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資本主義已經完成了從自由競争階段向壟斷階段轉變，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生顯著的變化，此時的俄國是整個資本主義發展鍊條上的最薄弱環節，國内外各種矛盾日益顯露。

20世紀初的俄國存在着沙皇與人民大衆的矛盾、地主貴族階級與廣大農民的矛盾、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的矛盾，同時大俄羅斯主義勢力與其他民族的矛盾、俄國與其他資本主義強國的矛盾也交織其中。尤其是1900—1903年受經濟危機的波及，經濟發展遲滞，俄國的各種矛盾日趨尖銳，加劇了人們對沙皇政府的不滿。沙皇政府希望借助戰争以轉移國内視線阻止一觸即發革命的到來。沙皇的一個大臣普列韋曾對陸軍大臣庫羅帕特金轉達沙皇的旨意：“為了制止戰争，我們需要進行一場小規模的勝利的戰争”。[1](P13)當時在沙俄與資本主義列強争奪霸權的矛盾中，日本與沙俄争奪中國東北地區的矛盾最為突出，俄日雙方都加緊戰備。1898年沙俄強迫清政府租借旅順大連，旅順成為沙俄在東北亞的海軍基地。沙俄又取得在中國東北修築從哈爾濱到旅順大連鐵路的特權，1903年建成了中東鐵路。日本明治維新後制定“大陸政策”對外擴張，1904年初日本挑起争端突襲沙俄艦隊，日俄戰争爆發。日俄戰争是進入20世紀初第一次大規模的戰争，是沙俄“遠東政策”和日本“大陸政策”對外擴張産生矛盾的必然結果，是沙俄日本圍繞在中國東北利益争奪而引起的一場帝國主義戰争。

日俄戰争爆發後，沙俄政府為了戰争需要從國内征集人力和資本，更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但日俄戰争最終以俄國的失敗告終，充分暴露了沙俄的種種問題和弊端，也使得人民對沙俄政府的不滿達到頂點。1905年俄曆的1月9日（公曆為1月22日），約14萬民衆在加邦牧師的帶領下進行和平請願活動。民衆的請願運動遭到了沙皇政府的血腥鎮壓，“有近2 000工人當街被射殺，2000多人受傷，其中包括不少老人、婦女和兒童”，[2](P528)造成了曆史上慘痛的“流血星期日”事件（一九事件）。“一九事件”的爆發也标志着俄國1905年革命的開始，掀起了俄國工人運動史上空前的運動浪潮。

革命呼聲日益高漲，沙皇政府改變策略，“力圖用最微小的讓步把自由資産階級争取到自己方面來”。[3](P77)沙皇政府名義上允許召開人民代表會議但又按嚴格的資格限制和等級限制進行選舉，看似推行民主實則鎮壓革命。沙皇政府的虛假做法使得革命的前途和發展方向成為有識之士亟需面對和回答的問題。面對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俄國的各個政黨、階級需要發出聲明以表明自己的觀點和立場，一時間思潮湧起。其中自由派資産階級本應是革命的領導階級，但卻無法承擔起領導革命的重任，一味地妥協退讓，一味地寄希望于和沙皇的合作以維持自身的利益，不敢發動徹底的革命也不能領導革命的前進。

列甯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是對帝國主義階段下俄國民主革命走向和前途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對自由派資産階級背叛革命的有力聲讨和批駁。

在1905年的民主革命之中，社會民主工黨起到了重要的宣傳和動員作用，推動了革命的發展。但圍繞着1905年俄國革命的前途等問題，社會民主工黨内部也出現了不同的聲音和意見，即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的分歧。孟什維克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又滞緩了革命的進程。社會民主工黨在革命中的雙重作用，與社會民主工黨内部的分裂密切相關。

