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8年5月舉行的第八次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在開篇部分就對生态環境變化與文明興替的關系做了系統闡述。[1]在他看來，其一，古今中外的人類社會文明興衰實例充分表明，良好的生态環境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根基，生态環境變化直接影響着文明的興衰演替；其二，馬克思恩格斯的人與自然關系思想早已清楚地闡明，人類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歸根結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須呵護自然，不能淩駕于自然之上；人類必須在同自然的良性互動中生産、生活、發展，人類善待自然，自然也會饋贈人類，反之，受到傷害或虐待的自然就會對人類進行報複，因為終究是“人靠自然界生活”；其三，曆史悠久的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擁有豐富的生态文化與生态環境治理智慧。一方面，中華民族向來尊重自然、熱愛自然，《易經》《老子》《孟子》《荀子》《齊民要術》等傳統文化典籍，都強調了要正确對待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觀念，另一方面，我國古代很早就把關于自然生态的觀念認識上升為國家管理制度，專門設立了掌管山林川澤的機構，制定政策法令，即“虞衡制度”；其四，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新時代黨和政府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将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重要一環的基本理據，就是因為，我國環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統脆弱，污染重、損失大、風險高的生态環境狀況還沒有得到根本好轉，并且獨特的地理環境加劇了地區間的不平衡。也正因為如此，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圍繞推進生态文明建設所開展的一系列開拓性工作、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進展，都同時具有生态興與文明興的雙重意蘊。

因而，“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是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一個基礎性重要論斷[2]，集中體現了對生态環境條件對于人類社會文明生存延續與長遠發展重要性的深刻認識，以及對當代中國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重大意義的深刻認識，同時是一種唯物辯證的自然生态觀和哲理深邃的人類文明史觀。

（一）

如果拘泥于較短時限或狹窄的空間範圍，尤其是當代工業文明和城市文明，那麼，我們更多看到的很可能是同一枚硬币的另外一面，即人類社會文明對自然生态環境所造成的巨大影響，近年來廣泛讨論的“人類世”或“人新世”概念就是這方面的最好例證[3]，強調當代人類社會活動所導緻的對于整個自然界的包括生态系統在内的地質性改變。然而，從整個人類文明史演進的宏觀視野來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曆史地看，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古今中外，這方面的事例衆多”[4]。

從最寬泛的意義上說，人類社會文明是一個地域及其特定時代的人與自然關系和人與人關系的有機整體或總和。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分别聚焦于一個社會的特定構型的人與自然關系或人與人關系，來理解這個社會的文明性質和特征。比如，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我們既可以把自古至今的人類社會文明史劃分為包括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等在内的不同文明發展階段，其中所彰顯的是人類社會關系自身的不斷調整、變革與重建，也可以把迄今為止的人類社會文明史劃分為包括狩獵采集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生态（文明/産業）社會等在内的不同文明發展階段，其中所彰顯的是人類社會中人與自然界之間物質依存與變換方式的曆時性改變。很顯然，世界各國和種族民族的文明演進，并非都是以同樣的方式經曆了上述各個階段，而且，這兩種劃分方法之下的某對文明形态之間，其實存在着某些方面的關聯甚或對應性，比如狩獵采集社會與原始社會。特别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今天所讨論的生态文明就更多是一種人與自然關系變革視角下的理解或區分，盡管這當然意味着社會關系層面上的深刻與系統性改變。[5]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才強調指出，“生态文明是人類社會進步的重大成果……生态文明是工業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産物，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要求”[6]。

單純從人與自然界之間的物質變換方式和生态聯系方式來說，狩獵采集文明或原始社會，很可能是一種最合乎自然生态法則或規律性要求的文明。較為落後的社會生産力（尤其是在經濟總體規模、經濟産品産業結構複雜性與技術工藝水平方面），幾乎注定了它隻能以更加依賴和順從周圍自然生态的初始性狀态及其客觀約束的方式，來組織社會生産與生活，其典型的文明生存狀态是在大自然間四處遊走、“逐水草而居”。而這也就決定了，這些初始文明的共同特征，是它們與當地自然生态特質的内在一緻和對整體自然生态多樣性的高度契合，而且同時體現在一個文明的經濟社會層面和文化價值觀念層面（比如滲透到社會方方面面的高度本土化的自然圖騰或宗教崇拜）。

然而，狩獵采集文明的明顯缺陷，或者說它之所以被稱為原始文明，除了其中人類社會關系層面上的過于扁平化或“未分化狀态”——基本上是圍繞比較簡單的狩獵與采集活動和界限依然不夠清晰的家庭（族群）活動而建立起來，還直接體現為這種物質變換方式及其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社會經濟架構對于外部自然力量的嚴重依從性，以及由此所帶來的文明本身的極其脆弱性或不确定性。可以說，如果沒有曆代考古學界的持續性努力及其成果發現，我們恐怕很難有機會欣賞到那些往往是昙花一現的遠古人類文明的“芳容”，甚或确信它們的存在。比如，我國夏商周之前的“三皇五帝”時期以及更早以前的古代文明。也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對生态環境保護和生态文明建設重要性的重視，絕不意味着主張回返狩獵采集文明，或者對它做任何意義上的浪漫化闡釋。

