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壇

宋朝龍：制度主義視角下中美COVID-19疫情治理模式差異的深層根源 ——兼論抗疫實踐對完善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意義

【内容提要】烈性疫情因其跳躍式傳播、因其對人類生命和社會根基的破壞，需要總體性的治理模式來應對。新自由主義國家因其強調個人主義、大社會小政府，社會生産及醫療資源為金融資本所支配，中産階級貧困化，國家衰弱，導緻其隻能選擇COVID-19疫情的“有限性治理模式”：自流放任的易感人群保護、由支付能力決定的醫治機會、有限而單薄的社會保障體系、國際義務的回避策略等。社會主義國家政黨的性質、經濟結構、價值導向等等，決定了我國應對疫情的“總體性治理模式”：全覆蓋的易感人群保護、應治盡治的免費醫療、有力的後勤保障系統、國際義務的責任擔當等。疫情治理模式的區别是政治經濟制度區别的表現，疫情治理模式的博弈是政治經濟制度博弈的延申。抗疫實踐對完善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具有路向性價值在于：克服官僚主義，提升先鋒隊政黨的政治動員能力；堅定不移地支持公立醫院、公有制經濟的發展；推動網格化、層級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結合；實現主流輿論場和自媒體輿論場的正向互動；積極應對國際挑戰，提高國家治理的國際輻射效能。

【關鍵詞】制度主義；疫情治理；有限性治理模式；總體性治理模式；

 
 
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是繼1918年西班牙全球大流感之後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全球性重大疫情。烈性疫情治理，需要明确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需要醫治感染患者、保護醫生自身的安全，需要社會物資的有力後勤保障以及防止其他次生災害，總之，烈性疫情的治理需要“總體性”的治理模式。新自由主義國家因其強調個人主義大社會小政府，強調消極自由、守夜人國家，應對疫情總體性治理需求時，有其内在的制度瓶頸，這是西方國家一開始選擇鴕鳥式治理模式，後來在不得不面對的情況下才轉向有限性治理模式的根本原因。我國的政黨性質、經濟結構、價值導向等等，是選擇抗疫“總體性治理”模式的制度根源。抗擊COVID-19疫情給我國國家治理體系提出了嚴峻的考驗，但同時也提供了完善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經驗、路向和契機。

 