與西歐國家社會主義政黨的建立過程不同，社會主義政黨在俄國建立并非易事，社會民主工黨的發展也是一波三折。社會民主工黨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883年的勞動解放社。勞動解放社于1883年俄曆9月在日内瓦建立，普列漢諾夫為勞動解放社的成立做出巨大貢獻。這是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也是俄國無産階級政黨的雛形。勞動解放社分别于1884年和1888年公布了兩個綱領草案，“明确提出工人階級的目标是以共産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其先決條件是要取得政權”，[4](P81)這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綱領奠定了基礎。勞動解放社在19世紀80年代還與國内的小組取得聯系，在政治、思想、組織等方面為社會主義政黨的建立做出了準備，因此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于1898年俄曆的3月1—3日（公曆3月13—15日）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共9人，會議決定正式成立社會主義政黨并讨論了黨的名稱、組織等問題。但很快由于沙皇政府對社會民主黨人的迫害和抓捕，使得社會民主工黨形同虛設。與此同時，社會民主工黨的首領被抓捕，使得社會民主工黨内部群龍無首，黨内出現了以馬爾丁諾夫為首的經濟派，對科學社會主義進行曲解。列甯在1900年結束流放之後，與普列漢諾夫等人創立了社會民主黨人的第一份馬克思主義的秘密報紙《星火報》。《星火報》作為社會民主黨人的理論陣地，批評了經濟派的錯誤觀點，宣傳了馬克思主義，為1903年重新建黨奠定了基礎。1903年俄曆的7月17日（公曆7月30日）在布魯塞爾召開了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這标志着布爾什維克黨的正式成立。正如列甯在1920年寫成的《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強調“布爾什維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潮，作為一個政黨而存在，是從1903年開始的。”[5](P135)

在1903年召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時，參會代表成分複雜，因此黨内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存在争議。社會民主工黨内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的分歧也在1903年的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初見端倪。會上列甯與馬爾托夫等人就黨的組織問題産生分歧，主要圍繞着黨的綱領上是否寫入“社會革命的必要條件就是無産階級專政”這一條。普列漢諾夫雖然支持列甯的觀點但為了盡可能維持黨内的團結而努力進行協調，最後列甯本人辭去委員職務，使黨内出現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兩派，《星火報》也成為孟什維克把持的黨的機關報。在1904年，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已分為兩個中央機構，分别創辦《星火報》和《前進報》。而1905年5月召開的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則标志兩派分歧的進一步公開化。

1905年俄曆的4月12日至27日（公曆4月25日至5月10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英國倫敦召開，來自黨中央委員會和地方黨組織的24名有表決權的代表和14名有發言權的代表出席會議。孟什維克自知在黨内處于少數地位而拒不參加第三次代表大會，并于同年5月在日内瓦召開代表會議。第三次代表大會與代表會議在時間上繼起，并通過了各自的決議，即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和代表會議的決議。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決議是前進的、革命的決議，決議規定了黨的正确策略和路線，與孟什維克形成的會議決議形成鮮明對比。如列甯所言：“他們制定決議并不是為了要領導無産階級的鬥争，而是為了跟在無産階級運動的後面蹒跚而行”。[6](P545)兩個決議在革命的領導權、同盟軍及革命的最終目的上都存在原則上的分歧，兩者的分歧不可調和且關系革命的前途。列甯認為有必要對代表會議的決議進行批評從而樹立正确的革命策略，“這是黨在三大後思想理論戰線面臨的一項迫切任務”。[2](P538)

列甯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具有明确的現實意義，很大程度上回應社會民主工黨内部的分歧，破除思想的迷霧，确立正确的革命策略，以強化社會民主工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在列甯思想譜系之中占據重要地位，是列甯早期思想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也是列甯對馬克思主義的捍衛與發展。

列甯，原名弗拉基米爾·伊裡奇·烏裡揚諾夫，1870年的俄曆4月10日（公曆4月22日）出生于伏爾加河畔的辛比爾斯克。列甯的父親是一位民主主義知識分子，雖然不是革命者但卻尊敬反對沙皇制度的人。在家庭教育的影響下，列甯很小就同情沙皇專制下俄國民衆的悲慘境遇。1887年列甯的哥哥亞曆山大因卷入謀刺亞曆山大三世案而被處死，“哥哥的死加強了他的革命傾向，但是他探索的是一條和他哥哥不同的、跟專制制度作鬥争的道路”。[7](P5)列甯反思恐怖主義的做法，認為恐怖活動對革命工作有害，開始轉向馬克思主義，在閱讀他哥哥遺留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後開始“向這些著作請教，勞動大衆應該怎麼進行革命鬥争以謀求解放”。[7](P6)在喀山時期，列甯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并成為喀山馬克思主義小組的活躍成員。1889年移居薩馬拉後，列甯系統學習外語尤其是德語，“為的是讀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同時還閱讀了“秘密出版的俄國革命書籍，特别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勞動解放社’的文章”，[7](P7)這一時期的系統學習進一步提升了列甯的理論素養。1891年，取得法律畢業證書後列甯并沒有忘卻革命的決心，因此辭去律師助理的職務而移居到彼得堡，專心投身于革命運動。