農業文明或封建社會的文明變革意義，同時體現在它以農業為絕對主導的新型的人與自然界物質變換方式和城鄉集聚的社會存在方式。後者的出現，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類社會應對外部自然界力量的嚴酷性（比如先天不利的生态環境地理條件與自然資源匮乏）與不穩定性（比如自然氣候與氣象的異常性改變）的能力，而且大大豐富了人類社會内部的社會經濟關系形态與文化價值觀念生産傳承，尤其是較為穩固的以家庭和宗族關系為基礎的農村社會、時常出現的較大規模和繁華喧鬧的城市、逐漸成型與成熟的國家政府制度等。而就前者而言，農業作為一種新型的人類社會經濟（産業）形态和勞動方式，一方面實質性地提高了人與自然界物質變換中的人類主體性和自主性，比如所有權相對穩定且品質整體上得到較好保持的耕地、種類長期保持穩定的人工培育農作物品種、基于當地自然生态條件形成并得到代際傳承的耕作技術與産品加工技藝等，從而可以做到更有力地與更可持續地支撐較大規模的和較具連續性的人類社會文明。另一方面，至少相比于後來的工業化生産與經濟來說，農業經濟維持和發展的一個前提性條件，是對于當地自然生态環境禀賦的充分認知、順應與尊重，即所謂的“因地制宜、适時耕作”，而農業生産與消費本身所秉持的首要原則，是“取之有時、取之有度”，而且更接近于一個“從大自然中來、到大自然中去”的循環往複過程——尤其是就它的生産要素投入和消費殘餘排放而言。正因為如此，有理由認為，建立在農業生産與經濟基礎上的古代農業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其實是一種合生态性程度很高的古代文明，甚至可以泛稱為生态文明[7]。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指出，“我們的先人們早就認識到了生态環境的重要性”，“我們中華文明傳承五千多年，積澱了豐富的生态智慧”[8]。

當然，農業文明或封建社會也有着不利于甚至反生态的一面，尤其是對農業主導地位的過度推崇或偏重所導緻的對于所處自然生态系統中某些元素的漠視或傷害，久而久之會動搖甚至毀壞作為農業社會或文明根基的自然生态基礎，而這正是包括古代埃及、古代巴比倫等在内的許多古代地域性文明走向衰敗乃至最後消失的根本性原因。對此，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4月26日在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2018年5月18日在第八次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2019年9月18日在黃河流域生态保護與高質量發展座談會等場合所做的系列重要講話中，從中華文明史演進的視角做了深刻的闡述。他着重強調的是，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源頭活水，而地處上遊、曾經一度燦爛輝煌的古樓蘭文明，其實是離不開當時林木繁盛、水草豐美的周圍生态環境的，但長期性過度發展的農牧業、林木砍伐、人口超載等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河湖萎縮幹涸、草原退化沙化，卻使得它不斷衰微沒落，直至最後被無際流沙埋沒；從更大的範圍來看，河西走廊和黃土高原也曾經是水草豐茂、物産富足，而曆朝各代的持續性毀林開荒、亂砍濫伐，則使得這一廣大區域逐漸走向湖泊減少、河流幹涸、沙化加劇，結果是經濟逐漸衰落；而從全國範圍來看，西部地區生态環境的漸趨貧瘠惡化，不僅直接或間接導緻了我國經濟中心自唐代中葉以後的向東、向南轉移，而且成為我國整體性生态安全的重大薄弱環節。[9]不僅如此，他甚至還嚴肅指出，“我們也要清醒看到，黃河一直體弱多病，水患頻繁，當前黃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困難和問題”，“我講過‘長江病了’，而且病得還不輕。治好‘長江病’，要科學運用中醫整體觀，追根溯源、診斷病因、找準病根、分類施策、系統治療”[10]。

以工業化和城市化為“兩大支柱”的現代工業文明，不僅帶來了人與自然界物質變換能力和經濟規模的前所未有的擴大，從而使得社會物質财富的大量湧現和普通民衆的舒适甚或奢華消費成為可能，其中現代科學技術扮演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加速器或“魔術師”的角色，而且導緻了往往是伴随着傳統鄉村以及相關産業漸趨沒落的工商業城市及其生産生活方式的崛起與不斷擴展，直至最終占據整個現代社會或文明的壟斷性地位。而同樣需要明确的是，這種物質性生産力與人類生産生活方式劇變的一個曆史性後果，同時也是使這種劇變真正成為可能的一個重要推動性和保障性力量，就是現代資本主義制度體系的逐漸确立——其核心是以生産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體制和以多黨競争為主要特征的民主政治體制。因而，正如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所揭示的，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和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至少在歐美國家範圍内是同一個曆史進程的不可分割的兩面。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資本主義制度宰制之下的現代工業文明和資本主義國際秩序掌控之下的工業文明向全世界擴展，不僅不可能是一個社會公平公正與國際平等團結的過程和結果，而且必然要以各種形式的不平等、非正義和犧牲剝奪作為必需性前提，而這樣一種社會内在性矛盾終将會導緻資本主義社會存續基礎的衰敗坍塌，并被一種全新的社會主義社會所取代。

