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五四時代到新時代，現代中國的發展主題是一緻的，那就是緻力于實現中華民族的複興。五四運動從現代國家意識、人民意識和指導思想上影響了現代中國的發展。五四最大的政治遺産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推動了中國共産黨的建立。五四也始終推動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五四精神始終激勵、影響着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和實踐内容。五四以來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始終奮鬥在中華民族複興夢想的征途上，已經勝利實現了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正在往強起來的偉大目标邁進。

關鍵詞：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五四運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一、五四與現代中國發展轉向

五四運動是1919年5月4日發生在北京，以青年學生為主，有市民、工商界人士及廣大群衆共同參與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

1. 五四運動緻力民族救亡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北洋軍閥政府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北洋軍閥政府不敢完全答應這個條件，雖經曆了艱難的談判，但因無抵抗之力，在日本最後以派兵相要挾的情況下，1915年5月25日，軟弱的北洋政府簽訂了屈辱的“中日民四條約”。通過這個條約，日本攫取了德國在山東的權益。

1918年一戰結束，協約國取得了勝利。按照慣例，中國作為戰勝國，有權收回過去被侵占的權益。但日本不甘心喪失一戰中在中國所攫取的利益，以1915年中日簽訂的“中日民四條約”和駐日公使章宗祥對日本占領德國在中國山東權益“欣然同意”的草率表态為由，要求國際會議不再讨論中國山東問題。當時意大利中途退出國聯，日本轉而态度強硬，也以退出國聯相要挾。為避免和會最終破裂，美國總統威爾遜改變了他過去一貫主張的中國應當收回德國在山東權益的訴求，并表示同意日本得到山東權益。

當時正在歐洲的梁啟超得知這一消息後，馬上給北洋軍閥政府的外交委員會發了一份電報，告知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這個電報30日到達了北京，當時北京外交委員會的負責人汪大燮和林長民得知後，非常悲憤。林長民在30日晚給《晨報》寫了一篇《外交警報敬告國民》，大聲呼喊：“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1〕在民衆中迅速掀起了軒然大波。

5月4日上午大約10時左右，北京十幾所學校學生大約3000多人開始遊行，首先到達天安門廣場，随後轉往東郊民巷大使館，在遭到軍警阻攔後，憤怒的學生如潮水般湧向趙家樓，并火燒了趙家樓，五四運動爆發。5月7日，北洋軍閥政府迫于壓力釋放了抓捕的32名學生，5月9日，蔡元培辭職。蔡元培的辭職不僅沒有使運動停止，聲勢反而更加擴大，一直持續到6月底。6月28日，北洋軍閥政府駐巴黎和會代表團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

2. 五四運動的現代政治意識

五四運動對中國近代曆史影響巨大，可以堪稱中國近代曆史的一個分水嶺。五四運動之所以能成為這樣的分水嶺，主要是其具有現代政治意識，突出表現其具有的反帝的自覺意識、現代民族國家意識和現代政治參與意識上，這些政治意識深刻影響了現代中國的政治發展，其自身内容也得到了不斷升華。

首先，五四運動标志着近代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由自發走向自覺。自發的政治活動一般指規模有限、理性認識水平有限的思想意識指導下的社會運動。中國近代曾爆發義和團運動和戊戌維新運動，兩大運動參與人數均有限，而且思想認識高度不足。但五四運動以青年學生尤其是大學生為主體，社會各個階層都被廣泛動員起來，表明中國人民在面對民族危難時迸發出了空前的團結意志和理性認識。

其次，五四運動的主将們已經具備現代國家意識和現代世界意識。五四運動的發起者、參與者從總體看，思想占位高、視野開闊，超越了過去中國愛國運動中的一些極端化情緒。義和團運動的主體是農民，整個運動具有一些盲目排外的局限性。五四運動是以大學生為先導的先進知識分子掀起的愛國運動，雖然反對帝國主義，但并非排外；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但不盲目反對日本人民；雖然對美國總統威爾遜沒能堅持正義而不滿，但并沒有把矛頭對準整個美國和其他國家。可以看出，五四運動中廣大學生已經初步具有現代的國家意識和外交意識。

