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身經曆新冠疫情這樣的事件，我們可以去讨論、質疑甚至批判阿甘本的例外狀态理論，甚至還可以打造一個能夠更好解釋新冠病毒的例外狀态理論，一個更具有建構性、建設性色彩的版本。

例外狀态并非都是主權者的陰謀

新冠肺炎疫情作為一個生命政治事件，它催生的例外狀态跟納粹主義、恐怖主義、内戰、外敵入侵、氣候變化等事件催生的例外狀态不一樣。我覺得，阿甘本頭腦裡一直有納粹主義的陰影，一直有集中營，他擺脫不了納粹主義和集中營的東西，也就沒辦法真正進入新冠病毒帶來的例外狀态中。阿甘本的例外狀态是預設好的、模式化的，不是一種客觀的、真實的緊急狀态或特殊狀态，而是作為主權者治理術的、被主權者宣告的、具有濃厚主觀色彩的社會狀态。在他看來，沒有主權者就沒有例外狀态，探讨例外狀态就沒有意義。

其實，并不是所有的例外狀态都是主權者的詭計或陰謀。因此，我們一定要區分客觀的、真實的例外狀态與故意的、虛拟的例外狀态，必須看到新冠病毒帶來的例外狀态的客觀性、真實性。這是我們構建例外狀态理論新版本的前提。

這種客觀的、真實的例外狀态是彰顯政治、科學與社會大衆無奈感的社會狀态。并不是所有的困境，人們都能夠不付出任何代價、不作出任何犧牲地解決。很多人過度地想讓政府角色扮演得完美，一切盡在操控中，這會陷入理想主義的窠臼中。即使政府提前意識到新冠病毒會在全球傳播，也很難采取強有力的措施迅速阻止疫情傳播。應該強調這種無奈性，看到被逼無奈的應急性選擇，理解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平時不能理解的做法，比如封城、隔離、必須戴口罩、扣留防護物品、采取強硬措施等。

高貴體現在保衛了多少人的生命

病毒帶來的例外狀态必然是以保護生物性生命為根本價值準則的社會狀态。阿甘本批判政府宣告例外狀态、社會大衆接受例外狀态，是因為他認為人們為了健康、活着而放棄了人之為人的精神性的東西，比如自由、人權、愛情、友誼等。

面對新冠病毒的肆虐，談精神的高貴是無力的，因為這種事件下的高貴就體現在保衛了多少人的生物性生命。在此時，哲學家去扮演推崇精神生命的角色，必然遭人嫌棄，逆行的醫生、護士必然成為受人尊敬的高貴者。哲學家如果認為政府為了生物性生命而侵犯了他們的自由或精神生命，不合時宜地強調“生命誠可貴，自由價更高”，這其實是一種僞善。跟那些已經被傳染而受疾病困擾、甚至被死亡威脅的人講精神價值層面的東西，這會是多麼無力？哲學家應該把崇高的話語權、把崇高者的稱呼賦予那些逆行的醫生和護士，那些将自己的身體或者生物性生命暴露在病毒面前的工作人員，而不是試圖從精神生命的角度界定何謂崇高。

沒有進入例外狀态的社會真的美好嗎

在其理論中，阿甘本設定的是惡的例外狀态和善的法律狀态的對立：在非例外的法律狀态下，主權者被法律所制約規範，不可能觸碰人的生物性生命；在懸法的例外狀态下，主權者是可以随意侵犯人的生物性生命而不違法的。

新冠肺炎疫情這樣的事件說明，例外狀态是不能完全獨立于法律狀态的社會狀态。例外狀态下的社會沒有那麼糟糕，法律狀态下的社會也沒有那麼好。把非例外狀态下的社會看得太美好，自然就會恐懼于、憂慮于例外狀态常态化，憂慮于無“法”規制的權力溢出。難道沒有進入例外狀态的社會，真是無限美好的社會嗎？真是充滿自由、民主、法治的社會嗎？

與其憂慮例外狀态下的無法或者權力的溢出，還不如憂慮資本邏輯帶來的政治腐敗、貧富分化、生态困境、人的孤立等這樣的常态化的社會問題。我認為西方左翼保持自己的批判特質，不能隻是批判政府權力對個人自由的限制，不能隻是批判主權者在特定事件中把每個人都變成赤裸生命，而應着力于批判一直存在的赤裸生命的不平等。在病毒面前，人們隻是在可能被傳染面前是平等的，但在防止被傳染、在檢測治療方面并不平等。這是正常狀态下也就是阿甘本所設定的法律狀态下的社會問題的延續，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一直沒有解決的問題。

走出例外狀态的希望在哪裡

權力溢出大行其道，例外狀态常态化，是無法挽回的結局，這是阿甘本的結論，無疑是悲觀的結論。之所以如此認定，還因為他制造了惡的主權者和可憐的、無知的、被操控的“赤裸生命”的對立。保持對權力的必要警惕，批判反思政府集權的做法，這沒有任何問題，我們也應該尊重。

我批判阿甘本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把馬克思和福柯開創的具有現實性和希望性的哲學完全抽象化了，把很有說服力并且指明了未來希望的哲學變成了對主權者的純粹批判哲學而讓人看不到出路。這是哲學的退縮或倒退。

福柯對權力的分析與馬克思對資本的分析有異曲同工之妙，他們都把研究對象看作“關系”而不是“實體”。每個人都是權力的主體，也都是權力的客體，都是權力的實施者，又是被權力執行的對象，權力實際上是人與人的一種關系。權力（和資本）之所以出現問題，歸根結底是因為我們的關系不由我們自己來支配，它成為外在于我們的、支配我們的力量。隻要改變我們的關系，改變醫生和病人、老師和學生、政府工作人員和社會大衆的關系，我們就能解決權力問題。

我們的對手不在于某種神秘化的、無法克服的力量，而在于我們自身，這樣的批判實際上是給人希望的，是有未來出路的。因此，我們應該轉變對主權者或權力的模式化（實際上必然是抽象化）理解，人一定會改變自身，改變關系，改變權力和資本，讓其服務于人，這才是希望之所在。

換一個角度看新冠病毒帶來的這種例外狀态，它說不定會使更多人從“赤裸生命”走向真正的“精神生命”的狀态——更多的人會去沉思，去思考愛，思考友誼，思考醫患關系，思考師生關系，思考人與人的關系到底應該怎麼樣處理。我們也許會盡最大可能擺脫生物性需求的支配而追求精神性生活的富足，我們會賦予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以精神性，這個例外狀态版本的落腳點在這兒。

作者簡介：陳培永，beat365官方网站副院長、研究員

文章來源：《社會科學報》，第1706期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