列甯投身革命運動之餘特别重視理論學習，同時革命活動的淬煉也使得列甯可以将理論與實踐更好地相結合，陸陸續續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初步闡發了列甯思想。早在《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寫作之前，列甯就寫作了《什麼是“人民之友”以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怎麼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進一步，退兩步》等文章，批駁了民粹主義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義，體現了馬克思主義者的研究素養和堅定立場。與此同時，列甯早期著作之中所蘊含的基本思想在列甯思想的體系中占重要地位，如《進一步，退兩步》一文中對無産階級在革命中重要性的強調與《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中所闡發的無産階級領導權思想一脈相承。

通過對列甯的生平和思想軌迹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列甯早期思想的闡發一直貫穿着對伯恩施坦修正主義的批評，這與當時的思想環境密不可分。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相繼去世之後，加之資本主義時代出現的新變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也面臨着新的挑戰與危機。不同的理論家開始重新思考、闡釋馬克思主義，其中伯恩施坦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占據相當影響。伯恩施坦注意到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合法鬥争”的存在，淡化無産階級革命的意識，鄙視和扭曲無産階級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并于1899年2月發表了《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來全面地修正馬克思主義。伯恩施坦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和歪曲嚴重影響了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在第二國際内部造成了思想的混亂，使修正主義在第二國際的主要政黨領導機構中占據上風。

針對伯恩施坦對馬克思主義的歪曲，第二國際内部的部分思想家，如倍倍爾、盧森堡等人捍衛馬克思主義，對伯恩施坦進行了批駁。其中以列甯對修正主義的批評最為系統全面。列甯對修正主義的批判與國内的思想動态相聯系，系統批判了“伯恩施坦主義在俄國的變種”，批評了立憲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古倫特派（即孟什維克），從而避免了改良主義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和俄國革命的影響。

列甯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正本清源和開拓創新，列甯對修正主義及其變種思想的批評也體現了列甯思想邏輯的一以貫之。

列甯将馬克思主義與俄國實踐相結合，通過對孟什維克和資産階級自由派的駁斥從而系統闡發了社會主義政黨在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中的基本觀點：革命的策略問題、武裝鬥争問題、無産階級的領導權問題、無産階級革命的同盟軍問題、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問題、黨的建設問題等。

1．關于革命的策略問題

革命的策略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分别通過的大會決議和會議決議具有明顯不同的傾向，其中對革命策略問題也作出了不同的規定。列甯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開篇就強調革命的策略問題。

首先，列甯強調了策略的重要性，革命策略關系黨的生存問題。列甯認為策略是“确切規定整個黨在新的任務方面或者是針對新的政治形勢所應采取的政治行為。”[8](P6)黨的策略是黨的行動指南，因此黨的策略關系革命的發展前景。為了發揮策略的作用，為了“教會革命一些東西”，為了麻痹民主派資産階級的不徹底性，列甯指出“需要我們對政治局面有正确的估計，需要我們有正确的策略口号”。[8](P2)列甯在強調策略重要性的基礎上進而強調策略的正确性和原則性，這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鮮明特色。