再次，五四運動激發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和民衆的政治參與意識。五四運動的主力是以學生為主體的廣大知識分子。在國難關頭，他們走出書齋，勇敢站出來，成為中國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力軍。可以說，五四運動極大增強了中國人民的政治參與意識，這具有重大曆史意義。近現代曆史上世界各民族國家，無論英國、德國、俄國，還是日本，它們之所以能夠走上現代化的道路，與文藝複興之後現代知識分子集體的形成，以及集體關心國家事務都有重大關系。

3. 五四運動的政治遺産

五四運動是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曆史，張岱年先生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思想史可以稱為中國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鳴”〔2〕。五四運動正處在這樣一個臨界點。一方面，中國傳統的力量還相當深厚，但世界開放的大門已然敞開，部分中國先進人士看世界的眼光已經有相當的開拓精神和危機意識。經過五四運動，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思想更加開放，他們更主張向西方學習，向世界所有先進國家學習。但另一方面，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人民又逐步意識到西方也有弊端，這使得中國人民又增加了更深層次的理性認識，覺得中國不僅要學習西方，還要超越西方。

事實上，為追求民族複興，近代中國不斷在向西方學習。先有洋務運動，學習西方的軍事和科技；後有康、梁的君主立憲，學習西方政治制度；再有辛亥革命，學習歐美的共和思想。盡管推翻了晚清王朝，建立了民國，但仍沒能使中國走上現代化發展的康莊大道，反而陷入軍閥混戰之中。這使得中國人民深深地困惑，困惑于我們苦苦地向西方學習，為什麼西方諸多思想理論不能使中國擺脫困境、走向富強。帶着這種困惑，當時的中國人民轉而開始尋找新的理論武器，馬克思主義适時登場。可以說，如果沒有五四運動，如果人們沒有普遍意識到靠威爾遜總統這樣所謂的“好人”來救中國行不通，重走歐美資産階級革命的道路也不行，那麼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在那個時候被中國人民廣泛關注。

五四運動中那些有感于民族危亡的先進知識分子，為探尋救國救民的道路，才組織成立了中國共産黨。可以說五四運動最大的政治遺産就是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推動了中國共産黨的建立，這是這場運動的組織者給中國帶來的意外收獲，也是劃時代的收獲。

二、五四運動與馬克思主義在中國

馬克思主義是貫穿五四時代與新時代的一根思想之脈，五四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發展，馬克思主義在此後的一百年肩負起了五四的使命和責任，指導着中國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實踐征程。

1. 五四始終推動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五四運動所具有的急迫、強烈的愛國取向決定了其進步、民主、科學的精神追求，促使着中國人民如饑似渴地學習新理論、新方法，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進入到中國人民的視野。所以，馬克思主義從引入中國之日起，就被賦予了改造舊中國、實現民族複興的直接使命，這就決定了馬克思主義被中國人所選擇主要不是出于其唯理性的學習，而在于“用”其新社會革命的方法論和自然世界的認識論來實現其重構中國、複興中國的理想。這樣一來，馬克思主義一傳入中國就面臨着被選擇性地運用的問題，這其實就是中國化的要求。

以李大钊為代表的一些早期中國共産黨人就注意到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要跟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李大钊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提出：“一個社會主義者，為使他的主義在世界上發生一些影響，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于環繞着他的實境。”〔3〕他還提出，社會主義理想：“因各地、各時之情形不同，務求其适合者行之，遂發生共性與特性結合的一種新制度（共性是普遍者，特性是随時随地不同者），故中國将來發生之時，必與英、德、俄有異……”〔4〕李大钊認為學習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理論，要跟具體國情結合起來，但他當時并沒有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口号。從五四運動爆發，一直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化這個口号在中國的思想界、文化界非常流行，是一個很普惠的詞語。如當時針對西醫，大家提出要中國化，還提出了基督教要中國化，西方科技也需要中國化。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大家意識到任何外來文化輸入到本土之後，必須跟本土的實踐結合起來，這種思想在當時成為共識。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中國共産黨的戰略和思想路線是由毛澤東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來的。在十年内戰時期，我們曾把蘇聯的經驗和共産國際的決議神聖化，犯了教條主義錯誤。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左傾錯誤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按照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來指導中國革命。城市中心論、以工人階級作為革命的主力，是俄國十月革命的兩大顯著特點。但當時中國共産黨的武裝力量薄弱，無法武裝攻占大城市；而且中國共産黨的主力是農民，沒有多少馬克思所定義的19世紀意義上的産業工人。如果嚴格按照蘇聯的理論，當時中國沒辦法搞革命；但如果放下共産主義理論，中國革命就缺乏思想武器、缺乏靈魂。兩難之下，以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為代表的三次左傾錯誤路線仍按蘇聯模式指揮中國革命，結果導緻一次又一次的失敗。

