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習近平關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論述

2019年，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内外風險挑戰明顯上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沖刺階段，三大攻堅戰進入關鍵階段，“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任重道遠。面對複雜的經濟工作局面，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社會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引，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穩中求進，紮實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各項經濟指标符合預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重大進展。

2019年，習近平在領導部署經濟工作時，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發展和建設實踐發表了許多重要的講話，主要體現在2019年4月中央财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2019年8月中央财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和201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等重要會議講話當中。這些講話對于新時代如何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起到重要的啟發和指導作用。

一是2019年4月中央财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2019年4月，中央财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補短闆問題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落實情況。[①]

會議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鬥目标，攻堅克難，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曆史性成就。習近平強調，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取得決定性進展，要正确認識面臨的短闆問題，聚焦短闆弱項，實施精準攻堅。要勇于破題、善于解題，抓好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的貫徹落實。

會議強調，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黨中央領導經濟工作的重要方式。貫徹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既是做好經濟工作的要求，也是重大政治責任。對會議提出的一些重大思路、舉措要進行細化，突出抓好重點工作落實。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化宏觀政策逆周期調節，打好三大攻堅戰，抓住用好新機遇，推動改革開放取得新的重大成果。

二是2019年8月中央财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2019年8月，中央财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在北京召開，研究推動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問題、提升産業基礎能力和産業鍊水平問題。[②]

 會議肯定了區域發展的成績。會議指出，當前我國區域發展形勢是好的，同時經濟發展的空間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為承載發展要素的主要空間形式。習近平強調，要根據各地區的條件，走合理分工、優化發展的路子，落實主體功能區戰略，完善空間治理，形成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要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打好産業基礎高級化、産業鍊現代化的攻堅戰。

會議強調了區域經濟布局的重要工作。要形成全國統一開放競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場，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強土地管理靈活性；要完善能源消費總量和強度雙控制度，全面建立生态補償制度；要完善财政轉移支付制度，對重點生态功能區、農産品主産區、困難地區提供有效轉移支付；東北地區要主動調整經濟結構，實現全民振興；要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要實施産業基礎再造工程，打造具有戰略性和全局性的産業鍊，建立共性技術平台，發揮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

三是2019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2019年10月，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主題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會議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方面“十三個”顯著優勢，其中經濟制度方面的優勢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運行機制方面的優勢是：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公平分配方面的優勢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發展動力方面的優勢是：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善于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使社會始終充滿生機活力。

會議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産力發展水平相适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一）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二）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三）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五）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四是201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2019年12月10日至12日，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總結2019年經濟工作，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部署2020年經濟工作。[③]

會議肯定了2019年經濟工作方面的成績，指出取得成績的根本原因是：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穩中求進，深化改革開放，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會議分析了我國當前的經濟形勢。會議指出，當前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放緩，仍處在國際金融危機後的深度調整期，世界大變局加速演變的特征更趨明顯，全球動蕩源和風險點顯著增多。我國經濟穩中向好、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

會議部署了2020年的重點工作。一是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二是堅決打好三大攻堅戰；三是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難群衆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四是繼續實施積極的财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币政策；五是着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六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會議強調，要完善和強化“六穩”舉措，健全财政、貨币、就業等政策協同和傳導落實機制，确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二、 學術界關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研究

2019年，學術界對習近平經濟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展開了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六個方面：一是關于習近平經濟思想内涵的研究；二是關于習近平經濟思想創新性的研究；三是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些重大問題的研究；四是關于如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五是關于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研究。

（一）關于習近平經濟思想内涵的研究

在2017年底黨和政府正式提出習近平經濟思想之後，從2018年起，學術界從不同角度對這一思想的内涵進行了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2019年，學術界專門研究習近平經濟思想内涵的文章數量有所下降，但在研究的深度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關于如何概括習近平經濟思想。學術界常見的做法是用“七個堅持”進行概括，但也有不同意見。有學者認為，習近平經濟思想應該概括為“一個主要内容加七個堅持“。”主要内容“是新發展理念，不能簡單将其與”七個堅持“等量齊觀。一定程度上，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必然要求“七個堅持”。因此，用新發展理念統領”七個堅持“，才符合辯證唯物主義。[④]

