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從生态馬克思主義的視角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中消費經濟的出現以及經由消費主義向消費社會的演進，其實質或根源在于始終形塑着這整個過程及其結果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框架及其社會文化意識形态。依此而言，當代中國顯然還不是一個完整或典型意義上的消費社會。更準确地說，當今中國現實生活或大衆日常消費層面上所發生的、依然進展中的消費社會轉型，對于我們正在緻力于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既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也帶來了重要的機遇。尤其是，基于清醒的社會主義政治自覺的生态文明建設，可以同時成為對這一轉型進程的一種内在約束和替代性引領，或者說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過渡的曆史性推動。

[關鍵詞] 消費經濟；消費主義；消費社會；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生态馬克思主義

在生态馬克思主義看來，消費經濟、消費主義(文化意識形态)和消費社會并不是三個孤立存在或發生的經濟社會現象，而是有着一種由此及彼、互為支撐的内在邏輯聯系，并且迄今為止它們都在被不斷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框架所嵌置、形塑或裹挾——也就是說，當代社會中的消費經濟活動、消費意識觀念和消費社會生活盡管看起來紛繁複雜，但終究不過是資本主義制度及其運行邏輯在消費領域中的必然性要求與體現(1)。這樣一種政治經濟學(生态學)斷言和分析所提出的挑戰性問題是，我們究竟應如何認識當下中國的基于消費視域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性質，又如何建構一種逐漸走向而不是背離社會主義生态文明目标的消費與物質生産、消費與社會文化、消費與生态環境的新型關系。對此，本文将做一種生态馬克思主義視角下的初步分析。

一、 消費經濟、消費主義和消費社會的術語學解析

最寬泛意義上的“消費經濟”概念，可以從如下三個維度或層面來理解：一是作為現代經濟過程不可或缺的構成部分或環節鍊條意義上的消費，尤其是相對于生産、分配和交換等經濟構成部分或環節鍊條而言。也就是說，完整的現代經濟過程離不開生産、分配和交換，同樣也離不開消費——特别是作為個體消費者日常生活行為的消費，甚至，當代社會中一個十分普遍或強烈的感知是，如果沒有前提性的消費環節存在或大衆化的消費需求，經濟過程中的另外三個環節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不僅如此，消費過程中的消費主體、行為和場所與另外三個環節相比也确實有着明顯的不同。二是指現代經濟借以實現或維持其增長和擴張目标的消費進路或側重，尤其是相對于投入拉動、出口拉動等經濟增長進路或側重而言。換言之，就像大規模投入(包括資源要素和資金)或産品大量出口可以拉動經濟增長一樣，促進國内消費占經濟總量比重的不斷提升也被證明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經濟戰略手段。不僅如此，事實證明，與前兩者所存在的難以避免的投入效益風險和外部環境不确定性相比，更多借助于居民個體生活選擇來實現的消費拉動似乎有着更大程度的穩定性或可預期性。三是指政治經濟學(生态學)視域下的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目的實現的消費偏向或消費依賴特征，即消費領域或環節成為資本主義制度體系得以運轉和價值目标得以實現的“中樞神經”或“晴雨表”。就像曆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重農時期、重商時期和制造業主導時期一樣，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最大特點就是大衆消費主導，其實質則是看似多元化大衆化的大規模消費成為資本增殖過程或資本邏輯得以實現的最主要經濟環節。這也就是為什麼當下關于“綠色資本主義”“數字(傳媒)資本主義”等領域的最新争論(2) 中，一個核心性議題就是關于全球或新一代消費者群體的創造或培育。

依此而論，當代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顯然是一種名副其實或特點鮮明的“消費經濟”。第一，消費是整個經濟過程中的核心性方面或元素。相對于已經較為完善或“固化”的生産體系、交換體系和再分配政策體系，如何維持與刺激大衆消費需求是經濟生産與管理過程中的關鍵性環節。可以說，無論是生産銷售主體還是各級政府機構，如今最為關注的經濟指标就是消費者信心(或消費者情緒)，一般用所謂的“消費者信心指數”來衡量。前者主要通過無孔不入的商業廣告包括新媒體傳播來實現，旨在使各種類型的不同消費者都面臨着無處不在的消費誘惑或壓力——尤其是那些并非基于人類基本需求及其滿足的擁有或享受欲望，而後者則主要通過力所能及的生産營銷規制和經濟再分配政策調節來實現，旨在使主體性消費者群體不會因為生産營銷過程的暫時性或周期性不景氣和家庭個人收入的停滞不前或悲觀預期而壓縮消費支出，因為那樣的話，它很可能會引緻一個從消費到生産、交換和分配的新一輪不良循環，直至發生經濟衰退。第二，消費尤其是國内居民消費是經濟可能實現的低速增長(按照國際貨币基金組織标準為2.5%以下)的主要支撐性動力。因為，現實中無論是投入驅動還是産品出口拉動，對經濟增長的實際刺激作用都是頗為有限的，還會受到各種制度性(市場經濟)、觀念性(新自由主義)因素的制約，相應地，國内居民消費就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例如，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美國是表現最好的西方國家經濟體——2009—2018年十年之中的人均GDP增長率有六年在2%以上，而且2010—2019年居民個人消費占GDP的比例在66.5%～69.5%(3) (在1998—2007年的十年間，它的居民個人消費支出占GDP總量的比例為67.2%～70.3%(4))，因而完全可以說，如果沒有居民消費的穩定增長，就不會有美國整個經濟的穩定增長，而其他歐美工業化國家也大緻如此。第三，雖然消費經濟在經濟過程重心或外觀上發生了變化，但它仍是深刻地“内嵌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環境和“圍繞着”資本增殖目标或資本的邏輯運行的。就像資本主義不同發展時期以商品生産為主或以出口(投資)拉動為主的經濟一樣，這種以消費尤其是内需消費為主的經濟也是處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框架之下并服務于其社會政治目标的，至少不會挑戰這一點。也就是說，狹義或微觀層次上的對消費者、消費行為、消費過程、消費結構及其變動的經濟研究固然很重要(5) ，但也不能脫離對它運行之中的經濟制度基礎和政策框架的更深入分析，否則就會囿于“柴米油鹽”般的消費領域中的經濟具象或碎片，而很難正确認識與把握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本質特征以及它所謂的“階段性變化”。總之，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中消費經濟概念及其現實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生态馬克思主義分析是非常重要的[1]。

