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曆史事件會成就一些人，也會毀滅一些人；會讓一些本來默默無聞的人從此聲名鵲起，也會讓一些聲名顯赫的名家大失人望。享有國際聲譽的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無疑屬于後者，本來以“例外狀态”（stato d’eccezione）等理論頗有知名度的他，卻因對新冠病毒帶來的例外狀态發表言論引發普遍争議、受到衆人批判[1]。新冠病毒的肆虐，無疑是例外狀态理論直面現實、回應現實的最佳機會，隻可惜阿甘本沒有抓住這個赢得尊重、證明其理論魅力的機會，原因究竟出現在哪裡？他的例外狀态理論、生命政治理論本身有什麼問題？我們應如何思考新冠病毒催生的“例外狀态”？

一、為何認為病毒是政治權力的陰謀？

阿甘本無疑是批判者，例外狀态理論也是批判的理論。隻要是批判，就少不了批判的對象，在其著作《例外狀态》和《神聖人》中，阿甘本對準的批判對象包括“主權者”“至高權力”“至高暴力”甚至“政治”“權威”，這些對象不斷變換，要問到底批判的是什麼，還真難一句話講清楚。直面新冠病毒，阿甘本鎖定的批判對象就是國家權力或政治權力，更具體說就是意大利政府，可以說直接挑明了批判的對象。

在阿甘本看來，新冠病毒根本不是什麼事（他一開始甚至認為它與普通流感沒什麼兩樣，直到2020年4月14日他還認為這是“一種不可能精确評估的風險”），它隻是政治權力為宣告例外狀态以實現更好治理（阿甘本談到的“治理”更強調統治、支配、控制的意思）而找到的一個冠冕堂皇的借口。找到借口或理由宣告例外狀态是政治權力運作的套路，沒有新冠病毒，政府也會找到其他的理由或借口，就此而言，新冠病毒與恐怖主義對于政治權力宣告例外狀态來說，并沒有兩樣，“如果恐怖主義已經不再能成為宣布例外狀态的理由，那麼現在，‘發明’一場流行病就可以為無限拓寬例外狀态提供理想的借口”（《傳染病的發明》）。

如此真實地橫亘在我們面前的新冠病毒，是被國家權力故意發明的、至少是被誇大和渲染的，它本來并不存在或者說本來沒有多大威力，是政治權力讓它出現在我們的面前，誇大了它的作用。阿甘本想告訴我們，政治權力好比是個很壞的魔術師，它讓我們看到明明并不存在的東西，利用這種幻覺來實現對我們的控制。這确實很難讓人表達認同。可能也正因為此，在接受法國《世界報》的訪談中，阿甘本指出政府不會無緣無故地制造出例外狀态，安全治理未必是通過制造例外狀态來運作，而是在當它自己産生時去利用它、引導它。也就是說，國家權力會抓住一切時機來宣布例外狀态，它會無中生有（沒有病毒說成有病毒）、小事化大（把一般流感說成嚴重流感）以宣告例外狀态。

為了宣告例外狀态，政治權力大談特談傳染和瘟疫，利用人們對“傳染”和“瘟疫”的厭惡和恐懼，制造恐慌氛圍。也就是說，傳染可能本來并不存在，“傳染”這個概念也是權力制造出來的、渲染出來的。這足以讓傳染病學家、病毒學家、科學家瞠目。阿甘本甚至沒有避諱這一點，他明确提出，科學是“我們時代真正的宗教”，“和其他所有宗教一樣，科學宗教也可能生産迷信與恐懼，永遠都有專家或者所謂的‘專家’能成功地迎合君主的口味。而君主，就好像在宗教争端分裂基督教時一樣，總會選擇符合自身利益的一方，并采取相應的措施”（《反思瘟疫》）。因新冠病毒宣告例外狀态，恰恰正是在科學的名義下完成的，政治權力決定何謂科學、選擇自己所需要的科學，利用了科學和專家，一些科學和專家故意迎合權力的需要，實際上也淪為權力的“爪牙”。正是權力和科學的結盟，利用新冠病毒制造了例外狀态，成功地讓人們信以為真。由此，阿甘本還表現出了對教會的不滿，他認為，在病毒面前，教會本應該守衛人類尊嚴，應該犧牲生命而非信仰，卻放棄了其最核心的原則，淪為科學的家仆。