二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學理和功能定位。有學者認為，習近平經濟思想包含學理依據、理論定位和實踐方向等三部分。其中，學理依據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定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高度；實踐方向包含黨對經濟工作集中統一領導、新發展理念、以人民為中心、正确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工作策略和方法等六個方面。[⑤]

三是關于研究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切入角度。有學者從學理角度構建了習近平經濟建設理論的大綱。主要包含7個方面的内容：“中心論”，即“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工作重點；“制度論”，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推進混合所有制經濟發展，做強做優做大國有資本等；“體制論”，即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堅持黨的領導等；“質量論”，即新常态下處理好“四降一升”、“三大失衡”問題，推進高質量發展；“協調論”，即城鄉區域協調發展、經濟和生态協調發展等；“動力論”，即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開放論”，即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設立自由貿易區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⑥]

四是關于習近平經濟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系。有學者認為，習近平經濟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着深厚的聯系。體現在六個方面：一是立場。以人民為中心，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二是政治原則。黨對經濟工作集中統一領導，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原創性貢獻；三是發展觀。“五大發展理念”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有機體理論；四是公平觀。共同富裕、共享發展理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分配和社會公平的觀點；五是自然觀。習近平“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生态文明思想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自然觀；六是全球觀。習近平的“一場一路倡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論發展了馬克思的世界市場理論。[⑦]

（二）關于習近平經濟思想創新性的研究

習近平經濟思想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植根于新中國70餘年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偉大實踐、植根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豐厚的學術積澱、植根于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理解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創新性是一個需要反複學習、不斷揣摩的過程。2019年，學術界從内容、方法、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創新性。

一是關于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内容方面的創新。有學者認為，習近平經濟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創新和突破。主要體現在：一是新發展理念是對中國經濟發展認識的新飛躍，提出了實現新的發展目标、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需要的途徑和方法。曆史占位更高、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認識更深入是其鮮明的特點。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回應了實踐的呼喚，是改革理論的重要内容。三是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科學處理黨的領導、政府作用與市場機制的關系，破解市場失靈與政府幹預失效這一世界性難題。[⑧]

有學者認為，習近平經濟思想是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魂。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要抓住講好中國故事、在研究對象方法上加大創新、走向世界等三個着力點，要具備提供意識形态、提供思想教育教材、提供建設性意見等三個功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富起來的時代，至少有五個方面的創新：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二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三是所有制結構理論；四是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五是收入分配理論。[⑨]

二是關于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方法方面的創新。有學者認為，習近平将“兩個邏輯相統一”發展成為理論邏輯、曆史邏輯和實踐邏輯“三個邏輯相統一”，是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創造性運用，對于理解、分析社會主要矛盾、經濟領域運行規律、人類曆史變化過程具有指導作用，也是研究馬克思主義主義整體性的切入點和工具。[⑩]

三是關于習近平經濟思想在政治經濟學研究主題方面的創新。有學者認為，習近平提出社會主義生産要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豐富了社會主義生産目的理論的内涵，明确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主線，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政策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具有重大的實踐指導意義。[11]

（三）關于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一些重大問題的研究

2019年，學術界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一些重大理論現實問題展開了分析和辯論，主要涉及兩個主題：一是國家主體性問題；二是所有制非中性問題。

關于國家主體性。相當數量的學者認為應該将國家作為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基本研究對象，以國家作為基本的分析單位，将新中國成立70餘年來在實踐、理論和政策方面的創新統一到一個包含國家的研究框架當中。