其次，列甯闡述了社會主義政黨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在強調策略重要性和正确性的基礎上，列甯對孟什維克和布爾什維克的兩種策略進行對比，闡明了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階段的策略，以“弄清楚社會民主主義無産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具體任務。”[8](P4)代表會議的決議同代表大會的決議相比具有明顯的不徹底性，會議決議強調“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可能表現為來自勝利的人民起義的臨時政府的成立，也可能表現為某個代表機關在人民的直接的革命壓力下決定召開全民立憲會議的革命倡議”，[8](P16)其問題在于把潛在的勝利條件和徹底的勝利等同，混淆了革命事實上的勝利與口頭上的勝利。同樣會議決議雖然提出臨時政府的問題，但隻是強調君主制度的鏟除而忽視共和制度的建立，問題在于沒有從共和制的角度闡釋臨時政府的意義。通過對孟什維克的批評從而闡發了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列甯強調在民主革命之中必須聯合農民，使臨時政府成為無産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機關，社會民主黨要加入臨時政府并對臨時政府施加影響。

列甯以破促立，揭露出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策略之間的根本分歧，從而系統闡發了民主革命的策略問題，為社會主義政黨提供了理論先導。

2．武裝鬥争的問題

武裝鬥争的分歧是由策略問題而衍生出來的。孟什維克的會議決議隻是泛泛地讨論了一般的起義，回避了武裝起義是否必要等問題，更強調發揮“立憲會議”的作用，強調經濟領域的鬥争。列甯則根據各種政治力量的對比和對革命運動發展狀況的把握，明确提出組織無産階級舉行武裝起義反對專政制度是黨最重要的、刻不容緩的問題。

列甯強調革命起義的必要性，革命的勝利必不可免地要依靠軍事力量和群衆武裝，而不是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來的機關。列甯批評新星火派和解放派“羞答答地閉着眼睛不看力量和政權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實，忘記了要‘立’就需要有力量來立的道理。”[8](P16)同時孟什維克對武裝起義隻局限于一般的宣傳而不行動起來，是毫無生氣的說教，是對革命的背叛。因此列甯進一步将革命起義上升到道路的高度，起義是“取得人民對沙皇制度的完全勝利、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8](P105)

列甯通過對改良主義的批評，找到了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體現了無産階級徹底的革命性和先進性。

3．在民主革命中無産階級的領導權問題

領導權問題是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分歧的焦點之一。

孟什維克認為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理應由資産階級領導，基于對民主革命的狹隘認識，孟什維克呼籲無産階級不應該參加臨時政府，“不緻在和資産階級政黨的不徹底的和自私自利的政策作鬥争時束縛住自己的手腳，不緻溶化在資産階級民主派之中”，無産階級的身份是“應當始終如一地做一個持極端革命反對派态度的政黨”。[8](P26)

列甯尖銳批評了代表會議決議的言論，強調要實現真正的“徹底勝利”。列甯認為孟什維克的觀點看似真知灼見，實則是導緻革命的退步，使其政治水平降低到自由派資産階級的水平。列甯主張要将革命向前推進，為了排除資産階級民主派的不徹底性，就要提出臨時革命政府和共和制的兩大口号。所謂的徹底的勝利，并不是新星火派所說的那種“徹底勝利”，而是“一個以農民和無産階級的成分占優勢的革命。”[8](P29)也就是說，相較于會議決議使政治水平降低的自由派資産階級的水平，相較于會議決議的不徹底，列甯努力将農民提到革命的高度以實現徹底的革命。

列甯分析了民主革命中各階級的地位和狀況。強調無産階級和農民對于革命勝利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列甯忽視革命的資産階級性質。相反列甯堅信俄國革命是資産階級性質的革命，認為俄國革命對于無産階級更加有利，并主張要實行徹底的資産階級改革以促進無産階級的發展。這一點與新星火派有很大區别，新星火派狹隘地理解資産階級革命，以為“資産階級革命是隻能産生有利于資産階級的結果的革命”。[8](P31)但列甯同時注意到帝國主義時代的俄國革命，資産階級具有自身的軟弱性和妥協性。列甯一針見血地指出“對資産階級更有利的是要資産階級民主方面的種種必要的改革比較緩慢地、漸進地、謹慎地和不堅決地進行，即用改良的辦法而不用革命的辦法進行”。[8](P32-33)相較于資産階級的不徹底性，列甯進一步分析了無産階級的革命性，因為無産階級一無所有所以具有徹底的勇氣，“無産階級的階級地位卻使它成為徹底的民主主義者”。[8](P33-34)