新冠病毒就是政治權力的陰謀或詭計，可以說這是病毒陰謀論的一種，隻不過它是哲學上的陰謀論。其他的病毒陰謀論，往往說病毒是被哪個國家、哪個實驗室制造出來的，而阿甘本這種哲學上的陰謀論根本不猜它來自哪裡，它是誰造出來的，直接宣告了它就是被政治權力用來宣告例外狀态、用來統治民衆的工具。阿甘本顯然意在讓我們保持對政治權力的警惕，看清權力的技藝學或厚黑學，防止權力在名義上保護我們的健康和生命的同時，實際上暗地裡玩弄陰謀控制我們的自由、實現對社會的統治。阿甘本認為，這正是哲學應該幹的事情。每一個行當有每一個行當的任務，病毒來了，醫生要做的是控制病毒，政府要做的是控制社會，哲學家或思想家要做的是防止權力的擴張帶來倫理和政治上的嚴重後果。對阿甘本來說，這是哲學家的職業精神。當然這也決定了社會各界都在批判政府防控不力的時候，哲學家卻在批判政府小題大做、故意危言聳聽以實現社會控制之目的。這可真是諷刺畫，畫中的哲學家是多麼地不合時宜、多麼地不在狀态。

哲學家不應為了哲學而哲學，不能否定真實存在的客觀事實以成全哲學的深刻。新冠病毒肆虐，絕不是政府想要宣布例外狀态，更不可能是政府故意宣告例外狀态，每個國家的政府在開始時都想保持社會正常運行，甚至不惜隐瞞疫情。隻是随着疫情的擴散，才不得不宣布緊急狀态。正如法國哲學家南希（Jean-Luc Nancy）在回應阿甘本的文章《病毒性例外》（Eccezione virale）中所指出的那樣：“政府隻是可悲的執行者，指責它們更像是一種分散注意力的把戲，而不是一種政治反思。”[2]阿甘本的批判可以說是深刻的，但這種深刻越來越走向極端，那就是無論權力做得好還是壞，都假設它是壞的、惡的，都持一種批判的态度。權力永遠是壞的，從根上就壞了，它隻會留一個好的皮囊，裡面的血肉實際上都是壞的，這就是阿甘本及衆多的哲學家、思想家已經先天設定的基本前提，這是權力本惡、永遠惡的先天設定。

人類社會在進步，權力本身卻停滞不前，這怎麼可能？我們當然可以批判權力，反思權力，但不能先天就設定權力是惡的，而且是恒惡的，這樣的偏執會讓我們在對權力的批判和否定中，不斷削弱政治權力的積極力量和生産性作用，導緻人類社會在新冠病毒疫情及類似這樣的事件暴發的時候難以應對。試想，如果政府聽到了哲學家的控訴，不再宣告緊急狀态，任由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染，那結果會是如何？如果我們相信了這是政府控制我們的陰謀，我們堅決揭穿這個陰謀，進行非暴力不合作，我們什麼都不做，也不允許政府做，那結果不就是“坐着等死”嗎？

二、為什麼沒有真實的、客觀的例外狀态？

經驗觀察、切身體會可以明顯得出結論，新冠病毒已經逼迫着我們進入到實實在在的“例外狀态”之中，它打破了我們生活的節奏，改變了習以為常的行為，這是我們親眼可見、親耳可聽的事實，絕不是任何國家的政府權力可以憑空杜撰的結果，為什麼阿甘本偏要将其說成是權力的理想借口，并表示出對宣告例外狀态深深的憂慮呢？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應該是他對“例外狀态”的固化觀念、先入為主的成見。按我們的一般理解，例外狀态是相對于不例外狀态也就是正常狀态而言的，它是一個國家面對突發重大事件、重大風險挑戰，包括瘟疫、地震、恐怖主義、内戰、侵略等情況出現而導緻的社會的緊急狀态。這種狀态與正常狀态一樣，無疑也是難以避免的，任何一個國家都可能會面對這種突發事件和重大風險。但這隻是我們的理解。對阿甘本而言，例外狀态是與政治權力、治理術同生相伴的，它不是或者說至少不完全是一種客觀的社會狀态，而更多地是國家權力根據治理需要來宣布的主觀色彩濃厚的虛拟狀态。如果說它是完全客觀的狀态或者是當今各個國家所宣告的“緊急狀态”，那對它的探讨就沒有意義了。