除此之外，在實際工作中還有很多生搬硬套馬克思主義的地方。當時中國共産黨沒有多少工人，為了體現無産階級的領導作用，出現了刻意讓工人在黨組織裡發揮作用的現象。對于既不是工人、又不是農民的知識分子，就表現出不信任的态度，甚至排斥。土地革命戰争時期，知識分子黨員極少。到1938年之後，我們面臨着領導人民進行抗日戰争的任務，這個時候如果嚴格遵照馬克思關于共産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定性，那麼組織力量基本在農村的中國共産黨在當時就無法發展起來。抗戰時期，大批愛國知識分子奔赴解放區或者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如果将他們拒之門外，那就等于喪失了主力軍。所以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強調既要堅持馬克思主義，又要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具體情況相結合。實踐證明毛澤東這個決策是正确的。從黨員發展條件來說，在國内土地革命戰争時期，凡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人很難入黨。所謂剝削階級家庭就是條件比較好的家庭，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家庭條件好意味着多數是剝削勞動人民所得。因為知識分子大多都出身于剝削階級家庭，所以當時知識分子很難入黨。先進知識分子不能入黨，對黨而言是一個巨大損失。因此，1939年毛澤東起草了一個關于《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報告。這個報告幫助中國共産黨在抗戰時期吸收了大批國統區過來的知識分子，極大地壯大了抗戰力量。抗戰初期，中國共産黨有4萬多黨員，到了1945年，發展到120萬黨員〔5〕，增加了30倍。可以看出，五四運動鍛煉了先進知識分子的愛國意識和政治參與意識，無數青年學生和廣大知識分子秉承五四精神、奔赴抗戰前沿，這直接推動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産黨人努力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個命題在中共七大時被寫進黨章，毛澤東思想作為馬克思中國化理論成果的集大成者，也寫進了黨章。

2. 毛澤東思想——五四精神民族性的集中體現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中國共産黨人深受晚清列強侵略中國的刺激，自幼又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懷有深厚的家國情懷，同時也通過新聞媒體和新式學校教育甚至留學教育知曉了西方的先進思想，使得他們的思想和行為很早就深深地刻上了憂國憂民的烙印。五四運動是這一代人憂國憂民思想的集中爆發，五四精神所追求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是這種憂國憂民思想的集中體現，而五四精神的根本價值取向就是民族性——愛國是愛中華民族之國，進步是中華民族的進步，民主是要中華民族告别專制，科學是要中華民族告别愚昧落後。成熟于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毛澤東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更為直接的是五四精神民族性、進步性的體現。毛澤東思想中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就是要解決五四所直接追求的民族獨立問題；毛澤東思想中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就是要解決五四所向往的民族富強問題；毛澤東思想對于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的堅持和發展，就是對五四精神進步性内容的堅持和實踐。毛澤東思想集中秉持了五四精神的愛國、進步原則，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第一次飛躍。毛澤東思想為什麼能實現這樣的飛躍？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毛澤東堅持馬克思列甯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則，即政權的原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兩個标準，第一個标準即為奪取政權。共産黨必須要獲得政權，沒有政權就無法改造舊世界。毛澤東比王明等人高明在哪裡？就是他認定不管采取什麼手段、什麼方式，共産黨首先要獲得政權。而在毛澤東之前，我們黨内左傾教條主義者都過于理想化了，他們除了想獲得政權，而且還想複制蘇聯的手段，以工人階級作為主體，以攻打城市為中心，認為隻有通過這種手段，獲得的政權才既有可能又光明正大，才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但毛澤東透過列甯的著作看到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本質，就是共産黨人必須要掌握政權、掌握國家機器，然後通過無産階級國家機器，來改造舊世界、建立新世界。所以政權的标準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标準。因為堅持了這個标準，毛澤東帶領中國共産黨才赢得了勝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理論和實踐上的第一次飛躍。

