民社會、政治國家當中的内在矛盾，隻有解除了這些矛盾，隻有克服了金融資本的統治，人類才能跨入到一個新的、真實自由的階段，而這樣的階段正是社會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制度所努力争取和實現的。具體說來，社會主義以社會聯合所有制取代金融資本和金融寡頭所壟斷的社會生産資料和交往資料，在此基礎之上重建個人所有制，滿足人們的生存和發展資料；這是社會主義能夠内在的超越資本主義西方文明的根據所在[5]。馬克思認為世界的東方國家有可能跨越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走向現代化。列甯領導的十月革命，開創了經濟文化比較落後國家開始走向現代化的這樣一條道路。列甯認為社會主義從後發國家率先實現，不違背曆史唯物主義的規律；他認為，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并不排除在特殊條件下曆史發展形式和發展順序上的颠倒,而且是以這種颠倒為前提的。中國模式繼承和發展了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道路。在社會主義制度文化的指引下，中國确立了以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是我國改革開放取得矚目成就的制度基礎，是能夠克服西方金融危機的制度根據所在。

三、中國制度文化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示範價值

在全球化遇到深刻危機的時代，中國制度文化的實踐效能增加了其對其他國家的示範價值。中國制度文化吸引了諸多第三世界國家、為克服西方制度文化的缺陷提供參照、為推動全球化的發展提供了有活力的制度引擎、為東方大國的傳統文明繼續發揮作用提供了載體、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全球化頂層設計理念的結合。

第一，中國制度文化吸引了很多第三世界國家。中國制度文化促進了經濟現代化、工業化，提供了一條不同于西方的現代化道路。中國制度文化推動現代化的能力，解決社會矛盾的能力，脫貧攻堅的能力等等正成為艱難探索中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垂範。無論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還是拉美、南亞、中東、中亞，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學者正對中國道路産生濃厚的興趣。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發揮表率作用。相比外國企業，中國國有企業的獨特優勢在于公司内部建有黨組織，黨的意志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公司決策，在經營過程中照顧到所在國家的利益。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将“股東價值最大化”轉變為“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可以從經濟根源上避免社會過度分化，避免金融寡頭的窮奢極欲以及底層民衆民粹化的根本道路，為廣大第三世界國家解決内部發展危機提供了制度文化上的啟發和示範。

第二，中國制度文化為克服西方制度文化的缺陷提供參照。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以來西方一系列的民衆運動，反映出人民對于金融資本統治的強烈不滿，改革正當其時。在西方從新自由主義向新民粹主義、從全球化推動者向全球化阻礙者轉化的時代，人類社會發展需要一種新的形式，一種新的制度安排，一種新的價值觀，一種新的制度文化。中國道路為克服西方金融資本的剝奪性積累提供了制度文化示範。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中所不允許存在的。也正因為此，西方經濟在一次一次周期性的危機中走向體系性的危機，而中國則維持了持續幾十年的高速增長，并有可能避免西方金融資本積累造成的一系列危機。

第三，中國制度文化為全球化的繼續深入發展提供了有活力的示範和引擎。在中國制度文化的制度安排和政治體系之下，中國經濟持續高速發展，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貢獻者、示範和引擎。在全球化的目前格局中，歐盟自身深陷分裂危機之中，美國帶頭掀起逆全球化潮流，全球治理留下大量的空白地帶，如果沒有新的制度文化來支撐全球新秩序，那麼全球化很有可能陷入無政府狀态，在一定規模和一定程度上重蹈兩次世界大戰的覆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亞、中亞、中東、拉美、東歐等諸多國家，自身發展問題難以解決，更不足以提供一個引領全球化新階段的制度文化。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營造自由、開放、包容、有序的國際大環境，推動全球化在更加公平、合理的基礎上運行，這是中國制度文化所應擔負起來的曆史使命。中國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國際經濟組織來為全球化新階段的發展融資；中國企業參與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生産與物流一體化、商貿與服務一體化，實現沿線各國互聯互通；中國通過與主要的貿易夥伴國簽訂貨币互換協議，推動人民币成為貿易結算貨币，消除美元彙率波動對國際貿易的幹擾。“一帶一路”的發展壯大将為穩定世界秩序提供重要的經濟基礎。世界上諸多政要和學者希望中國的發展能夠增加在國際社會各領域中的責任、存在和影響。