例外狀态本身是政治權力的工具，宣告例外狀态是政治權力治理的方式（需要重申，治理這個詞在阿甘本這裡，更多是統治、控制、支配的意思），而且已經成為現代國家治理的典範或常規，這一點，在阿甘本的著作中已經有多處強調。“例外狀态似乎愈來愈成為當代政治最主要的治理典範”[3]，“在我們這個時代，例外狀态作為根本性的政治結構，變得越來越顯明，并最終開始變成常規”[4]。政治權力宣告例外狀态已經常态化了，阿甘本隻不過又重申了這一觀點，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後政府的做法，清楚地揭示了“例外狀态已經成為一種常态”，即是說它證明了例外狀态已經成為政治權力治理的常态，政治權力已經完全依靠這種找到借口、宣告例外狀态的方式來治理。

如果阿甘本意識到，例外狀态不是都由政治權力主觀宣告的，它是客觀真實的存在，他也就不會如此憂慮。新冠病毒帶來的例外狀态，是真實的、客觀的例外狀态，它不是權力宣告帶來的例外狀态。實際上，在《例外狀态》一書中，阿甘本提到了三種類型的例外狀态，一種是真實的例外狀态，一種是拟制的例外狀态，一種是故意的例外狀态[5]。隻是身處疫情之下的阿甘本，為了實現對政府做法的質疑和批判，為了實現對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的捍衛，放棄了還存在任何真實、客觀的例外狀态的想法，把例外狀态全部看成了拟制的甚至是故意的。如果要為阿甘本進行辯護的話，其實可以說，哲學家就是要否認大家的共識而發出另一種聲音，當我們都假定是客觀、真實的例外狀态的時候，哲學家就要說它是政治權力故意制造出來的例外狀态，以讓社會保持對政治權力治理術的警醒。

令阿甘本憂慮的是，隻要宣告例外狀态，政治權力就可以突破法律的限制、民主的程序而不受制裁和指責。其隐含的批判邏輯是，雖然在現代國家，民主與法治成為社會發展之趨勢，但這絲毫不能防止政治權力的僭越，而且還是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的僭越。時不時地宣告例外狀态，就是政治權力找到的最好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基于此，可以簡單給阿甘本的“例外狀态”下一個定義，這個定義是他在這些小文章中沒有做出的，也是他的著作中沒有明确給出的。例外狀态就是政治權力暫時懸置法律規範、宗教信仰、倫理道德而不受法律、宗教、倫理規制的狀态，因此是政治權力可以直接觸碰人的生物性生命（因其已失去法律、宗教、道德賦予的任何神聖性，不再被人權、自由、公民或人民的外表所包裹，也可以稱為赤裸生命）的狀态。

即是說，與例外狀态相對的不是“正常狀态”，而是政治權力被法律、倫理、宗教規制的“法律狀态”（鑒于法律在這種非例外狀态下的重要性）。例外狀态因此是一個缺乏法的空間、一個無法地帶，在其中，所有法律規範都停止運作，政治權力并沒有廢除法律而隻是懸置法律，既非執行法律、亦非違反法律，而是不執行法律。法律因此隻具有形式上的有效性但失去了實際效力，而政治權力的命令本身（可具體理解為政府法令或行政命令）雖不是法律但具有了法律效力。對阿甘本而言，政治權力厲害就厲害在，它利用兩種狀态來維系運轉，它不僅需要正常狀态下的法律司法秩序結構，也需要無法的混亂狀況來宣布例外狀态以懸置法律。政治權力不僅需要規則，也需要規則的例外，隻講規則必然導緻權力的作繭自縛，隻有通過宣布規則的例外才能夠靈活自如。就此而言，例外雖然是規則的例外，但卻是權力運作規則的一部分。