如果說“消費經濟”所表明或強調的是現代經濟中大衆化日常生活消費不斷增加的霸權式或壟斷性、重要性，盡管這并沒有改變其資本主義的制度環境和資本邏輯所主導的運行機理，那麼，“消費主義”和“消費社會”可以大緻理解為一種更多是經濟性認知的文化意識形态化浮誇修飾和向社會生活領域的侵略式滲透擴張。

就“消費主義”概念而言，它主要包括如下兩個層面上的意涵：一是意指一種大衆性主流消費文化，所表明或強調的是基于大規模人群的無節制占有或享用的物質生活消費及其追求已經成為一種覆蓋整個社會的普遍性文化觀念、價值态度與行為取向；二是意指一種其經濟政治與社會文化本質在相當程度上被僞飾甚至“魅化”的消費政治(文化)意識形态，所表明或強調的是建立在看似公民自由權利及其實現基礎上的居民個體消費活動或多或少掩飾或遮蔽了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的剝削、非公正和反生态本質。

應該說，在上述兩重意義上，“消費主義”都已經成為當代歐美國家以及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中的主導性現實——同時在大衆文化認知和行為态度取向的意義上。對此，20世紀60年代初期逐漸形成的生态馬克思主義學派已經做出了系統而深入的分析，尤其是讓·鮑德裡亞的“符号消費理論”、威廉·萊斯的“合理需要及其滿足理論”、本·阿格爾的“異化消費理論”、喬納森·休斯的“不同社會條件下的需要及其滿足理論”，等等(6)。概言之，這些批判性分析都強調了消費主義的兩個主要特征：第一，消費主義其實是資本主義政治(文化)意識形态的内在構成部分。數量與種類不斷擴大的大衆化物質與文化商品消費，歸根結底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需要尤其是資本增殖追求的，或者說，大衆消費不過是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或資本增殖鍊條中不可缺少的環節，而消費領域重要性的凸顯以及由此帶來的對于人們日常生活層面的過度強調，又在有意無意之中淡化了對于消費背後的主導性生産方式或資本統治關系的關注與思考。第二，後現代話語與價值體系之下的多元化、個性化和虛拟化消費，在看起來豐富了主體民衆的個性選擇與志趣表達的同時，實際上進一步導緻了消費者群體的“去組織化”和“去階級化”，從而弱化了社會公衆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或社會文化體制的抗拒甚或質疑(7)。

就“消費社會”概念來說，它也可以從如下兩個層面上來理解和闡釋：一是意指一個經濟活動中消費領域呈現為霸權式或壟斷性層面和動力、大衆化物質生活消費行為與追逐成為主流性消費文化或政治意識形态的社會[2]前言；二是意指一種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主要特征之一的經濟(理性)、社會(理性)與生态(理性)關系上的特定構型[3]。對于前者，高國榮在《美國環境史學研究》中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消費社會的形成時指出，消費社會在美國形成的主要标志有三個：社會生産和消費總量的激增，幾乎相當于世界其他國家的總和；基于刺激和驅動經濟增長的需要與目的，國家開始鼓勵高消費的大衆生活方式；伴随着向以中産階級為主的社會逐漸過渡，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人均消費量)得到普遍的提高[4]。對于後者，卡爾·波蘭尼在《大轉型》中借助“嵌入”“脫嵌”“雙重運動”等概念做了深入分析,他的基本觀點是，資本主義的興起與發展過程，就是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及其構成性元素的範圍逐漸擴展(比如先後将勞動力、土地和自然生态環境納入其中)，并與整體性社會(society)日益“脫嵌”的過程，這種“脫嵌”的結果是，現代經濟及其構成性元素不再呈現為“嵌入”社會之中的而是一種淩駕于整體性社會之上的霸權性力量，而消費(主導)經濟或消費(主導)社會的出現隻是這一漫長曆史進程中的階段性表現[5]。

需要強調的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或消費社會下，這種“脫嵌”現象或特征呈現了新的特點[6]。其一，随着消費成為經濟活動的關鍵性或核心環節，大衆化物質(文化)商品消費對于整個社會的經濟的決定性影響日益突出，而這其中特别重要的兩個領域是公共消費和個人非基本需求消費：前者指的是與政府公共政策支出相關的滿足全社會公共需求與社會福利需要的消費開支，更多是由政府以國家或全體民衆的名義來決策實施的；後者指的是個人超出基本生活需要滿足的發展性、娛樂性甚或奢靡性消費支出，基本上是由個體通過市場渠道來自主決策實施的。換言之，在消費社會中，國家或政府事實上成為一個最有實力的“買家”或消費者，而個體需要及其滿足所針對的則越來越是那些通過社會與文化“制造”出來的“非天然需求”或“虛拟需求”。其二，來自社會層面的對這種經濟過程及其環節霸權或壟斷性的反制和抗拒，也就逐漸集中于與消費領域或需求相關的場所,如營銷商家、大衆傳媒和家庭。結果是，傳統意義上的基于生産場所的民主與政治抗争——無論是就鬥争主體、形式還是效果而言——的重要性明顯弱化了[7]。

二、 生态馬克思主義視域下消費的批判性分析

正如前文所強調的，生态馬克思主義對于消費經濟、消費主義和消費社會以及它們之間相互聯系的批評，是以不斷自我變革與全球化擴展的資本主義制度體系作為其分析背景與論域的。在生态馬克思主義看來，這三者既是一個由此及彼的有着内在邏輯聯系的曆史演進過程，并在當代資本主義階段呈現為一種完整或典型樣态意義上的異化與畸形存在，但又并沒有改變、甚至更為清晰地展現了其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與反生态本質。