3. 鄧小平理論——五四精神的社會主義要求

五四精神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理想目标，需要在具體的新社會制度中得到落實。毛澤東思想實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确立，但由于各種原因，它沒有充分地加以實現。五四精神的愛國、進步、民主、科學是現代世界視野下、長時段和動态的維護國家利益、實現社會發展，而不是閉關鎖國、靜态的和以中國的曆史為參照系的國家利益和社會發展，是以實現一種人類更高水平的社會制度為目标。這種現實制度就是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思想充分體現出這種制度對于民族獨立的意義，但還未完全解決人民富裕的問題。而鄧小平理論着力要解決的正是中國人民共同富裕的問題，為實現這個目标鄧小平理論所提出的若幹思想，如第一生産力原則、民主化法制化的原則和改革開放的國策，使得中國很快邁上富裕的康莊大道，更加接近了五四精神進步、民主、科學的價值目标。

鄧小平理論之所以能以五四精神為驅動，成功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就是因為該理論堅持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個重要标準，即生産力标準，就是共産黨在取得政權之後，必須要把生産力放在重要位置。社會主義不可能建立在貧窮的生産力基礎之上，蘇聯、東歐國家還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所以遇到了挫折，甚至傾覆倒台，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忽視了政權的物質基礎，忽視了社會主義政權是以社會主義要有比資本主義先進得多的生産力作為基礎的。鄧小平充分借鑒國内外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和教訓，果斷停止了以階級鬥争為綱的政治路線，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實踐中他沒有拘泥于一些條條框框的束縛，而是大膽地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6〕。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前提是必須将馬克思主義跟中國實際相結合。如果我們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列甯的經典著作中尋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依據，那麼中國改革開放的很多做法都無法實施。馬克思在《資本論》裡說過，如果雇傭七個人，或七人以下，是小業主，可以不叫剝削，但雇傭超過七個人，就是資本家，資本家就是剝削。〔7〕如果我們教條地按照這個執行，那麼鼓勵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發展必然無法進行。事實上當時也存在這種争論，所以鄧小平強調“不争論”，因為“一争論”就會以教條式馬克思主義作為标準來争論，争論的内容也始終繞不開改革開放到底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也就必然導緻“一争論就複雜了，把時間都争掉了，什麼也幹不成”〔8〕。

他之所以能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飛躍，在于他嚴格執行了生産力标準。鄧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概括為：“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9〕其核心就是生産力，所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意味着必須達成兩個基本标準，一個是政權标準，一個是生産力标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大代表性人物毛澤東和鄧小平分别帶領中國達到了這兩個标準。這兩個标準既是對馬克思主義原則的遵循，也是對五四精神宗旨的繼承。

4.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五四精神在新時代的升華

自2010年以來，中國持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實現了中國近代以來中國從未有過的富裕狀态，比較之前我們更加接近了五四先輩所向往的理想目标。這個時候，我們面臨的是如何使整個國家從政治、經濟、文化、外交、國防等各方面都強起來，中華民族真正實現偉大複興——這些才是五四先輩的夢想，才是五四精神的實踐旨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就是在這樣的時代條件下應運而生的！它是對以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為代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繼承和發展，是對這兩大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所肩負的五四曆史使命和五四精神的繼續奮鬥、弘揚和升華。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目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所面臨的形勢、任務和挑戰，所采取的戰略、舉措等方面情況的分析來加以認識。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生産力為标準已經成為大勢所趨。雖然國内也有個别人和個别流派，對以生産力标準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标準和内容還有不同的看法，但總體上是勢不可擋的。從2010年到2019年，我們已經連續十年GDP總量世界排名第二。2018年中國人均GDP約為9900美元〔10〕，中國很快就可以進入世界發達國家行列。這也意味着當前的中國面臨着一個巨大的挑戰，即當中國生産力水平提高後，社會主義中國的更高追求和目标是什麼，這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