完全可以說，馬克思恩格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其實已經包含着明确的生态維度，而當代世界各國的生态馬克思主義者和生态社會主義者為揭示闡發這一科學思想做出了突出貢獻。概括地說，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本性注定了它會像貶損社會公正與平等一樣歧視生态可持續性，因而社會的非理性和生态的非理性都是資本主義經濟理性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結果。相應地，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危機和生态危機一樣，都是其現實發展過程中無法避免甚至不可或缺的現象與環節。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觀點，就是美國生态馬克思主義者詹姆斯•奧康納所提出的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着“第二重基本矛盾”的看法[11]。

由此可以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所批評的建設現代化國家的“美歐老路”[12]，實際上包含兩個層面上的意涵：一是人類對于現代化建設認識和實踐的時代局限性問題，二是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本身的内在缺陷問題。前者所指的是，我們作為一個後發展國家，理應主動吸收借鑒歐美工業化國家在生态環境保護與治理上的成功經驗和教訓，尤其不能重複它們已經犯過的經濟技術領域和公共管理政策上的諸多錯誤。而後者所指的是，中國的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發展，意味着我們既不可以長期忽視現代化經濟社會建設過程中所帶來的或變得日益嚴重的生态環境問題，也不能簡單采用“生态資本主義”甚或“生态帝國主義”的方式——比如污染物與産業的地域間或國際轉移——來應對解決這些問題。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才強調指出，“中國現代化是絕無僅有、史無前例和空前偉大的”，“我國的生态環境矛盾有一個曆史積累過程，不是一天變壞的，但不能在我們手裡變得越來越壞，共産黨人應該有這樣的胸懷和意志”[13]。

而至少同等重要的是，我們今天來思考生态環境與人類文明發展之間的關系，絕不能離開一種全球性的視野和立場。必須承認，經曆了始于少數歐美國家的數個世紀之久的現代工業與城市文明的發展，人類社會尤其是現代工業文明對地球生态環境的無處不在的不利影響，已經是一個不争的事實。在包括城鄉環境污染、江河湖灣水域污染、生物多樣性銳減、水土流失與荒漠化、近岸海洋污染與海洋生态功能退化等在内的冗長生态環境難題清單中，已經産生最廣泛社會影響的是全球氣候變暖及其應對議題。盡管國際社會對于全球氣候變暖的準确幅度和具體發生機制，尚存在科學意義上的争論或歧見，對于人類社會可以和能夠做出的抑制性舉措以及責任分擔，也存在着更多是緣于各自利益考量的不同态度或立場，但相當肯定的是，歐美社會所主導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生産生活方式及其全球性蔓延，已經成為我們所賴以生存的地球生态環境的重大影響性力量，而且往往是在負面的意義上。

因而，當代人類社會最需要關心或讨論的，并不是經曆了數千年社會（經濟/科技）文明發展史、數個世紀工業（城市）文明發展史之後所達到的關于自然生态倫理認知或踐行（德性）的文明高度，而是必須要面對一個“不願面對的真相”[14]：即人類文明似乎正在觸及它所一直追求的“自然的人化”的極限或反面，也就是“地球的邊界”[15]。換言之，當人類社會越來越接近于一種看似處在自身掌控之中的地球文明的同時，卻在遭到地球所不斷發出的關乎人類文明未來的最嚴厲警告，即生存還是毀滅。

馬克思主義者當然不承認任何脫離社會結構及其動力機制分析或低估人類社會繼續進步可能性的天然界限，但地球生态環境的現狀及其未來展望所必然會帶來的“天花闆效應”，卻已成為我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重要約束性前提。我們必須意識到，一方面，無論是“新三步走”階段性目标、“兩個百年”長遠目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宏大目标的制定實施，還是“五位一體”總體部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運籌帷幄，都需要自覺順應和立足于這種“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的生态文明史觀，認清大勢、順勢而為，方可行穩至遠、功成業就。另一方面，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重要層面的生态文明建設，所緻力于的已不再簡單是克服傳統現代化過程中幾乎必然會帶來的各種生态環境問題，而是社會主義政治與生态可持續性考量的一種中國式時代融合，所着眼的已不再僅僅是實現中華文明自身的世紀複興與重新崛起問題，而是如何對世界各國和人類文明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因此，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必須成為一種基于我們對整個人類文明未來和地球健康負責的新認知、新責任意識和新貢獻的現實努力。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明确指出的，“建設生态文明關乎人類未來。國際社會應該攜手同行，共謀全球生态文明建設之路，牢固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意識，堅持走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發展之路。在這方面，中國責無旁貸，将繼續作出自己的貢獻”[16]。

