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學界的啟示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是20世紀70年代興起于英美地區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學派，是當前西方學界為數不多的仍處于活躍期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潮之一。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上多有創新，在全球化時代重提剝削、階級、革命等馬克思主義核心議題，使以資本主義批判及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為旨趣的馬克思主義傳統得以在英美學界紮根，并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倫理學與政治哲學等切合時代主題的研究領域，因而被國内外學界視作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新主流”和“未來”。①自20世紀80年代起，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成果在國内學界得到譯介，經過數十年的傳播、研究與對話，已在國内學界産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本文拟從四個方面就這一學派所帶來的啟示作出總結與反思，以為進一步研究提供更為清晰、自覺的批判性認知框架。

一、将分析方法應用于馬克思主義研究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以它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獨樹一幟的“分析的”研究路徑或方法論在西方學界聲名鵲起。這一學派所運用的“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指在英美地區占主導的分析哲學的方法，例如語言（概念）分析法、邏輯分析法等，也包括現代西方社會科學中的實證方法，例如數理邏輯、理性選擇理論等。②在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誕生于19世紀的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代世界仍然具有強大的解釋力，但若用分析哲學和現代社會科學的标準予以審視則會發現其存在着粗糙、模糊的地方，他們要做的便是運用分析的方法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命題和理論進行澄清和重構，使其成為一種嚴謹的、科學的現代社會理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領軍人物約翰·羅默（John Roemer）将這種理論動機稱為“尋求對構成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的那些基本原則的理解”，而之所以要使用分析的方法來實現這一理論追求，與當時社會主義命運跌宕起伏、資本主義沒有必然走向衰敗的時代現象有關。對此，羅默說道：“這兩個事件無疑對延承自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構成了嚴重挑戰。對于這一挑戰的其中一種反應是，退回到對馬克思話語的解經式辯護以及尋找一種與它所曆經的曆史相符合的闡釋；第二種反應是拒絕承認看似是曆史事實的東西；第三種反應是拒斥馬克思主義，認為它是根本錯誤的；第四種反應是承認馬克思主義是屬于19世紀的社會科學，因而從現代标準來看它必然是粗糙的……然而它在某些曆史階段和事件上似乎有很強的解釋力，使我們感到肯定存在一個需要澄清和闡釋的具有解釋效力的内核。……這就是我稱之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這種股思潮的智識基礎。”③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分析路徑包含兩重意蘊：一是強調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明晰性和精确性，反對模糊和含混的思辨式話語，追求如自然科學般的理論建構，其基本要求可以概括為“概念清晰、邏輯自洽、論證嚴謹”。二是拒斥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黑格爾主義路徑或辯證路徑。在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在闡釋社會理論時，辯證式的論理方式并不比形式邏輯更具有優越性。相反，“矛盾”等辯證術語模糊了有效論證與無效論證的邊界，破壞了思想的有序性。這種黑格爾主義的影響不僅降低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明晰性，而且還姑息了一些無效、含糊的論證進入理論建構中。因此，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反對将辯證法作為馬克思主義特有的方法論，而主張吸納現代社會科學中諸種成熟的科學方法來研究馬克思主義。④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成果最初傳入國内學界時，首先是在方法論上得到國内學者的認同。在很多學者看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學派将英美分析哲學對明晰性、嚴謹性的要求引入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對國内馬克思主義研究而言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啟迪。⑤陳學明和俞吾金在《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中介紹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這一學派時指出：“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熏陶的當代研究者，特别是從事馬克思主義專業的研究者，大多缺乏分析哲學和邏輯研究方面的嚴格訓練，這從他們對英美分析哲學的冷漠态度中也可見端倪。與此相反的是，他們對歐洲大陸哲學家那種模糊的語言風格卻情有獨鐘。這就使我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老是糾纏在枝節上，在一些重大的、基本的理論上缺乏突破性的進展。”⑥俞吾金認為，國内學界出版的大量論著缺乏明确的概念界定和分析，導緻許多論著呈現一鍋粥的現象。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在研究馬克思主義時所強調的細緻分析和精密論證是值得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學習的。當前從事馬克思主義研究和教學的中國學者，應當具備英美分析哲學基礎，将分析方法運用到研究中去。⑦與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将曆史唯物主義作為應用分析方法的重要領域相一緻，不少國内學者也在曆史唯物主義理論的闡釋中自覺借鑒分析方法。馮顔利指出，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在對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解釋體系的反思、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的方法論創新等方面具有啟發意義。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曆史唯物主義概念的重新界定和澄清有助于糾正曆史唯物主義理解中的歧義和誤讀，推進理解的科學化。⑧段忠橋認為，使曆史唯物主義成為一個清晰嚴謹、完整系統的理論，就意味着在對馬克思恩格斯相關文本作出語言和邏輯分析的基礎上澄清曆史唯物主義的概念、原理及原理間的關系，而這一工作需要借鑒分析哲學的方法。⑨而從實踐層面來說，近年來，國内學界自覺運用分析方法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越來越多，一些出色的中國學者甚至能夠直接與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就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的研究進行對話和“過招”。2017—201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的平台上，段忠橋與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艾倫·伍德（Allen Wood）就著名的“馬克思與正義問題”進行了辯論，展示了一場國内外馬克思主義學者在分析方法上的精彩較量。⑩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雖然在理論的明晰性和嚴謹性方面給中國學者以研究方法和路徑的啟示，但這一學派對辯證法的拒斥遭到了國内學界的嚴厲批評。在國内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看來，辯證方法不僅不會損害思維和理論的有效性，反而可以使理論更為嚴謹和科學。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用辯證邏輯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作透徹的解釋就是一個明證。辯證法超越了抽象的分析方法，是分析和綜合、形式和内容、曆史和邏輯的統一。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以“分析”反對“辯證”，以形式邏輯反對辯證邏輯，由于其抛卻了辯證視角及其内含的曆史視角，因此對問題、文本作出的往往是非此即彼的、靜态的分析，脫離了實踐和曆史的視野。⑪