一、應對烈性疫情需要總體性的治理模式
 
病菌與人類相伴生，人類文明的發展撬動了病毒世界，烈性疫情具有跳躍性傳播的特征，有可能從根基上撼動社會；重大烈性傳染性疫病的治理需要總體戰的模式。
第一，人類與病菌相伴生的自然必然性。人類的曆史是幾百萬年，而微生物已經存活了若幹億年。人體内外的每個表面都被細菌、病毒、真菌以及其他微生物覆蓋着。科學家們發現人體中存在38萬億個細菌，分布在人們的口腔、皮膚、呼吸道、腸道等部位。這些細菌既能增加人體的免疫功能，保護着人的肝髒、防止衰老、抵抗腫瘤等等，也有可能侵害人體健康。在人體中還包含着380萬億多個病毒。病毒結構簡單，是非細胞型微生物，大小為納米級。很多病毒能夠感染生活在人體内的細菌，它們被稱為噬菌體。人體中每天都展開着噬菌體和細菌之間的戰争。噬菌體會接管細菌中的分子機器并迫使它們産生更多的噬菌體，最後從細菌中爆裂出來并将其摧毀。從人類起源至今，病毒已在人類基因組上留下了數不清的印記，這些整合到人類基因組的病毒DNA 是可以被激活的。病毒可以被用來禦緻病細菌，這種療法稱為“噬菌體療法”。病毒的生物特性還被運用于細胞工程、基因工程、病蟲害防治等方面。病毒可與宿主共存而不引起明顯的疾病，也可能破壞我們體内的健康細菌，成為人類緻命的殺手，例如鼠疫、麻疹、天花等就是由病毒引起的烈性傳染病。
第二，人類文明的發展撬動了病毒世界。牛、山羊、綿羊、豬、馬的馴化也使這些動物身上的病菌成為人類近距離的殺手。人類曆史上流傳的幾種瘟疫幾乎全來自人類自己馴服的動物，如麻疹來自牛瘟，肺結核來自牛，天花來自牛痘，流感來自豬和鴨，百日咳來自豬和狗。歐亞大陸擁有比其他大陸更多的可供馴化的動物，也更易患受這些動物所帶病毒的感染。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瘟疫、肺結核、斑疹傷寒、霍亂、瘧疾和其他疾病，這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傳染病名單，都流行于歐亞大陸。古埃及的壁畫中就畫有患了小兒麻痹症的祭祀。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一書中認為：歐亞大陸東西方向往往位于同一維度，有着類似的溫度、雨量、生境和群落區，病毒更容易在東西方向上傳播，因而使歐亞大陸不同地區的人順次受一些相同病毒感染，因而獲得了大體一緻的免疫能力。而美洲大陸可供馴養的動物比較少，感染到的病毒不如歐亞大陸多；美洲大陸是南北走向的，不同地區具有不同的溫度、氣候，病毒也不統一在不同緯度方向上傳播。布羅代爾認為：唯一可以有可能歸之于哥倫布以前印第安人社會的群衆傳染病是梅毒密螺旋體病。許多病原體也随着時間而演變，由于細菌和病毒的演變，疾病便出現複雜起落。人經過适應而對病原體産生抗體，接着又可能有新的病毒來侵襲。一些病毒在突然爆發後，有時廣泛流行，有時長期處在休眠狀态，甚至永遠消失。随着工業化時代人類對自然界的深入開掘，以及随着消費主義的流行，人類從大自然中獵取野生動物為食，這又為人類帶來新的病毒威脅。野生動物在自然環境中攜帶了大量的病毒，例如非洲綠猴、果子狸、蝙蝠等攜帶 MERS、SARS、H7N9 等病毒，從蝙蝠體内分離的病毒就多達 130 多種。自2001 年以來，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确認了 1100 多起具有全球影響的傳染病事件，來自野生動物的患病發生率随着時間推移正在上升。進入新世紀以來，2003年的SARS-CoV、2009年的H1N1甲型流感病毒、2012年的MERS-CoV、2015年的埃博拉病毒、2016年的寨卡病毒、2017年的H5N7禽流感病毒，不斷給人類社會帶來大範圍的災難。此外，随着人類科學技術的提高，在實驗室制造病毒也成為可能。1972年美國就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個人造病毒。細菌和病毒被運用于戰争，這也是對人類的一個重大的潛在威脅。
第三，烈性疫情的跳躍式傳播。病菌在群體之間的傳播具有跳躍式的特征。農業比狩獵采集的生活方式維持了高10倍到100倍的人口密度，定居生活使糞便和垃圾污染了水源，為病菌從一個人的身體進入另一個人的飲用提供了捷徑。黑死病是人類曆史上爆發流行時間最長、危害最大的瘟疫。黑死病是黑鼠身上的肺鼠疫病毒以跳騷做媒介傳染到人身上的。感染鼠疫的人在極短時間内發生高熱、咳血、呼吸困難等症狀，其身體裡黑紫色，場面十分恐怖。患者從出現症狀到死亡時間間隔一般僅為三四天，同時任何接觸過患者的人也會立即染病，死亡率極高。14世紀流行歐洲的黑死病于1347年首先在意大利發生，後又傳播到法國、英國、德國、俄國等地，于1351年結束，但其在以後的幾十年甚至幾個世紀叫又反複發作。巴黎城于1612、1619、1631、1638、1662和1668年出現鼠疫。當歐洲人在15世紀末建立了統一的世界貿易網後，美洲也随即遭到來自歐洲的新疾病的殺傷。反過來來自美洲的梅毒又以新的形式打擊了歐洲；美洲在16世紀初以空前的速度傳染到中國，而美洲的玉米和白薯卻要等到16世紀末才引進中國。疫病随人類交往範圍的擴大而獲得更廣的傳播空間。公元1世紀，天花由俘虜從印度經越南帶到中國，天花在中國古代也稱“擄瘡”。在全球化時代，随着人流加速流動，任何一場局部的疫病都有可能演化成全球性公共衛生事件，沒有誰可以是安全的孤島，沒有哪個國家、民族和個人能确保自己置身事外。
第四，烈性疫情的對人類生命和社會根基的破壞。希臘大曆史學家修昔底德詳細描述了公元前430年—427年在雅典發生的瘟疫，這次瘟疫使得雅典軍隊的生力軍1/4死亡，連伯裡克利也罹疾而死。雅典稱霸不起來了，最後于公元前335年亡于馬其頓之手。馬其頓剝奪了希臘各城邦的大部分自治權，希臘獨特的文明也走向衰落。曾經不可一世的古羅馬帝國相傳就是因為天花肆虐，以緻國威日蹙。1347—1351年間西歐的黑死病，奪走了當時歐洲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黑死病1348年6月下旬進入英國，1349年5月侵襲英國全境。“在溫徹斯特主教轄區的範海姆，這個由10個獨立村莊組成的英格蘭中部人口最多最富裕的地區，在1348年有3500人，而到了1349年夏天，740個家庭有185個家庭滅絕了，1349年餘下的年份中又有101人死亡，整個地區的死亡率在40%以上;而在劍橋郡的三個村子，人口死亡率分别是53%、57%和70%。”在黑死病到達英格蘭前的1348年，英國大約有人口375萬，到1350年則銳減到了250萬人，黑死病使英格蘭的人口減少了大約三分之一。1720年，土倫和馬賽的鼠疫極其兇猛，馬賽人死了一半以上，街上躺滿了腐爛過半、被狗啃過的屍體。中國古代有兩次大規模的瘟疫，一次是在東漢末年到三國初年，大瘟疫加上戰亂，使當時的6000多萬人口減少到1500萬以下；明末清初的大瘟疫也導緻了數千萬人的死亡。歐洲人帶去的天花、麻疹、霍亂、傷寒、鼠疫、流感、白喉等嚴重的傳染病毀滅了美洲印第安人90％的人口；到1618年，墨西哥原來2000萬左右的人口急劇減少到160萬左右。歐洲殖民主義者為了補足勞動力，這就引起了大規模非洲黑人奴隸的販賣。法國侯爵德雷伊于1880年左右想深入新幾内亞低地地區殖民，結果1000個殖民者在不到3年的時間裡死掉了930人。1918年大流感流感從歐洲蔓延到全世界，奪去了7500萬人的生命，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死去的人還要多。勞拉·斯平尼撰寫了一部關于西班牙流感的著作《蒼白的騎士》，副标題是“1918年西班牙流感如何改變世界”，該書記錄了大流感帶來的死亡、經濟代價以及政治動蕩；在這場疫病的沖擊下，印度數百萬人死亡，引發了獨立運動。
第五，應對烈性疫情需要總體性的治理模式。在烈性疫情面前，每個人都是病毒攻擊的潛在對象。若不能以總體戰的方式對抗病毒，那麼就會造成病毒在人群之中快速、跳躍式傳播，震撼社會的根基。全力醫治感染患者、明确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是疫情總體式治理的幾個主要環節。在疫病面前，如果社會治理不力，會使社會的根基遭到破壞。在中世紀，疫情的破壞會激化各種矛盾，甚至會導緻族群的殺戮。例如，歐洲中世紀黑死病時期的屠殺猶太人。黑死病催生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野蠻的恐懼行為，被黑死病的原因安放在了猶太人的頭上。在黑死病肆虐歐洲期間，民衆發動了對猶太人的屠殺行徑。1290年英王愛德華一世發布驅逐猶太人的法令，猶太人遭到驅逐；直到1656年，克倫威爾領導下的護國政府才默許猶太人移居英國，被驅逐的猶太人在歐洲大陸遭到瘋狂屠殺。由疫情引發的其他災難、社會革命、文明的衰亡等等，也是不可枚舉的。這次疫情無論是從傳播速度還是從廣度來說，都嚴重遠遠超出人們最初的預想。這次新發現的COVID-19新型冠狀病毒是一種全新的病毒，對于它的病毒特性、緻病機制、藥物研究等都幾乎是從零開始；它和2003年的SARS病毒、2012年在中東爆發的MERS病毒的共同特點就是會導緻人類嚴重急性肺炎。病理解剖發現，在重症以及死亡病人中存在多器官感染，除了肺部，心肝腎腸都有病毒感染，說明這個病毒還是一個全身性感染的病毒。如果不加醫治或醫治不力，這個病的死亡率還是很高的。截至3月13日，意大利的死亡率高于6%，伊朗的死亡率高于4%。面對疫情，需要世界各國認真對待，動員全力戰勝病毒。否則，疫情自身的災難以及尤其引發的一系列次生災難，将是不可預期的。
 