（二）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的重要論斷，其實質是闡明了一種充分承認和尊重自然生态環境對于人類社會文明生存延續與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性作用的“生态文明史觀”，是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關于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社會基本矛盾思想、社會發展客觀曆史規律思想等的繼承與發展。而社會主義當代中國與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信奉和堅持這種生态文明史觀的基本要求或體現，就是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它是關系到我們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長遠大計、千年（秋）大計、根本大計。

對于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建設美麗中國的重大意義，黨的十八大報告在第八篇章的開頭部分就明确指出，“建設生态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17]。随後，它基于我國現代化發展所面臨着的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态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強調必須從樹立新的生态文明理念（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和把生态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兩個方面着手開展工作，從而逐步實現建設美麗中國和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長遠目标。黨的十九大報告則在第九篇章的結尾部分強調指出，“生态文明建設功在當代、利在千秋”[18]。随後，它呼籲全黨全社會牢固樹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觀和推動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從而為保護生态環境作出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可以說是對黨的十八大報告所做論述的呼應與進一步闡發。此外，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5月在第八次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上的講話，開篇即強調指出，“生态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根本大計”[19]，而2019年10月31日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則在第十部分開頭再次重申，“生态文明建設是關系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20]。

可以清楚看出，盡管在措辭上略有差異，但這些闡述的主旨是非常明确的，即高度強調生态文明建設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國家重大戰略，對于當代中國人民生活福祉和未來中華民族永續發展所具有的極端重要性。[21]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設的戰略目标及其實現，當然是着眼于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永續發展的千秋考量。因為，以生态環境犧牲為代價所實現的經濟社會現代化，就長期而言是得不償失的，依此為基礎也是無法真正實現中華民族與文明的偉大複興的。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實現永續發展，必須抓好生态文明建設。我們建設現代化國家，走歐美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幾個地球也不夠中國人消耗……走老路，去消耗資源，去污染環境，難以為繼”[22]。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設的現實推進及其動力，又是為了滿足我國最廣大人民群衆對于優美生态環境和生态公共産品的迅速增長的需要。因為，如果連人民群衆最基本的生态環境質量和生态公共産品需求都難以保障，任何形式的理想社會說辭都将是空洞無力的，而且還會引發更多更複雜的經濟社會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對人的生存來說，金山銀山固然重要，但綠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錢不能代替的。你掙到了錢，但空氣、飲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麼幸福可言”，“經濟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強烈的不滿情緒上來了，那是什麼形勢”[23]。

而從“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的生态文明史觀來看，當代中國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文明革新意義，至少可以從如下三個層面來理解。

一是生态文明建設對于整個社會文明全面協調發展的“揚長補短”警示意義。簡單地說，生态衰，則需要補短闆、強筋骨；生态興，則可以揚長項、謀發展。具體而言，在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新時代背景和語境下，從國家到地方的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戰略的制定實施，首先要弄清楚自己的自然生态環境狀況或“綠色家底”。如果某一地區的自然資源和生态環境條件不足以支撐某種類型産業的經濟活動和某些商品消費或生活方式，就必須要自覺地采取适當措施加以限制或節制，而對于那些自然資源蘊藏量豐富但生态環境敏感脆弱的地域尤其要慎之又慎，并且要做好任何形式的經濟開發加工過程中及其以後的受影響生态環境的保護與修複工作。總之，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與自然生态環境保護保持之間的關系，要從原來的前者主導逐漸調整到以後者為前提，當“金山銀山”與綠水青山的品質甚至存亡發生矛盾時，必須做到果斷地放棄“金山銀山”。

一般來說，較大面積或區域的生态環境治理與修複，是一個必須非常慎重對待的問題，因為我們人類社會對于自然界客觀規律的認識和科學改變自然界包括生态環境的能力，迄今為止依然是相對有限的。但就我國生态文明建設的具體内容而言，其中又确實包含着整治與修複那些遭到人為破壞的或先天不利的自然生态環境條件的意涵。對此，需特别強調的是，我們所說的生态文明建設上的“補短闆”，更多是指自覺與主動地限制人類社會活動對于自然生态環境的不利影響，以及盡可能地消除那些已經發生的消極性影響，而不是根本性改變某一較大地域的自然生态環境的形态、性質或功能——比如毀林開荒、圍湖（海）造地、攔河修壩、削山建城等。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三十多年持續快速發展中，我國農産品、工業品、服務産品的生産能力迅速擴大，但提供優質生态産品的能力卻在減弱，一些地方的生态環境還在惡化。這就要求我們盡快補上生态文明建設這塊短闆，切實把生态文明的理念、原則、目标融入到經濟社會發展各方面，貫徹落實到各級各類規劃和各項工作中”[24]。