第四，中國制度文化為東方大國的傳統文明繼續發揮作用提供了載體。中國傳統制度文化所承載的個人倫理、國家倫理以及國際關系倫理觀念，中國傳統制度文化所蘊含的國家治理制度和治理能力等等，是東方傳統制度文明對當代世界的重要貢獻。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是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這些貢獻對克服西方中心論，對克服形式自由主義的抽象原則，具有重要作用。成中英教授認為，中國所具有的和諧化的辯證法，是一種自然的、融合性的辯證法。中國的思維方式從易學和諧化的辨證法出發超越了黑格爾的三分法。中國文化的複興是人類文化的複興，我們要認識到中國文化在整個人類曆史發展中具有重大的意義。中國人要在追求共同的善的過程中，自我認定、自我主宰、自我管理[6]。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必須促進世界各國“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我們要根據自身國情和曆史傳統，包括世界的态勢，構建一種新型的，具有更強的融合性、包容性的思維方式。

第五，中國制度文化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全球化頂層設計理念的結合。每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之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都會得到再次印證。中國制度文化确立了公有制主導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以人民民主的公共意志駕馭金融資本，從而抑制金融資本的投機性與寄生性，讓金融真正服務于基礎設施建設與實體财富創造。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文化又充分利用了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優勢、充分利用了競争性市場對經濟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克服了斯大林模式的缺陷，使馬克思主義從斯大林模式的失敗中恢複過來，重新賦予社會主義以理論活力和實踐引領力。中國制度文化使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世界曆史理論、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再次具體化為引領全球化和人類發展的制度理念，在新自由主義金融帝國體系逆全球化的時代，提供了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制度文化示範，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全球化頂層設計理念的結合。

四、結語

文化不僅僅表現為一般社會觀念，在其最深刻的意義上，文化表現為制度理性，表現為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所依據的理念。新自由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不同的制度文化邏輯，秉持着不同的全球化頂層設計理念。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從抽象人出發，在個體自足、私有财産神聖不可侵犯、自發社會自動均衡、基于底線共識的最小國家、以“人權高于主權”面目出現的世界警察權等一系列制度文化的指導下，形成了與金融資本的剝奪性、寄生性積累相适應的全球化頂層設計體系，這集中體現在“華盛頓共識”的一系列政策制度主張。新自由主義的制度文化造成了西方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造成了金融資本剝奪性寄生性的積累，造成了西方制造業的空心化、中産階級的貧困、民粹主義的崛起、國際秩序的動蕩、全球化的逆轉。與新自由主義制度文化相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文化，把中國古代制度文化精華、西方制度文化的合理要素、後發國家民族和民主革命文化以及新時代人類社會新發展理念等等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有機熔為一爐，鍛造了公有制為主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一制度具有克服金融資本内在矛盾的制度能力，不但保障了中國持續高速的發展，也為落後國家的現代化為以及西方文明的自我反思提供了制度文化的反思參照，成為新時代全球化頂層設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示範性的制度文化。

參考文獻：

[1] 楊金,張家義,譚遠順.世界淡水資源開發管理策略的數學建模與分析[j]鞍山師範學院學報,2017(2):5.

[2] 馬克平.生态系統紅色名錄: 進展與挑戰[J].生物多樣性.2017，25（5）：451.

[3]世界體系理論的著名代表人物阿銳基認為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是一個積累中心取代另一個積累中心的過程，也即是熱那亞、荷蘭、英國、美國這些積累中心順次取代的過程。每一個中心在物質擴張到一定階段後，就開始建立金融霸權，進行寄生性、冒險性的金融擴張。但正是這種金融擴張反過來腐蝕了霸權自身的實體經濟基礎，為新中心的成長提供了機會。“一切金融擴張最終導緻當時世界資本主義的崩潰”（傑奧瓦尼•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論熱那亞、荷蘭、英國、美國體系，《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江蘇人民出，2001年，第1頁。）

[4] 參閱列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列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34-439頁。

[5]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改造方案是勞動者在全社會範圍内聯合起來對生産資料進行聯合占有，并在生産資料社會聯合占有的基礎上保障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和發展資料。《共産黨宣言》提出把資本變為“公有的、屬于社會全體成員的财産”，就是把資本變為“社會财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7 頁）；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把未來社會的所有制概括為“社會所有制”，實現生産資料的“共同占有”，并在此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69 頁、第298、343頁）。

[6] 宋朝龍.《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價值觀基礎——第二屆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專題評論[J]山東社會科學2019(2):封二。

作者：beat365官方网站研究員、副院長

文章來源：《學術論壇》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