我們需要堅定兩個認識。第一，無論是政治上，還是經濟上，中國不能簡單地走歐美道路。政治上，歐美實行的是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離、司法獨立和軍隊國家化。對歐美國家來說，這些源于他們獨特的文化基礎，但對于中國而言，在相當長時期裡是不可實施的。一旦實施，我們之前所獲得的成績，可能一夜之間就化為烏有，俄羅斯就是一個教訓，更何況中國比俄羅斯的問題更複雜。

第二，中國也不能複制拉美的模式，拉美的模式是世界現代化國家裡非常值得借鑒的一個教訓。過高的社會福利、實行多黨競争性民主、太高的民衆期望值，但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又不相适應，最後導緻社會混亂、政府更疊頻繁、百姓怨聲載道，社會發展長期停滞不前。這是國内外熟悉的拉美發展模式，或者叫做中等收入陷阱。如果走這條道路，中國就不能算是一個成功的社會主義國家，因為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得更快和更好。所以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必須解決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那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向更高程度的發展和飛躍，在理論和實踐上都實行不了。

所以新時代既要超越歐美的發展模式，又要避免拉美以及其他落後和欠發達國家或地區在發展過程中的教訓，那麼中國就必須尋找并實踐一種新的國家發展模式，否則中國的升級和活力就可能停滞。從這個意義上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堅持和發展，又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創造性升華。

從具體的實踐來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論是理論還是實踐都有了很多創造性的内容，這種創造性至少體現在以下方面。

從戰略理念上看，習近平總書記履新之初就提出了中國夢。中國夢既是對五四精神傳統的繼承，也是對于社會主義、共産主義理想和信念的堅持，它把共産主義理想信念和近代以來中國人的奮鬥目标結合起來，所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在新時代條件下的超越，尤其超越了我們對馬克思主義“左”“右”的理解和認識。超越不是背棄，是把中國人民的共同理想和共産主義遠大理想相結合。

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新時代在繼續堅持依法治國的同時，又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戰略。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僅僅以一紙法律來治國肯定是不夠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是一種動态的、可改進的執政方式，為我們及時汲取世界所有國家的經驗教訓提供了可能并指明了方向。習近平總書記還特别強調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協商民主堅持民主原則，但它又不完全是西方的票決民主，它的形式和理念特别符合中國文化的特點。

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經濟上，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一直堅持對外開放，過去我們特别強調面向發達國家開放，但現在一帶一路戰略不僅針對發達國家，更針對欠發達國家和地區，這對中國未來發展和世界經濟格局的構建都有戰略性意義。同時提出經濟新常态理念，不再單一強調GDP，這也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體現。

大力弘揚、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義不在于提出了現有的24個字，而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必須要有更加健康、更加先進的價值理念這一重大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政治、經濟、外交、國防、軍事等多方面都提出了一套跟過去不一樣的系列舉措和戰略設計。新時代的目标是使中國在過去改革開放的基礎上，實現更大的發展，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能夠在世界上成為一種公認的新的文明形式。其最核心的政治理念就是“中國夢”，而民族複興“中國夢”不就是五四精神的奮鬥目标嗎？新時代的諸多做法，如提出“四個自信”、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治理現代化、“一帶一路”世界合作倡議和發展協商民主等等，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有效的具體舉措。從這個意義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也是對五四先賢們民族複興夢想的繼續追求，是對中國未來至少二三十年發展的一個戰略設計。

5. 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五四精神創新與發展的新境界

由五四運動所推動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已有百年曆史，這一百年間馬克思主義實現了中國化，那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與我們學習的經典馬克思主義有何異同、實現了哪些超越？

第一，對共産主義理想，中國共産黨人從未改變。通俗地說，大家理解的共産主義就是沒有剝削、沒有壓迫和人人平等，這個離我們今天似乎還相距較遠。今天中國社會雖然沒有了剝削和壓迫，但至少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距、各行業收入差距等社會不公平現象還存在。但我們經過建國以來70多年的發展，我國城鄉差距、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差距等總體上呈遞降趨勢，這跟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産主義社會理想的設計總方向是一緻的。