二是生态文明建設的人類社會文明革新意義。我國生态文明建設的直接起因或發動，無疑是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過程中逐漸累積起來的各種生态環境難題，但實踐已經反複表明，單純的末端結果治理或技術工藝處理，雖然可以暫時性改善點源或局部意義上的生态環境表征，卻無法從整體上和根本上解決問題本身。因而，生态文明建設之所以不同于原初意義上的廣泛環境保護政策或生态環境治理，同時基于現代國家公共管理政策層面和執政黨治國理政理念或政治意識形态層面上的理據。就前者來說，黨的十八大報告所系統闡述的“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下的生态文明建設思想，其實同時包含着戰略進路與目标追求的雙重意涵。也就是說，生态文明建設不僅是一個如何通過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社會建設與文化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而得以順利推進的問題，還是一個如何通過創建作為系統整體的符合生态文明理念原則的經濟、政治、社會與文化形态而實現文明階段性革新的問題。就後者來說，黨的十九大報告所系統闡述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下的“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觀”，所整體呈現的其實是一種“紅綠交融”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或新政治意識形态，即社會主義政治宗旨與生态可持續性考量的時代結合。所以，雖然我們依然可以在廣泛的環境保護政策或生态環境治理的意義上來使用生态文明建設這一概念，但後者作為一個新的理論話語與政策體系，顯然有着更為寬闊的政策涵蓋範圍和更為深厚的政治意識形态支撐。可以說，生态文明及其建設，不僅内在地要求現代社會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态環境治理等層面的深刻變革或重構，而且必然會指向一個反（非）現實資本主義的、生态化的社會主義新社會。也正因為如此，可以說，我國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設，同時意味着對已經占據人類社會文明霸權地位數世紀之久的歐美資本主義社會文明的實質性否定與超越，也意味着對一種全新的、基于生态可持續性與社會主義理念相結合的社會生态文明的自覺趨近。[25]

需要強調的是，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生态文明不同于以往人類社會文明的首要特征，是人類社會必須以生态學的思維和知識主動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或者說，主動适應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要求，必将成為人類社會的一種基礎性文明感知與自覺，而這顯然是人類社會自進入文明時代以來最為重大的方向性轉折。至于生态文明與社會主義之間的關系，或者說，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能否最終成為像封建社會農業文明、資本主義工業文明那樣的相對穩定的天然組合，還需要更長的人類社會發展實踐來檢驗。但目前可以肯定的是，一是資本主義無法實現與生态文明的有效或合法聯姻，對此生态馬克思主義者或生态社會主義者已經做了令人信服的批判性分析；二是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已經成為我們黨和政府及其所領導的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明确而堅定選擇。比如，黨的十八大報告和十九大報告分别強調了“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态文明新時代”和“牢固樹立社會主義生态文明觀”[26]，而“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文明”已經明确寫入黨的十八大修改後的《中國共産黨章程》[27]。

三是生态文明建設對于現代社會文明的長期性轉型意義。無論人類現代社會文明變得規模如何龐大、結構如何複雜，其支柱性的方面仍然是兩個，即工業化生産與城市化生存，而無處不在的科學技術日益扮演着一種“第一生産力”甚或文化意識形态的角色，以及它們的依然是主導性的資本主義社會形式。正如前文所分析指出的，如果說工業化生産相對于先前的人類社會文明極大地解決了社會物質生活資料的相對匮乏或供給不穩定性問題——至少提供了這樣一種現實可能性，那麼，建立在日益複雜基礎設施系統之上的城市化生存，則大大提高了人類社會文明的抵禦自然環境災害侵襲或其他不确定風險而發展延續的能力。就此而言，人類現代社會文明的進步意義是不言而喻的，而且毫無疑問，當代中國正在享受着逐步邁入這一人類社會文明大道所帶來的國家繁榮、人民安居樂業的福祉。也正因為如此，黨和政府始終把推進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作為實現“兩個百年”奮鬥目标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夢想的核心性内容。但同樣日漸明晰的是，迄今為止的現代工業（城市）文明存在着兩個内在的緻命缺陷，一是同時在社會生産與社會生活層面上的生态環境不友好或反生态特征，二是它們的依然是主導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性質。也就是說，現代工業（城市）文明的弊端或挑戰，同時來自現代社會的人與自然關系方面和人與人關系方面，而且這兩個方面在大多數情況下顯然是相互關聯的。應該說，即便是在歐盟和美國這樣的資本主義核心區域，人們對于上述兩個方面缺陷及其相互關系的認識也在逐步得到強化，意識到必須盡快做出一種社會整體或文明轉型意義上的深刻改變。尤其是2008年前後的世界經濟與金融危機以來，一方面，歐美國家的主流政黨與政治以及相關國際組織，也開始接納綠色增長、綠色經濟、“綠色新政”等概念和政策，強調逐步推進對現存經濟結構、資源能源結構和技術結構的生态化轉型，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綠色左翼”社會運動與政黨紛紛提出了包括“社會生态轉型”“超越發展”“激進民主”等在内的綠色變革理論與政策主張[28]，強調各種形式的綠色資本主義或生态資本主義舉措也許可以暫時性改善區域或局部的生态環境質量，但卻不會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本身，更不會采取一種社會公正或生态公正的方式。因而，盡管不同學術流派與政治力量在理念、思路與戰略選擇上依然存在的諸多差異，現代工業（城市）文明的綠色轉型已經是一個确定的事實和不可逆轉的趨勢。