列甯明确提出了無産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基于對俄國各階級的分析，列甯認為俄國革命應該由革命的無産階級來領導，“無産者不要避開資産階級革命，不要對資産階級革命漠不關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領導權交給資産階級，相反地，要盡最大的努力參加革命，最堅決地為徹底的無産階級民主主義、為把革命進行到底而奮鬥。”[8](P34)列甯的這一表述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表明列甯并非照搬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經驗，而是從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足的現狀提出的合乎實際的回答。

列甯對無産階級革命領導權的論證駁斥了孟什維克對無産階級的攻擊，更加暴露了孟什維克的軟弱性和不徹底性，同時也為民主革命找到了堅強的領導者。

4．農民是無産階級革命的同盟軍

農民問題同樣是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争執的問題，兩者的争論很大程度上源于對農民在革命中的态度不同。孟什維克完全寄希望于自由派資産階級，在同盟者問題上忘記了農民，忽視了農民的作用，甚至擔心無産階級和農民的參與使得資産階級退出。而布爾什維克強調無産階級要重視聯系農民，将農民群衆提高到無産階級革命的高度，主張建立無産階級和農民的革命聯盟來實現徹底的革命。

列甯重視同農民的聯系，強調要建立無産階級領導下的工農聯盟。列甯将工農聯盟與民主革命的勝利聯系起來，認為工農聯盟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勝利的主要條件，是無産階級得以發揮其革命性的保障，“無産階級要在和不徹底的資産階級民主派作鬥争時不緻被束縛住手腳，就應當有充分的覺悟和足夠的力量把農民提高到自覺革命的程度，領導農民舉行進攻”。[8](P42)同時列甯還批評了孟什維克的工農聯盟會促使資産階級退出革命的觀點，強調了農民對于擴大革命範圍的重要性，“隻有當資産階級退出，而農民群衆以積極革命者的姿态同無産階級一起行動的時候，俄國革命才會開始具有真正的規模”。[8](P83)換而言之，革命的主力軍是無産階級和農民的聯盟，而非單獨的資産階級。

列甯積極主張無産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建立。列甯強調“隻有農民群衆加入無産階級的革命鬥争，無産階級才能成為戰無不勝的民主戰士”，“要防止這種危險，除了實行無産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以外是沒有别的辦法的。”[8](P42-43)可以說，無産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是工農聯盟思想的具體表現，是社會民主黨革命綱領的必然要求。無産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是民主主義的專政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專政，反映的是無産階級和農民在民主主義和争取共和制問題上的意志統一，這對于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意義重大。

列甯還強調開展對農民階級的教育。雖然重視農民的同盟者地位，重視無産階級同農民的革命專政，但列甯同樣意識到農民與無産階級之間存在區别。農民之中有半無産者和小資産階級分子，因此在民主革命時候可以與無産階級利益一緻，但在社會主義革命時候可能利益不一緻，農民階級自身具有不穩定性。列甯對農民階級和資産階級的不穩定性進行了區分，認為農民和資産階級的不穩定性有本質區别，因為“農民現在所關心的與其說是無條件地保護私有制，不如說是奪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農民雖然不會因此而成為社會主義者，不會因此而不再成為小資産階級，但是他們能夠為完全而又極其徹底地擁護民主革命的力量”。[8](P81)因此農民可以成為完全的革命的力量。為了發揮農民的革命性，也為了克服農民的不穩定性，列甯提出了農民教育的課題，認為“給農民以教育的革命事變進程不因資産階級叛變和無産階級失敗而過早地中斷，農民就必然會成為這樣的力量。在上述條件下，農民必然會成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8](P81)列甯對農民的教育與其灌輸理論具有相通之處，這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特色。

列甯從工農聯盟、工農革命民主專政和農民的教育等方面闡釋了無産階級革命的同盟者的相關問題，強調了農民的重要性，為發展和推進民主革命乃至社會主義革命找到了同盟軍。

5．關于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問題

對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關系的不同理解是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思想分歧的理論基點。對革命階段的理解不同，也導緻各自的革命步驟和手段不同。