就前者而言，一方面，從消費經濟經到消費主義再向消費社會的演進，确實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現代經濟或社會的客觀性要求。從生産型經濟向消費主導經濟的轉變，是現代工業文明條件下的生産力水平尤其是科技水平突飛猛進式發展的直接性後果，使得人類現代社會可以超出古代社會若幹數量級的能力與方式來支配自然資源和改善生态環境，相應地，社會的經濟組織與管理對象首次聚焦于物質财富的分配消費而不再是它的生産創造，這無疑是現代社會和文明所帶來的巨大曆史進步。依此為基礎，消費包括大衆性的大規模物質(文化)生活消費，在人類社會曆史上第一次成為可能，相應地，社會成員主體特别是普通民衆基于物質(文化)生活消費需要及其滿足的個體經濟與社會權利都得到了空前的保障和大幅度拓展。這樣的結果是，消費不僅在經濟領域中，而且在社會文化觀念和意識形态意義上獲得了一種肯定性評價或形象。也就是說，消費不隻在經濟上是必要的，因為沒有消費活動就沒有生産需求，而且在社會與文化上也是積極性的，因為消費者及其消費活動已經成為一種社會“貢獻者”，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社會“耗費者”或“負擔”。而經過這樣一種文化或意識形态觀念轉換，消費社會也就瓜熟蒂落、應運而生。在消費社會中，消費及其實現環節成為經濟領域乃至整個社會的“王者”或“霸主”，因為如果哪一個部門、行業和業主掌握了足夠數量的消費者尤其是潛在消費者，也就赢得了看起來變得越來越激烈甚至殘酷的國内外經濟競争——因為消費者的需求(必須)是高度流動性的。

但另一方面，上述演進過程是發生在不斷變化着的資本主義制度環境和時空條件之下的，或者說，正是這一制度環境和時空條件形塑了現實中的消費經濟、消費主義和消費社會的完整或真實意涵。具體來說，資本主義的經濟目的與運行邏輯就注定了，“消費經濟”所緻力于滿足的其實未必是社會主體特别是絕大多數普通民衆的基本需求與合理消費需要，而往往是聚焦于那些最有利于完成經濟過程閉合、更好實現資本增殖目的的消費者人群及其消費活動，也就是使消費僅僅成為經濟過程所必需的一個環節或資本增殖目标得以實現的一個手段。可以說，越是到資本主義發展的當代時期，消費經濟與社會主體成員的合理需求滿足之間的這種落差就越大，各種形式虛拟消費、象征性(符号)消費和奢靡消費的滋長與蔓延尤其表明了這一點。同樣，“消費主義”從一開始就被賦予了(新)自由主義的政治與文化意涵或僞裝，也就是說，消費者的消費類型和數量與個體的經濟社會地位和文化個性品位及其實現程度相綁定，也許更糟糕的是，“消費主義”還與消費者在這些方面的不夠成功甚至失敗相挂鈎。因而，消費主義文化浸透或籠罩下的消費活動，同時具有了一種社會文化激勵或懲罰的功能：讓成功者更加狂熱，讓失利者焦慮不安。至于“消費社會”，就更有些名不副實，它并不會帶來作為社會主體成員的普通物質與文化生産(勞動)者的職業和收入穩定化，從而可以放心大膽消費，恰恰相反，它更加聚集于第三産業或服務行業的消費類型産業或企業，使得大多數就業者的職業和收入穩定性大大降低而不是提高，其明顯标志是越來越多臨時性工作或就業形式的出現(盡管就業者的總體工資水平在不斷提高)。不僅如此，即便是那些僥幸得以就業者，在生産勞動中也更多體驗到的是單一性工種和程序化管理所帶來的單調乏味與壓抑感，而遠不是來自物質與文化創造的快樂或個性自由的實現和發展。而部分由此導緻的一個更為尴尬或滑稽現象是，購物消費成為當代社會人們擺脫心理緊張焦慮甚至是休閑娛樂的重要途徑手段。

就後者來說，一方面，無論是消費經濟還是消費社會，都沒有消除資本主義經濟本性所必然導緻的甚至依此為前提的社會不公正或非理性。在這方面，生态馬克思主義總體上承繼了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及其基本觀點。也就是說，經濟過程中關注重心或焦點的變化，并沒有改變廣義的資本主義生産或經濟的性質，即資本在本質上是一種社會關系，尤其是一種社會經濟關系，由此，資本所有者擁有了一種霸權性權力，使得生産勞動者不得不通過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掙得用于養家糊口的工資并為資本所有者創造剩餘價值。因而，這種先天不平等的資本勞動關系，就注定了生産勞動者在整個經濟過程中的不平等或受不公正對待的地位，尤其是在公司(企業)經濟收益或物質文化财富的分配和公司(企業)的民主化管理方面。應該看到，在消費經濟或消費社會條件下，盡管公司(企業)收益分配和經營管理的具體形式發生了諸多變化，比如各種新型資産參與分配形式和股份制管理形式的相繼出現，但對于那些主要依靠自身勞動獲取報酬的普通勞動者來說，與在生産型經濟(企業)時代并無實質性的差别。而值得注意的是，自從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末占據統治地位以來，不僅在就業人群和失業人群之間，而且在就業人群的不同層級之間，其經濟收入差距在不斷擴大而不是縮小[8]，甚至有人擔心，一個長期性趨勢是，日益智能化的當代經濟與社會正在強化少數精英群體的霸權性地位的同時造就一個越來越龐大的“無用者階級”。例如，有關國際機構數據顯示，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私人财富一直在穩步增長——2018年，全球私人财富總額達到204萬億美元，相比十年前增長了26%，而最富有的26人所掌握的财富相當于最窮的38億人(相當于全球人口的50%)的财富總和；世界各國最富有1%人口所持有的财富占社會總财富的比重都在20%以上，前10%居民所持有财富的占比都在50%以上，其中俄羅斯、美國都在70%以上，韓國、印度也都在60%以上(8)。