毫無疑問，我國的生态文明建設是在一個十分不同的社會背景和語境下得以展開的。尤其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改革開放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道路的逐步确立和鞏固，使得我們可以在一個本質上不同于資本主義體制的框架下，來統籌考慮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和生态環境問題應對，因而二者之間不再存在内在性的矛盾。但也必須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最終成功，或者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最終成功，依然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我們對現代工業（城市）文明所面臨的上述兩個難題的科學應對或制度性克服。這是因為，其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是一個需要不斷自我完善的長期性過程。換言之，我國的現代工業（城市）文明發展與當代資本主義所主導的世界體系的徹底“脫鈎”并實現一種質的飛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包括生态文明制度體系作為一個系統整體的逐步完善，而這顯然是一個長期性的、十分複雜的曆史過程，遠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不僅如此，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強調指出的，“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鬥争……我們黨要團結帶領人民有效應對重大挑戰、抵禦重大風險、克服重大阻力、解決重大矛盾，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曆史特點的偉大鬥争，任何貪圖享受、消極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為都是錯誤的……全黨要充分認識這場偉大鬥争的長期性、複雜性、艱巨性，發揚鬥争精神，提高鬥争本領，不斷奪取偉大鬥争新勝利”。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長段話連續使用了五個“更加自覺”，而其中第一個就是“更加自覺地堅持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29]。這就意味着，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對于現代工業（城市）文明弊端包括生态環境治理缺陷的制度性驅除和對于它的一種全新發展可能性的制度性保障或促進，并不會自然而然發揮出來，也不太可能立即就呈現為一種理想狀态。

其二，現代工業化生産與城市化生存的生态重構也将是一個緩慢調整趨近的長期性過程。無數事實表明，無論是對現存主導性生産生活方式的制度性廢棄，還是對綠色替代性生産生活方式的制度性接納，都是一個涉及到社會方方面面的系統性變革工程。舉例來說，垃圾分揀制度看似隻是一項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微小改變，但卻“牽一發而動全身”。從理念層面上說，垃圾分揀有利于在實質性減少垃圾總量的同時通過提高資源循環利用率，從而最終改進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生關系，當然是應該高度肯定并大力推廣的，但在政策層面上，這一改革不但涉及到垃圾分揀前後相關的搜集整理、集中運輸和加工處置等衆多部門的利益需求，還會涉及到其中各個環節尤其是終端處置環節的技術研發與選擇問題（比如焚燒還是填埋），而在消費者層面上，這一改革既需要普通民衆作為守法居民的主動配合，也必須考慮如何不斷提高消費者的環境（生态）公民自覺。當然，也正因為如此，傳統哲學與政治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政治視域下被相對忽視的家庭生活和個體消費領域，已經成為現代社會與文明生态化變革讨論中的一個前沿性理論議題。其中争論的一個焦點性問題就在于，對于現代工業化生産與城市化生存的綠化目标來說，究竟是需要先創建新的制度還是先培育生态新人，或者說二者之間是一個什麼樣的辯證互動過程[30]，而這顯然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制度選擇或意識形态層面上的問題。

因而可以說，生态文明建設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層面或窗口，它所開啟或緻力于的，是對現代工業（城市）文明所面臨的上述兩個難題的漸進性、但卻是根本性的解決。而這也就決定了，我國的生态文明建設隻能是一種長遠性目标，也隻能是一個長期性過程。對此，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關于河北塞罕壩、山西右玉、内蒙古庫布其和甘肅八步沙等西北地區生态文明建設典型的系列批示、指示和講話，做了十分深刻的闡述。[31]比如，2012年9月28日，他在中共山西省委的報告上批示指出，“右玉精神體現的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迎難而上、艱苦奮鬥，是久久為功、利在長遠”；2015年1月12日，他在與“中央黨校第一期縣委書記研修班”學員座談時強調，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任期”的境界，像接力賽一樣，一棒一棒接着幹下去；2017年12月18日，他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講話中指出，“從塞罕壩林場、右玉沙地造林、延安退耕還林、阿克蘇荒漠綠化這些案例來看，隻要朝着正确方向，一年接着一年幹，一代接着一代幹，生态環境是可以修複的”。此外，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更明确指出，“推動經濟帶發展涉及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是一個系統工程，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要做好頂層設計，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擔當，一張藍圖幹到底，以釘釘子精神，腳踏實地抓成效，積小勝為大勝”；《在黃河流域生态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則更明确強調，“推動黃河流域生态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非一日之功。要保持曆史耐心和戰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曆史擔當，既要謀劃長遠，又要幹在當下，一張藍圖繪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幹，讓黃河造福人民”[32]。