有學者從曆史的角度探讨了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他們認為，忽略或隐藏國家主體性是西方經濟學、傳統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對國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的誤解或歪曲。從曆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崛起的國家都充分利用了國家在保護幼稚産業、發展高科技産業方面的功能。新時代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把“國家”作為重要的獨立變量納入分析框架。[12]

有學者認為國家是一個内生性的變量，内嵌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之中，在經濟趕超、經濟穩定和國際競争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主體性體現和基本内涵為人民主體性。人民主體性是出發點和落腳點。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主體性，有三個視角：經濟發展、經濟穩定和對外開放。[13]

也有學者認為将國家作為基本分析對象的做法值得進一步探讨。有學者認為，市場經濟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國家的主體性地位等論斷的學理起點是邏輯與曆史相一緻的原則。但《資本論》的叙述方法，是抽象上升到具體。如果将《資本論》的叙述方法簡單理解為邏輯與曆史相一緻，可能會割裂市場經濟各種規律之間的聯系，削弱了《資本論》的原理對中國經濟的解釋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正确理解《資本論》的叙述方式，對邏輯與曆史相一緻的原則進行批判性反思。[14]

關于所有制非中性。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在所有制的實現形式、所有制的功能等方面多次進行創新，比如，員工持股、混合所有制、“兩個毫不動搖”等。這些創新突破了教條主義的束縛，推動經濟不斷發展。社會上有部分觀點認為，這些創新比如“兩個毫不動搖”意味着不同的所有制在性質上是一樣的，或者所有制是中性的。

對于所有制中性的觀點，有學者進行了批評。他們認為生産資料的所有者不同，必然導緻所有制有特征和性質不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中占據基礎性的地位，其中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特征。[15] “兩個毫不動搖”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對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基本方針，不是對所有制性質特征的判斷。[16]無論在什麼社會，私營經濟都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補充，但它的作用是兩重的，既有促進作用，又與社會主義的本質存在一定的矛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鍵還得靠國有經濟這個頂梁柱。[17]

（四）關于如何構建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研究

2015年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提出“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要求之後，學術界在推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原則、方法、主題、功能、應用等進行了廣泛的探讨。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題。有學者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回答 “什麼樣”、“如何做”和“誰來做”等三個重大問題。馬克思主義的鮮明特點，即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發展性和開放性，必須反映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中，這是檢驗是否是真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試金石。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深入總結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以問題為導向回答時代課題實現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統一，這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中國所有學科都可以從本學科實際出發，參與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體。[18]

關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則。有學者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堅持兩個原則：一是體現時代特點，為解釋經濟現象提供新的視角；二是符合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路。基于這兩個原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應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這是因為，這一理論反映了當代中國的時代特征，是黨和國家幾代領導人不斷探索的主題，同時也是其他重要概念的内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主要枝幹是發展目的、理念、方式和調控方式，枝幹是其他相關理論。[19]

關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有學者認為，馬克思在構建政治經濟學體系時，至少有三個鮮明的特點：一是強調唯物史觀的指導作用；二是堅持理論原理闡釋和思想曆史闡釋的統一性；三是采取“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态度來鑒别和吸收不同學派的觀點和思想。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三個特點在新中國成立後的經濟理論發展中都有所體現，但仍然需要在新時代不斷強化和發展。[20]

有學者認為，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要利用好馬克思主義、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重視中國實踐創新形成的理論資源，特别是話語體系的理論資源。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把問題導向和目标導向相結合，這是基本的研究方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範式。主要包括五個方面：一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立場；二是以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相互作用為研究對象；三是以闡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規律為基本任務；四是以唯物辯證法和曆史唯物主義為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習近平經濟思想為基礎的話語體系。[21]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功能。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定程度上成為政策解讀的工具，削弱了這一學科的理論性和邏輯性。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包括指導思想、基本原理和政策解讀三部分。三者厘清邊界，各自發揮功能，共同推進理論發展、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22]