需要強調的是，這種社會不公正或非理性尤其表現在超國家和全球層面上。必須看到，雖然在少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也存在着不同消費群體之間的明顯差别，甚至是存在一定數量的低收入(消費)人群，但特别值得關注的還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欠發展國家之間仍在擴大着的經濟收入(支出)差距。按照2011年國際購買力平價(PPP)每人每天1.9美元的極端貧困标準估算，全球貧困發生率已從1990年的35.9%下降到2015年的10%，降幅達70%以上，但聯合國開發署2019年度《全球多維貧困指數》報告顯示，全球仍有13億人處于“多維貧困狀态”，而且各國之間與國家内部各地區之間的貧困程度存在巨大差異。該報告共涵蓋了101個國家，其中包括31個低收入國家、68個中等收入國家和2個高收入國家。而在這13億貧困人口中，84.5%都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南亞地區，且在這兩個地區，各國之間和各個國家内部之間的差異非常明顯——同屬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非的貧困率為6.3%，但南蘇丹的數字卻高達91.9%；同屬南亞的馬爾代夫貧困人口隻占人口總數的0.8%，但在阿富汗則占到55.9%；烏幹達首都坎帕拉的多維貧困率為6%，而東北部的卡拉莫賈則為96.3%[9]。很顯然，無論是消費經濟還是消費社會，對于接近世界人口1/5的嚴重貧困人群而言，都還隻是另一個世界中的“神話”，而對于生态馬克思主義來說，造成這種天上人間差别的根源則在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體系及其全球化本身。

另一方面，當代經濟與社會的消費經濟或消費社會特征，凸顯了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并使得生态馬克思主義逐漸構成了一種在很大程度上獨立于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系統性理論分析。在生态馬克思主義看來，資本主義制度實際上是一個同時包含社會關系(人與人關系)和社會自然關系(人與自然關系)兩個維度、貫穿于從經濟社會到政治文化各個領域層面的完整體系。古典馬克思主義系統而正确地闡明了基于社會關系(人與人關系)視角的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的基本矛盾，并着力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過程中的商品生産與流通環節，但在當代消費經濟與消費社會中，必須同時考慮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的社會關系和社會自然關系以及這兩種關系之間的相互影響。此外，還需要闡明消費經濟或消費社會是否以及在何種意義上改變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非理性或自我矛盾特征，而所有這些構成了生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看法：消費經濟和消費社會的出現表明，資本主義制度不僅是一個必然制造社會不平等甚至依此為其前提的制度體系，還是一個必然制造生态環境破壞甚至依此為其前提的制度體系[10-11]，而對此最為系統性的闡述，一是詹姆斯·奧康納的“第二重矛盾理論”，二是從讓·鮑德裡亞、威廉·萊斯、本·阿格爾到喬納森·休斯等人的資本主義消費批判理論。

在詹姆斯·奧康納看來，生态危機或挑戰的出現表明，資本主義制度體系事實上同時面臨着來自社會關系和社會自然關系雙重意義上的基本矛盾，并因而會發生經濟“生産”與“供給”兩個維度上的危機——即由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固有矛盾所導緻的社會生産能力相對過剩(消費能力相對不足)而引發的“實現維度上的危機”和由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外部性取向所導緻的一般自然條件不斷遭到破壞而引發的“流動性危機”，而且，這兩種危機在現實中會呈現出一種既彼此間轉移、又相互強化的複雜構型或效應。因而，“‘通往社會主義的道路’可能有兩條，而不是一條，或者更為準确地說，有兩種趨勢都能夠導緻生産力、生産關系、生産條件以及這些條件的生産與再生産的社會關系的社會化的增加”[12]。

讓·鮑德裡亞發表于1970年的《消費社會》，在後現代哲學語境下詳盡讨論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消費”以及所對應“需求”的意涵的重大變化，揭示了大衆化大量消費的普遍化以及這一新消費(需求及其滿足)構型背後的深刻社會政治意蘊，從而建構起了獨具特色的消費社會理論，或“符号消費理論”[2]。

在讓·鮑德裡亞看來，第一，消費社會的明顯标志是“由不斷增長的物、服務和物質财富所構成的驚人的消費與豐盛現象”，因而“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這裡的“物對人的包圍”不能簡單理解為物的堆積和巨大的數量，而是指包圍消費者的商品是以系統整體的面目出現的，因為“幾乎所有的服裝、電器等都提供一系列能夠相互稱呼、相互對應和相互否定的不同商品”。也就是說，消費者不再會(能夠)從具體用途上去看待單個的商品，而是從其整體意義上來看待它們。“洗衣機、電冰箱、洗碗機等，除了各自作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層意義。櫥窗、廣告、生産的商号和商标在這裡起着主要作用，并強加一種一緻的集體觀念，好似一條鍊子、一個幾乎無法分離的整體，它們不再是一串簡單的商品，而是一串意義，因為它們相互暗示着更複雜的高檔商品，并使消費者産生一系列更為複雜的動機”[2]4。例如，消費者在購買某一款名牌西裝時，往往還要連帶選購與之匹配的領帶或襯衣，甚至相應的腰帶、皮鞋或手提包，這并不是為了實用，而是為了背後意義的齊備或完整。第二，消費社會之所以出現，是由于(普通中産者)民衆在後工業社會或後現代社會條件下的日常生活“需求”層面發生了重大變化——消費者更多關注的不再是具體的物的功用或個别的使用價值，而是商品被賦予的意義以及意義的差異。例如，人們添置洗衣機等生活用品，不僅是将其“當做工具來使用”，還“當做舒适和優越等要素來耍弄”，并願意為後者掏錢。換言之，消費者喜歡某一商品的品牌和象征意義遠大于它的實用價值，而這不能被簡單看成是個人愛慕虛榮的行為，而是一種以社會心理為基礎的整體的系統行為。“消費是一種積極的關系方式(不僅于物，而且于集體和世界)，是一種系統的行為和總體反應的方式。我們的整個文化體系就是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2]前言。需要強調的是，這裡所指的“意義”，既不是通過思考或論證産生的，也不是早就預設好的，而是由消費過程中的符号暗示或具體情境生發的，因為它正好契合了消費者的連鎖性心理反應。例如，由喜歡排行榜上的某一流行歌曲而擴大到排行榜上的所有同類流行歌曲，由喜歡某一CD到喜歡某一樂曲的不同CD版本，甚至于愛屋及烏，購買和收藏相應的封套設計，等等。第三，消費從表面上看是由個人的需求及其變化引起的，但其背後的社會邏輯要比個人的需求結構複雜得多。概括地說，自工業革命和19世紀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以來，有關幸福和平等的神話是消費社會得以生長的社會邏輯——例如，“福利的平等意識”這一概念，就是在幸福和平等的神話之上滋長起來的。“‘福利革命’是資産階級革命或簡單地說是任何一場原則上主張人人平等，但未能(未願意)從根本上加以實現的革命的遺囑繼承者或執行者。因此，民主原則便由真實的平等如能力、責任、社會機遇、幸福(該術語的全部意義)的平等轉變成了在物以及社會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顯标志面前的平等。這就是地位民主，電視、汽車和音響民主，表面上具體而實際上又十分形式的民主”[2]34。“福利革命”的結果是，憲制民主或形式民主的背後是被掩蓋的真實民主的缺席或平等不可求的真相，盡管由于掩蓋真相的是豐盛的“物”和堆積的商品，也就十分不同于早期資本主義那副冷酷無情的面相，而這又進一步強化了“增長即豐盛、豐盛即民主”的福利(消費)社會神話的暢行。但無法改變的是，無論是增長本身還是作為增長結果的福利或消費，都不可能消除社會上的矛盾和不平等，因為消費社會本身就含有一種系統性的不平等，甚至它的結構就是建立在這種不平等之上的。因而，消費的社會邏輯或消費社會的邏輯與工業社會的生産邏輯有着明顯的不同，其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心理需求，是對商品的符号和符号背後的意義的需求，或者說是由占有“社會意義的欲望”所激發出來的需求。換言之，這種對符号等級或這一等級所代表的意義“差異”的需求，既永遠不會得到徹底滿足，也永遠不會具有自身的确定性。應該說，讓·鮑德裡亞并沒有在否定資本主義制度的意義上否定消費本身，而是更多立足于揭露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消費的全部真相——從消費行為、消費經濟到消費社會、消費文化。盡管如此，他在消費社會理論或“符号消費理論”主題下所做的批判性分析還是在随後産生了十分廣泛的學術與社會影響[13]。