二、西方國家COVID-19疫情“有限性治理模式”的制度根源
 
歐洲國家的疫情治理模式，不是以阻擊和消滅疫情為目的，而是以逐漸延緩疫情峰值的到來為目的，希望能拖到夏季，希望溫度升高來消滅病毒。不是盡快隔離易感人群、發現感染者和治療患者，而是以“鴕鳥式”的方式回避、拖延，在不得不面對兇猛的疫情時，被迫采取了有限性治理的模式，也即在群衆自發防禦、疫情繼續蔓延的基礎上，進行有限性的治理，而非阻擊性的治理。這種疫情有限性治理的模式，是西方國家一貫的做法。2009年H1N1疫情爆發時候，美國所采取的治理模式就是如此。2009年3月底，在美國加州爆發了H1N1流感，4月25日世衛組織就宣布H1N1疫情為“國際關注的突發衛生公共事件”，4月26日。美國的防疫舉措總體上沒有産生多大效果，疫情後來完全失控，直到2010年春夏之交才被遏制住。2010年8月，WHO宣布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期結束，此次疫情全球214個國家和地區超過130萬人感染，總死亡人數約為1.8萬人，平均死亡率1.3%。類似這種在事後跟着跑的疫情被動有限性治理模式，早在美國20世紀80年代應對艾滋病病毒時，就表現出來了。今天，艾滋病在全球的流行，和美國最先發現艾滋病病毒時裡根政府的不作為、慢作為有關。
第一，自流放任的易感人群保護。強調此次病毒攻擊的主要人群是老年與具有基礎病的弱者人群，普通人沒有必要過度擔憂。政府認為把公衆的眼睛捂上、耳朵堵上。在中國抗疫進入全面動員的狀态下，西方還放任甚至鼓動民衆自由活動，火車、教堂、婚宴、球賽、馬拉松、總統候選人演講集會，樣樣照舊進行。美國衛生局反智并恐吓老百姓，說戴口罩會增大病毒傳播。紐約州州長公然聲稱新冠肺炎80%都能自愈，就像得感冒一樣，沒必要去醫院。意大利一位剛從三個疫區回來的議員戴口罩進入議會現場，竟然被同僚嘲諷，他一氣之下怒摔話筒。一位瑞士女議員戴着口罩進入國會會場，卻被議長要求摘掉口罩，否則就驅逐出場。當疫情發展到一個新階段的時候，西方政要又抛出疫情蔓延不可避免的論調，以便為政府的不作為辯護。英國首相宣布放棄積極抗疫，抛出“群體免疫力”言論，也即放任忍疫情發展，期待大部分人在感染後獲得普遍免疫。英國官方科學家代表宣稱：“我們需要這些人充分接觸感染它，最後獲得群體免疫，以便徹底阻止該病毒未來更長時間的傳播。”按照英國的群體免疫觀點，英國将會有60%的人口需要感染新冠肺炎病毒以獲得“群體免疫”。英國當局不建議推薦使用口罩，處罰了打口罩廣告商。3月2日，美國CDC突然一反常态，停止公布接受新冠病毒檢測人數、檢測陰性人數等重要數字，并停止發布各州确診人數，隻用“Yes”和“No”來反映該州有無确診。據環球時報3月13日報道：瑞典官方12日決定停止對新冠肺炎确診病例的統計，不再對輕症患者和疑似患者進行檢測，将社會上的疫情幾乎置于放任自流的狀态。這實質上是放棄政府責任，讓以個體的微弱力量去面對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這些國家的很多政要和官方科學家宣傳這樣一種觀點：這個病毒會像季節性流感一樣，每年都有可能爆發，社區将通過免疫，成為最重要的控制它的辦法，國家将在高峰期保護老人和弱勢群體。這種觀點在應對死亡率很低的流感時，似乎還能獲得民衆的原諒。但是COVID-19疫情的死亡率遠高于流感。意大利早期對該病的警惕性不夠，短期内發生了大量的社區内傳播，死亡率曾一度高達6.8%。在疫情日益蔓延、形勢日益危及、民衆日益恐慌和不滿的情況下，西方國家不得不放棄鴕鳥政策，但是也隻是号召民衆自身做好防護，避免大型聚集性活動。但政府本身在患者排查、聯防聯控等等方面并沒有太大作為，以緻在切斷傳播鍊條、保護易感人群上，還存在着諸多空白、疏漏和黑洞。
第二，由患者支付能力決定的醫治機會。在美國，衆所周知的一個現實是看不起病。美國的公立醫院要排隊預約，而私立醫院費用昂貴。美國小夥郭傑瑞在美國發回來的視頻揭示：COVID-19檢測費3200美刀，外加救護車費用1000美刀，合計4200美刀；這隻是檢測的費用，不包括後續治療的費用。一個單純的血液測試和鼻拭子檢測就對民衆收取3270美元，将很多貧民拒之門外。目前，美國新冠肺炎病毒檢測試劑盒價格為3600美元（約合人民币25054元），個人需要支付50%（約合人民币12527元）。這樣的經濟負擔會讓部分民衆選擇不檢測和治療。美聯儲發布的2018年家庭經濟福祉調查報告顯示，有39％的美國家庭連一筆400美元的應急資金都拿不出。美國能夠得到檢測機會的仍然是有錢有地位的上層人士，普通人隻有重症才能得到檢測機會。為什麼美國的醫療費用這麼昂貴？美國的醫療、藥物行業是被金融資本所支配的。如今，能支持美國金融資本霸權的，除了高科技、軍火等之外，一個重要的支撐領域就是醫藥。在美國，不僅醫療資源昂貴，而且面對抗疫這樣的大衆需求，其醫療資源還非常稀缺。美國到目前為止，雖然已經宣布了免費檢測，但是各州仍然存在不少問題，最主要的是檢測試劑供應不足。最近從美國乘飛機回國的華人中，已經出現了多個在美國無法得到檢測，回國之後卻被确診的病例。據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龐星火昨日的介紹，黎某于3月13日與其丈夫和孩子從美國洛杉矶乘國航的CA988客機抵達北京首都機場。這個國内戶籍在重慶的黎某，常年居住在美國的馬薩諸塞州，她自述自己在2月26日至27日在美國參加公司會議，其中一同事後來被診斷為确診病例，然後她自己在3月1日也出現了發熱，自己在3月3日、5日、10和11日在美國就診時，3次申請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都遭到了拒絕，所以她才于3月12日從來到美國洛杉矶乘飛機回到中國治病。在西方所謂“群體免疫”的自發放任政策下，大量人口感染後，一部分輕症患者會在無預警的情況下，驟然進展至危重狀态，且危重患者救治極其困難。從武漢前期經驗和目前意大利、伊朗的疫情發展中，我們知道最大的風險是不加管控的疫情，導緻迅速蔓延，重症患者增多。這種情況極有可能壓垮西方的醫療系統。在這種情況下，已經有西方的專家提出“更長預期壽命”原則作為選擇患者加以治療的依據，也即不是所有患者都加以救治，不是按照“先到先得”原則，而是“更長的預期壽命”作為評估中優先考慮救治哪位患者的因素。意大利麻醉學和重症監護學會已經發布了這樣的“臨床倫理學”建議。