（三）

經過新中國70年、改革開放40年尤其是進入新時代以來的持續不斷探索，中國共産黨及其所領導政府不僅逐漸形成了作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重大理論創新成果的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别是确立了“生态興則文明興、生态衰則文明衰”的新型生态文明史觀，而且制定實施了一整套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的制度政策體系與戰略舉措，也就是找到了一條“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或生态文明的發展道路。概括地說，黨和政府基于新型生态文明史觀的、對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戰略選擇與道路抉擇，是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中如下三個方面或層面規律的不斷認識與把握。

一是對人與自然關系規律認識的重要成果。毫無疑問，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産黨及其所領導政府以及整個社會的最高理論指南與實踐遵循，也是我們正确理解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科學立場和方法論。[33]這意味着，我們不僅承認人類社會與所處自然界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尤其是自然界相對于人類社會（文明）的本體地位或環境制約作用和人類作為社會主體對于自然界事物的能動認知與實踐改變能力，而且強調現代社會尤其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與自然關系上的諸多本質性異化表現，以及在未來社會主義社會中全面實現人與自然之間和解的必要性。但這并不等于說，我們在現實中人與自然關系上就不會存在任何問題。一方面，作為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和自然觀對立面的近代機械主義自然觀與認識論，其實要比我們想象得強大與頑固得多。其深層原因在于，近代科學技術總體上是建立在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和認識論的基礎之上的——人類可以憑借工具理性與認知逐步掌控所處的自然世界，而且在更大程度上與我們在經驗世界中的觀察感知相吻合。因而，即便是當代自然科學尤其是物理學中的量子力學、相對論等被證明是科學知識之後，也并未真正撼動這種機械自然觀和認識論的霸權地位，直至當代生态學的逐漸興起與廣泛傳播。另一方面，先進的理論認識與相應的實踐改進之間的差距或落差，不僅是一直都會存在，而且總會采取一種社會的形式。換言之，無數事實證明，理論認識上所完成的變革和現實實踐中躍遷的發生并不是一回事。這其中除了社會主體的知行合一态度與立場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某一個社會所擁有的特定制度與環境條件。也就是說，如果不是一個社會的主體或大多數切實認識或感知到生态環境友好的生産生活方式的重要性，那麼，生态環境友好的自然觀或行為是難以落地生根或長期立足的。因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背景和語境下“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既體現了我們對人與自然關系客觀規律的不斷深入的認識，也是一種社會主流共識層面上的自然觀與認識論的深刻變革。也就是說，隻有在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今天，習近平總書記的如下闡述才更能引起全社會的認同與共鳴，“人類發展活動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否則就會遭到大自然的報複。這是規律，誰也無法抗拒”[34]。

二是對發展中大國進行經濟社會現代化建設規律認識的重要成果。必須看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探索，既是一個逐漸認識與把握首先由歐美發達國家所開啟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及其規律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漸認識與把握我國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與社會現代化進程及其特點的過程。而在上述兩個方面，我們都有一個從知之不多到認識逐漸成熟、日益全面的提升過程。就前者而言，主要體現為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歐美國家現代發展，不僅具有明确的資本主義制度框架或“社會與自然關系”形式，還有着與之密切聯系的“人與自然關系”形式，尤其是借助日益複雜精緻的科學技術所實現的對大自然的掠奪式開發甚或征服。這在今天看來都是顯而易見的。然而，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不少人過于簡單化地認為，對資本主義基本制度的社會主義替代，就可以從根本上消除生态環境問題；而在改革開放初期，又有許多人片面地認為，歐美國家生态環境的局部性暫時性改善所表明的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與社會制度本身無關。隻有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背景下，我們才正确認識到，要實現永續發展，就必須抓好生态文明建設，而建設現代化國家，走歐美老路是走不通的。就後者來說，作為地球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現代化，其特殊性本來就是不言而喻的。它既是一個迄今為止尚未發生過的現象，也必将有着自身的特定機理與進路，尤其表現在我們很難照搬歐美工業化國家中所形成的現成模式和路徑。但長期以來，我們較多強調的是，我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不應像西方國家那樣是資源耗費性和生态環境污染性的，因為那樣的話，再有幾個地球的自然資源也不夠我們中國人消耗，生态環境也肯定會變得不堪重負而崩潰。然而，事實上還存在另一個方面，即我國的經濟社會現代化已經不可能再采取一種純粹的資本主義方式，即國内層面上的資本主義剝削和國際層面上的殖民主義掠奪。這其中同時包括自然資源的掠奪性占有（使用）和生态環境空間的剝奪性使用（占有）。也正因為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才明确強調，“中國現代化是絕無僅有、史無前例、空前偉大的”[35]。