孟什維克認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必須有漫長的停頓時期，要有一個資産階級專政時期。直到資本主義有了進一步發展，無産階級總人數占多數的時候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列甯沒有忽視革命存在的兩個階段，同樣認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有區别的、兩個不同性質的革命，必須分兩步走，不能混淆起來。但列甯對于兩個階段的認知更加富有彈性，誠如列甯所說的“難道可以否認前後兩種革命的個别的、局部的成分在曆史上互相交錯的事實嗎？”[8](P68)

首先，列甯承認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之間有本質的區别。列甯雖然強調革命的轉化，但列甯同樣注意到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列甯在文中不止一次地強調無産階級不能一味追求社會主義，忽視民主革命的任務則是反動的，“無産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當然隻是社會主義者的一個暫時的、臨時的任務，但是在民主革命時代忽略這個任務，就簡直是反動了”。[8](P69)民主革命階段的任務是政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是社會革命，政治革命最終要引向社會革命的軌道，但不能忽視兩者之間的差距。

其次，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相互聯系，統一于革命過程中的兩個環節。列甯将民主革命視作革命的第一步，之後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比作革命第二步。列甯主張盡快地完成民主革命，取得革命第一步的勝利，建立共和制和臨時政府以無情地打擊反動派，從而為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奠定政治基礎。列甯認為“我們的口号無條件地承認不能直接越出純粹民主革命範圍的革命是資産階級性質的，但是它同時又把當前的這個革命推向前進，努力使它具有一個最有利于無産階級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無産階級下一步争取社會主義的鬥争得以最順利地進行。”[8](P70)

列甯關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關系的論斷既駁斥了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民主革命黨）對無産階級參加并領導民主革命的貶低，也駁斥了把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混為一談的荒謬言論。列甯對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關系的論斷蘊含了唯物辯證法的精髓，解決了俄國革命發展的次序（階段）問題。

6．關于黨的建設問題

黨的建設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要課題，在革命時期黨的建設尤為重要。《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并非專門論述黨的建設問題，但相關表述之中也蘊含黨建的豐富思想。

列甯高度重視無産階級政黨的獨立性。在針對孟什維克對無産階級參與政權的攻擊，為了回應無産階級被消融的提法，列甯指出“社會民主黨人永遠不應當而且一分鐘也不應當忘記，無産階級為了争取社會主義，必然要同最主張民主共和的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進行階級鬥争”，“社會民主黨就絕對必須是一個單獨存在的、階級性十分嚴格的獨立政黨。”[8](P68)這一表述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獨立性原則的生動體現，也是革命時期加強黨建的關鍵環節。列甯強調黨的建設從而增強了布爾什維克的戰鬥力和凝聚力。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是列甯早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批駁了伯恩施坦主義，維護了馬克思主義的地位。伯恩施坦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也造成了各國内部的思想混亂。在俄國，深受伯恩施坦主義的影響，立憲民主黨和孟什維克都具有強烈的改良主義色彩，他們忽視革命而強調經濟方面的鬥争，這與伯恩施坦對社會主義革命的歪曲有相似之處。因此列甯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着重批判了“伯恩施坦主義在俄國的變種”，批評了立憲民主黨和社會民主黨的古倫特派（即孟什維克），從而進一步駁斥了伯恩施坦主義，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的地位。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是列甯革命思想闡發的代表作，通過對比論證從而系統闡述了無産階級領導權、工農聯盟、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關系等思想，構成了列甯無産階級革命理論的重要内容。列甯之後的諸多思想都能在本文中找到源頭，因此《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在列甯主義中占據重要地位。