威廉·萊斯應該是第一個從明确的生态馬克思主義視角提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批判的學者，他強調他所關注的是“當今工業化社會高強度市場架構下的人類需要問題”，因為“除非能夠更好地理解我們的需要，并對我們的社會與經濟行為重新制定方向，使之不再依賴于高消費生活方式，否則就無法解決這一基本矛盾，随之而來的就會是工業化世界各國内部和各國之間就可利用的資源而展開的日益殘酷的競争”[14]前言ii-iii。

在威廉·萊斯看來，第一，到20世紀70年代初，像美國這樣的發達工業化國家已經完全呈現為一個以大衆化高水平物質文化消費或嚴重自然資源依賴為特征的消費經濟或消費社會，而這意味着日漸短缺與匮乏的世界自然資源和生态環境容量的更加非均衡分配，因為這些發達國家可以憑借它們的經濟與政治霸權不公平地占有更多資源或使用更多排放空間。第二，消費經濟或消費社會之所以形成的現實根源，除了不公正的國際經濟政治秩序，還在于不斷自我變革着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商品經濟本身：一般性産品和服務的商品化，使得人們的需求或消費目的與滿足需求的手段相分離；商品與滿足之間的簡單化對應或等同又意味着商品本身的無限制細化和分化趨勢必将會造成一個需求滿足之後引起新的更多不滿足的情況；越來越偏執于商品及其消費的社會文化價值觀，則使得商品及其消費具有了日益凸顯的象征或符号價值，即占有和更新商品的消費能力與個體的地位和尊嚴緊密相連。可以說，消費(者)與生産(者)的曆史性分離、消費至上主義與消費社會的最終确立，是現代資本主義發展同一個曆史過程的三個側面[15]。第三，擺脫現實困境的未來出路在于，“同時評估人類需要的本質以及我們為滿足這些需要所采取的手段的本質”，也就是不再僅僅關注自然資源的供給能力與可能性，而是同時思考我們産生于社會相互作用過程之中的需要與欲望以及這兩個方面之間的内在聯系，尤其是“我們無法繼續無限期地忽視我們對生物圈的再生産能力所造成的影響”，而必須重構人類與人類之外的自然之間的适當關系，從而逐漸走向一個“易于生存的社會”或節儉社會。依此，威廉·萊斯奠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經濟或消費社會批判的生态馬克思主義取向或基礎：“對需要與商品間相互關系的理解，為解決高強度市場架構下無休止膨脹的人類需求問題提供一種方法”，但是，“讨論人類需要的特點而不明确涉及特定社會制度下滿足需要的日常實際模式是不恰當的”“當前的大部分理論忽略了我們的一切需要與人類之外的世界的關系，即與自然界無限複雜的龐大‘支持系統’之間的關系”[14]6-8，即超越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努力必須立足于分析需要問題與滿足的“資本主義社會組織形式”，必須立足于“将當代人類需要的讨論與生态環境相結合”。

部分受到威廉·萊斯的影響與啟發，本·阿格爾以法蘭克福學派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科技與文化的意識形态工具性質的批判為基礎，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概論》中系統闡發了“異化消費理論”。