一旦例外狀态被選擇，政治權力就沒有法律、規則來制約，這就是為什麼阿甘本總是強調宣告例外狀态帶來倫理和政治的嚴重後果的原因。在他的《一個疑問》的小文中，阿甘本同樣指出，總理和民政部長的話說出口就立刻有法律效力，執行權實際上已經取代立法權，廢棄了權力分立這一民主基本原則，它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則超越了所有限制。他為此批判了另一群他認為沒有完成自己使命的人，那就是法律人。“法律人有義務保證憲政原則得到遵守，但他們卻默不作聲。法律人，你們怎麼對分内的事保持沉默？”（《一個疑問》）

這種憂慮一定意義上說也不是杞人憂天，而是有現實針對性的，通過各國防控疫情中政府的作用就可以看出來，确實存在行政權力的擴張和某些階段的失序。但是，我們必須容忍疫情時期權力的溢出或強大。病毒催生的真實的、客觀的例外狀态，一定意義上是政府權力（包括社會各種力量）迫不得已、無奈應對的狀态，是必須應急處理、強力解決的狀态，會出現國家集權，甚至必然要求這種集權來推出征用民間物質、管控人口流動、限制人身自由等措施，這是為防控疫情必然出現的結果，是為了讓人存活下去必需付出的“代價”。喚起法律人的意識和功能，也難以扭轉這種局面。

隻是結果并不像阿甘本想得那麼悲觀，例外狀态絕不是法律完全被懸置的狀态，它不是一個無序的狀态，不是權力可以無視法律約束來任意支配、控制、掠奪人的生命的狀态，反而是保護人的生命、更多的人的生命的狀态。可以說，政府權力在疫情時期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好發揮了保護生命的作用。阿甘本的理論對我們的啟示僅在于，例外狀态下的法律規範、依法治理是我們所需要的，這包括确保政治權力宣告例外狀态是在法律的範圍内進行的；進一步明确政府權力在例外狀态下如何貫徹法律規範，既賦予政治權力更多自由度又避免其走向任性擴張；還要明确疫情之後回到常态的法律司法路徑；等等。

三、生物性生命應該遭到如此鄙視嗎？

更令阿甘本憂慮的是，“例外狀态成為常态之時，法律—政治系統就會将自身轉變成為一部殺人機器”[6]。在法律狀态下，政治權力本身被法律、倫理、宗教等所規範、所制約，人們有法律、倫理、宗教的保護，作為公民、人民、擁有各種權利和自由的個體、講倫理道德的大寫的人而存在，具有政治生命、精神生命或神聖生命。政治權力通過法律、規範、規則來與每個人建立間接聯系，它必須尊重人的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不能直接觸碰到（實際上就是任意支配甚至殺害）人的赤裸生命或生物生命。

而一旦宣告例外狀态，法律不再适用，倫理和宗教不再發揮作用，人的生命的政治性和精神性就不再存在了，隻留下生物性，政治權力就可以直接觸碰到赤裸裸的生物生命了，也因此可以不違法地讓人的生命消失。阿甘本時刻都在提醒，必須提防政治權力，它通過在法律狀态下賦予人以政治生命、精神生命将所有人納入其中，又通過宣告例外狀态将一部分人或将所有人排除出去，這是政治權力納入性地排除的高明伎倆。在他的邏輯中，正是政治權力的例外狀态的宣告，使人回到了純粹的生物狀态，開啟了“排除”的過程。

政治權力直接作用于人的生物性生命，一定是讓人死的結果，是在不違法、不違背倫理、不違背宗教信仰的情況下讓人死的結果。阿甘本的恐懼正是來源于此，曆史上的納粹集中營在他的頭腦中一直盤旋着揮之不去，即使面對新冠病毒時他還是如此認為。所以他提醒了一件事，阿道夫·艾希曼（被稱為納粹的“死刑執行者”，殺害過上百萬猶太人）曾表面上充滿善意地不斷重複說，他是出自自己的良知、遵循他認為的康德式道德準則才做了那些事。懸置法律的例外狀态下的政治權力一旦直接面向生物生命，就一定是讓它死，就一定是要剝奪生命，這是阿甘本的定論。