第三，有限而單薄的社會保障體系。美國等西方國家應對疫情的做法，就是政府成立一個應急小組，邀請一些部門的負責人參加，提供咨詢、建議和一些有限的救助政策，然後，剩下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個人自己負責。像美國政府這樣的債務累累的政府，能夠用于抗疫的撥款是有限的。之前特朗普曾宣稱将在一星期之内把檢測能力提高到400萬人，但一星期過去了，他的這一表态并沒有兌現，檢測能力雖然比之前略有提高，每天已經能夠檢測出五六百患者，但相比之前，仍然沒有提高太多，尤其是相對疫情的擴散速度來說，這個檢測能力顯然還是太低了。美國現在仍然沒有做到應檢盡檢，而是有選擇、有條件的在檢測，從而導緻大量應該檢測的人沒有得到檢測機會，從而無法确診。紐約市的醫療機構現在隻能檢測和收治重症患者，輕症患者要求居家隔離，這無疑會造成家庭内的、社區内的傳播。美國人被逼去白宮搞十萬人簽名的請願。美國當地時間3月1日，網民在白宮請願網站上貼出一封請願書，要求美國政府改變現有政策，向新冠肺炎疑似和确診患者免費提供檢查和治療服務；希望美國政府能夠為所有疑似和确診患者提供免費的檢測和治療服務。在英美的媒體上，更是出現新聞評論員，甚至政府公務員公開表示，病毒傳播可能是件好事，能夠緩解醫療體系的壓力。薩特曾經說，鼠疫猖獗無非是使階級關系更加激化，窮人更多地死去，富人更多地幸免。在有些地方鼠疫過後，富人在重返他們的房屋之前，往往先讓一個窮奴仆在那在那裡住上幾個星期，以便确證一切危險均已排除。富人們一聽說有疫病傳染，往往趕緊逃往他們的鄉間别墅。日本、意大利的疫區超市被搶購一空。美國個别地區槍支彈藥的銷量更是翻了300%。整個社會人人自危，開始囤槍自保。
第四，國際義務的回避策略。美國政客和新聞媒體，對中國進行污名化宣傳。認為中國封城是對人權、對人的自由的侵犯，稱中國的方艙醫院是集中營。3月16日下午，在美國疫情治理無力的時候，發了一條推特直呼新冠病毒為“中國病毒”。美國總統将covid-19病毒叫作中國病毒，在用煽動種族主義和仇外情緒的方法，轉移人們對美國政府的不滿情緒。中國為防止向世界傳染，一個半月前，就關閉了一座1000多萬人口的城市；中國不惜犧牲經濟增長，讓14億人戴上口罩盡可能呆在家裡，極其有效地控制了病毒傳染，還為世界提供了許多病例數據與務實經驗。世界衛生組織與多數國家、人群都肯定中國的壯舉，也用各種方式與中國一起抗擊疫情。現在，全世界需要團結。美國作為國力最強大的國家，應該号召大家一起抗擊共同的人類敵人。抗擊新冠病毒是全人類的戰争。美國政府在中國人民衆志成城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時候，不僅不伸出援手，反而落井下石。2010年的H1N1病毒，美國治理不力，泛濫全球，人們并沒有把這叫做美國病毒。2009年12月22日，中國内地一共确診12.3萬例新型H1N1患者，死亡714例,但當時中國政府并沒有進行仇美反美攻擊。回避國際責任和義務，轉嫁危機，這是美國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特點。特朗普鼓吹“美國優先”，不把聯合國放在眼裡，打壓俄羅斯，欺負歐盟，敲詐日韓國，暗殺伊朗将軍，查收叙利亞，挑唆“烏克蘭”，離間土耳其、沙特等國。美國近年來尤其賣力地遏制中國，慫恿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勢力，包圍中國，挑起科技戰、貿易戰、糧食戰、網絡戰等等。美國媒體大肆炒作中國疫情，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轉移美國公衆。美國在抗疫期間的一系列表現，是其一貫經濟、政治、外交政策的延續。
第五，西方疫情有限性治理模式的制度根源。西方國家之所以采用被動有限性疫情治理模式，是其基本經濟、政治、意識形态制度決定的。西方社會在抽象人性論、抽象契約論的文化觀念支配下，奉行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最小政府的國家制度。在所有公民同等權利的基礎上所建立的國家，隻能是底線共識基礎上的最小國家。底線共識，是一種人人都能、都必須遵守的一個共識，這是一個很薄的政治共識。從這種底線共識出發，國家隻是個人權利和契約關系的守護者，隻履行與保衛國家安全、維護公共秩序相聯系的權力。為了防止和限制國家，自由主義按照三權分立的原則來設計國家。“三權分立”使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權力互相牽制，另外，采用聯邦制，也使州政府的權力限制了中央政府的行動能力。美國國會議員甚至比政府官員同樣沒有責任心，他們手裡的撥款權力正成為政治博弈的重要工具。在最小國家的制度安排下，最後導緻了金融資本對個人、社會和國家的支配。國家職能的正常履行就不得不依賴于私人金融寡頭。金融資本是從産業資本、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等職能資本的壟斷融合中産生的大貨币壟斷資本。金融資本積累推動了生産、流通和信用體系的革命，也通過支配專利權、定價權、金融市場、不動産、國債、貨币發行權、國家的公共政策等途徑，确立一套非生産性的、投機性、寄生性、剝奪性的積累機制，通過這一機制，金融資本對市民社會進行了大面積的剝奪，造成了中産階級的再貧困化。工薪階層陷入大面積的失業和債務危機之中。在新自由主義制度理念下，國家被作為極小的、必不可少的惡來對待。人們曾經認為國家是中性國家，是全體公民的守夜人，而實際上，國家成了金融資本的守夜人。國家的行為邏輯是以金融資本的利益為導向的。國家以貨币主義方式幹預市場，通過降息、增發貨币，購買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産。國家背上了沉重的債務包袱。在美國這樣一個金融資本的帝國中心，三億多人口而政府卻欠下二十三萬億的國債。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的行為邏輯是屈從于金融寡頭的利益、削減社會福利、對外轉嫁矛盾。根據美國政治、經濟的基本制度，我們再來理解美國在抗疫中的一系列行為邏輯，就是自然而然的。國家既然沒有意志，也沒有能力按照人民的需求來進行總體性的抗疫行動，而隻能在金融資本統治的一系列約束條件下來采取行動，這就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什麼選擇有限性疫情治理模式的原因。
 
