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治理之“能”

從簡化複雜社會現象的内在需求出發，技術治理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提升對于客觀事實掌握的真實性。理論上講，治理主體對于客觀事實的感知受到個體有限理性的限制，要麼難以獲得關于治理對象與情境的完備信息，進而難以掌握完全事實；要麼可能錯将局部事實當作全部事實，對特殊情況進行一般化推廣。若以上述對于客觀事實的偏差掌握為基礎，将導緻制度或政策供給與社會實際需求錯位，令治理實踐“無的放矢”。通過使用大數據技術，可以增加對于客觀事實掌握的全面性和準确性，為治理實踐提供依據，避免“盲人摸象”的情況出現。

第二，提升對于社會問題識别的及時性。社會問題與公衆訴求是普遍存在的，并且持續向政治系統輸入，其中部分問題與訴求容易被忽略或難以被察覺。如果問題出現後不能及時發現、及時解決，以至于錯過控制負面影響的“窗口期”，将導緻問題過度積累與集中爆發，令治理難度和資源投入陡增。通過使用大數據與人工智能技術進行社會監測，可以提升及時發現問題、識别問題的概率。令治理主體既不忽略“青萍之末”，亦不錯過“蛛絲馬迹”。

第三，提升對于事物變化判斷的前瞻性。事實上，全面、準确掌握客觀事實包含着兩層含義：一層是指在時間截面上掌握事物的真實狀态，另一層是指在時間序列上掌握事物的真實變化。其中前者立足當下，後者則指向曆史與未來。通過采集高頻數據并應用機器學習技術，可以幫助描繪事物變化的曆史軌迹，進而幫助研判事物發展的未來趨勢，令治理主體掌握主動，為下好“先手棋”提供有力支撐。

總而言之，技術治理可以有效提升複雜社會的可知性，其在本質上是幫助治理主體解決“失明”的問題，或者可以理解為幫助治理主體“矯正視力”。但是，“複明”并不代表“賦能”，“耳聰目明”雖然是科學決策、有效治理的必要條件，卻并不構成其全部。原因在于，好的治理的實現還與另外兩個重要因素緊密相關：1.正确理解治理目标；2.采取恰當治理措施。以全面、準确把握客觀事實為基礎，以正确理解治理目标為前提，清晰定位現狀（客觀事實）與目标的相對位置，并在制度、資源等諸多外部條件約束下采取有效且經濟的措施，才是更好實現治理目标的科學路徑。所以，必須清醒認識當前技術治理之局限性所在。

技術治理之“弗能”

從科學實現治理目标的角度出發，技術治理的局限性體現為技術不能完全解決舊的問題，以及因使用技術而可能衍生新的問題：

首先，憑直覺治理的情況并未徹底改善。在過去，治理實踐是在治理主體主觀理解治理目标+主觀感知經驗事實的條件下進行的。而在當前的技術治理範式中，治理主體雖然能夠真實把握客觀事實，“主觀理解治理目标”這一點卻沒有改變。作為科學實現治理目标的必要條件之一，“正确理解治理目标”得不到保證，便難以清晰定位現狀與目标的相對位置——這相當于僅掌握出發地的坐标卻并不清楚目的地的方位。在這種情況下，治理實踐在本質上仍然是以治理主體的直覺為主導。

其次，對于預測治理對象的動态變化作用有限。從微觀層面看，可以将治理理解為反複性的、具體的幹預行為。當具體幹預行為反複作用于治理對象并産生影響，治理主體将有可能得到符合預期的反饋，同時也有可能導緻治理對象發生質變，出現反饋與預期不符的情況，為下一步行動制造新的不确定性。這便形成一個悖論：如果通過應用技術對于事物的變化趨勢做出研判，其準确性僅在不采取幹預行為的前提下能夠保證，一旦采取幹預行為，研判結果便可能與事物發展軌迹出現偏差。因此，指望技術在治理實踐中總是發揮準确預測的作用是不現實的，它反而更适合在複盤總結中體現價值。

再次，不能對治理主體的主觀意願形成支配。通過使用技術而獲得對于客觀事實的真實呈現，其呈現形式對于治理主體而言是一種重要的治理工具。但是否使用、怎麼使用這種治理工具，仍取決于治理主體的主觀意願——如意願良好，它可能成為心有餘而力不足者的輔助工具；如意願不良，它也可能為胡亂作為提供正當性掩護。

最後，誇大技術治理的有限作用可能形成錯誤認知。無論刻意還是無意，忽略技術治理的局限性、在技術萬能的幻象中開展治理活動，都将令治理主體遭遇“過猶不及”的挫折，難逃治理失靈的困境。即使“歪打正着”得到滿意的結果，由此積累的經驗與形成的因果判斷——類似在什麼情況下采取什麼措施會得到什麼結果，也很有可能是錯誤的。一旦類似情境出現，彼時積累的錯誤經驗将表現出長尾效應，為遵循錯誤經驗的治理主體帶來更深刻的教訓。

對策建議

基于上述讨論，技術治理既不應該也無力承載助推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全部期待，為了彌補其能力之阙如，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1.以标準化治理對技術治理形成補充。所謂标準化，不僅包括将從實踐經曆中習得的默會知識與技能顯性化，更重要的是将抽象的治理目标可操作化，通過确立規範與标的、提供量化指标與評估基準，進一步壓縮直覺在治理實踐中發揮主導作用的空間。标準化治理将幫助治理主體正确理解治理目标，進而實現對于現狀與目标之相對位置的清晰定位，為當前的技術治理範式補齊短闆。

2.充分發揮社會自治在國家治理中的積極作用。生态學自誕生以來，其基本理論與方法被廣泛運用于社會科學研究，這反映出社會系統與自然生态系統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質性。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過渡的大規模工程措施對遏制生态退化的作用往往難達預期效果，有時甚至适得其反。而一些依靠自然本身的修複能力，輔以少量人工措施的做法，往往能取得更好效果。”國家治理也應受此啟發，打破“治”與“被治”的二元結構，充分利用社會作為複雜适應系統的自我調節功能，适度施加外部幹預，提升治理的效果和可持續性。

3.嘗試擴展技術治理的範疇。對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的應用，不僅限于對客觀事實的描述，還可以為決策提供備選方案，或者仿真模拟具體治理行為的對應結果。通過讓機器的運算進一步分擔人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提升政策供給的穩定性并降低治理成本。但是，此舉應以排除算法偏見和數據安全風險為前提，這需要打開技術運用的“黑箱”，從基礎設施層和代碼層對技術進行嚴格“政審”。

最後需要說明一點，對技術與标準的強調和重視并非主張技治主義“複辟”，将國家治理實踐等同于純粹的“技術活兒”，而是像強調制度建設一樣，希望在對治理主體賦能的基礎上，也對其自由裁量形成約束和引導，降低因治理主體能力不足或意願不良所造成的危害。

作者簡介：張權，beat365官方网站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文章來源：《學習時報》2020年6月22日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