第二，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世界觀和方法論。過去的中國人都相信因果報應，都相信存在鬼神、老天爺這樣的超自然力量，但今天的中國人大都相信唯物主義、相信法治的力量，都推崇公平和正義，這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特别強調運動、變化和發展，強調曆史發展的必然性，在中國，大多數受過小學以上教育的人都認同這一點。可以說中國人民比世界上多數國家國民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認同度要高，這說明中國已普遍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大衆化。

第三，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共産主義社會是追求正義的社會。自中國共産黨成立之日，追求公平正義就始終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奮鬥目标。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共産黨不僅公開提倡公平正義，而且從各方面踏實踐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牢牢把握社會公平正義這一法治價值追求，努力讓人民群衆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11〕司法必須追求公平正義，各級領導幹部的施政過程也必須注意公平正義。在2014年的新年賀詞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推進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讓國家變得更加富強、讓社會變得更加公平正義、讓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12〕

第四，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共産主義社會是追求自由的社會。馬克思主義的自由實際上是人類要擺脫來自自然界和社會本身對人的束縛。對于這點，中國共産黨人從不諱言。雖然在現實階段，因條件限制，不一定能完全實現，但對此基本原則，中國共産黨人始終堅持不變。

第五，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實踐中取得的成效，跟馬克思主義當年的預想也是一緻的。馬克思在《共産黨宣言》裡曾經提到未來的共産主義社會要實行十大政策。如未來社會要實行高額的累進稅；實行免費的義務教育；實行公有制、社會所有制；消滅三大差别等等〔13〕，這些在今天的中國，雖然沒有達到馬克思講的那種純而又純的程度，但已經有很大進步了。中國9年制義務教育已經實行很多年，在未來若幹年内，可能還要實現12年制義務教育，已經遠遠超越了馬克思主義當年設想的免費教育。現在中國的城鄉差距還挺大，農村人口大約占5億左右，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有8億農民，這期間能看出進步是巨大的。在稅收制度方面，中國現在累進稅制度的稅額很高，高額增值稅正是馬克思的主張。因此，從現實發展來說，中國正一點點、一米一米地朝着馬克思主義當年設想的目标前進。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對經典馬列主義也實現了超越。首先，馬克思主義認為要用暴力革命的方式實現社會主義，在當時條件下确有實施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在當今時代，我們一般不把這作為普遍标準。其次，基于現實變化，對于馬克思的一些個别口号和個别論斷，我們也已不再僵化地堅持。如工人階級沒有祖國，這是馬克思在特殊時代的提法，現在情況已經變化。因為馬克思主義思想本身也是不斷發展的。恩格斯曾在《共産主義原理》第19個問題“這種革命能不能單獨在一個國家發生？”中寫道：“共産主義革命将不是僅僅一個國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國家裡，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的革命。”〔14〕而晚年的馬克思提出東方社會發展理論，認為“另一方面，和控制着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産同時存在，就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一切積極的成果用到公社中來”〔15〕。列甯更進一步認為：“社會主義不能在所有國家内同時獲得勝利。它将首先在一個或者幾個國家内獲得勝利，而其餘的國家在一段時間内将仍然是資産階級的或資産階級以前的國家。”〔16〕列甯在1916年的著作中指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是腐朽的、壟斷的和寄生的。他當時所講的帝國主義是指英、美、法這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在今天我們從不簡單地僅以此觀點來看待美國、英國和法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于這類思想，我們也從不簡單僵化的理解。

蘇聯社會主義原則特别強調計劃經濟、公有制、按勞分配，這曾被視為絕對不可動搖的原則。改革開放時，鄧小平就對這個認識加以超越，他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别。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17〕在此基礎上，鄧小平概括出社會主義本質：“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8〕進入新時代，我們仍然認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以生産力為主要特征的。

列甯時代曾強調無産階級是命運共同體，這是基于傳統階級鬥争理論的提法。在當時看來，世界還有資本家和剝削階級，全人類怎麼可能構建命運共同體。但2012年11月，十八大明确提出“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19〕。很顯然，“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提出不是基于階級鬥争理論，而是根據21世紀世界新的發展特點，從全人類共同利益角度提出來的。當前人類已經進入網絡化時代，這種提法符合馬克思關于全球化的判斷，也符合馬克思從全球和全人類共同發展的趨勢來考慮人類命運的方法論原則。