但他忘掉的是，政治權力作用于人的生物性生命，也可以是為了讓它活。生命政治在其原本上就是使人活的政治，雖然它有可能會為了讓一部分人活而走向死亡政治。在新冠病毒帶來的例外狀态下，政治權力作用于我們的生物生命，就是要讓人的生物生命存活，但對這一點阿甘本恰恰表示了否定。歸根結底，阿甘本把生命政治理解為一種治理術，理解為一種政治權力直接以生物生命為對象而形成的惡的否定性政治，而不是理解為以生物生命為對象使人活下來的善的積極性政治或生産性政治。

阿甘本不滿意政府限制自由的做法，狠狠批判政治權力的陰謀，也不滿意所有的“我們”，從而将自己與絕大多數人進行了分割，因為“我們”認同了政府采取封城、隔離、保持社交距離的做法，接受了本來不該被宣布為例外狀态的狀态，實際上成了政治權力陰謀的同謀者。阿甘本困惑甚至也充滿批判的是，我們為什麼傻傻看不清楚？為什麼如此輕易地接受瘟疫、居家隔離，擱置一切正常生活條件、工作關系、友情與愛情關系，乃至宗教與政治信條？為什麼我們沒有意識到生命已經被還原為一種純粹生物學的生命，不僅被剝奪了社會與政治維度，連人性與情感也所剩無幾？為什麼我們“除了赤裸生命（nuda vita）之外别無所信”，不惜一切代價也要保護赤裸的“生物性存在”（nuda esistenza biologica）？他相信，我們必然自食其果，“在失去生命的恐懼之上，能建立起來的隻有僭主制（tirannia），隻有利維坦（Leviatano）和它出鞘的劍”（《反思瘟疫》）。

阿甘本提出的問題是，人一旦淪落為生物，隻剩下生物性生命，這還是人嗎？在新冠病毒催生的例外狀态下，人們沒有自由，沒有友情愛情關系，沒有政治倫理價值，沒有精神信仰，隻剩下活着，隻剩下生物的軀殼，再沒有人性的、精神的内核，“生命經驗（esperienza vitale）的統一性已然分裂。本來，生命經驗的身體與精神兩面不可分割；而現在，純粹的生物實體和情欲的、文化的生活則完全分離”（《一個疑問》），這個時候，人還是人嗎？深層次的沖突是，對人來說，更重要的是自由的靈魂，還是物質性的肉體？是崇高的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還是滿足于純粹活着的生物生命或物質生命？

對哲學家來說，當然是前者；對日常生活中的我們，對于政治家、對于科學家來說，當然是後者。道理再簡單不過，沒有活着，沒有生物性生命，人都死了，談那些自由、精神的生命，有什麼價值呢？而對哲學家來說，人之為人，相對于其他動物，根本的不同就是人不隻是活着，隻是肉體，更重要的是精神或靈魂，當這些失去，人就不配為人。基于此，人被隔離了自由、被剝奪了精神生活，應該甯可選擇高貴地死去而不是賴活着。在新冠病毒沒有來臨的時候，我們會被哲學家的境界所折服，但新冠病毒的到來，卻讓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我們終歸不能生活在理念的殿堂上，我們身在人間，必須面對一個個的物質性肉體、生物性生命。

人确實應該有精神追求，為了自由、精神放棄自己生物生命的人，可以自認為是高貴的，但不能認為那些在生物性生命受到重創而依然堅持求生意志的人就是低級的，他應該共情于那些因病毒肆虐而生物生命難保或不保的人，應該看到那些為拯救衆多生物性生命而努力的人更加高貴。跟那些被傳染的、受到疾病和死亡威脅的人談精神生命，實際上是一種僞善；承認生物性生命的意義或者它本身的精神價值，強調人的生物性生命維系的重要性，才是真善，才是疫情之下的哲學書寫應該立足的前提。