二、科學認識社會主義與市場的關系

實現資本主義替代、為社會主義尋求現實路徑是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研究旨趣，其創始人科恩（G.A.Cohen，也譯“科亨”“柯亨”）曾開宗明義地指出，社會主義的未來是分析的馬克思主義重點關注的議題。他說：“我認為有三個關于推翻資本主義的方案設計、正确性及策略的問題應受到我們之中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人的關注。第一個是我們想要什麼？一般或具體而言，我們所追求的是何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第二個是我們為什麼想要這種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有什麼錯？社會主義又為什麼正确？第三個是我們如何實現社會主義？”⑫

蘇東劇變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更為關注社會主義的實現模式和策略，在反思蘇聯模式失敗教訓的基礎上，他們就社會主義與市場的關系展開了深入的探讨。⑬羅默、施韋卡特（David Schwickart）、佩弗（Rodney Peffer）等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有必要探索一種将社會主義與市場相結合的社會主義模式。社會主義與市場并非絕不相容，相反，它們的結合還能夠解決以往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困境。在他們看來，蘇東劇變代表的是一種中央集權式的計劃經濟社會主義模式的失敗，而不是社會主義理想本身的失敗。社會主義要存續下去，就應當采取市場社會主義即社會主義與市場相結合的方式。市場可以彌補計劃經濟的缺陷，很好地解決生産中的信号機制和激勵機制問題,将平等和效率兩方面的要求結合起來。在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要發展生産力，市場需要繼續存在。引入市場的社會主義仍然是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的堅決反對，并體現着平等、公平、生産者為主體等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價值。⑭從馬克思恩格斯的原始論述來看，他們并沒有将市場等同為資本主義，相反，他們在談到無産階級奪取政權後的過渡階段時，為市場的作用留下了餘地。因此，在曆史發展的現階段，将市場引入社會主義是一種馬克思主義的選擇。⑮

另一方面，科恩等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在肯定市場社會主義相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優越性時，着重提醒了将市場引入社會主義之後可能會産生的社會問題：一是市場的分配機制是不公正的。市場雖然取消了社會特權，完全依據人們對生産的貢獻來進行分配，但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這種按貢獻分配的原則仍然帶有資産階級權利的色彩，仍然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利，因為“它默認，勞動者的不同等的個人天賦，從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權”⑯。換言之，從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分配原則的曆史分析來看，市場的分配方式存在一定的缺陷，保留了由于天賦能力的不同而導緻的不平等。二是市場形成的前提是理性自利的主體，這意味着市場的動機是自利的。這種自利精神與社會主義的互助和團結風尚之間存在張力，并可能破壞平等和共享這些重要的社會主義價值。⑰