與此同時，《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一門科學，其科學性在于經受實踐的檢驗和發展。列甯基于俄國國情而提出的革命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豐富和發展。其中無産階級領導權的思想是對馬克思恩格斯民主革命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武裝起義的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無産階級革命思想，而且為1917年社會主義革命奠定了理論基礎；工農民主專政的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民主專政理論；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轉化的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通過對兩種策略的對比從而闡明了社會主義政黨在革命中的地位和角色，捍衛了布爾什維克，推動了包括俄國革命在内的整個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進步。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寫作的直接目的就是為了回應社會民主黨内部的分歧。列甯通過将代表會議的決議與代表大會的決議進行逐一對比，從而揭示了孟什維克的不徹底性和機會主義錯誤，如片面依靠資産階級而拒絕無産階級和農民、不去宣傳革命而聚焦于當前的改良工作、片面強調民主革命的長期性等。列甯進而從思想的源頭來考察孟什維克的不徹底性，将孟什維克的錯誤歸結為其思想受到經濟派的影響，淪為自由派資産階級的尾巴。列甯對孟爾什維克的分析可謂鞭辟入裡，揭示了孟什維克在思想和策略方面對馬克思主義的背離，從而維護了社會民主黨内部的團結，特别是推動了布爾什維克的發展。

列甯從俄國的具體實踐出發而寫作的《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駁斥了孟什維克對工農民主專政、武裝起義的批評，解決了民主革命的領導權、革命道路、革命的同盟者、革命前途等問題。在此之後，俄國的民主革命在科學的理論指導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列甯領導工人階級和農民開展運動，同沙皇政府和國家杜馬進行堅決的鬥争，将俄國革命向前推進一步。這些理論經受住了俄國革命的檢驗，同時也為後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和實踐基礎。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具有深遠的國際意義。帝國主義時代下各民族國家的發展深受殖民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剝削與壓迫，又苦于資本主義的不發展，這與俄國的革命背景有相似之處。列甯關于俄國革命的思考對其他民族國家的解放運動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為各國的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指導和實踐經驗，推動了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向前發展。

《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在中國傳播的最早版本是1929年8月20日上海中外研究學會出版的陳文瑞譯本。《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在中國傳播之際，适值中國共産黨對中國革命道路進行探索，雙方互為配合，有力推動了中國革命事業的發展。

列甯強調“無産者不要避開資産階級革命，不要對資産階級革命漠不關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領導權交給資産階級，相反地，要盡最大的努力參加革命，最堅決地為徹底的無産階級民主主義、為把革命進行到底而奮鬥。”[8](P34)列甯堅信隻有無産階級的參加才能實現革命的徹底勝利，無産階級掌握領導權是革命勝利的保障。黨的領導也是我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但中國共産黨對革命領導權的認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随着實踐而深化的過程。在國民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忽視弱化了無産階級領導權問題，在革命中忽視革命領導權的奪取而且一味地對國民黨妥協退讓。在民主革命之中放棄對領導權的争奪也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原因之一。大革命失敗之後，中國共産黨借鑒曆史經驗提出無産階級領導權的問題，從而推動了革命态勢的前進。彭德懷曾回憶道：“（1933年11月前後）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個策略》，上面用鉛筆寫着（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着，就不會犯錯誤。”[9](P183)毛澤東也曾數次閱讀《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由此可見，《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一書對于中國共産黨堅持無産階級領導權思想起到了深遠影響。

列甯關于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關系的論斷對中國革命産生了重要影響，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礎。1922年中共二大召開之際，在列甯的影響下，開始意識到革命階段的不同根據革命的發展情況制定了黨的最高綱領和最低綱領。但在具體革命實踐中，黨也因混淆革命的發展階段而遭受慘重損失。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革命的曆史進程，必須分為兩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義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是性質不同的兩個革命過程”，[10](P655)科學回答了中國革命發展階段的時代課題。毛澤東的革命分兩步走的思想是對列甯主義的繼承和創新，是将馬克思列甯主義與中國革命相結合的産物。革命分為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與列甯的思想一脈相承，但毛澤東也強調：“所謂民主主義，現在已不是舊範疇的民主主義，已不是舊民主主義，而是新範疇的民主主義，而是新民主主義。”[10](P655)革命處于新民主主義階段，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後建立的是新民主主義社會而非資本主義社會，這是毛澤東對列甯思想的超越和創新。列甯關于革命發展階段的論述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的重要思想來源，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淵源之一。總之，《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種策略》對中國革命産生了深遠影響，其傳播與中國共産黨早期領導人的探索交相輝映，推動了中國革命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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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毛澤東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