三、我國COVID-19疫情“總體性治理”模式的制度基礎
 
與西方國家先是采取鴕鳥戰術後又采納被動選擇性疫情治理模式不同，我國的疫情治理采取的是總體性治理模式，我國采取的是人民戰争、總體戰、阻擊戰，全力醫治感染患者、明确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各條戰線形成合力，14億人口大國，全國一盤棋，舉國抗疫。疫情得到有力逆轉，成為防控的典範。
第一，全覆蓋的易感人群保護。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湖北省對人員外流實施全面嚴格管控，内防擴散、外防輸出。開展拉網式大排查，摸清底數，堅決遏制疫情擴散蔓延。加強社區、村莊聯防聯控和群防群控，加大流行病學調查力度，織密織牢社區防控網，實行嚴格的網格化管理。各地各部門堅決的服從統一指揮、統一協調、統一調度。基層黨組織幾乎是全部行動起來，廣泛動員群衆、組織群衆、凝聚群衆，全面落實聯防聯控措施，構築群防群治的嚴密防線。醫務工作者、基層幹部、社區工作者、公安民警、青年突擊隊，工會、共青團、婦聯等都組織、動員、參與到疫情防控的人民戰争中去。廣大社工、義工和志願者開展心理疏導、情緒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務。全民普及新冠肺炎知識。英國《柳葉刀》雜志預測說上海最壞的情況是，春節前武漢封城以後，很多人還會進來，傳播力按2.0到2.5之間這樣的數傳播，上海如果不加以防控應該有80萬人被感染，如果防控得還不錯，上海應該最後有8萬人被感染。而實際上，在全覆蓋式的嚴防嚴控下，上海截至2020年3月18日實際感染的人數是361人。中國對易感人群的保護，是成功的，是14億國人共同努力的結果。世衛組織中國考察團負責人、總幹事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曾經說，最讓他震撼的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很強烈的責任擔當和奉獻精神，願意為疫情防控作出貢獻。
第二，應治盡治的免費醫療。中國抗疫，實行應治盡治、免費醫療的原則。短時間内調集全國4萬餘名醫務人員馳援湖北，15天時間建造了雷神山、火神山的兩座醫院。軍隊得調配了330多支醫療隊，41,000多名醫護人員馳援湖北。武漢迅速啟動十幾個方艙醫院，收治輕症患者，境外居然有人散布謠言說這是“集中營”，但方艙醫院的患者開始練起廣場舞、八段錦、太極拳、廣播體操，把老外都看得眼花缭亂，而且随着出院的人越來越多，所謂“集中營”的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中國的科學家在2019年12月30号拿到7個病人樣本後的短短6個星期内，完成了對病毒的分析，當年SARS的時候完成這個程序用了5個月。中國是斷然不會采取這種根據“更長的預期壽命”來采取醫療救治的。中國近5萬醫務人員奔赴武漢，其實就是不願意接受有重症患者不能被救治的狀況。歐洲突然成為疫情的新中心，後續我國仍然面臨較大的輸入性風險。當前中國衛健委已經緊急通知加強全國各地感染科的建設，包括發熱門診、隔離觀察病房、臨床微生物檢測等都已經緊鑼密鼓地在安排中。依靠中國強大的公立醫院網絡，和中國疾控對已知傳染性疾病的快速直報體系，中國戰役一定能夠克服下一步的風險和挑戰。
第三，有力的後勤保障系統。藥品和必需生活物品的集中采購、配送、發放。新疆的水果、東北的大米、山東的蔬菜以及其他地方的一些救援物質陸陸續續的發往了災區。組織19個省份對口支援。從電力、電信、糧油、航空運輸等領域的大型央企，到華為、阿裡、騰訊、京東等大型民企瞬間投入戰鬥。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現在70年的時間裡，建成了獨立、完成的工業和制造業體系，在聯合國所确定的工業類别中，中國具有完備的、技術先進的全産業體系，在在高鐵、網絡支付平台、5G等諸多領域還達到了世界領先水平。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等數字技術，在疫情監測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資源調配等方面更好發揮支撐作用。互聯網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并時時刻刻分享着疫情實時動态。百度、騰訊、中國移動等先後給出了實時的人口遷徙數據，在很大程度上為不同地區的疫情管理提供了參考。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鑽石公主号遊輪，船上發生疫情之後，日本政府救治遲緩，導緻船上發生大面積感染，船在海上漂流，多日無法靠岸。這次疫情期間，我國也發生了一起和鑽石公主号類似的事件，可以體現中國速度和有力的後勤保障系統。2020年1月24日傍晚，天津市委得知中國天津海域上的遊輪“歌詩達賽琳娜号”上面4706名人員，有15人出現發熱症狀。天津市衛健委、市交委、市公安局、港航局、東疆保稅港區管委會以及天津海關進駐遊輪母港，連夜研究處置方案，進入一線臨戰指揮。25日淩晨5時許，濱海新區衛健委11人和海關檢驗檢疫局7人乘船登上“歌詩達賽琳娜号”，分成兩組對全體遊客逐一進行體溫檢測。經過檢測發現，整個郵輪上航行期間前後加起來總計有17例發熱狀況；檢測人員對這17人又通過取喉嚨分泌物的形式進行了采樣，25日上午，由直升機送出檢測。在做好各種有序準備後，20：30左右，遊客開始陸續下船，現場秩序良好，遊客情緒穩定。1月26日零時15分，天津官方宣布，“歌詩達賽琳娜号”郵輪應急處置工作全部結束，此時距第一道命令發出整整24小時。美國庫恩基金會主席羅伯特勞倫斯庫恩指出中國政府展現出的組織動員能力是全球衛生史上前所未見的，其他國家很難做到。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防疫期間訪問中國時曾表示：“中方行動速度之快、規模之大，世所罕見，展現出中國速度、中國規模、中國效率”。
第四，國際義務的責任擔當。此次疫情發生後, 我國科技工作者快速分離出新型冠狀病毒，并公布其基因序列，研發診斷試劑盒，并及時向世界公布。中國專家組攜帶抗疫物資赴意大利、伊朗、伊拉克。援外志願專家團随身攜帶的還有“中國方案”。40餘天内更新至第七版的新冠肺炎診療方案，更新至第六版的防控方案，記錄着中國無數抗疫者的經驗。為了助力更多國家防控疫情，“中國方案”正在被翻譯成更多語言。中國志願專家團成員、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主任醫師錢志平表示，當前，伊朗新冠肺炎确認病例的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核酸檢測與中國患者基本一緻。13日推特上出現了一個西班牙語的“感謝中國（GraciasChina）”的熱詞标簽。在這一标簽下，西班牙網友紛紛對中國表示感謝，認為中國做出了團結、合作的外交榜樣。還有不少西班牙網友趁此機會敦促本國政府像中國一樣采取更強力的抗疫措施。2月12日，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内瓦召開執委會會議，一名歐洲記者問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為什麼這麼多次表揚中國，是不是中國方面對你提出這樣的要求？譚德塞這樣回答：我們不需要取悅于任何人，我們公開贊賞一些國家好的做法有兩個目的，一是鼓勵這些國家繼續堅持正确的政策，二是帶動其他國家借鑒、學習他們的做法。他還指出，在這個大廳裡，在這次世衛組織執委會會議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對中國表示贊賞。中國采取了大規模的措施應對疫情，包括武漢“封城”阻止疫情向其他省市、其他國家傳播。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感歎，到現在為止，中國把99%的發病率完全限制在境内，為國際社會共同解決疫情創造了一個寶貴的窗口期，也為世界防疫事業設立了新标杆。世衛組織總幹事高級顧問艾爾沃德表示如果自己感染了，他希望在中國治療。
第五，我國疫情總體性治理模式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和新自由主義消極國家不一樣的積極國家，中國是一個積極國家，是一個由先鋒隊、使命型政黨領導的積極國家。這種政黨不同于西方那樣一種選舉型政黨，選舉型政黨生存于人民意志的分裂之中，而這種人民意志的分裂是有利于形成金融寡頭對經濟、政治的實際支配地位的。共産黨作為先鋒隊的組織，是人民意志的集中表現，是一個沒有自己特殊私利的政黨。社會主義政權的一系列的組織形式不同于西方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也有利于動員民衆、組織民衆。早在革命戰争時期，中國共産黨就通過軍隊與群衆、武裝鬥争與非武裝鬥争、前方與後方、公開鬥争與隐蔽鬥争、經濟鬥争與軍事鬥争相結合的方式，實現了民族的大動員。黨通過其自身的基層組織、共青團、工會、婦聯等組織，組成一個動員社會的齒輪體系。先鋒隊的黨要以高度的自覺性來克服自發性。列甯就曾指出，自發性與自覺性的争論是“把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之間當前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意見分歧的全部實質都非常清楚地點明了”。這次抗疫的人民戰争、總體戰、阻擊戰中，黨發揮了指揮中心的作用。大年初一，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對疫情防控工作進行再研究、再部署、再動員。2月23日，中央又通過電視電話會的形式召開了全國17萬縣團級以上幹部召開會議。中國共産黨擁有以人民生命安全高于一切的政治理念，強大的組織能力、動員能力和協調能力。社會主義的内核就是用社會聯合所有制取代金融寡頭對社會生産資料和交往資料的私人壟斷，而社會聯合所有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又必然要采取國家所有制的形式，這樣，國家就要執行積極的職能，就要改變新自由主義的極小國家觀念。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既能充分利用市場、充分利用一般職能資本的積極作用來推動社會發展，又能夠避免西方金融資本的剝奪性、寄生性積累及其所導緻的西方社會的一系列問題。在這次抗疫中，國有企業積極參與“兩山”醫院建設、捐贈醫用物資、組織醫用物資生産。在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引領下，集體主義和愛國主義意識深入骨髓；一批又一批的醫護人員、不計生死，不計名利，不計得失，奔赴前方。在社會主義價值觀看來，生命權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人權，這次疫情，我們不計一切代價救治疫病感染者，正是社會主義價值觀的體現。
 