也有學者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用到實際經濟生活中，提出了一些獨創性的理論。比如，有學者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中的“以人民為中心”、“共享發展”理念運用到企業管理當中，提出“以勞動者為中心”的企業共享理論，以替代西方企業理論中的“以股東為中心”的企業管理模式。“以勞動者為中心”包含四個維度：全員共享是主體，全面共享是内容，共建共享是途徑，漸進共享是過程。實施原則包括普惠參與、公平與效率并重、公正公開、長短結合、盈虧共擔、以人文本等六個方面。[23]

（五）關于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經濟學發展的研究

2019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習近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70年來，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艱苦奮鬥，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偉大成就。”[24]新中國成立70年來的成就是全方面的，經濟的實踐和理論發展也非常突出。學術界對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階段、研究範式、主要内容、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等進行了詳盡的探讨。

關于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經濟學的發展階段。有學者認為，70年來經濟理論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一是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圍繞計劃經濟體制研究的探索階段；二是改革開放後到新時代圍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階段；三是新時代圍繞建設經濟強國的創新階段。70年來中國經濟理論的思想特色是“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原創性體現在始終回答人民之問、發展之問和世界之問，即發展的目的是為了人民，發展的手段是不斷創新，發展的貢獻是促進世界繁榮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25]

有學者認為，新中國70年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大緻可分為四個階段：1949年至1956年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結束；195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1976年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和新時代開拓“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新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征和根據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關系，本質問題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産力，理論主題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主導是新發展理念。[26]

關于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經濟學的創新。有學者認為，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濟理論在發展階段、生産力與生産關系、基本經濟制度、分配制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宏觀調控、世界經濟等十個方面取得了重大創新和突破。新中國70年經濟理論創新回答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等重大問題，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揭示了21世紀世界經濟的發展方向，為引領世界經濟健康發展貢獻了中國方案。[27]

關于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經濟學的主要内容。有學者認為，習近平《關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是評價新中國成立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和理論的基本遵循。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濟思想主要包含八個方面的内容：一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曆史主題；二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本質，即生産力發展和共同富裕；三是社會主義生産力發展的規律，包含基本國情、社會主要矛盾、分階段分步驟發展、比例協調等、發展動力等。其中，關于“互聯網改變人類生産生活方式“的最新認識是習近平在發展規律方面的重要觀點；四是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制度；五是協調不同的利益主體；六是經濟體系建設；七是對外經濟聯系；八是經濟與政治之間的關系。[28]

關于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經濟學研究範式的變化。有學者認為，新中國成立70年來我國經濟學研究範式不斷變化。社會主義初步探索階段，我國在實踐層面借鑒了蘇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模式，在理論層面借鑒了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研究範式，即強調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産關系，生産關系的基礎是所有制，社會主義内存在商品貨币關系，但不存在商品生産等。改革開放時期，我們借鑒了東歐的研究範式，即強調存在多種所有制形式、計劃與市場相結合等，然後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又借鑒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範式，即強調保護産權、自由和平等競争等。新時代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推進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現代化，加快學科融合，重點研究一般性的、重大的本質問題。[29]

關于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經濟取得成就的原因。有學者認為，新中國70年來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是醫療衛生條件改善帶來人口紅利和城鄉流動帶來的結構紅利。[30]有學者認為，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是新中國70年來取得巨大成就的三重邏輯。中國的“人口紅利”、“土地紅利”和“有效市場”等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都是建立在這三重邏輯之上。[31]

三、簡要評述

2019年，習近平經濟思想在理論層面和實踐層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實踐層面，在國内外風險增加、世界經濟下行的情況下，我們頂住了壓力，實現了“六穩”的目标，脫貧攻堅順利推進，“十三五”規劃的各項要求順利開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紮實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經濟運行體制機制的優勢充分顯現。