在本·阿格爾看來，第一，生态危機已經取代經濟危機成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危機形式，而造成生态危機的根本原因則在于“異化消費”。相應地，資本主義危機和社會主義變革的源起，已經由馬克思所分析的生産領域轉向消費領域：“曆史的變化已使馬克思主義關于隻屬于工業資本主義生産領域的危機理論失去效用……今天，危機的趨勢已轉移到消費領域，即生态危機取代了經濟危機”[16]486。第二，異化消費、消費經濟或消費社會的出現，既是由于生産領域中的異化勞動性質所導緻的生産勞動者正常需要(勞動本身的愉悅感、自我确證需要、個性解放與發展需要等)的一種補償欲望或畸形宣洩——試圖從消費者身份及其自主性行為中尋求在生産勞動過程中失落或被扭曲的獲得感、滿足感、幸福感，“勞動中缺乏自我表達的自由和意圖，就會使人逐漸變得越來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費行為……異化消費是指人們為補償自己那種單調乏味的、非創造性的且常常是報酬不足的勞動而緻力于獲得商品的一種現象”[16]493-494，也是由于各種畸形消費或“受操縱消費”已經成為提高資本主義生産利潤率、解決過度生産問題從而延續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手段，“在實行幹預的年代裡，對消費實行操縱和調節業已延長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壽命”[16]493。第三，與馬克思所處的資本主義時代不同，如何克服生态危機和異化消費已經成為抗拒資本主義制度、推動社會主義變革的重點或潛力所在。為了履行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過度生産與消費所造成的嚴重生态危機所表明的“有計劃縮減工業生産”的“生态律令”，既要借助一種“期望破滅的辯證法” [16]490，從根本上粉碎消費主義所構建并為社會主體公衆所相信迷戀的物質生活極度豐裕的未來幻想或奢望，進而觸發一種對物質經濟有限供應情境下的合理期望及其滿足方法途徑的思考追求(比如走向穩态經濟)，也要緻力于主動建構一種不同于現實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下情形的新型生産領域與消費領域(比如“生産性閑暇”和“創造性勞動”)，尤其是基于一種“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會主義化”的經濟社會制度架構和一個把某些生産部門的自動化與其他部門的小規模技術結合起來的混合技術構型，從而使人們回歸到一種自然資源節約和生态環境完整性不受破壞的質樸恬靜(而不是奢侈)生活，回歸到對于自己真實需求的合理(而不是無節制)滿足。可以看出，像威廉·萊斯一樣，本·阿格爾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批判也同時包含了政治經濟學和政治生态學這兩個維度，尤其是受到了那時盛極一時的生存主義學派如羅伯特·海爾布羅納(Robert Heilbroner)的影響。

相比之下，喬納森·休斯在2000年出版的《生态與曆史唯物主義》中的讨論，更多集中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的消費或需求及其滿足的不同特點,尤其是，馬克思恩格斯所設想的共産主義社會何以是一個由于生産發展的“革命性效應”而物質财富極大豐富的社會但卻不會呈現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異化消費或無度消費[17]。“在共産主義社會高級階段，在迫使個人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随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随着個人的全面發展，他們的生産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隻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産階級權利的狹隘界限，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18]。

在喬納森·休斯看來，馬克思的這段經典論述所表明的是，第一，“富足的生産”隻是共産主義社會的一個必要條件，同時還有工作性質的變化以及人們對它的态度。也就是說，一方面，作為共産主義社會現實可能性的一個重要前提，是它将會擁有比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發達得多的社會生産力，當然，這種物質生産規模與能力的進一步增長和擴大，未必是也不應是與生态可持續性的目标要求相沖突的，因為屆時科技進步所帶來的生産效率提高和資源高效利用都會有助于維持與保護一個健康的生态環境；另一方面，共産主義制度下人們的勞動條件以及對于勞動的觀念也将發生質的變化——不僅是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間對立關系的消失，還包括勞動成為人們整個生活的第一需要。因而，很顯然，所謂共産主義社會的“生産力高度發達”更多是相對于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社會生産力實際水平和那些被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壓抑桎梏的發展潛能而言的，而“物質财富的極大豐富”則更多是相對于共産主義制度尤其是經濟分配制度(“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得以實施的基本條件而言的，既不意味着無限度意義上的物質财富湧現和持續增加(“物質代謝轉換”)，也不是意指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的“私人财富”(而是“集體财富”)形式，否則的話，資本主義向共産主義的社會過渡根本就不會發生。第二，共産主義社會條件下的個體需要及其滿足，雖然的确要與可以大緻确定的人類文明繁榮狀态所要求的物質生活水平或自然資源耗費相對應，但更為重要的是在新型經濟社會與文化制度下對于“符合人類生存的真實需求”的正确認知追求及其制度化保障。也就是說，一方面，共産主義社會制度下的個體需要及其滿足，當然意味着某種最低限度滿足意義上的物質文化産品消費，比如至少不會低于典型資本主義社會樣态下的大衆性生活水平與條件，而這幾乎必然會導緻對自然資源和生态環境的或多或少開采耗費，問題隻在于如何将這種耗費影響降低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隻有在共産主義的制度環境下，才有可能從根本上消除資本主義社會中将“欲望”混同于“需要”、将“虛假需要”等同于“真實需要”的現實與文化土壤，因為歸根結底，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本性和資本增殖的邏輯決定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充斥着的“操縱的需要”和“異化的消費”，甚至是依此為前提。第三，共産主義社會不僅具有遠高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應對與解決現代生态環境問題的優越性與徹底性，而且可以開辟出人與自然之間、社會與自然之間和諧共生的人類文明發展的新的可能性。必須看到，一方面，馬克思對共産主義制度下生态可持續的不斷擴大的人類需要及其滿足情形的論證與辯護，更多是在唯物史觀或人類社會關系視域下進行的，即着眼于一種理想的社會關系構型如何可以更好地解決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之間的基礎性矛盾，而對此的核心性檢驗則是人的全面發展需要及其滿足。據此，馬克思始終都在肯定或歡迎資本主義所帶來的對人類需要的擴大感知和滿足可能性，盡管強烈批評它所采取的特定形式。這意味着，馬克思理論關注的焦點始終是人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自然，也就不宜将其闡釋成為一個當代生态主義者[19]；但另一方面，馬克思在晚年似乎的确更加強調即便在共産主義社會也難以完全實現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關系上基于人類本性及其需要的自由，雖然并非是基于明确的生态限度考量的理由。“這個領域中的自由隻能是：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産者，将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适合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20]。

三、 當代中國的消費社會轉型與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

上述對消費經濟、消費主義和消費社會及其相互關系的生态馬克思主義分析表明，正是資本主義社會中消費的經濟制度依賴和文化意識形态語境共同造成了消費經濟經到消費主義再向消費社會的演進以及現實中三者之間顯而易見的耦合互補關系。相應地，對三者的理論批評和實踐抗拒或超越，既不能單打獨鬥式地孤立進行，也不能脫離它們所共處的資本主義制度基礎與文化環境。依此，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讨論一個理論與實踐意義重大且必須嚴肅面對的話題，即當代中國的消費社會轉型與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限于篇幅，本文将集中分析如下兩個基本問題，即當代中國是否以及在何種意義和程度上已(不可避免地)接近于一種消費經濟或消費社會？倘若如此的話，這對于我們正在緻力于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意味着什麼？或者，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對這種轉型進程構成了一種内在性約束和替代性引領？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們又該如何更充分地發揮它的這種約束和引領作用？