對中國學界而言，羅默、施韋卡特、佩弗等人的市場社會主義理論為我們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了積極的理論支持和啟發，而科恩對市場缺陷的分析也促使我們反思市場在分配正義、社會風尚方面的消極作用（比如貧富差距、消費主義等）。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有助于我們形成對于市場與社會主義關系的科學認識。國内學者指出，羅默等人對市場與社會主義的結合模式的探索，啟發我們去尋求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平衡，拓寬了我們思考公平正義的思路，可以通過擺脫“共同貧窮式”的公平正義模式，去建構一種以效率為基礎的、符合大多數人利益的公平正義模式。在經濟發展的一定時期内，的确有一些中國學者如同科恩所說，“被遲來發現的市場的工具主義價值蒙上了眼睛”⑱，認為市場能夠解決一切問題。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則啟發我們思考這樣一些問題：如何在保持市場效率優勢的同時消除它在分配方面産生的不公平結果？如何引導市場分配向社會主義的平等原則看齊，使市場營造的社會風尚更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而科恩對市場動機的反思提醒我們在追求物質利益的同時，也應注重精神文明建設。就實踐上的啟示而言，中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設中，不能放任市場盲目調節，而要積極發揮政府的宏觀指導作用，通過培育良好的社會主義社會風尚、促進分配正義等方式，将市場的副作用降到最低限度，引導市場經濟向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發展。⑲

三、堅持和捍衛社會主義平等主義

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和豐富化，不僅體現在方法論上，還體現在研究領域的拓展上。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正義、平等、自由等範疇成為時代焦點的背景之下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這一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鮮少涉足的新領域。因此，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種具有方法論特點的國外馬克思主義流派，而且是當代政治哲學舞台上一支與自由主義話語抗衡的左翼政治力量。自20世紀70年代起，以羅爾斯（John Rawls）的正義理論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興盛發展，并為諸種資本主義模式提供理論支持。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自覺承擔起捍衛社會主義價值原則的任務，在政治哲學領域對自由主義正義話語作出回應，同時闡發了社會主義平等主義的價值内涵。

中國學界是最早在馬克思主義學科視角下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國外理論流派進行考察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人們開始重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哲學領域的理論成果。一個直觀的例子是，對于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科恩，國内學者最初更多聚焦于他對曆史唯物主義的重構，而後發現，“他的價值和重要性并不僅僅限于馬克思主義這個派别之内，他還是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界公認的重要理論家，是研究、伸張社會公正和平等的學術共同體中最活躍、最激進的代表人物之一”⑳。于是，國内學界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關注逐漸溢出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框架，開始擴展到政治哲學領域。作為當代英美左翼政治哲學的生力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對諾齊克（Robert Nozick）和羅爾斯等自由主義理論家的批判以及在這種批判中所闡發的社會主義平等主義思想，使國内學者更全面地看到了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整體圖景，并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立場在當代政治哲學光譜中的定位。