理論層面的突破主要集中在十九屆四中全會。十九屆四中全會總結了我國國家制度和國家治理體系“十三個”顯著優勢，其中與經濟最直接相關的是基本經濟制度方面的優勢。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方面的制度優勢也和經濟相關。比如，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确保國家始終沿着社會主義方向前進的顯著優勢；堅持德才兼備、選賢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養造就更多更優秀人才的顯著優勢；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發展人民民主，密切聯系群衆，緊緊依靠人民推動國家發展的顯著優勢；堅持全國一盤棋，調動各方面積極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顯著優勢；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不斷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顯著優勢；堅持改革創新、與時俱進，善于自我完善、自我發展，使社會始終充滿生機活力的顯著優勢；堅持獨立自主和對外開放相統一，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斷作出貢獻的顯著優勢。黨的領導、選賢任能，可以看作是領導機制方面的優勢。依靠人民可以看作是發展主體方面的優勢。全國一盤棋可以看作是運行機制方面的優勢。以人民為中心可以看作是公平分配方面的優勢。改革創新可以看作是發展動力方面的優勢。人類命運共同體可以看作是全球治理方面的優勢。

其他方面的優勢，和經濟的關聯相對較小，但對推進高質量發展也發揮着重要作用。比如，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切實保障社會公平正義和人民權利的顯著優勢；堅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現共同團結奮鬥、共同繁榮發展的顯著優勢；堅持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促進全體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緊緊團結在一起的顯著優勢；堅持黨指揮槍，确保人民軍隊絕對忠誠于黨和人民，有力保障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顯著優勢；堅持“一國兩制”，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顯著優勢。這些制度方面的優勢為經濟發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和精神動力。

十九屆四中全會将新中國成立70年來社會主義建設實踐方面的成功經驗總結為“十三個”制度優勢。這些優勢，是黨和全國人民實踐成果和智慧結晶。将這些優勢在黨的重要會議中加以總結，彰顯了黨和政府在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方面的自信，符合新時代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起到了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指引方向、保駕護航的作用。這項工作的貢獻和重要性，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理解，會更為充分，因為政治經濟學天然會要求分析社會、國家發展背後的制度基礎。十九屆四中全會對制度優勢的總結，特别是基本經濟制度方面的創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标志性事件。

2019年，學術界關于習近平經濟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更加深入，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一是學術界的争鳴和交鋒增加。比如對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概括，到底是用“七個堅持”好，還是用“一個主要内容加七個堅持”好，部分學者之間展開了對話和交流。再比如，如何看待西方主流經濟學對中國經濟實踐的作用和影響，有學者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不适合中國的國情，借鑒意義不大，有學者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研究框架還具有活力，對我們仍然具有借鑒意義。這些争論對于我們理解、構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促進作用。二是研究的主動性、現實性增強。學術界除了做好政府政策宣傳闡釋工作，還對實踐和理論方面的重大問題進行了探讨。比如國家主體性問題、所有制性質問題，這些探讨有助于社會正确理解基本經濟制度的性質、功能等重大問題。三是研究的創新性提高。有學者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則、理論運用于企業管理方面的實踐，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和框架進行了颠覆性的重構，提出新的共享理論。這些新的理論最終能否被學術界接受還有待觀察，但學者們的這些嘗試和努力反映了學術界在理論方面更加自信。四是研究的系統性增強。除了在報刊雜志發表文章之外，學術界也出版了一些大部頭的專著，比如《20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史》[3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綱》[3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概論》[34]、《新中國經濟史論》[35]。這些著作從經濟史、思想史的角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學的發展過程進行了梳理，對于我們理解習近平經濟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脈絡、曆史定位和理論創新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2019年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碩果累累的一年。闡釋性的研究幫助社會更好理解黨的經濟政策，原創性的研究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深入發展。除了取得優異的成績之外，這些研究可能還存在改進和完善的地方。一是研究的實踐指導性有待加強。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解讀經濟政策、如何構建理論體系上，但對于如何将黨和政府新的精神落實在實踐可操作的層面上，還相對缺乏。二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行動力有待加強。目前學術界對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有了一些基本的原則或框架，但一些基礎性的工作、拓荒性的工作還比較缺乏，使得大部分建構工作還停留在設想階段。

參考文獻：

[①] 《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财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載于新華網,2019年4月22日.