在例外狀态下，最需要保護的是我們的生物性生命。也正是新冠病毒帶來的例外狀态，讓我們有機會重新思考一度不平衡的生物生命和精神生命的關系，讓我們有機會在哲學中為生物性生命正名。我們選擇生物性生命，絕不會是在放棄精神生命的情況下，也不會因此失去精神生命，反倒會更有機會思考精神生命的價值，更加體驗到精神生命對于我們的意義，更加深刻認識到正常的生活條件、工作關系、友情與愛情關系，乃至宗教與政治信條對于我們的意義。

而且，我們會在生物生命受到侵犯的時候更清楚地看透政治權力的治理技藝。回到原初的生物生命，我們可以不用通過被建構出來的比如自由、人權的意識形态為标準來評價權力，而是可以直接用是否給我們健康、讓我們不至于死掉這種硬性的标準來評價，這不是更能看破政治權力的陰謀嗎？阿甘本不是也抨擊政治權力通過賦予人以神聖之名來實現對人的操控、對人的謀殺嗎？現在一目了然，去除神聖的政治價值，隻看赤裸的生物生命，這會讓政治權力的政治陰謀無所遁形。

四、人類社會會陷入永久例外狀态嗎？

一個除了相信幸存以外不再相信一切，為了生物生命而放棄精神生命，為了活着不惜犧牲政治、倫理生活的社會會是怎樣？在阿甘本看來，這無疑是“至暗社會”。為了活着，為了生物性生命，人們接受了政治權力宣告例外狀态後的一系列隔離、封城等舉措，必然會使人際關系、人類社會遭遇困境。這種例外狀态下的社會必然是充滿恐懼和不安的社會，不可能是一個自由的社會，而隻能是全面控制的社會。

在這樣的社會中，每個人都變成可能的感染源，都被認為可能攜帶病毒、可能傳染給他人，所以人與人之間就必須保持距離，必須相互防範，不論是不是親近的人，都不可以靠近、也不可以接觸，“鄰人”因此不複存在。這基本上是所有人以所有人為敵的狀态，雖然病毒才是真正的敵人，但我們最終把自己之外的的每個人都變成了敵人。“這場戰争無形的敵人可能是任何其他人，因此顯得無比荒謬，也由此成為真正的内戰（guerra civile）。敵人不是外來的，敵人正在我們之中”（《聲明》）。在這樣的社會，每個人都是“塗油者”，即16、17世紀鼠疫時期在公共場合塗抹帶有毒素的特制油膏以傳播瘟疫的人。這也正如《反恐怖主義法》把每個公民都看作潛在的恐怖分子一樣。例外狀态下的社會就是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塗油者”或潛在的恐怖分子構成的社會。

阿甘本實際上陷入到了例外狀态下的“暗黑”社會和非例外狀态下的“光明”社會絕對對立的思維中。其實我們都知道，病毒沒有到來、沒有宣布例外狀态的社會，也絕不是阿甘本所想象的完美社會。與其恐懼于例外狀态下的非自由的控制社會，還不如反思正常狀态下的社會本身可能就存在着風險和挑戰、恐懼和不安，就存在着孤立的、競争的個體之間冷漠與敵視的關系。提醒這一點很重要，不是病毒帶來的例外狀态讓我們的關系、讓我們的社會變成這樣，不要把人類社會的問題甩鍋給新冠病毒，甩鍋給政治權力宣告了例外狀态。我們應該相信，正常狀态也就是阿甘本“法律狀态”下的社會如果是完美的，一次病毒不可能就讓這樣的社會毀于一旦。

而且，即使是新冠病毒催生的例外狀态下的社會，也沒有像阿甘本想得那麼不堪、那麼悲催。在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面前，更多的人反倒會停下來反思生活的目标和追求，反思人生的價值和意義，反思自己與他人的愛與友誼。隻有經曆了這樣的“劫難”，才會讓更多的人對自己、對家庭、對社會乃至對人類有更多的“哲思”。不能隻看到例外狀态帶來的悲觀結果，還要看到樂觀的結果。但阿甘本無疑是悲觀主義者。