就具體的影響和啟示而言，20世紀90年代以來，處于社會轉型期的我國雖然在發展上取得了驕人成就，但也出現了貧富差距等社會問題，公平正義日益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内在要求。随着國内學者更多地從“正義”的規範視角來思考社會現象，加上當代西方政治哲學複興的影響，政治哲學逐漸成為中國學界的顯學。然而，從國内關于政治哲學的出版物來看，學者們援引的思想資源更多來自羅爾斯、諾齊克、德沃金（Ronald Dworkin）等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而對秉持社會主義立場的政治哲學卻較少涉及。随着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在國内學界的影響增強，人們發現，這一學派對自由主義陣營中的主要理論都做過深刻批判，并在批判中恢複和重建了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平等主義思想，而這種思想才是當前中國實踐應當訴求和借鑒的理論資源。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平等主義的闡釋使國内學者看到，諾齊克的權利理論是對私有财産權的狹隘辯護，他基于自我所有命題對平等價值發起的攻擊是站不住腳的；而羅爾斯在平等主義的自由主義中所容忍的差别和不平等無法得到證成，因而其正義理論是不徹底的。社會主義的平等主義不在自由與平等之間制造對立，而是認為追求實質平等是人人能夠享有自由的前提，它不僅主張消除因社會因素所造成的不平等，而且主張最終消除由自然禀賦所造成的不平等。這與馬克思對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描述相一緻，在道德上也比資本主義的正義原則具有更高的可欲性。于是，國内學者在政治哲學研究中将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平等主義列為與當代自由主義正義理論分庭抗禮的思想資源，這使他們對當代西方政治哲學圖景有了更全面深刻的把握，而且有助于堅定社會主義的平等信念。不少國内學者認識到，當今時代，我們面臨着國際共産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且平等主義政治目标日漸淡化的處境，加上與資本主義全球化相伴随的西方主流自由主義話語的全球化，建構社會主義平等主義理論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進程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在政治哲學方面的理論建樹給我們提供了有借鑒意義的思想資源。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揭露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為自由主義正義話語所掩蓋的不平等和不正義的痼疾，雖然他們是在西方語境下批判資本主義現存國家，但畢竟拓展和深化了人們對于正義、平等、自由等政治哲學基本範疇的理解，并使社會主義平等主義目标得到澄清和重視，對于我們思考如何構建更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積極的啟示意義。㉑

四、從規範角度為社會主義作出辯護

自20世紀90年代起，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術重心明顯地轉向了倫理學、道德與政治哲學等規範理論領域。在思考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并為其實現尋求路徑的理論探索中，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放棄了對于社會發展的實證性的、曆史性的考察，轉而選擇道德和正義話語，從規範角度對社會主義作出辯護。對于這種轉向的原因，其創始人科恩作了一種自傳式的解釋。他說自己最初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主要關注曆史唯物主義這類關于社會主義之曆史必然性的實證性理論，後來卻重點關注此前被傳統社會主義者視為沒有必要探讨的平等、正義這類規範性問題。這種學術轉向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對關于社會主義必然性的實證性判斷喪失了信念。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研究中，人們之所以不追問平等、正義等問題，是因為他們确信，随着曆史和生産力的發展，經濟上的平等必将實現。而這一信念是由兩個曆史事實保證的：一是作為革命主體的工人階級不斷壯大并最終推翻資本主義；二是生産力的高度發展帶來物質上的極大富足。然而，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事實已使這兩個前提化為泡影，那麼馬克思主義者就不能再指望社會主義不證自明的必然性，而應當在當前的曆史情形下積極尋求社會主義平等的實現。要做到這一點，就需要将研究重心放到政治哲學上，基于規範性論證來突顯社會主義的道德優越性，從而鼓勵人們認同和追求社會主義的價值與目标。㉒

國内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以往同樣更為注重曆史唯物主義等社會曆史理論研究，對于公平、平等或正義等規範問題則較少涉及，并沒有自覺地對社會主義在道德上的優越性給予清晰而有力的論證。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向人們指明，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社會主義的價值和理想需要在道德和政治哲學層面上得到确證，以增強人們追求社會主義的信念和動力。在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國内馬克思主義者越來越形成共識，認為曆史的變化已使經典馬克思主義中原本不突出的對于社會主義的道德思考和辯護成為重要問題，當代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對這些問題作出回應。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規範性理論資源的探索、對替代自由主義正義理論的社會主義平等主義的闡釋、對社會主義道德基礎的構建，對我國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㉓正如汪行福所說：“今天，我們已經意識到，社會主義的曆史必然性與它在規範和價值上的正當性是兩個問題。長期以來我們并沒有把這兩者分開，常常是以前者覆蓋後者，緻使正義、平等、權利等規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處于邊緣化狀态。”㉔更重要的是，在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的基礎上，國内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形成更高的自覺，認識到曆史唯物主義與正義理論可以成為社會主義理論中兩種并行不悖的體系，前者為正義規範作出社會-經濟維度的曆史的科學的解釋，後者則在價值判斷和辯護的範疇内為社會主義進行辯護。論證社會主義必然性的理論與為社會主義辯護的道德理論不僅不沖突，反而可以很好地結合起來發揮效用。㉕