四、抗疫實踐對完善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意義
 
抗疫實踐所凸顯出來的基本經驗，對完善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具有路向性價值。克服官僚主義、提升先鋒隊政黨的政治動員能力，堅定不移地發展公立醫院、公有制經濟，推動網格化、層級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結合，實現主流輿論場和自媒體輿論場的正向互動，積極應對國際挑戰、提高國家治理的國際輻射效能，這些就是抗疫實踐對完善我國國家治理體系所具有的路向性價值。
第一，克服官僚主義，提升先鋒隊政黨的政治動員能力。抗擊疫情的早期确實有官僚主義的問題，出現了一系列遲報、瞞報、诿責現象。記錄顯示，中國首例感染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病人，是55歲的湖北居民，2019年11月17日确診染病。2019年12月中旬密切接觸者之間就已發生人際傳播，而在2020年1月1日，當地公安機關先後對包括醫務人員在内的8名發布“華南水果海鮮市場确診7例SARS”人員以“散布謠言”為依據進行處理。據随後各方公布的報道顯示，此後的1月1-11日已有7名醫務人員感染，12-22日又有8名醫務人員感染，但是，有關部門依然在2020年1月10日向公衆報告“未發現明确的人傳人證據”。防控初期的誤判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公衆甚至是醫務工作者的警覺和防護意識。直到2020年1月20日, 鐘南山先生才公開宣布這種疾病呈現了人傳人的特點。按規定這時就應該逐一向當地疾控中心和政府主管部門報告，同時也應立即向國家網絡直報系統報告。關鍵的問題還是官僚主義，沒有把人民群衆的生命健康擺在首位，害怕疫情輿論影響其他方面的工作和政績等等。在抗疫鬥争中我們的基層幹部隊伍廣泛動員了群衆、組織了群衆、凝聚了群衆，但也有少數幹部表現不佳，不願負責，百般閃躲，臨陣脫逃，造成了極壞的影響，降低了基層組織對群衆的動員、組織、協調、凝聚能力。一些地方的幹部在執行中還确實存在着嚴重的形式主義，例如，山東的監獄、司法系統對抗疫部署表面執行，而并沒有落實到位，結果導緻監獄這一封閉空間内的大面積感染。一些幹部麻痹思想、厭戰情緒、僥幸心理、松勁心态，使一些防疫環節出現漏洞。紅十字會對捐助物資調配不力，捐獻物資分配甚至出現了官員多占先占，醫院後方行政領導的補貼高于一線抗疫醫生的補貼，被媒體曝光，降低了公權力的公信力，給執行黨的群衆路線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要加強幹部的政治素質教育，在幹部選拔制度，要把群衆的意見作為重要的參考權重，在制度設計中體現出來，對在鬥争一線表現突出的入黨積極分子，可火線發展入黨，要切實克服官僚主義，才能提升執政為民的自覺性、公權力的公信力、基層組織對群衆的動員能力。
第二，堅定不移地發展公立醫院、公有制經濟，發揮公立醫院、公有制經濟的治理效能。公立醫療衛生機構始終走在抗疫的最前線，它們體現了公立醫院“姓公姓社”的本色。廣大公立醫院的醫療衛生幹部前赴後繼、不怕犧牲。鐘南山院士曾指出：“醫院與學校一樣，都是絕大多數普通百姓所必需的最為重要的公益事業。既然是公益事業，就應該主要由國家和政府來辦，決不能把其主體交由社會特别是國内外資本來辦。如果其主體是由國内外資本來辦，資本就會很快用高薪把優秀人才從公立醫院和公立學校挖走; 這樣不用太長時間，就會把公立醫院和公立學校搞垮。這樣下去，普通百姓患了複雜的或難治的病就要到民營醫院去看，要讀高水平的學校隻有去民辦學校就讀。這些最重要的民生問題如果在我國得不到解決，就會影響我們的政權鞏固和黨的執政地位。”公立醫院在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事業中發揮了基礎作用。“數據表明，2018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及床位數統計中，公立醫院在機構數量比例中占比36.45%，私立醫院占比63.55%，公立醫院在床位數比例中占比73.66%，私立醫院在床位數比例中占比26.34%;2018年全國各類醫療衛生機構人員數中公立醫院人員數在醫院類别占比77.99%，私立醫院占比22.06%;但是，全國醫療服務工作量統計中，公立醫院卻在醫院類别占比85.20%，私立醫院僅占比14.80%，而醫院醫師擔負工作量統計中卻相差不多(公立醫院醫師日均擔負治療人次為7.5，私立醫院為5;公立醫院醫師日均擔負住院床日為2.6，私立醫院為2.5)；在總的醫療服務情況統計中，公立醫院占總治療人次數的85.2%，私立醫院占比14.8%。”這些數據表明，公立醫院為人民生命健康事業提供了基礎的保障，公立醫院的服務工作量和人均工作量都高于私立醫院。但近年來，某些輿論強調控制公立醫院的建立和發展，大力發展私立醫院。有些地方在實際上取消了社會主義的公立醫院，限制和削弱公立醫院的發展。“數據顯示，近十年來，近十年來，公立醫院在2013年數量達到最高峰，為13396家，此後五年裡，平均每年減少270多家，具體來說即是截止2018年底，我國公立醫院數量為12032家，相對于2014年總數量減少了1264家，而相對于公立醫院日漸萎縮的趨勢，私立醫院在2015年-2018年期間，共增加6459家，平均每年增加2153家。這其中的原因是在片面的理論主張的指導下，在規劃、稅收、服務能力建設等方面對私立醫院的傾斜和對公立醫院的限制”。在社會主義社會裡，醫院以人民利益為中心，應該克服惡行競争，把病人作為賺錢工具。在醫患關系中，病人和醫院處于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狀态。媒體曾多次報道，一些民營醫院故意給患者做套，故意誇大病情，小病說成大病，開列虛假檢查單，做不必要的手術等等。