[②] 《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财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載于新華網，2019年8月26日.

[③]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載于《人民日報》2019年12月13日第1版。

[④] 邱海平：《新發展理念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價值》，載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19年第6期。

[⑤] 王天義,朱鵬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理論方位》，載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9年第1期。

[⑥] 張雷聲：《習近平新時代經濟建設論論綱》，載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年第5期。

[⑦] 王岱，範希春：《習近平經濟思想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内在關系》，載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年第2期。

[⑧] 裴長洪,趙偉洪：《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時代背景與理論創新》，載于《經濟學動态》2019年第4期。

[⑨] 周紹東,王立勝：《現代化經濟體系:生産力、生産方式與生産關系的協同整體》，載于《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9年第1期。

[⑩] 張雷聲：《關于理論邏輯、曆史邏輯、實踐邏輯相統一的思考》，載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9期。

[11] 王立勝：《重視社會主義生産目的：新中國70年的理論探索》，載于《馬克思主義研究》2019年第8期。

[12] 郭冠清：《從經濟學的價值屬性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國家主體性》，載于《經濟縱橫》2019年第7期。

[13] 王立勝,張弛：《再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國家主體性》，載于《經濟縱橫》2019年第7期。

[14] 孟捷：《對邏輯與曆史相一緻原則的批判性反思---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若幹争論為參照》，載于《财經問題研究》2019年第1期。

[15] 周新城：《關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思考》，載于《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

[16] 簡新華：《”所有制中性”是市場經濟規律還是謬論》載于《上海經濟研究》2019年第5期。簡新華：《”所有制中性”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觀點》，載于《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

[17] 周新城：《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來分析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私營經濟問題》，載于《文化軟實力》2019年第1期。

[18] 逄錦聚：《構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三個重大問題》，載于《經濟研究參考》2019年第4期。

[19] 劉謙,裴小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核心理論定位研究》，載于《經濟學家》2019年第1期。

[20] 顧海良.：《政治經濟學的大曆史觀》，載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19年第4期。

[21] 洪銀興：《中國特色政治經濟學的體系構建和研究重點》，載于《政治經濟學評論》2019年第6期。

[22] 劉明遠,李彬：《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須有合理的學科定位與邊界劃分》，載于《當代經濟研究》2019年第6期。

[23] 程恩富,白紅麗：《企業共享的理論分析和實施原則》，載于《上海經濟研究》2019年第1期。

[24] 《習近平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載于《人民日報》2019年10月02日第2版.

[25] 胡敏：《70年來經濟理論發展的中國特色》，載于《人民論壇》2019年10月中。

[26] 顧海良：《從“第二次結合”到“系統化的經濟學說”》，載于《學習與探索》，2019年第8期。

[27] 逄錦聚：《新中國70年經濟學理論創新及其世界意義》，載于《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9年第4期。

[28] 裴長洪,許光偉：《習近平重要論述與新中國70年經濟理論問題綱要》，載于《教學與研究》2019年第10期。

[29] 楊瑞龍：《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濟學研究範式的演變與創新》，載于《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19年第11期。

[30] 王立勝,孫澤玮：《從人口紅利到結構紅利:70年經濟奇迹的社會主義背景》，載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9年第4期。

[31] 簡新華：《7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三重邏輯》，載于《人民論壇》2019年10月中。

[32] 顧海良,等：《 20世紀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4月.

[33] 顧海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史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12月.

[34]逄錦聚,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概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9年5月.

[35] 洪銀興,等：《新中國經濟史論》。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9年10月.

作者簡介：賀大興，beat365官方网站副教授

文章來源：《經濟研究參考》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