更凸顯其悲觀态度的是，阿甘本認為，不僅例外狀态下的人類社會是“至暗社會”，新冠病毒之後的人類社會也必然是如此。從意大利隔離、封城開始，阿甘本就開始擔心，很可能在新冠病毒結束之後，政府會将此前從未成功過的實驗繼續下去：“一次性關閉所有大學和學校，隻進行線上教學；停止政治與文化主題的讨論和聚會，隻通過數字渠道交流；機器取代人類之間的一切接觸——一切傳染。”（《論傳染》）沒有自由的交流，沒有自由的接觸，沒有政治與文化的讨論，隻有線上的教學和數字，在阿甘本看來就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他還不能接受的是，在度過緊急狀态之後，官方依然會讓人們遵守同樣的規範，“保持社交距離”将是新的社會組織規範，人們會更加孤立、更加沒有情感交流，更加充滿不确定性，也因此會更加恐懼和冷漠。這些不能接受的狀況将會持續下去。

在這裡，我們就能明白，阿甘本為什麼要抵制這種例外狀态的宣告，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政府暫時會采取緊急措施，而是因為，人們一旦接受，就沒法回頭了，就再也回不去了，就不可能重返從前的生活，就将陷入到永久的例外狀态中。搞不懂，阿甘本憑什麼這麼看好“從前的生活”，憑什麼就不能對未來有所期望，對走出大難之後的社會有所期待。對阿甘本來說，當下的處境并不那麼令人擔憂，或者說令人擔憂的不僅是當下，而是新冠肺炎疫情結束之後。我們還在擔憂現在，還在擔憂能不能打敗病毒，還在擔憂能不能在疫情防控中複工複産以避免出現經濟危機而帶來更大災難，哲學家卻開始擔心新冠病毒被打敗之後的社會了，甚至認為趕走病毒的社會比病毒還要糟糕（主要是倫理和政治的糟糕）。

不食人間煙火的哲學家是不會考慮到大多數人的“煙火”的，但不考慮大多數人“煙火”的哲學家，去質疑和批判為了“煙火”而奔波的政治和大衆時，注定讓人無法接受，這樣的哲學家也注定生活在“天國”中，很難落到人間，最多是被人敬畏，或被認為偏執。我們隻能試圖去理解哲學家的恐懼或反常，有人恐懼于現在，有人恐懼于未來，哲學家是恐懼于未來的。這無疑是哲學家獨有的恐懼，過于敏感的恐懼，當然也因此會讓哲學家無法給出合情合理的、讓當時之人能夠接受的思考。

參考文獻：

[1] 阿甘本最早發聲是在2020年2月25日，他在意大利《宣言報》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由無端的緊急情況帶來的例外狀态》（Lo stato d’eccezione provocato da un’emergenza immotivata）的短小社論，并同時以《傳染病的發明》（L'invenzione di un'epidemia）為标題發表在“任意（Quodlibet）”出版社的專欄上。之後他又發表了若幹篇小文，包括《論傳染》（Contagio）《聲明》（Chiarimenti）《反思瘟疫》（Riflessioni sulla peste）《保持社交距離》（Distanziamento sociale）《一個疑問》（Una domanda）等。這些文章都很短，中譯文在微信公衆号“雞番”（tradoulet）均有推出，下文引用均出于此公衆号，隻注明文章題目。在此表示對譯者的由衷感謝。

[2] [法]讓-呂克·南希：《病毒性例外》（Eccezione virale），中譯文見：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236325。這是其對2月25日阿甘本在《宣言報》上登載的社論的回應。

[3] [意]吉奧喬·阿甘本：《例外狀态》，薛熙平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5頁。

[4] [意]吉奧喬·阿甘本：《神聖人：至高權力與赤裸生命》，吳冠軍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頁。

[5] [意]吉奧喬·阿甘本：《例外狀态》，薛熙平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6頁。

[6] [意]吉奧喬·阿甘本：《例外狀态》，薛熙平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頁。

作者簡介：陳培永：beat365官方网站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副院長，教育部“青年長江學者”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0年第4期