對于第一個問題，即消費視域下當代中國社會的性質，筆者的基本看法是，我國經濟已經在多重意義上成為一種消費經濟，盡管還很難說消費主義已經成為我國主導性的政治意識形态和文化價值以及當代中國社會已經是一個消費社會。

總體而言，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70年尤其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經濟現代化高速發展，我國的經濟結構及其消費領域已經發生了諸多實質性的變化：2019年，我國的GDP總量已經達到100萬億元(約合14.5萬億美元)的曆史最高水平，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日益接近世界中等收入國家的高值(按照世界銀行2018年标準為人均12 055美元)，并将很可能在2025年前後進入世界高收入國家的行列，其中，按照世界銀行标準即成年人年收入3 650～36 500美元和人民币1∶7的保守彙率，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已有3億～4億人，占到全球這一群體人數的30%以上(但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25 974元或3 711美元)(9)；據商務部統計，我國2019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将會達到41.1萬億元，同比增長8%，使得消費的經濟增長貢獻率在60%以上，連續六年成為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其中汽車保有量将會達到2.6億輛，僅次于美國位列第二，汽車銷售量連續10年穩居世界第一(10)；據瞭望智庫的分析數據，2019年，我國的高鐵營業裡程達到3.5萬公裡，占全世界的70%，僅在三年之内就修建了1.2萬公裡，高速公路裡程達到15萬公裡，約是美國的1.5倍，2018年中國的水泥總産量為22億噸，占全球的55%，人均為1.57噸，皆為世界第一(如果去掉中國的話世界人均水泥産量僅為0.29噸)，2018年中國的粗鋼總産量為9.28億噸，占全球的51%，人均為0.67噸(如果去掉中國的話世界人均粗鋼産量僅為0.14噸)(11)；據國際能源署公布的數據，2018年全球能源使用所産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331億噸的曆史新高，增長率為1.7%，不僅遠高于2010年的排放水平，而且意味着碳排放的止升趨降拐點遙遙無期，其中，中國和印度分别增長了2.5%和4.5%，美國增長了3.1%，而歐洲下降了1.3%，日本則是連續第五年下降(12)；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8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達到9 470美元，比1962年的70美元增長了134.3倍，但反映社會财富公平分配程度的基尼系數則長期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2005年為0.42，而2015—2018年分别為0.462、0.465、0.467、0.474)，屬于所謂的“高度不平等社會”(13)；而據有關國際機構統計，2018年在全球私人财富最多的十個國家中，中國名列第二，僅次于美國，各國最富有1%人口和前10%居民占全社會财富的比例，中國分别為30%和67%，高居世界第四和第三(14)，相應地，極具消費文化風向标意義的奢侈品消費，中國的世界占比也在持續提高，逐漸從 2000 年的 1%升至 2017 年的 32%，成為最大消費者來源國(15)。

上述數據無可争議地表明，當今中國已經在物質文化産品消費和自然資源與生态環境耗費方面居于世界較高水平——同時就消耗總量和人均消費量而言，其中許多指标已高于或接近歐盟國家的平均水平。這意味着，當今中國經濟已經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國内大衆性較高水平物質文化商品消費和國内外自然資源與生态環境耗費的“消費經濟”或“物質經濟”，也就可以解釋像“雙十一”舉國購物狂歡那樣的消費神話或傳奇(16)。當然，即便如此，中國的“消費經濟”或“消費社會”與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消費經濟”或“消費社會”仍然有着重大的區别，除了依然相差3～4倍的人均GDP所導緻的大衆消費數量與類型上的諸多不同，更為重要的是，基于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文化價值理念的“消費主義”無疑還不是我國主導性的消費政治意識形态，而社會與生态環境屈從于經濟尤其是資本邏輯與市場鐵律意義上的“消費社會”也并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目标追求。

對此，黨的十九大報告對于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闡述就明确表明了這一點，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僅意味着“物質文化生活方面的更高要求”，也意味着“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日益增長的要求”。尤其是，“我們要建設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要創造更多物質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優質生态産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21]。也就是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或經濟建設的根本目的并沒有改變，那就是努力滿足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溫飽需求解決之後的美好生活需要，但卻不包括那些面向少數人的奢侈浪費性和不合理的虛假消費需要，更不是基于和服務于資本增殖目的本身的非正義生産要求(需要)。因而，無論如何闡釋美好生活需要的具體理論或政策意涵，社會成員主體的基本合理需要滿足基礎上的更全面發展對于經濟生産的目标或統攝地位，應是馬克思主義關于“美好生活需要”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的前提[22]。換言之，可以明确地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基本經濟制度決定了，任何奢侈性、炫耀性、攀比性的揮霍社會物質文化資源(财富)和生态環境容量的過度消費或扭曲消費，都是對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滿足的社會主義生産目的的曲解，都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或不值得崇尚與鼓勵的。而隻要這種消費文化和社會共識或意識形态仍然在我國占據着主導性地位，就不能說我們已經淪入了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消費主義”或“消費社會”的文化與社會陷阱——因為那幾乎必然會導向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的偏離或棄置。