綜上所述，中國共産黨從來就是把馬克思理論看作一個發展的整體，而不是看作孤立的個體。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主要是堅持其基本的原理和方法，而不是把馬恩在特殊曆史時代所說的一些個别結論教條化、僵化。

三、五四與中華民族複興

從五四時代到今天的新時代，其一以貫之的主題就是中華民族複興，其直接的思想武器就是馬克思主義，其現實的領導力量就是中國共産黨。為什麼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産黨是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推動中華民族複興的偉大實踐的呢？

1. 中國人民選擇馬克思主義，是選擇它來繼續完成五四愛國的使命

五四運動有非常重要的曆史意義，可以說它是中華民族複興的一個偉大轉折點。自此之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廣泛傳播，不斷被中國化，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長達百年的曆史。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能夠被傳播，并被中國化？正是因為它承載着繼續完成五四愛國使命的重任，所以它在中國才能被靈活的理解，才能被中國化；正是因為它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支撐，它才始終成為中華民族的指導思想。

從1919年的五四到當下的新時代，馬克思主義并不是以原教主義式樣被中國人選擇和理解的。對馬克思主義，中國人是在實現中國文化更新這樣一個動機下的選擇和認識，這種選擇具有很大的會通性色彩和認識趨向。所謂會通性是指中國人把馬克思主義不僅看作是一種價值理想，也将之視為一個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中國人是想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工具來重新塑造和建立中國文化，建設社會主義和實現共産主義。

2. 中國共産黨長期是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層次來理解、認識和運用馬克思主義

在今天中國人民的語境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文本基礎上的诠釋，而是對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的學習和運用。就世界觀而言，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二是關于社會主義改造和實現共産主義這個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世界觀。方法論實質是唯物辯證法，即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如世界是運動、變化和發展的，社會是不斷進步的；曆史唯物主義，如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人民群衆創造曆史，階級鬥争推動曆史，傑出人物對于曆史具有重要作用等等。中國共産黨對馬克思主義的态度不是教徒對待聖經的态度，除了中國革命早期的教條主義錯誤之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大部分時間，中國共産黨人都不是逐字逐句教條式的理解馬克思主義，也不是把馬恩每個字句都看作不可變更的教條。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或者說中國人在選擇馬克思主義進行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中，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實現中國文化和中國國家命運的升華，這是五四運動的曆史使命，也是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的意義，馬克思主義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提供了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支撐。

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并沒有系統閱讀過馬克思主義的著作。毛澤東在加入共産黨之前，他隻看過三本馬克思主義的相關著作，《共産黨宣言》《階級争鬥》和《社會主義史》。〔20〕鄧小平的“入門老師是《共産黨宣言》和《共産主義ABC》”〔21〕。其他領導人也大緻如此。包括陳獨秀那樣的大學者，在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前，受當時條件的限制，他實際上也沒有讀過多少或者說沒有系統地讀過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但不能據此說當初中國共産黨不是按照馬克思主義原則建立的，也不能說這些中國共産黨早期領導人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自己曾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已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22〕他們對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熟悉的，對于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對于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産主義社會的基本理想，對于馬克思主義運用階級鬥争改造社會這樣一個重要途徑，對于無産階級政黨的作用，對于暴力鬥争的形式，中國共産黨人都是了解的，而且把它們視為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加以堅守。因此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在早期中國共産黨人那裡更多是一種信仰，是一種世界觀和工作方法。