盡管大部分的國内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均贊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于政治哲學的轉向和重視，贊同他們為社會主義作出的道德辯護，但他們反對和批評這一學派對曆史必然性的懷疑。在中國學者看來，由于拒斥了辯證法，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看作毫無聯系、截然對立的存在，無法理解舊社會内部孕育着“新社會因素”，因此看不到曆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對社會主義的實證性理論喪失信心。殊不知，根據辯證法，社會主義并不是在資本主義之外誕生，而是在舊社會的胎胞中孕育而成。當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已存在着明顯的社會主義因素，這些因素都是社會主義萌芽的表現，是人類曆史向社會主義的趨近。㉖由于對曆史辯證法和必然性命題的抛棄，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将社會主義實現的可能性單一地寄托于規範路徑，放棄了對曆史規律的探尋和對物質前提的構建，在某種意義上又回到了馬克思所批判的空想社會主義和道德理想主義。而國内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則認為，雖然為社會主義作道德辯護是有必要的，但平等目标的實現在根本上有賴于社會生産力等物質基礎，而決不是僅僅靠道德論證和正義訴求的推動就能達成的。馬克思主張的平等在不同的社會階段有着不同的内涵，其實現以特定的曆史條件為前提，如若忽視經濟基礎盲目實行平等将不可避免地導緻虛假的平等以及因對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的壓制所帶來的普遍貧困。㉗

綜而論之，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給予中國學界的啟示主要有四個方面：第一，這一思潮所堅持和倡導的分析方法和清晰嚴謹的研究風格給予國内馬克思主義研究方法論上的啟迪；第二，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與市場關系的理性思考與探索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提供了道路與制度自信和自我反思與完善兩方面的思想資源；第三，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諾齊克和羅爾斯等當代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家的批判及社會主義平等主義的理論建構使國内學者在當代政治哲學的整體圖景中找到定位并發出自己的聲音；第四，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轉向啟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關注平等、正義、自由等傳統理論較少涉及的規範性問題，并基于政治哲學理論的建構為社會主義作出道德辯護。但另一方面，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于辯證法的拒斥、對曆史必然性命題的懷疑、對曆史唯物主義的抛棄和對規範路徑的單一依賴也需要得到清醒的認識和批判。

注釋：

①參見Andrew Levine,A Future for Marxism Althusser,the Analytical Turn and the Revival of Socialist Theory,London:Pluto Press,2003,preface.餘文烈：《分析學派的馬克思主義》，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頁。

②參見陳偉：《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08年第6期

③John E.Roemer,Analytical Marxism,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3—4.

④Tom Mayer,Analytical Marxism,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4,pp.1—2.

⑤參見馮顔利：《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需要重視的問題》，《國外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齊豔紅：《分析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版；張建軍，曾慶福：《關于 “分析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幾個問題》，《學術月刊》，2010 年 12 期；陳偉：《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2008年第6期；段忠橋：《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特征及其三個代表性成果》，《教學與研究》，2001年第12期。

⑥俞吾金，陳學明：《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複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506頁。

⑦金瑤梅，俞吾金：《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的當代意義——複旦大學長江學者俞吾金教授訪談》，《社會科學家》，2008年第12期。

⑧馮顔利：《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需要重視的問題》，《國外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

⑨段忠橋：《重釋曆史唯物主義的緣由、文本根據和方法》，《哲學研究》，2008年第9期。

⑩詳見段忠橋：《對 “伍德命題”文本依據的辨析與回應》，《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9期；艾倫·伍德：《馬克思反對從正義出發批判資本主義——對段忠橋教授的回應》，李義天譯，《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

⑪參見馮顔利：《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中需要重視的問題》，《國外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齊豔紅：《關于分析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若幹分析》，《哲學研究》，2013年第1期；孟慶龍：《柯亨社會的“物質性”與“社會性”的區分理論對曆史唯物主義的重建》，《社會科學輯刊》，2011年第1期；曹玉濤：《文本實用主義的陷阱——分析馬克思主義的文本分析法批判》，《教學與研究》，2009年第9期；曾枝盛：《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形而上學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研究》，1997年第3期。

⑫G.A.Cohen,History,Labour and Freedo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xii.

⑬參見Erik Olin Wright ed.,Equal Shares:Making Market Socialism Work,N.Y.:Verso,1996.