三是對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全面領導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重要成果。中國共産黨一直緻力于正确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政治初心”，是毋庸置疑、天地可鑒的。但是，如何與時俱進地科學、民主與全面地領導不同曆史時期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也無疑經曆了一個艱辛探索而不斷成長與成熟的過程。這其中既包括改革開放之後徹底實現的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将國家的經濟社會現代化發展置于全黨工作的重心，也包括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各個方面并使之成為一個有機整體，逐漸形成了“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正是基于這種規律性認識，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設納入其中，而黨的十八大報告則确立了生态文明建設的“五位一體”地位，使之成為中國共産黨治國理政議事日程中的優先性事項。對于把生态文明建設納入到中國共産黨治國理政目标與方略的重要性，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黨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這标志着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表明了我們加強生态文明建設的堅定意志和堅強決心”[36]。

至于我國生态文明發展道路的準确意涵的科學概括，目前還為時尚早。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實踐畢竟還時間較為短暫，其中的很多制度構建或創新仍處于試驗性探索階段，有的作為制度機制尚未完全定型，有的則很可能需要進行較大幅度的調整改革。但大緻說來，如下三種說法或概括可以成為我們理解與推進這一道路的基點或參考。

一是黨的十八大報告所提出的“五位一體”概括。也就是說，通過把生态文明建設融入其他“四大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通過逐漸塑造一個包括生态文明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與生态環境治理等在内的有機整體，我們可以逐漸走向一個生态文明的道路與未來。可以說，這種概括已經成為我國生态文明理論研究學界的最廣泛性共識，國内目前得到較大程度認可的生态文明建設績效評價體系大都采用或基于這一理解。而且，需要指出的是，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八次全國生态環境保護大會上關于生态文明建設“五大體系”的論述，即對生态文化體系、生态經濟體系、目标責任體系、生态文明制度體系、生态安全體系的強調[37]，也大緻屬于這種認知與思路。

二是黨的十六大報告所提出的“三生”概括。值得注意的是，江澤民總書記2002年11月8日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強調，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标，必須使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态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自此，“三生”的概括就成為關于我國生态文明建設目标與主要内容的一個權威性說法，并被連續納入到後來的黨的十七大報告、十八大報告和十九大報告之中：“堅定走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38]。這一概括的最大特點是，它站在一種文明發展與革新的高度把人類社會内在包含的生産、生活與生态三個方面有機統一起來，從而強調了良好的生态環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目标地位。

三是2015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審議通過的《關于加快推進生态文明建設的意見》所提出的“新五化”概括。該《意見》在黨的十八大所提出的“新四化”即“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之外，增加了“綠色化”，從而擴展成為“新五化”。《意見》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設的總目标，明确把“綠色化”分解為生産方式綠色化和生活方式綠色化，并要求貫穿于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之中：科技創新、産業結構升級，淘汰高耗能、高污染、低産出的落後生産方式，使綠色生産成為未來經濟的增長點；改善居民消費結構和生活方式，推廣綠色健康的生活理念。與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随後提出的“五大新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相比，“綠色化”以及“新五化”更加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設的綠色發展戰略或路徑意蘊。這也就是為什麼，黨的十九大報告雖然并未再使用“綠色化”這一概念，但卻詳盡闡述了推進綠色發展的系統性戰略意涵，即“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倡導簡約适度、綠色低碳的生活方式”[39]。當然，同樣重要的是，“綠色化”對于其他“新四化”的統攝與引領意義。如果沒有綠色新發展理念和“綠色化”路徑貫穿其中，其他“新四化”的革新意涵是很難真正得到體現或保證的。

總之，大力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既是我們這個時代所肩負的重大曆史責任，也是我們這個時代所擁有的重大曆史機遇。生态興則文明興，隻要我們順勢而為、齊心協力、攻堅克難，就一定會跨越生态文明發展道路上的各種關口與坡坎，從而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鳳凰涅槃”式偉大飛躍或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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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6頁。

[30] 郇慶治、李宏偉、林震：《生态文明建設十講》，商務印書館2014年版，第107~114頁。

[31]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課題組：“黨的領導視角下的‘右玉精神’：内涵與啟示”，《前進》2019年第5期，第9~13頁。

[32] 習近平：“在深入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的講話”，《求是》2019年第17期，第9頁。

[33] 習近平：“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是共産黨人的必修課”，《求是》2019年第22期，第~頁。

[3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版社2017年版，第13頁。

[35]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版社2017年版，第3~4頁。

[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習近平關于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論述摘編》，中央文獻版社2017年版，第5頁、第3頁。

[37] 習近平：“推動我國生态文明建設邁上新台階”，《求是》2019年第3期，第14頁。

[38]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頁。

[39] 習近平：“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51頁。

作者簡介：郇慶治，beat365官方网站教授、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