對于第二個問題，筆者想強調的是，當代中國現實生活或大衆日常消費層面上的消費社會轉型，對于我們正在緻力于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既提出了嚴峻的挑戰，也帶來了重要的機遇。簡要地說，當代中國現實生活或大衆日常消費層面上的消費社會轉型的挑戰性在于，無論是對社會消費者主體還是對經濟活動實施者、監管者來說，都很難拒絕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版本的“美好生活幻象”的誘惑或商品經濟鐵律的強制[23]。例如，在現實中，普通消費者日益增長和不斷升級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五花八門的奢侈性、炫耀性和攀比性欲求及其滿足之間，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邊界，而生産經營者則肯定會采用各種合法合理的傳媒營銷手段來盡可能地消弭這種界限，從而赢得(創造)更多的消費者對象和消費需求，甚至國家及其代表政府也會基于政績合法性或财政收入的考量，參與一個片面或無度膨脹的經濟消費領域的形塑。所有這些當然都會基于或經過一種社會文化或意識形态話語的潤色裝飾，而不會是赤裸裸的或面相醜陋的實在[24]，但卻都不會帶來促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後果——尤其是在社會公正和生态環境保護的意義上。

而當代中國現實生活或大衆日常消費層面上的消費社會轉型的機遇價值在于，社會生态文明也許恰好可以因此獲得一個展示自己或自我成長的空間。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作為一種轉型話語和政治——主張生态可持續性考量與堅持社會主義傳統的時代融合，正好可以與這種發生中的消費社會轉型構成一個競争性互動的語境平台，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話語與政治的最終勝出，也将意味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尤其是經濟制度的最終确立。因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可以成為對這種轉型進程的一種内在約束和替代性引領[25]，或者說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高級階段過渡的曆史性推動。這方面一個最具标志性的議題領域或實例也許是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語境下的“綠色生活方式”革新(17)。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到了“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态意識，形成合理消費的社會風尚”，而黨的十九大報告則明确強調“倡導簡約适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對奢侈浪費和不合理消費”(18)，這意味着，作為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目标與前提條件，綠色生活方式以及踐行者的培育、鼓勵和制度性促進将是落實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國家戰略的一個十分關鍵性方面，不僅其内容遠遠超出我們通常所指的個體綠色消費行為與生活風格——如“每周少開一天車”或“主動選購綠色食品”，而且它的真正付諸實施或發揚光大也必将牽涉更為廣泛與深刻意義上的現代經濟生産方式與社會存在方式重塑——緻力于“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空間格局、産業結構、生産方式、生活方式”[26]，從而成為一場一旦啟動便會曠日持久的文明變革之旅。在筆者看來，這樣一種同時包含個體的“需要構成”和社會的“需要滿足方式”的系統性變革，顯然更容易成為對現實生活或大衆日常消費層面上發生的消費社會轉型的有效約束、良性競争和替代性引領，也更有可能最終赢得背後制度的較量。

[注釋]

（1）參見：王雨辰.虛假需要、異化消費與生态危機——論生态學馬克思主義的需要理論及其當代價值[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3)：1-8；徐琴.論生态學馬克思主義對消費主義的批判[J].天津社會科學，2016(4)：52-58.
（2）參見：烏爾裡希·布蘭德，馬爾庫斯·威森.資本主義自然的限度：帝國式生活方式的理論闡釋及其超越[M].郇慶治，譯.北京：中國環境出版社，2019；丹·希勒.數字資本主義[M].楊立平，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李喻.異化與回歸的争議：數字産銷者勞動的解讀[J].東南傳播，2019(11)：25-29.
（3） 參見：世界各國年度GDP增長率，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_overview/g_gdp_growth.html.
（4）參見：王莉，王英茹，劉玫.美國消費驅動經濟增長模式之借鑒[J].石家莊經濟學院學報，2009(5)：26-29.
（5）參見：李俊高，葉胥.消費經濟理論的發展脈絡：回顧、趨勢以及展望[J].經濟問題探索，2017(9)：175-181；尹向東，劉敏.中國消費經濟學發展沿革與研究展望[J].消費經濟，2016(5)：3-8.
（6）參見：陳學明.誰是罪魁禍首：追尋生态危機的根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更一般意義上的對于消費主義興起與發展過程的研究，See BENSON J. The rise of consumer society in Britain, 1880—1980 [M].London: Longman, 1994:4；STEARNS P. Consumerism in world history: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desire[M].London: Routledge, 2001: preface ,9；PENNELL S.Consumption and consumerism in early modern England[J].Historical Journal, 1999,42(2):549-564.
（7）參見：渡邊雅男，高晨曦.資本對消費過程的統制：消費資本論[J].政治經濟學季刊，2019(2)：31-51；陳雪嬌，龐立生.曆史唯物主義與消費社會的現代性批判[J].廣西社會科學，2019(9)：106-110.
（8）參見：瑞士信貸發布“2018全球财富報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4983491487579303&wfr=spider&for=p.
（9）參見：2019年中國人均GDP超1萬美元，之後會發生什麼？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1-01/doc-iihnzhfz9616965.shtml.
（10）參見：消費連續六年成中國經濟增長第一拉動力，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4453737970890736&wfr=spider&for=pc.
（11）參見：2019年中國人均GDP超1萬美元，之後會發生什麼？”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1-01/doc-iihnzhfz9616965.shtml.
（12）參見：2018全球碳排放量創曆史新高，中國二氧化碳排放增長2.5%， http:∥mini.eastday.com/mobile/190326172441644.html.
（13）參見：2018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9 470美元，但貧富差距依然“爆表”， https:∥www.sohu.com/a/337753859_100286180.
（14）參見：瑞士信貸發布“2018全球财富報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4983491487579303&wfr=spider&for=p.
（15）參見：2018年全球奢侈品行業市場份額及消費占比分析， http:∥market.chinabaogao.com/lingshou/04193311O2018.html.
（16）據報道，2019年的天貓“雙十一”營銷活動不僅創下了總成交額2 684億的新紀錄，而且以“新人群、新供給、新消費場景”開啟了一個所謂的“新消費時代”。參見：2019雙十一總成交額PK：天貓2 684億京東2 044億，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us/2019-11-12/doc-iihnzahi0364948.shtml.

（17）參見：何娟.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視域下的綠色生活方式[J].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4)：119-125；周楊.美好生活視域下的綠色生活方式構建[J].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2019(1)：85-91；王奎莉，陳紅兵.馬克思主義生态思想視阈下現代生活觀的生态化轉型[J].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5)：20-26.
（18）參見：胡錦濤.堅定不移沿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 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奮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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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郇慶治，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劉力，beat365官方网站博士研究生。

文章來源：《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