西方醫改已經證實，把醫療衛生事業全部私有化，隻會增加人民群衆的就醫成本，隻能讓少數的資本控制者獲益，不能獲得人民群衆的認同。“我們開辦醫院的目的是為了更好地為人民群衆解決看病問題，新時代的中國醫療體制改革方向應該是不斷加強公立醫院和藥店(含公立互聯網醫院和藥店)。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先進做法，如瑞典所有藥店均為國有，就不存在出售假冒僞劣藥品的問題。”公立醫院是我國公有制經濟中的一部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公有制主導的多種經濟成分并存制度，避免西方那樣因金融資本寡頭支配經濟基礎而導緻的社會和國家的貧困化，是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效能的基本條件。國有企業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基礎力量。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歸根到底是公有制的優勢，沒有了公有制，如果全部私有化了，就和西方國家一樣了，社會動員就困難了。如果醫院全部私有化了，那麼在重大疫情面前，國家動員将會遇到極大的困難。
第三，推動網格化、層級化和垂直管理的結合。首先，網格化管理。這次抗疫實踐中，體現了社會網格化管理的力量。社區、村莊、企事業單位等，都是社會網格中的一個個實體，這些網格實體各負其責，各自守好自己的邊界，防止彼此的疫情輸出、輸入，各自做好内部的宣傳、動員、檢查，14億人口的大國，人人都被納入這樣一個個的網格化實體中，這是抗疫能夠取得成功的基本條件。其次，層級化管理。從中央的戰略部署、國家意志，要和各地地方具體情況相結合加以實施，離不開層級化分工。物資調動、交通管制、信息彙總、秩序保障等等社會管理職能，都不是隻靠網格化管理能夠實現的，必須要根據具體的職能性質做好層級劃分，如果把社會化的職能歸結到管理階梯的一定層級中去。最後，垂直管理。各地方衛健委不必再層層報送，垂直上報國家衛健委，增加專家科研的社會治理導向和社會行政治理的專家意見科學導向，增加專家治理與行政治理的結合程度。通過網格化、層級化和垂直管理的科學劃分、有機結合，提升國家治理的能力。
第四，實現主流媒體和自媒體輿論場的正向互動。要徹底端正思想路線，真正營造一個自上而下講真話、做實事的環境和氛圍。“封、堵、防”的輿情治理理念，會使民衆産生負面的社會心态，造成主流媒體在與社交媒體、“體制内輿論場”和“民間輿論場”的分歧。要實現主流媒體與自媒體輿論場的正向互動，需要正确處理民衆合理意見與自由主義輿論誤導之間的區别。在反官僚主義的場合，有些民衆往往會被自由主義所裹挾，這時候官方媒體要做好正确的應對。一方面，官方媒體要關注民衆呼聲，批判社會主義政治生活中的官僚主義表現，在發揚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上反對官僚主義。另一方面，主流媒體頁要揭示自由主義中形式自由、抽象自由自身的内在矛盾。抽象的自由主義隻看到抽象個體的自由，而凡是跟集體主義、跟有組織的集體行動相關的具體自由，抽象自由主義者都是看不到的，是不願意去描述的。例如，這次抗疫實踐中，基層共産黨員、醫生護士的奉獻精神、犧牲精神，自由主義者往往看不到，不去闡釋和宣傳。在集體主義精神面前，自由主義就淪為虛無主義，而自由主義所贊揚的抽象自由秩序，例如，美國那樣的形式自由、抽象自由制度，在抗疫面前又表現得差強人意。抽象自由主義贊揚抽象個體之間的契約自由，而契約自由真實地隐藏着金融資本的統治，這是自由主義者所看不到的。隻要注意去揭示抽象自由主義者在實踐上的矛盾，一定可以把民衆從自由主義的裹挾中争取過來。總之，要實現主流媒體和自媒體輿論場的正向互動，就要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揭露和批判社會主義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官僚主義表現，同時揭示抽象自由主義對集體主義的虛無性一面，揭示自由主義的口頭标榜與其現實實踐之間的差距。這次抗疫實踐展示了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力量，也展示了美國那種抽象自由應對疫情的乏力。主流媒體有能力在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上争取民衆，實現主流媒體和自媒體輿論場的正向互動的。
第五，積極應對國際挑戰，提高國家治理的國際輻射效能。治理模式的博弈是各國政治經濟制度博弈的延申。正如戰争是政治的繼續，戰“疫”模式也是各國政治經濟的繼續。西方中心論、對中國制度和文化的偏見，一直都是存在的。隻是現在因為這次疫情，給了這些要素一個新的發酵的機會。中國爆發新冠疫情之後，美國先是試圖操控世界衛生組織，企圖将中國劃為“疫區”，從而強行切斷中國與外界的經貿人員往來。繼而，美國政界和輿論界同聲指責中國制造了疫情。華爾街日報刊登大幅文章聲稱中國是“東亞病夫”。黃禍、“中國病毒”、病毒“中國制造”等标簽出現在西方一些重要的媒體中。在他們眼中，中國怎麼做都是錯的；控制疫情是“違反人權”，疫情失控是“治理失敗”。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我們有非常正面的評價。第一次被整個中國模式給震撼了，美國做得很糟糕。西方也有很多有識之士，可以團結他們。世衛組織總幹事的感歎，到現在為止，中國把99%的發病率完全限制在境内，為國際社會共同解決疫情創造了一個寶貴的窗口期，也為世界防疫事業設立了新标杆。中國與美國應對疫情模式的差别，實際上是兩種制度的延續和表現。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要積極應對國際挑戰，提高國家治理的國際輻射效能。
 