3. 中國共産黨長期堅持馬克思主義，目的就在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

 “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一個很形象的說法，它跟“振興中華”“中華崛起”“中華文明發展”，實際處于同一語境。1874年，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家王韬就提出過“振興中國”〔23〕，義和團運動時，也有人呼喊“振興中國”的口号，後來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建立興中會，鄭重宣告“本會之設，專為聯絡中外有志華人，講求富強之學，以振興中華”〔24〕。國民黨時期，“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口号也曾出現。20世紀30年代，當時的國民政府進行過“中華民族複興運動”〔25〕。國民黨原來有個特務組織就叫“複興社”。1932年，當時的政治學者張君劢曾提出要緻力于“民族複興運動”〔26〕。總體來看，無論“振興中華”“振興中國”“中國崛起”，或者“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都是近代中國人民面對帝國主義列強侵略，面對積貧積弱、山河破碎的國家而産生的奮起直追，趕上世界先進國家的理想。因此，“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至少有三個方面的含義：一是以民族團結作為号召；二是以趕上世界現代化國家作為理想目标；三是以恢複或者超越古代中國在世界上的鼎盛時期作為曆史參照。所以從發展社會學和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振興中華也好，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也好，都是後發現代化國家的一個戰略部署、戰略規劃和戰略希望。

作為戰略部署和戰略規劃，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要完成以下幾大任務：第一，實現民族獨立。近代中國從鴉片戰争開始，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淵，到辛醜條約簽訂，中國已是國将不國。關稅沒有自主權；國土沒有自主守衛權，外國軍隊軍艦可以在我國領土領海上任意航行；司法主權遭到破壞，外國在中國享有領事裁判權。當時的中國，第一位的任務就是實現國家獨立。晚清政府也想民族獨立，但它是私家王權，不敢号召民衆。五四運動實現了工農商學兵的一起覺醒，實現了一個巨大飛躍。中華民族大部分民衆成為五四的基礎，成為了動力。從此以後，雖然中國内部矛盾仍然存在，但在維護國家主權問題上高度一緻。抗日戰争曆時14年，日本雖然強大，但中國仍然赢得了抗戰的最終勝利，從五四開始我們所形成的愛國主義力量和意識，對抗日戰争的勝利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二，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必須使民族國家實現富強。要強大，就必須建立現代國家政府。五四以後，無論是共産黨，還是國民黨，還有國内其他政治派别，大家有一點是一緻的，那就是必須要讓中國告别專制，走向民主。各黨派在走向民主問題上沒有争議，隻不過是在實行民主的方式上有争議。國民黨沒有依靠民衆，最後失敗。共産黨依靠了工農大衆，取得勝利。因此，中國必須要走民主的道路，無論中國遇到多大困難，都不能把民主丢掉，丢掉了民主也就丢掉了五四的魂。要富裕，還必須在建立現代國家政府之後，堅持人民民主的正确道路。

第三，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還必須有穩定的政府和科學的規劃。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迎來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光明前景。”〔27〕現代中國已經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這三個階段的發展曆程，我們目前正處在強起來的發展階段。站起來是實現國家獨立；富起來是指社會穩定，國家經濟強大；第三步強起來，應指中國實現全面的發展，政治、經濟、科技、教育、文化都應更為發達，中國人民要更加幸福，要比西方發達國家的民衆還要幸福，這與五四運動愛國的宗旨是一脈相承的。

如何實現強起來的目标，中國共産黨人有清晰的規劃，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說道：“到建黨一百年時建成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小康社會，然後再奮鬥三十年，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28〕2020年中國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就是初步實現現代化，到2021年，中國将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到第二個100年，即建國100年時，我們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按目前标準，按照當前不變價格計算，2049年中國人均GDP應該在3萬到4萬美元之間，屬于高度發達的國家。可以看出，中國共産黨和中國政府關于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号召，不僅僅是理論口号，也是一個現實可以實現的戰略目标。[1]

[1] 感謝譚春玲副教授為本文的文字加工、文獻核對等所做了細緻認真的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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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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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1-422、687頁。

〔15〕〔16〕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甯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列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25、88頁。

〔19〕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人民日報》2012年11月18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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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黃忏華：《政治學荟要》下，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年，第234、440頁。

〔23〕忻平：《王韬最早提出“振興中國”這一口号》，《曆史教學問題》1984年第4期。

〔25〕何卓恩、李周：《實處與窄處:民族複興運動時論中的新生活運動》，《安徽史學》2015年第2期。

〔26〕張君劢：《民族複興之學術基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35頁。

〔27〕〔28〕《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作者：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輯刊》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