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疫”告訴我們,一個國家不是想集中力量就能集中力量的。
我們能夠做到集中力量,是有制度保障的,比如強有力的中國共産黨的統一領導、統籌協調,無論是幹部下沉排查,還是醫護人員上一線,黨員要沖在前頭。比如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無論是疫情下的口罩、防護服批量生産,還是方艙醫院建設的中國速度,再或者全國醫療系統馳援武漢,國有企業和公立醫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這是推崇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的國家難以辦到的。
戰“疫”告訴我們,集中完全可以是按法律來、按制度來的集中。
有觀念把“集中力量”和“集權”劃上等号,聽到集中就批判,聽到民主就推崇,認為講集中就必然會不顧民主法治、破壞程序正義。這種觀念質疑的不是集中力量本身,而是集中力量的方式。實際上,集中力量的内含之意就是以民主與法治的方式集中,任何為了集中而置民主與法治于不顧的做法都是與之相違背的。在重大事件處理上,集中力量不可能盡善盡美,具體操作難免會有缺漏,但不可因為具體操作的問題就質疑這一優勢本身,反倒應該進一步優化集中方式,使其優勢更加明顯。
戰“疫”告訴我們,集中力量并不會侵犯自由和人權,反倒會實現個體自由與社會奉獻的有機統一。
與國外個别媒體所假想的不同,集中從來不是要侵犯個體的自由甚至人權,它本身就是為了實現個人自由和保護人權的集中。這種集中是經過每個人至少是大多數人自由選擇而達成的集中,沒有各方面積極性的發揮,隻講個人自由、個人權利的神聖不可侵犯,不講個人的社會意識、社會奉獻,不可能集中力量辦成大事,不可能真正實現每個人的自由、每個人的權利。
令我們深感欣慰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雖然塑造了個人利益的多元性和獨特性,但每每面對重大曆史考驗,中國人特有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還是會被激發出來。在這次戰“疫”中,醫生、護士、院士、學者、媒體人、警察、教師、快遞員等各行各業的人們,積極參與了政治事務、社會事務,都在自己的崗位上奉獻了自己的力量,成就了辦成大事的磅礴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