五、小結
 
本文從制度主義視角，分析了中西COVID-19疫情治理模式差異的深層根源，并分析了抗疫實踐對完善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價值和意義。烈性疫情因其跳躍式傳播、因其對人類生命和社會根基的破壞，需要總體性的治理模式來應對。新自由主義國家因其強調個人主義、大社會小政府，社會生産及醫療資源為金融資本所支配，中産階級貧困化，國家衰弱，導緻其職能選擇COVID-19疫情的“有限性治理模式”：自流放任的易感人群保護、由支付能力決定的醫治機會、有限的社會保障體系、國際義務的回避策略等。社會主義國家政黨的性質、經濟結構、價值導向等等，決定了我國應對疫情的“總體性治理模式”：全覆蓋的易感人群保護、應治盡治的免費醫療、有力的後勤保障系統、國際義務的責任擔當等。疫情治理模式的區别是政治經濟制度區别的表現，疫情治理模式的博弈是政治經濟制度博弈的延申。克服官僚主義，提升政治動員能力；堅定不移地支持公立醫院、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網格化、層級化和垂直化管理的結合；推動主流輿論場和自媒體輿論場的正向互動；要積極應對國際挑戰，提高國家治理的國際輻射效能。這些就是抗疫實踐對完善我國國家治理體系所具有的路向性價值。
 

作者簡介：宋朝龍（1977-），beat365官方网站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副院長。研究方向為德國古典哲學、科學社會主義、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價值研究”（18BKS087）和教育部重大專項課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問題和基本理論”（19JZDZ015）的階段性成果。

文章來源：《理論探讨》2020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