⑭參見約翰·羅默：《社會主義的未來》，餘文烈譯，重慶出版社，1997年 ；David Schiwickart,Capitalism or Worker Control?An Ethical and Economic Appraisal.New York:Praeger,1980;羅德尼·佩弗：《馬克思主義、道德與社會正義》，李旸譯，重慶出版社2019年版。

⑮段忠橋：《國外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争論》，《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6年第3期。

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頁。

⑰科恩：《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幾個問題》，段忠橋譯,《中國人民大學學報》，1996年第3期；《為什麼不要社會主義？》，段忠橋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丁文祥、張金鑒：《G.A.柯亨談“市場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研究》，1995年第11期。

⑱科恩：《為什麼不要社會主義？》，段忠橋譯，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頁。

⑲林林、賴海榕：《約翰·羅默論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國外理論動态》，2018年第9期；向玉喬：《羅默的市場社會主義倫理觀》，《齊魯學刊》，2016年第2期；徐峻峰：《當代市場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問題及其啟示》，《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王衛，甯少林：《90年代西方市場社會主義思潮述評》，《教學與研究》，2001年第10期；魏小萍：《評析當代國外學者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關問題的論述》，《長沙電力學院社會科學學報》，1997年第3期。

⑳徐友漁：《當代西方正義論争論中的柯亨》，《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第1期。

㉑參見齊豔紅：《21世紀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建構及缺陷》，《天津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姚大志：《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與當代自由主義》，《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李旸：《建構剝削不正當的規範依據與批判當代自由主義正義理論》，《教學與研究》，2013年第2期；李旸：《自由與平等：“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非正義的兩種批判》，《科學社會主義》，2013年第1期；朱菊生：《為社會主義辯護：G.A.柯亨的政治哲學探析》，《學術論壇》，2010年第12期；李華榮、喬瑞金：《柯亨平等觀的實質及其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哲學研究》，2008年第11期；劉景钊：《開拓英美馬克思主義研究與重釋曆史唯物主義——段忠橋教授訪談錄》，《晉陽學刊》，2009年第6期。

㉒參見科恩：《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李朝晖譯，東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頁。

㉓參見周萍：《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義研究》，《理論視野》，2018年第11期；汪行福：《超越正義的正義論》，《江海學刊》，2011年第3期；朱菊生：《為社會主義辯護：G.A.柯亨的政治哲學探析》，《學術論壇》，2010年12期；田世錠：《英美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的三種論證》，《社會主義研究》，2009年第4期；段忠橋：《科亨的政治哲學轉向及其啟示》，《哲學研究》，2006年11期；《轉向政治哲學與堅持辯證法——當代英美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兩個方向》，《哲學動态》，2006年11期。

㉔汪行福：《超越正義的正義論》，《江海學刊》，2011年第3期。

㉕參見李旸：《何謂平等權利？——基于馬克思恩格斯的視角》，《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年第2期；李旸：《馬克思論述正義問題的雙重維度》，《南京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王廣：《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正義的批判還是科學的分析？》，《求是學刊》，2018年第2期；李義天：《認真對待塔克-伍德命題——論馬克思正義概念的雙重結構》，《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臧峰宇：《馬克思正義論研究的兩種進路及其中國語境》，《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5年第3期。

㉖這些因素包括：資本社會化、企業管理民主化、對經濟的宏觀調控、累進稅制、民主政治和公共教育、工人的和消費者的合作組織等。

㉗參見羅克全，王洋洋：《馬克思政治哲學的誤解與還原——對分析馬克思主義“正義悖論”的批判與超越》，《科學社會主義》，2020年第1期；王曉甯：《“分析的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平等與公正的論争與啟示》，《學術交流》，2015年第4期；李旸：《試論分析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哲學轉向”》，《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3年第2期；朱菊生《為社會主義辯護：G.A.柯亨的政治哲學探析》，《學術論壇》，2010年12期；葛四友：《柯亨的分配正義觀的轉變：兼談馬克思主義與平等》，《社會科學論壇》，2008年第1期；李華榮，喬瑞金：《柯亨平等觀的實質及其對自由主義的批判》，《哲學研究》，2008年第11期。

作者簡介：李旸，beat365官方网站講師

文章來源：《雲夢學刊》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